走不出的知青領袖夢_風聞

40年過去了。1700萬上山下鄉知識青年的生命，已經步入夕陽。

走在上海街頭，丁惠民並不引人注目。他在小館子裏吃鍋貼、喝老鴨粉絲湯，剩下的一定要打包，偶爾引來青年人側目。他們不知道：整整30年前，1978年12月，這位老者帶着數十位雲南知青，從西雙版納一路北上進京請願，打出“我們要回家”的標語，並最終撕開了知識青年返城的一個豁口。

時任農墾總局局長趙凡受命赴雲南調查，勐定農場知青以絕食明志，長跪不起。

年輕人的決絕，震動了北京。千萬知青返城的大潮，由此啓動。

今天，曾經的知青領袖丁惠民將他的人生座標，再度調整到“知青”這一刻度上。當年的北上請願團核心成員，如今或在重慶，或在上海。一切卻已不似當初。

當年北上請願團的部分核心領導成員在天安門廣場合影，左一為李長壽，左三為丁惠民，左四為劉先國。

三十年後, 北上請願團的部分成員再次相聚,左一為胡建國、左二為劉先國、右二為李長壽。受訪者供圖

靠 近

丁惠民和所有知青一樣，是帶着“建設邊疆”的決心來到雲南西雙版納的。

他們走進莽莽大山，住在草棚裏，半夜裏蛇會從房樑上“嘭”的一聲掉下來，吃飯時，叢林裏的猴子在遠遠地觀望。頭幾年，是拼了命地幹。砍掉原始森林，種上橡膠樹。一次會戰，十幾天不下山。

但幾年努力，仍改變不了農場的樣子。丁惠民説：“一年不如一年，知青絕望了。”

重慶知青李長壽，如今寓居在上海七寶，他的記憶被飢餓充斥，“豬瘟年年鬧，一鬧死一片，簡直沒辦法；沒辦法就去河裏找魚吃，我有段時間當文書管炸藥，管他呢，就拿去炸魚，那時候吃傷了，直到現在，一點魚都不沾……”

在紅土地上，這些城裏娃的基本生活都成了問題。“一個人就像一部汽車，你光叫他開，老不加油，肯定不行。我們當時已經沒油了。”丁惠民這樣比喻。

邊疆除了自然風景，其他的一切幾乎都跟宣傳不一樣。更何況，吊打、侮辱、強姦知青的事情時有發生。一羣半大孩子和一些軍人，在遠山僻嶺的對撞，演繹出一幕幕的慘烈。被槍斃的軍官賈小山，當年開着一輛吉普車橫行農場，看到漂亮的女知青就往車上拉，幾無避諱。

上海知青周公正，在農場是副教導員。對他來説，迷茫來自於對公正性的顛覆。

一位高級幹部的三個孫女與周公正在同一連隊。她們的爺爺去世時，家屬提出要三個孫女回城，否則就拒開追悼會。僵持的結果，是蓋着“中共中央組織部”大紅印章的調令發到了農場。周公正平生第一次看到這枚神聖得高不可攀的印章，卻是對其神聖的嘲諷。

知青們想盡辦法走後門調動回城，一旦成功就什麼都不要了。一位高幹子弟以探家名義臨走時，作為教導員的周公正還給他做工作：“早點回來……哪還有影子啊？今天想來，自己都笑着搖頭。”

與丁惠民和周公正不同，李長壽從來是個叛逆者。在農場，他不是好惹的，“打架根本不需要理由”，“那是一種無奈躁動的發泄”，到了後幾年，連架都懶得打了，也沒有力氣打了。

他得出結論：越是知青老實的連隊，管理就越緊，吊打體罰之類的事情也就越多。

丁惠民對那個年代的回憶和解釋是：“一開始都很老實，後來在長期艱苦的條件下，人野性、暴躁的一面就出來了。知青和軍人都是如此。”

