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文學與人的文學的歷史辯證法_風聞

     五四以來存在着兩種文學觀念的衝突，即“人民文學”與“人的文學的衝突。這兩種文學觀念衝突的背後是兩種改造中國方案的衝突。

     ”人的文學”的理論前提是人性的普遍性，它預設了現實世界存在的是均質化的，無差別的一個個個體。“人民文學”的理論基礎是人性的階級性，既然現實世界的人總是由具體的、特定的社會生產關係連接起來並受到它的規定，那麼這個人性的普遍性就會以具體的、獨特的形態表現出來，這個人性所包含的社會內容和生活內容也會有極大的差異性。實際上，人性的普遍性以具體的差異性體現出來，而具體的差異性又藴含了人性的普遍性。這二者之間有流動的轉換性，誰佔主導，取決於實際的歷史進程。近代中國由於處於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最底層，廣大人民受到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雙重剝削和壓迫，這個社會階級差異巨大，人性的階級性比普遍性的表現更為觸目。

     此外，作為”現代文學“的”人的文學“雖然理論前提是人性的普遍性，但實際上這個人性是具體的，是為資產階級的社會生產關係所塑造的。啓蒙所表達的人性實際上也是資產階級的理想人性表達，並非真的是超越一切時代的理想人性表達。明瞭於此，五四以來”人的文學“之所以受到”人民文 學 “的挑戰，正在於它面對的是不同於西方的另一種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現實，資產階級人性缺乏現實的基礎，不能不走向空洞化。”人的文學”暗含着的啓蒙的實際內容，是以世俗理性為基礎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倫理準則。這種個人主義倫理準則植根於西方封建社會瓦解，逐步走向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歷史過程，是西方近代新的社會生產關係在上層建築領域的反映，是對教會、行會和莊園集體的反叛。因此這種個人主義的反叛目標對於傳統中國這樣一個不存在非血緣集體的，世俗化自由個體小生產的社會來説，恰恰是一個現實 。從西方移植這樣的啓蒙是一種歷史的錯位，並非中國社會所需。有着巨大階級差異的近代中國恰恰需要一個反向的歷史運動，通過社會革命，構造一個集體，把處於狹隘封閉的世俗小天地中的，一盤散沙的中國人組織進集體中，在集體生活中擴大社會性的視野，使覺悟得以啓發，超越世俗利益的侷限，構造精神的自覺性和能動性。

   而1979年的現實，是經過長期社會革命改造的現實，是社會關係極大程度被簡化和平等化的現實。這個時候倒在一定程度上產生了均質化的、平等化的個人，並有了一個結合緊密的共同體，產生了個人與集體的關係的處理需要，這個時候反而為以個人主義為基礎的”人的文學“的復甦和普遍接受提供了現實的基礎。如果説，五四時期的”人的文學“帶有一定的抽象觀念性，79年的”人的文學“則是社會革命創造出的”廣大普遍的中間階級“的慾望自我表達，有了一定的現實基礎。這個”慾望的表達“帶有粗俗性，是社會革命帶來的，由文返質的體現，是社會革命所解放的生命本能的表現，也預示了此後在市場經濟中，這個”廣大普遍中間階級“的強勁的能量。如果説五四時期 的“人的文學”是受到西方資產階級精緻文化影響的處於象牙塔之中的士大夫精英的自我表達。那麼新時期的“人的文學”雖自認接續五四的傳統，其實是革命的產兒，是革命造就及解放的的中等化的大眾的慾望的直接性的自我表達，它們具有不同的精神氣質。這裏的個人主義的真正性質不是西歐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而不如説是社會主義集體的兒女，我們不妨把它稱作社會主義的個人主義。把這個集體當作西方前資本主義的集體同等看待，當作封建保守的東西否定掉，作家們是誤會了事物的性質。其結果是不知不覺重新回到傳統中國的已變得蒼涼衰朽的市井文化中去了，由此作家的精神急劇萎縮退化而不自知。

  包含在“人的文學”在內的，有一種特殊的“傷痕文學”。談到傷痕文學，現實中往往有許多這樣的情況，當許多人誠實的回顧自己的新中國前三十年的經歷時是一種記憶體會，當他觀看傷痕文學或電影時，不知不覺用這些傷痕藝術所傳遞的氛圍及情感修改了自己的真實記憶和體會。因為傷痕文學的作者在創造這些作品時是有自己的人生經歷包含在內的，確實具有一種真情實感，從而使得作品具有一種感染力，並且還投合了受眾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發展起來的隱秘的庸俗情感。這種庸俗情感就是上面提到的革命造就及解放的的中等化的大眾的物質慾望 ，正是這種慾望與傷痕文學塑造的舊的上層階級從榮華優雅 的生活跌入社會底層的強烈反差產生了強烈共鳴。傷痕文學就這樣以直觀的形式奠定了一種否定新中國歷史的道德基礎，從而為九十年代的告別革命論和民國想象（儘管這種想象是一種非歷史的和虛構的）敞開了大門。可以説傷痕文學是與被推翻的社會階級在意識形態上有親和力的知識分子在新中國的文化霸權的體現。它的最終指向是否定作為反帝反封建成果的新中國的發展路向。但是，傷痕文學的接受有一個根本的歷史前提，那就是伴隨社會革命抹平的階級差異，帶來的階級意識的淡化。可是隨着市場經濟帶來的社會分化的產生，階級意識的迴歸，使傷痕文學的強烈階級烙印也清晰的浮現了出來。一旦它失去了人性普遍性的假象，它就與經過新中國平等教育的大眾之間產生了隔閡。

  社會革命造就的中等化的大眾羣體在市場經濟的進程中，又發生了新的社會分化，從而又為“人民文學”觀念的迴歸製造了現實前提。    ”人民文學“也不單純是文學的，也是倫理性的。它在二十世紀經學瓦解的革命時代起着經學的作用，它要顛覆傳統的”士農工商“的傳統秩序，重新塑造新型的，以大眾平等取向的，集體主義倫理關係。 1949後的”人民文學“也同樣要尋求一種人性理想的表達，如新人的塑造。只不過社會革命帶來的社會關係的不穩定性，使得這種理想人性的表達也缺乏穩定的內容，走向了空洞化。因此“人民文學”在八十年代被冷落，有社會歷史的內在根源。但是，人民文學創造了一種理想，追求建立在平等友愛基礎上的，覺悟解放了的人民所構成的，有創造力的共同體。在這個共同體中，以覺悟為中介，實現集體的發展與成就和個人的解放與完善辯證的統一。這個共同體是新中國在觀念上的倒影。它使新中國人產生這樣一個觀念，祖國已經不再是一個單純的地理概念，不是建立在狹隘的血緣關係上的民族主義的概念，也不是一個冷冰冰的、工具性質的國家概念。而是包含整個人類的，寄託着崇高的理想、執着的信仰，滲凝着濃烈的情感，建築在人心之中的精神的共和國，是人心相通的一個倫理道德的共同體。它的內在精神是什麼，可以去聽聽《紅旗頌》，那就是，恢弘莊嚴，深情柔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