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不出的知青領袖夢_風聞
fromsand-2020-03-27 23:04
40年過去了。1700萬上山下鄉知識青年的生命,已經步入夕陽。
走在上海街頭,丁惠民並不引人注目。他在小館子裏吃鍋貼、喝老鴨粉絲湯,剩下的一定要打包,偶爾引來青年人側目。他們不知道:整整30年前,1978年12月,這位老者帶着數十位雲南知青,從西雙版納一路北上進京請願,打出“我們要回家”的標語,並最終撕開了知識青年返城的一個豁口。
時任農墾總局局長趙凡受命赴雲南調查,勐定農場知青以絕食明志,長跪不起。
年輕人的決絕,震動了北京。千萬知青返城的大潮,由此啓動。
今天,曾經的知青領袖丁惠民將他的人生座標,再度調整到“知青”這一刻度上。當年的北上請願團核心成員,如今或在重慶,或在上海。一切卻已不似當初。

當年北上請願團的部分核心領導成員在天安門廣場合影,左一為李長壽,左三為丁惠民,左四為劉先國。

三十年後, 北上請願團的部分成員再次相聚,左一為胡建國、左二為劉先國、右二為李長壽。受訪者供圖

靠 近
丁惠民和所有知青一樣,是帶着“建設邊疆”的決心來到雲南西雙版納的。
他們走進莽莽大山,住在草棚裏,半夜裏蛇會從房樑上“嘭”的一聲掉下來,吃飯時,叢林裏的猴子在遠遠地觀望。頭幾年,是拼了命地幹。砍掉原始森林,種上橡膠樹。一次會戰,十幾天不下山。
但幾年努力,仍改變不了農場的樣子。丁惠民説:“一年不如一年,知青絕望了。”
重慶知青李長壽,如今寓居在上海七寶,他的記憶被飢餓充斥,“豬瘟年年鬧,一鬧死一片,簡直沒辦法;沒辦法就去河裏找魚吃,我有段時間當文書管炸藥,管他呢,就拿去炸魚,那時候吃傷了,直到現在,一點魚都不沾……”
在紅土地上,這些城裏娃的基本生活都成了問題。“一個人就像一部汽車,你光叫他開,老不加油,肯定不行。我們當時已經沒油了。”丁惠民這樣比喻。
邊疆除了自然風景,其他的一切幾乎都跟宣傳不一樣。更何況,吊打、侮辱、強姦知青的事情時有發生。一羣半大孩子和一些軍人,在遠山僻嶺的對撞,演繹出一幕幕的慘烈。被槍斃的軍官賈小山,當年開着一輛吉普車橫行農場,看到漂亮的女知青就往車上拉,幾無避諱。
上海知青周公正,在農場是副教導員。對他來説,迷茫來自於對公正性的顛覆。
一位高級幹部的三個孫女與周公正在同一連隊。她們的爺爺去世時,家屬提出要三個孫女回城,否則就拒開追悼會。僵持的結果,是蓋着“中共中央組織部”大紅印章的調令發到了農場。周公正平生第一次看到這枚神聖得高不可攀的印章,卻是對其神聖的嘲諷。
知青們想盡辦法走後門調動回城,一旦成功就什麼都不要了。一位高幹子弟以探家名義臨走時,作為教導員的周公正還給他做工作:“早點回來……哪還有影子啊?今天想來,自己都笑着搖頭。”
與丁惠民和周公正不同,李長壽從來是個叛逆者。在農場,他不是好惹的,“打架根本不需要理由”,“那是一種無奈躁動的發泄”,到了後幾年,連架都懶得打了,也沒有力氣打了。
他得出結論:越是知青老實的連隊,管理就越緊,吊打體罰之類的事情也就越多。
丁惠民對那個年代的回憶和解釋是:“一開始都很老實,後來在長期艱苦的條件下,人野性、暴躁的一面就出來了。知青和軍人都是如此。”