李長壽後來寫了一首歌，其中有這樣一段：“花樣的年華生命的春季，享受陽光接受教育。鬥毆演出武打的好戲，偷雞摸狗自有道理。啊！連長，我不是壞青年，寫份檢查交給你。”

1978年12月以前，他們並不相識，更想象不到：彼此的相逢，會演繹出改寫歷史的一筆。

就在那個冬季，火星出現了。

相 逢

轟轟烈烈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到上世紀70年代中，已顯疲態。

經過近10年的農場生活，西雙版納知青們已經從迷茫走進了絕望。為了得到一張病退證明，他們服用麻黃素、生壓靈來製造高血壓，喝10%高效麻醉藥製造“心力衰竭”，喝農藥製造“胃痙攣”，喝墨水製造“胃穿孔”——不惜一切，只為回家。

“四個不滿意”彼時在中央高層內部被提了出來：農民不滿意，知青及家長不滿意，城鎮對口單位不滿意，政府不滿意。當時分管副總理陳永貴説：“知青工作很複雜，我們幾個副總理一提到這件事就頭疼。”

對上山下鄉的重新評估和大批知青的現實出路，不得不被提上議事日程。

這些堅冰鬆動的跡象，遠在版納膠林裏的知青們，是難以瞭解和體察的。1978年冬天，又一次知青工作會議的討論在北京召開，如李先念所説：“前提是上山下鄉，但老辦法不行了，要改。”

“今冬明春好回家”的説法始在雲南知青中悄然流傳，但隱約的希望，毫不真切。

景洪農場的丁惠民，是一個例外。這個十分場學校裏的總務員是個有心人，他趁着給學校拉運物資、進出農場的機會，在其他農場做了情況調查，意識到知青的問題已是一堆乾柴，只要一顆火星就能點燃。

他貼出了公開信，陳述知青現狀，提出回家的願望，在農場引起軒然大波。在禮堂大會上，有人説：“什麼也不要怕，學習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徵，走回家鄉去！”有人甚至出主意炸掉瀾滄江大橋，佔領農場。

紛亂中，丁惠民的理智和判斷，使他成為毋庸置疑的總指揮。他與李長壽就在那一天相識，機緣來自李的一句高聲發言：“人多有什麼用？又不是去打台灣！”

李長壽就此被任命為糾察隊長，另一位重慶知青鄒盛永專司宣傳，再加上副總指揮劉先國和胡建國。整個行動的指揮和協調核心形成了。

其後的部署兵分兩路：一方面，農場在有序領導下罷工；另一方面，1978年12月，請願代表分兩批赴京，高唱自己寫的請願團團歌，“北上！北上！堅決北上！”

那個冬日，在景洪的大街上，知青周公正親眼看着他們走過瀾滄江大橋，走向嚴冬的北方。重壓和勞累讓丁惠民病倒了，知青們用擔架抬着他，副總指揮劉先國特地叮囑糾察隊長李長壽——專門派人保護“小丁”的安全，這是頭等大事。大家像愛惜眼睛一樣，愛惜着丁惠民。

隊伍最終在天安門廣場上列隊，在“我們要回家”的橫幅後面站成一排，有人的夾襖還裹在外套外面。

當時分管農墾系統的國務院一位領導接見了他們，雖然態度慈祥，但話語嚴厲：“都這樣鬧，國家能富強？”這讓他們感到委屈。當晚，丁惠民、劉先國、李長壽、鄒盛永四個人，在西單的一家小飯館裏碰頭商議，決定立即回雲南，請願團宣告終結。

