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雪峯：鄉村的前途繫着中國的前途_風聞

2007年國慶長假，川西平原調研，在福田村唯一的會議室。點上蚊香、擦掉桌上塵土，賀雪峯對這個會場相當滿意。　徐楠／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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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常常走在鄉間，自稱貪戀農家古老寬大的八仙桌。

　　他總穿着圓口布鞋。鞋底白邊鮮亮，一閃一現。

　　陝西關中、河南安陽、安徽肥西、山西夏縣、湖北荊門、山東青州、江西永新、四川綿竹……他和他帶領的年輕人成羣結隊出現，住進農家，按日付費食宿。

　　整日整日的訪談。“你家幾口人”、“你跟爹媽分開過嗎？一個月稱幾斤糧給他們？”、“哪年結的婚？村裏有離婚的人家嗎？”

　　一些農民反問這個身形魁梧的大漢：“你問這有啥用？”

　　2007年，他的新書《鄉村的前途》出版。

他説，我希望重建田園牧歌的生活。

　　他重新解讀了農民之苦。“農民的苦，更苦於社會、文化地位的邊緣化，苦於他們不能合作起來，增進相互之間的社會交往和彼此欣賞，他們不能在變動不居的世界中找到恆定的意義和人生的價值。”

　　激賞、質疑、斥責皆來。

　　賀雪峯，華中科技大學教授。這個被稱為“華中鄉土派”的學者，正在成為中國最重要的三農學者之一，也正在成為一個觀點異類的“少數分子”。

　　從師專到大學

　　1987年，賀雪峯就讀於黃岡師範專科學校。

　　19歲的他，專業是生物學，卻終日埋頭各種社會科學書籍，得了綽號??“八十年代的孔夫子”。

　　那個時候，他寫了很多文章：《中國政治體制的新設計及其原理》、《中國現代化的小城鎮路徑》、《改組中國農村基層社會單元》……

　　“所有學過的知識都搜腸刮肚用上去了”，他現在回憶。在師專，賀雪峯和幾個同學辦起“農村通訊社”。他一口氣寫下萬餘字的《農村通訊社綱領》，開篇就是：“在中國，如果不能解決農村問題，現代化就無從談起。農村問題便具備了整個中國的意義。”

　　帶着對童年田園生活的美好回憶，幾個出身農村的年輕人朦朧地覺得：中國問題應該從農村開始。

　　那個時代，賀雪峯説，他腦子裏每天都裝着無比宏大的概念。“民主”，是最多的一個詞。

　　1989年，他回到家鄉。在家鄉的小鎮上，賀雪峯從父母開的雜貨店裏一次次“借錢”出來，又辦起通訊社。還是一些青年人，教農民種食用菌、養兔子、種葡萄，繼續着建設農村現代化的理想。

　　那時候，坐在小店的櫃枱前，這個不安分的年輕人，會被往來的鄉親指指點點：“這就是那個誰誰的兒子……”十年之後。1999年，一個青年人找到時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部組織研究室副主任的趙樹凱，拿着自己剛剛完成的田野調查和50名村支書訪談手稿。

　　這打動了趙樹凱，適逢他向香港中文大學推薦訪問學者，想到了這位青年。

　　趙樹凱當時只記得：他操着湖北口音，來自一個地級市的職業技術學院。

　　這就是賀雪峯。1990年，賦閒一年後，他在家鄉開始了中學教師生涯。

　　1993年，賀進入華中師範大學攻讀碩士研究生，被導師張厚安帶進了農村研究的大門。畢業後，他在荊門職業技術學院組建了農村發展研究所。全無“顯赫出身”的他，5年間在核心期刊發表了三十多篇學術論文。

　　2001年，賀雪峯迴到華中師範大學，第二年便成為教授，時年34歲。

　　“西方話語和強烈的道德情緒，會屏蔽我們的視野。”

　　2007年10月，川西平原，一位在美攻讀政治學博士的留學生慕名參加“華中鄉土派”的調研。他在討論中提到：社會科學的方法，應該是考察因素A、B與現實C、D的相互聯繫和影響作用等。賀雪峯當即表示：對於中國農村，現在只怕連“A、B、C、D”是什麼，都還不夠清楚。

　　他曾不厭其煩地對學生説：“西方話語和強烈的道德情緒，會屏蔽我們的視野。現在需要的就是回到經驗領域，在經驗中不斷髮現悖論，不斷去發問：這個該怎麼解釋？”

　　賀雪峯説，重建中國社會科學的主體性，是他今天做農村研究的真正想法。

　　上個世紀50－60年代，英國學者弗裏德曼認為宗族是研究中國農村的合適單位；日本學者堅持認為村落共同體十分重要；美國學者施堅雅提出：理解中國農村的基本單位是基層市場體系而非村莊。二十年後，杜贊奇、黃宗智等人重新確立了村莊研究的範式意義。

　　中國農村到底是什麼樣的？

　　2007年秋的川西調研讓賀雪峯感慨：施堅雅正是在川西調研的基礎上，完成其著作，然而這並不等於它在其他區域生效。杜贊奇、黃宗智等人，依據的是滿鐵時期的調查資料，而弗裏德曼的來源，也只是華南農村的二手資料。