李長壽後來寫了一首歌,其中有這樣一段:“花樣的年華生命的春季,享受陽光接受教育。鬥毆演出武打的好戲,偷雞摸狗自有道理。啊!連長,我不是壞青年,寫份檢查交給你。”
1978年12月以前,他們並不相識,更想象不到:彼此的相逢,會演繹出改寫歷史的一筆。
就在那個冬季,火星出現了。
相 逢
轟轟烈烈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到上世紀70年代中,已顯疲態。
經過近10年的農場生活,西雙版納知青們已經從迷茫走進了絕望。為了得到一張病退證明,他們服用麻黃素、生壓靈來製造高血壓,喝10%高效麻醉藥製造“心力衰竭”,喝農藥製造“胃痙攣”,喝墨水製造“胃穿孔”——不惜一切,只為回家。

“四個不滿意”彼時在中央高層內部被提了出來:農民不滿意,知青及家長不滿意,城鎮對口單位不滿意,政府不滿意。當時分管副總理陳永貴説:“知青工作很複雜,我們幾個副總理一提到這件事就頭疼。”
對上山下鄉的重新評估和大批知青的現實出路,不得不被提上議事日程。
這些堅冰鬆動的跡象,遠在版納膠林裏的知青們,是難以瞭解和體察的。1978年冬天,又一次知青工作會議的討論在北京召開,如李先念所説:“前提是上山下鄉,但老辦法不行了,要改。”
“今冬明春好回家”的説法始在雲南知青中悄然流傳,但隱約的希望,毫不真切。
景洪農場的丁惠民,是一個例外。這個十分場學校裏的總務員是個有心人,他趁着給學校拉運物資、進出農場的機會,在其他農場做了情況調查,意識到知青的問題已是一堆乾柴,只要一顆火星就能點燃。
他貼出了公開信,陳述知青現狀,提出回家的願望,在農場引起軒然大波。在禮堂大會上,有人説:“什麼也不要怕,學習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徵,走回家鄉去!”有人甚至出主意炸掉瀾滄江大橋,佔領農場。
紛亂中,丁惠民的理智和判斷,使他成為毋庸置疑的總指揮。他與李長壽就在那一天相識,機緣來自李的一句高聲發言:“人多有什麼用?又不是去打台灣!”
李長壽就此被任命為糾察隊長,另一位重慶知青鄒盛永專司宣傳,再加上副總指揮劉先國和胡建國。整個行動的指揮和協調核心形成了。
其後的部署兵分兩路:一方面,農場在有序領導下罷工;另一方面,1978年12月,請願代表分兩批赴京,高唱自己寫的請願團團歌,“北上!北上!堅決北上!”
那個冬日,在景洪的大街上,知青周公正親眼看着他們走過瀾滄江大橋,走向嚴冬的北方。重壓和勞累讓丁惠民病倒了,知青們用擔架抬着他,副總指揮劉先國特地叮囑糾察隊長李長壽——專門派人保護“小丁”的安全,這是頭等大事。大家像愛惜眼睛一樣,愛惜着丁惠民。
隊伍最終在天安門廣場上列隊,在“我們要回家”的橫幅後面站成一排,有人的夾襖還裹在外套外面。
當時分管農墾系統的國務院一位領導接見了他們,雖然態度慈祥,但話語嚴厲:“都這樣鬧,國家能富強?”這讓他們感到委屈。當晚,丁惠民、劉先國、李長壽、鄒盛永四個人,在西單的一家小飯館裏碰頭商議,決定立即回雲南,請願團宣告終結。
而正是那天,一份內部電話記錄從版納分局悄悄地飛出,成了知青的報喜鳥:不願留的通通走……後來他們知道:這是雲南省委第一書記從北京開會返回後,作出的表態。
次年2月至6月間,5萬人像潮水一般退去,“營部索性把公章掛在門口,大家自己拿着蓋。因為辦户口的人太多,派出所的牆被推得直晃悠”。