而正是那天，一份內部電話記錄從版納分局悄悄地飛出，成了知青的報喜鳥：不願留的通通走……後來他們知道：這是雲南省委第一書記從北京開會返回後，作出的表態。

次年2月至6月間，5萬人像潮水一般退去，“營部索性把公章掛在門口，大家自己拿着蓋。因為辦户口的人太多，派出所的牆被推得直晃悠”。

後來他們知道：北上請願的行動，給北京正在謀求解決知青問題的高層討論中，增加了一個現實籌碼。

當年罷工請願的幾位核心成員，如今回憶起那段日子，都為年輕的自己在全過程中的謀略而自豪——聲東擊西、出其不意。劉先國説：“那段時間，沒有人有一丁點的私心，同心協力，就為一個目標——回家。”

各 自

1979年丁惠民、劉先國、鄒盛永、李長壽，先後回到家鄉——武漢、重慶和上海。

1985年，幾經波折，丁惠民終於從武漢調動來到重慶，與妻子團圓。他的工作是油漆工，全家住在老城區的舊房子裏。生活中的一大亮色是：可以和北上請願時的“三駕馬車”之一劉先國，經常見面了。劉先國回城後頂替父親，進了重慶客車廠的基建科，後來做到甲方代表，每天出入於建築工地。

丁惠民的聰敏難以掩飾，他很快被借調到檢察院。然而，他不願忍受絲毫的刻板規制，最終放棄了這條世人眼中通向坦途的路，他不委屈自己，工廠也不回了。

喝酒，是丁、劉兩人在一起時的主要節目。劉先國對那兩年的概括是：“天天在一起，很苦悶。”那時候，他們年屆三十。

兩年後，1987年，劉先國走了，去往上海——他娶了一位上海知青姑娘，已近10年的兩地分居，不能再持續下去。這個難得的機會，是與別人交換來的户口指標，還必須補償對方1200元錢。送錢那一天，陪他去的是丁惠民，為了“多一個心眼”，當時還在檢察院的丁特意準備了一台小錄音機，偷偷保留了給錢的證據。

劉先國走的前一天，丁惠民大醉。生命曲線再一次岔開，朝不同的方向延伸。

後來的二十年，丁惠民也曾做過生意，這個當年的知青領袖，能夠在90年代就借到近百萬的本錢。靠着對雲南的熟悉，他從緬甸販進木材，拉到上海去賣，卻不料剛拉進對方倉庫，對方卻因債務糾紛而被法院凍結資產。

多年後，丁惠民才悟出自己的缺陷：“我不適合做生意，我這種性格，連合同都不籤的。”這十幾年中的往事，連他的戰友也知之甚少。

遠在上海的劉先國，逐漸成為生活的贏家。這些年裏，他在圖書公司工作，木工、保衞科長、物業中心經理、計算機廣場項目負責人，入黨、提幹、買房，女兒從北京大學畢業，就職於外資銀行。生活在他面前熱鬧地延展，應酬繁多，越來越忙。

入黨時，單位特地派人到雲南去作了調查，農場老工人一五一十地講了劉先國的知青時代，“連偷雞摸狗的事也講了”。然而命運總是令人難以捉摸——單位的黨委負責人也是知青出身，對這些評價淡然處之：“不偷雞摸狗就不叫知青！”

而李長壽的後半生，受一番話影響很大，他工廠裏的一位老右派同事，以一生政治起伏的體驗，勸慰他：“小李，你的個性不能搞政治，鋒芒太露。現在回家了，多想想父母、家裏人，多想想怎麼讓他們更安心吧。”

李長壽離開工廠後，做過通訊器材生意，還辦過研究所，小有成績。在十幾年的闖蕩之後，他閲盡人生，如今落腳上海，在知青戰友的公司裏就任核心管理崗位。他堅持在城區邊緣的七寶古鎮住了下來，已經五年。

他戴着青年人喜歡戴的寬邊帽子，和古鎮裏雲南菜館的老闆談笑風生。就在這間小館子裏，他竟然偶遇到北上請願團的秘書長朱一平，兩人相擁大笑。當年那個叛逆的青年，在小橋流水、雲南菜香中，與生活和解。

