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學生之泰囧：為返澳州上課輾轉泰國半月 一波三折終回國休學_風聞
心之龙城飞将-2020-03-28 18:00
來源：南方都市報
我兒子小孫同學在澳洲悉尼大學讀研一，這個暑假他回國又出國又回國，可謂一波三折。
回國後疫情嚴重了
2020年1月15號是我兒子小孫同學回國的日子。小孫在澳洲悉尼大學讀研一，澳洲放暑假比較早，11月底、12月初就放假了。放假後的小孫本來計劃旅遊一下，然後再打小時工掙點生活費。在一個超市搬了幾天貨物後，小孫戴着手套的手指頭都磨破了，我們有點心疼。看了一下當時來回的機票是3000塊錢多一點，小孫在悉尼一個月的房租就接近6000塊錢，加上合租的同學全都回國了，想想過年他一個人在澳洲也挺冷清，就讓他辭工回來。
回來之後沒幾天，國內的疫情就比較嚴峻了。大年初一早上，孫爸就對小孫説：“春節也算過完了，形勢越來越嚴峻，不如你早點回澳洲吧”。但小孫考慮原來的房子已經退了，新找的要2月15日才能入住，決定還是按原計劃2月19日返回澳洲。
在澳洲一超市搬運貨物的小孫。
二、飛到泰國，欲曲線進澳
2月1日，澳大利亞政府宣佈非澳籍人士14天內不得入澳，因為14天對小孫原計劃沒有影響，我們想着等那時候也許形勢好轉，澳洲會解封。其間也考慮過按澳洲政策在第3國停留14天后入澳，不過一來15號之前不能確定曲線進澳是否可行，二來悉尼大學推遲了開學時間，小孫的專業最後註冊時間是3月31號，所以我們一直在猶豫觀望。2月13號幾乎就要買票去泰國了，但小孫有點遲疑不決，未能成行。與此同時，澳洲一直宣佈延封，到15號，第三國曲線入澳已被證實可行，隨後大批澳洲留學生湧入泰國。
此時國內疫情已經走向平穩，我們想或許澳洲政府近期內會解封，就這樣一週一週等下來，到了二月底仍然沒有解封的消息。考慮到再不走會拉下太多功課，小孫買了3月3日到泰國的機票，等待14天隔離期滿，3月18日入澳，屆時雖然開學已兩週，但可以在泰國上網課。同行的有小孫在澳洲的舍友，他從上海出發，兩人在曼谷機場會合。
3月3日，小孫和他同學到了曼谷，考慮物價和疫情的因素，他們在曼谷住了三天就轉到了泰國中部城市華欣。
與此同時，澳洲的確診數字一天天在緩慢爬升。我每天早起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查看海外疫情，日本、韓國、意大利、伊朗……越來越多的國家變成了重點疫情國家。這個期間大量的泰勞從韓國返回泰國，我們十分擔心泰國的疫情會失控，每次和小孫視頻都千叮嚀萬囑咐他儘量不要出門，萬一出門一定做好防護。
3月11日，小孫打算買飛澳洲機票，我覺得澳洲疫情走向還不明朗，建議他留在泰國再觀察幾天，可以考慮15天落地簽到期後申請再延7天，到時再做打算。
放棄入澳，決定再次回國
轉眼間國內外形勢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廣州已是一片祥和，城市漸漸恢復了生機，而意大利、伊朗的疫情數據卻慘不忍睹。3月13日，澳洲疫情開始蔓延，超市出現搶購潮，政府宣佈取消F1大獎賽，同時學校不斷傳來確診的消息，有些大學已調整為線上授課，小孫所在悉尼大學已有疑似病例。
此時我們十分糾結要不要入澳，不去有點不甘心，畢竟費這麼大周折進到泰國，眼看14天就要到了；去吧，又太讓人擔心了，孩子孤身在外，如果有什麼情況，我真不敢想象。那幾天每次視頻都催他回來，小孫正猶豫不決，3月15日澳洲宣佈所有人入境一律隔離14天，他終於下定決心回國，買了18號的機票。而他的舍友則堅持入澳。