後來他們知道:北上請願的行動,給北京正在謀求解決知青問題的高層討論中,增加了一個現實籌碼。
當年罷工請願的幾位核心成員,如今回憶起那段日子,都為年輕的自己在全過程中的謀略而自豪——聲東擊西、出其不意。劉先國説:“那段時間,沒有人有一丁點的私心,同心協力,就為一個目標——回家。”
各 自
1979年丁惠民、劉先國、鄒盛永、李長壽,先後回到家鄉——武漢、重慶和上海。
1985年,幾經波折,丁惠民終於從武漢調動來到重慶,與妻子團圓。他的工作是油漆工,全家住在老城區的舊房子裏。生活中的一大亮色是:可以和北上請願時的“三駕馬車”之一劉先國,經常見面了。劉先國回城後頂替父親,進了重慶客車廠的基建科,後來做到甲方代表,每天出入於建築工地。
丁惠民的聰敏難以掩飾,他很快被借調到檢察院。然而,他不願忍受絲毫的刻板規制,最終放棄了這條世人眼中通向坦途的路,他不委屈自己,工廠也不回了。
喝酒,是丁、劉兩人在一起時的主要節目。劉先國對那兩年的概括是:“天天在一起,很苦悶。”那時候,他們年屆三十。
兩年後,1987年,劉先國走了,去往上海——他娶了一位上海知青姑娘,已近10年的兩地分居,不能再持續下去。這個難得的機會,是與別人交換來的户口指標,還必須補償對方1200元錢。送錢那一天,陪他去的是丁惠民,為了“多一個心眼”,當時還在檢察院的丁特意準備了一台小錄音機,偷偷保留了給錢的證據。
劉先國走的前一天,丁惠民大醉。生命曲線再一次岔開,朝不同的方向延伸。
後來的二十年,丁惠民也曾做過生意,這個當年的知青領袖,能夠在90年代就借到近百萬的本錢。靠着對雲南的熟悉,他從緬甸販進木材,拉到上海去賣,卻不料剛拉進對方倉庫,對方卻因債務糾紛而被法院凍結資產。
多年後,丁惠民才悟出自己的缺陷:“我不適合做生意,我這種性格,連合同都不籤的。”這十幾年中的往事,連他的戰友也知之甚少。
遠在上海的劉先國,逐漸成為生活的贏家。這些年裏,他在圖書公司工作,木工、保衞科長、物業中心經理、計算機廣場項目負責人,入黨、提幹、買房,女兒從北京大學畢業,就職於外資銀行。生活在他面前熱鬧地延展,應酬繁多,越來越忙。
入黨時,單位特地派人到雲南去作了調查,農場老工人一五一十地講了劉先國的知青時代,“連偷雞摸狗的事也講了”。然而命運總是令人難以捉摸——單位的黨委負責人也是知青出身,對這些評價淡然處之:“不偷雞摸狗就不叫知青!”
而李長壽的後半生,受一番話影響很大,他工廠裏的一位老右派同事,以一生政治起伏的體驗,勸慰他:“小李,你的個性不能搞政治,鋒芒太露。現在回家了,多想想父母、家裏人,多想想怎麼讓他們更安心吧。”
李長壽離開工廠後,做過通訊器材生意,還辦過研究所,小有成績。在十幾年的闖蕩之後,他閲盡人生,如今落腳上海,在知青戰友的公司裏就任核心管理崗位。他堅持在城區邊緣的七寶古鎮住了下來,已經五年。
他戴着青年人喜歡戴的寬邊帽子,和古鎮裏雲南菜館的老闆談笑風生。就在這間小館子裏,他竟然偶遇到北上請願團的秘書長朱一平,兩人相擁大笑。當年那個叛逆的青年,在小橋流水、雲南菜香中,與生活和解。
當年離開時,知青們一個個發誓“老子撒尿都不朝這方向”,如今卻一次次夢迴雲南。
李長壽常説:“我們在那裏8年,完成了使命,建成了國家第二個橡膠生產基地。”
丁惠民卻説:“40萬畝,如果我們不去砍,保留下來,現在是多麼好的原始森林啊!”