當年離開時，知青們一個個發誓“老子撒尿都不朝這方向”，如今卻一次次夢迴雲南。

李長壽常説：“我們在那裏8年，完成了使命，建成了國家第二個橡膠生產基地。”

丁惠民卻説：“40萬畝，如果我們不去砍，保留下來，現在是多麼好的原始森林啊！”

輪 回

版納農場的工人，大多來自湖南農村，數量少於知青。

每天同樣上班，知青已經累得無力動彈，他們回去之後還要養雞、養豬、上山砍山貨，養活一家大小。知青們餓得兇了，就去偷他們的。

告狀、並連帶知青因此受罰的是他們，“看你端着白飯鹹菜揮手叫你過去撥上一筷子油炒的菜”的也是他們；幫着連隊幹部管理知青的是他們，傳授給知青農業技能的還是他們。

三十年前，知青們潮水般退去，一個個農場的學校沒有了老師，衞生所沒有了醫生，連開拖拉機的運輸人員都成了問題，只有工人們收拾起農場的爛攤子。

三十年後，三位老工人遠赴重慶，到知青家中做客。在大都市街頭的車流中，無所適從的他們被交通事故奪去生命。知青們大哭。

而農場當年的管理人員，主要由退伍兵和現役軍人構成。

有統計數字顯示：50%以上的連隊幹部有過吊打、責罰知青的行為。丁惠民的第四腰椎骨被槍托打過，直到現在，陰雨天氣都會有反應。

1984年，當年的一位營長到重慶出差，推銷橡膠，設法聯繫到一些重慶知青。在他落腳的簡陋招待所裏，他對提着白酒來看他的知青説：“你們種的橡膠樹，都開始割膠了。過去，我們對你們知青的很多做法不對，請你們原諒……”

李長壽感慨：“有這一句話，過去的事情就當全沒有過，還提它幹嘛？”

當年，李長壽在熄燈後睡不着覺，抱着曼妥林（一種樂器）在木堆上唱歌。連長是退役軍人，嘩啦一聲便端起槍來：“信不信老子斃了你！”

這劍拔弩張的一刻，留在記憶中很多年。那個晚上，李長壽同宿舍的三名知青聽到動靜，揣着砍刀摸到了連長家的後門，如果槍響，他們打算砍了連長的老婆孩子。

連長一家，跟很多退伍兵、老工人一樣，在農場老去。三十年後，李長壽聽知青戰友説：連長的老伴去世一年了，連長一提起她，就止不住地哭，他覺得自己太虧欠這女人。知青跟着一起哭。

幾十年後，李長壽感慨説：“出生在那個年代，你沒法選擇。所有需要人去承擔和承受的東西，是那個時代的人在一同承受。”

1995年，李長壽和近40名知青重返農場。離開時，車子無法開動。老連長、老營長、老工人們久久不願鬆手，車上車下哭成一片。在李長壽的記憶中，只有當年離家奔赴雲南的火車站上，有這樣哭聲震天、依依惜別的場面。

命運總是輪迴，當年哭着去往的地方，今天哭着離開。

重 聚

生命軌跡，再一次戲劇性地交集。

2008年冬，上海電視台紀實頻道的《往事》欄目，將丁惠民請進演播室，以三集的篇幅，再現了當年北上請願的歷史。鏡頭前，丁惠民特意穿了一件黃色的T恤衫，胸前印着“知青”兩個大字。

他頻頻來到上海，出面幫知青解決工齡問題、社保問題、户口問題，等等等等。他回到雲南，在那裏立起一塊大牌子：“知青有事，請找丁惠民。”下面留着手機號。三十多年後，他第二次寫了公開信，要求政府重視知青的晚景和待遇問題。

他辦了版納知青網，聯繫出版畫冊和書籍，知青有户口一類的問題，他希望登記填表、集中於他處，再通過他去上訪、謀求解決。他積極籌劃中國知青旅遊文化節，希望藉此機會重聚知青，擴大影響。他抵押了房子，換來的錢幾乎盡數投入於此。