　　賀雪峯説，“這就是我們居住的國土，沒有任何理由依據二手資料來構築經典。”

　　在每一個地方，他堅持去最平常、最沒有特異性的村落。在1999年前後，主要研究村民自治的賀雪峯感到，單純的制度研究無法理解中國農村。賀雪峯開始由村民自治到鄉村治理，再到鄉村治理的社會基礎，一步一步地展開。最近10年，他在全國二十多個省市農村駐村調查。

　　2003年，一個鄉鎮泵站採納了賀雪峯的改制建議??由受益的10個村民小組，選舉產生10人組成的泵站管理委員會，村民自願入股，用民主方式管理。看似理想的模式，可是第二年就遇上了大麻煩。

　　眼看插秧需要供水，管委會卻收不上來錢。前一年沒有交錢的人也一樣享受了泵站的服務，這成了人們的心理樣板。另外一個小算盤是：不到最後一刻，誰都不知道會不會有雨水，如果雨水好，交錢就虧了。農民的説法是“怕餓死的就會餓死，不怕餓死的不會餓死”，因為怕餓死的人出錢放水，沒有出錢的人一樣有了水。最後，所有人都不願再出錢放水，所有人都得餓死。泵站運行無法保障，越來越多的人家不得不自己打井灌溉，儘管，這要比泵站供水付出高得多的成本。

　　這讓賀雪峯深刻地見識了中國農民的理性。

　　社會學的問卷調查方式，他十分警惕。在他看來這種手段難以避免價值的預設；他也不倚重地方誌，生怕陷入資料當中。他説，“農村的信息不只是農民的話語，更是無數人家的傢俱、住房、飯菜，無數農民的穿戴、表情和眼神，是農村內在生活的邏輯，是農村所提供的全部見聞。”

　　賀雪峯認為，每個村莊都有自己的獨特性。這讓他獲得一個頗具諷刺意味的評價：“一村一理論”。而他常説的一句話是：“沒有那麼簡單”。

　　37歲那年，這個沒有讀過博士的學者，成為博士生導師。

　鄉村的前途：農民，詩意地生活

　　2007年的一次學術會議，有學者發言：中國政治學多年來一直在西方學術的宰制下成長。如果説單一進化論是舊的教條主義，那麼今天使民主擁有強烈的煽情色彩和玫瑰氣息，就是新的教條主義。

　　賀雪峯落座一旁，深以為然地笑。

　　1980年代末那個熱血的青年，今天已經被默默地貼上了“左”的標籤。

　　2007年，賀雪峯在其新書《鄉村的前途》中描繪了“低消費，高福利”的中國鄉村圖景，這亦被一些人作為對其“左”的註解。

　　1990年代中後期以來，隨着農村税費問題的凸顯，“三農”研究成為國內社會科學界的一支顯性力量。提高農民收入，成為從官方到學界的一致話語、政策設計和學術研究的一致目標。一度的爭論焦點在於：是應該城市化還是城鎮化。背後共識是一致的：“解決‘三農’問題的方法，是減少農民。”

　　而賀雪峯説，“農民不一定特別有錢，卻可能因為有了主體體驗，而生活充實。”他認為農村應該保留帶有鄉土本色的不同於消費主義的生活方式，他因為在農村葬禮上看到脱衣舞而眉頭緊鎖，他試圖用村莊老年協會來對抗孝道的衰落和老人深入骨髓的孤獨無助感，他甚至對生產性合作充滿憂慮，因為經濟效益的空間依然狹小。

　　斥責者問：“憑什麼不讓人家農民過上更好的生活？”一位網友説：“只給賀教授您一畝三分地耕作，取消您的所有社會保障待遇今後去當農民吧！這樣就會更‘深刻’了。”在“三農”學者中，他不強調農民收入增長、也不再緊盯着農民的政治權利，甚至不那麼關心農村勞動力轉移輸出。他的學生中甚至有人動了心思，打算把農村廁所的地域差別、今昔變遷作為一個研究課題。

　　賀雪峯日漸引人側目。一位知名農村研究者對賀的概括是：反市場。對此，賀的回應是：不能惟市場。“一個地球，不可能為全世界六十多億人口提供美國式的高消費基礎上的高福利。這應該是常識。”賀雪峯説。

　　“當不可再生資源及環境負載極限到來時，與自然為敵的消費主義的價值觀將被淘汰，而9億中國農民實踐着的低消費高福利的生活方式，將成為拯救以與自然為敵的西方文明的可能方式。”對賀雪峯而言，“鄉村的前途”背後是中國的前途。他不理爭議，仍走田間，就是想要把這兩個巨大的前途連綴起來。

　　■學人系列

　　我希望重建田園牧歌的生活，希望温飽有餘的農民可以繼續享受青山綠水和藍天白雲，可以繼續享受家庭和睦和鄰里友愛，可以繼續享受陶淵明式的“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休閒與情趣。勞作是有的，卻不需要透支體力；消費是有的，卻不追求奢華；閒暇是有的，卻不空虛無聊。總之，農民的生活是幸福的，卻不是依靠高消費來獲得的，因為農民沒有可以高消費的收入條件。

　　——賀雪峯《鄉村的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