輪 回
版納農場的工人,大多來自湖南農村,數量少於知青。
每天同樣上班,知青已經累得無力動彈,他們回去之後還要養雞、養豬、上山砍山貨,養活一家大小。知青們餓得兇了,就去偷他們的。
告狀、並連帶知青因此受罰的是他們,“看你端着白飯鹹菜揮手叫你過去撥上一筷子油炒的菜”的也是他們;幫着連隊幹部管理知青的是他們,傳授給知青農業技能的還是他們。

三十年前,知青們潮水般退去,一個個農場的學校沒有了老師,衞生所沒有了醫生,連開拖拉機的運輸人員都成了問題,只有工人們收拾起農場的爛攤子。
三十年後,三位老工人遠赴重慶,到知青家中做客。在大都市街頭的車流中,無所適從的他們被交通事故奪去生命。知青們大哭。
而農場當年的管理人員,主要由退伍兵和現役軍人構成。
有統計數字顯示:50%以上的連隊幹部有過吊打、責罰知青的行為。丁惠民的第四腰椎骨被槍托打過,直到現在,陰雨天氣都會有反應。
1984年,當年的一位營長到重慶出差,推銷橡膠,設法聯繫到一些重慶知青。在他落腳的簡陋招待所裏,他對提着白酒來看他的知青説:“你們種的橡膠樹,都開始割膠了。過去,我們對你們知青的很多做法不對,請你們原諒……”
李長壽感慨:“有這一句話,過去的事情就當全沒有過,還提它幹嘛?”
當年,李長壽在熄燈後睡不着覺,抱着曼妥林(一種樂器)在木堆上唱歌。連長是退役軍人,嘩啦一聲便端起槍來:“信不信老子斃了你!”
這劍拔弩張的一刻,留在記憶中很多年。那個晚上,李長壽同宿舍的三名知青聽到動靜,揣着砍刀摸到了連長家的後門,如果槍響,他們打算砍了連長的老婆孩子。
連長一家,跟很多退伍兵、老工人一樣,在農場老去。三十年後,李長壽聽知青戰友説:連長的老伴去世一年了,連長一提起她,就止不住地哭,他覺得自己太虧欠這女人。知青跟着一起哭。
幾十年後,李長壽感慨説:“出生在那個年代,你沒法選擇。所有需要人去承擔和承受的東西,是那個時代的人在一同承受。”
1995年,李長壽和近40名知青重返農場。離開時,車子無法開動。老連長、老營長、老工人們久久不願鬆手,車上車下哭成一片。在李長壽的記憶中,只有當年離家奔赴雲南的火車站上,有這樣哭聲震天、依依惜別的場面。
命運總是輪迴,當年哭着去往的地方,今天哭着離開。
重 聚
生命軌跡,再一次戲劇性地交集。
2008年冬,上海電視台紀實頻道的《往事》欄目,將丁惠民請進演播室,以三集的篇幅,再現了當年北上請願的歷史。鏡頭前,丁惠民特意穿了一件黃色的T恤衫,胸前印着“知青”兩個大字。
他頻頻來到上海,出面幫知青解決工齡問題、社保問題、户口問題,等等等等。他回到雲南,在那裏立起一塊大牌子:“知青有事,請找丁惠民。”下面留着手機號。三十多年後,他第二次寫了公開信,要求政府重視知青的晚景和待遇問題。
他辦了版納知青網,聯繫出版畫冊和書籍,知青有户口一類的問題,他希望登記填表、集中於他處,再通過他去上訪、謀求解決。他積極籌劃中國知青旅遊文化節,希望藉此機會重聚知青,擴大影響。他抵押了房子,換來的錢幾乎盡數投入於此。
甚至妻子做家政的工錢,他也隨手接濟知青。朋友勸他“衣食住行要自己搞好”,他卻説,“只有實踐能檢驗真理”,他還説:“我丁惠民早就不屬於我自己,或者屬於我這個家庭,我永遠屬於知青。”