甚至妻子做家政的工錢，他也隨手接濟知青。朋友勸他“衣食住行要自己搞好”，他卻説，“只有實踐能檢驗真理”，他還説：“我丁惠民早就不屬於我自己，或者屬於我這個家庭，我永遠屬於知青。”

丁惠民説：他要為知青爭取權益，哪怕是一點點經濟補償、一點點政治待遇。他想呼籲國家層面對知青問題的重新表述。

老戰友們的命運和心跡，在同心協力北上請願三十年後，畫出相離的曲線。

1998年，胡建國住房動遷後不久，當年的“三駕馬車”在上海重聚。除了久別重逢的喜悦，其餘的竟然是話不投機的尷尬。

丁惠民將他的生命重心，再次調回“知青”這個刻度上。他想找回當年的“三駕馬車”，看到的是避談往事的胡建國，和應酬繁忙的劉先國。

後來，劉先國曾經這樣勸誡丁惠民：“即便在知青中間，跟那麼多的海歸、高知相比，我們已經落伍了。儘管你是當年的知青領袖，但現在已經不是我們的時代了，你要牽頭這麼做，就無異於陳勝吳廣，最終成功的一定是劉邦項羽，而不是你。”

2007年春節，當年的糾察隊長李長壽，面對丁惠民希望籌集捐款的想法時説：“如果是要建知青福利院，我馬上把兜淘乾淨！”

相比丁惠民，他的做法是：在知青戰友重病或有困難時，幫助聯繫買藥、運送，儘可能解決具體問題；他不同意向知青募款，來做維權之事。

至此，分歧已不可避免。

後來，李長壽曾對丁惠民説：“你想想，我們現在的生活是不是比我們的父輩好？我們的孩子，是不是比我們那時候強？這説明：時代在進步，社會在發展。”

丁惠民沒有吭聲。

10年前，成都知青的聚會活動上，一條“青春無悔”的橫幅被不同意見者扯下：“無悔？你們無悔你們就回去!”

“有悔”和“無悔”，成為知青羣體中對那一段特殊經歷的分歧意見。“有悔”者，痛感時代對整整一代人的深重摺磨，他們感慨磨難、追撫傷痕，後悔自己做出的犧牲和命運的不公；“無悔”者，深感知青經歷使自己磨練了意志、加速了成長、更以一種無法替代的方式，深切瞭解了自己安身立命的國家，從而奠定了整整一代人心智和意志的成熟。面對現實，前者發出吶喊和譴責，有些人直接延伸出現實訴求；後者選擇與接受現實並與之和解，其中很多人積極反哺當年插隊所在地。

漸漸步入晚境的知青們，有時會因為對共同經歷的基本評價，爭得面紅耳赤。

丁惠民，在將生命能量重新聚焦於“知青”的過程中，選擇了前一種姿態。這個當年以公開信點燃回城火焰的知青領袖，不乏追隨者。他們稱呼他“丁總”，或者“司令”。這樣的稱呼，對丁惠民是一種動力源泉。

而當年最親密的戰友胡建國、劉先國、鄒盛永、李長壽他們，選擇了另一種姿態。

“他依然活在那個時代。”這是今天的丁惠民，留給戰友們的印象。

今天，他們每一個人都能絲絲入扣地複述當年的細節。唱起請願團團歌，暮年的他們早已明白：知青問題的解決，是鄧小平起到了關鍵的撬動作用，“那是天時、地利、人和……”

那請願九十天中結下的情誼，無論如何也抹煞不了。

2008年初，劉先國的父親在重慶去世。他從上海趕回，未事聲張，料理喪事。此前，在知青問題上雖已話不投機，卻不知丁惠民從何處得到消息，趕來守靈兩天。

幾天後劉先國返滬，臨走前來到丁惠民家時，丁正在與一羣老知青談話。

劉先國靜靜地呆了一會，離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