丁惠民説:他要為知青爭取權益,哪怕是一點點經濟補償、一點點政治待遇。他想呼籲國家層面對知青問題的重新表述。
老戰友們的命運和心跡,在同心協力北上請願三十年後,畫出相離的曲線。
1998年,胡建國住房動遷後不久,當年的“三駕馬車”在上海重聚。除了久別重逢的喜悦,其餘的竟然是話不投機的尷尬。
丁惠民將他的生命重心,再次調回“知青”這個刻度上。他想找回當年的“三駕馬車”,看到的是避談往事的胡建國,和應酬繁忙的劉先國。
後來,劉先國曾經這樣勸誡丁惠民:“即便在知青中間,跟那麼多的海歸、高知相比,我們已經落伍了。儘管你是當年的知青領袖,但現在已經不是我們的時代了,你要牽頭這麼做,就無異於陳勝吳廣,最終成功的一定是劉邦項羽,而不是你。”
2007年春節,當年的糾察隊長李長壽,面對丁惠民希望籌集捐款的想法時説:“如果是要建知青福利院,我馬上把兜淘乾淨!”
相比丁惠民,他的做法是:在知青戰友重病或有困難時,幫助聯繫買藥、運送,儘可能解決具體問題;他不同意向知青募款,來做維權之事。
至此,分歧已不可避免。
後來,李長壽曾對丁惠民説:“你想想,我們現在的生活是不是比我們的父輩好?我們的孩子,是不是比我們那時候強?這説明:時代在進步,社會在發展。”
丁惠民沒有吭聲。
10年前,成都知青的聚會活動上,一條“青春無悔”的橫幅被不同意見者扯下:“無悔?你們無悔你們就回去!”
“有悔”和“無悔”,成為知青羣體中對那一段特殊經歷的分歧意見。“有悔”者,痛感時代對整整一代人的深重摺磨,他們感慨磨難、追撫傷痕,後悔自己做出的犧牲和命運的不公;“無悔”者,深感知青經歷使自己磨練了意志、加速了成長、更以一種無法替代的方式,深切瞭解了自己安身立命的國家,從而奠定了整整一代人心智和意志的成熟。面對現實,前者發出吶喊和譴責,有些人直接延伸出現實訴求;後者選擇與接受現實並與之和解,其中很多人積極反哺當年插隊所在地。
漸漸步入晚境的知青們,有時會因為對共同經歷的基本評價,爭得面紅耳赤。
丁惠民,在將生命能量重新聚焦於“知青”的過程中,選擇了前一種姿態。這個當年以公開信點燃回城火焰的知青領袖,不乏追隨者。他們稱呼他“丁總”,或者“司令”。這樣的稱呼,對丁惠民是一種動力源泉。
而當年最親密的戰友胡建國、劉先國、鄒盛永、李長壽他們,選擇了另一種姿態。
“他依然活在那個時代。”這是今天的丁惠民,留給戰友們的印象。
今天,他們每一個人都能絲絲入扣地複述當年的細節。唱起請願團團歌,暮年的他們早已明白:知青問題的解決,是鄧小平起到了關鍵的撬動作用,“那是天時、地利、人和……”
那請願九十天中結下的情誼,無論如何也抹煞不了。
2008年初,劉先國的父親在重慶去世。他從上海趕回,未事聲張,料理喪事。此前,在知青問題上雖已話不投機,卻不知丁惠民從何處得到消息,趕來守靈兩天。
幾天後劉先國返滬,臨走前來到丁惠民家時,丁正在與一羣老知青談話。
劉先國靜靜地呆了一會,離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