15日北京發佈了所有入境人員強制隔離的政策，我擔心廣州和深圳很有可能立刻跟進，於是馬上聯繫小孫要他改簽機票，儘快回國。在辦理改簽時小孫發現他購買的18號的航班已經取消，由於購票時他留的是國內電話，沒有收到通知。他打電話問平台客服，回覆説沒有收到取消通知，不建議在收到通知前辦理退票。我擔心出現停航、封關等極端情況，馬上聯繫小孫説“不等退票了，立刻買最快一班回國的機票”。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小孫在訂16號機票時，平台顯示該航段已有同一航程購票記錄，無法下單。我的心立刻揪到了喉嚨口：這個時候分秒必爭，國外情況隨時會發生變化，國內政策也是一天一變，如果訂不到機票，很難想象再過幾天還能不能回國。幾經周折，最後我在攜程看到16號還有機票，可是付款成功後，出票的頁面一直在轉圈，始終沒有顯示出票成功。一圈一圈又一圈，我的心揪作一團，感覺有一個世紀那麼長，終於等來了出票成功的頁面。我把截屏發給小孫，但他在航空公司的官網上沒有查到訂票紀錄，我立刻聯繫航空公司，還好，很快就接通了人工客服，回覆説訂票成功，可以把相關信息發我郵箱。收到郵件後，一顆心總算放了下來。
與此同時，我打電話向社區報備，社區回覆説泰國屬於非重點疫區，建議居家隔離，進小區的時候在保安那裏登記一下就可以了。
乘坐包車從華欣到曼谷機場。
歷經40小時，終於到家了
16號上午9點我再次聯繫航空公司，確認了當天小孫乘坐的航班沒有取消。北京時間上午11：30分，小孫坐上了從華欣到曼谷機場的包車。
由於這段時間航班大量取消和延誤，一直到小孫值機後，我們才再次向社區報備。但令我們始料不及的是16日社區回覆必須居家隔離，且只能一人一户而不是一人一室。我們本來以為有獨立卧室和獨立衞生間就可以居家隔離，還購買了大量食物和生活必需品，打算和小孫一起居家隔離，現在只能急急忙忙在另一個小區找到了一個平時無人居住的套間，獲得其所屬小區和社區批准後，急匆匆準備了被褥、熱水壺等生活用品送過去，簡單打掃了一下衞生。當時社區告訴我們可以自己去接，我們沒有私家車，孫爸準備了N95口罩和醫用手套，全副武裝準備坐地鐵去機場，和小孫一起坐出租車回來，可是轉念一想，如果有問題，自己會不會成為密切接觸者也被隔離？最後還是決定讓小孫自己打車回來。
16號21:40分左右，小孫告訴我們飛機落地，但要等海關人員上來做防疫檢查才能下飛機。22:42分下了飛機，23:23分拿到了行李。之前機場工作人員根據目的地已經做好了人員分流，大家排隊坐大巴去T2航站樓做進一步檢測。在T2，小孫領到了白雲區的貼標，工作人員根據目的地輪流放行。凌晨2點左右，小孫上了一輛大巴被拉到酒店做核酸檢測。這個期間我們一直和他保持聯繫，非常擔心他的狀態，一則孩子中午就出門了，這麼長時間一直在路上，不吃不喝，身體應該已經疲憊不堪；二則飛機基本滿員，路上存在感染的風險，下飛機後這麼多人湧在一起，根本不知道下一步去哪裏，不知他心理是否能承受。
在廣州白雲機場等大巴。
凌晨3：14分，小孫回信息説進入酒店房間休息了，我們長長鬆了一口氣。可是，送到酒店是集中隔離嗎？夜已深，我卻了無睡意，不停地刷新聞，擔心廣州有新的政策出台。凌晨4:48分看到條友發佈的消息説廣州發佈新的政策，17日零點後入境的留學生統一集中隔離。我忍不住推醒孫爸，帶着哭腔説“完了，兒子回不來了！”夫妻相對無言，一直到東方既白。
17日上午9點，小孫告訴我們社區給他打了電話，説結果出來就派車來接。我立刻打電話問社區接到哪裏，社區回覆我説按照廣州當天的政策，在定點酒店做完核酸檢測之後，如果沒有問題，就由各個社區拉回去進行居家隔離，不具備居家隔離條件的集中隔離。可是，孩子一刻沒有進小區，我的心一刻也放不下來，只能不停地翻看手機等消息。工作人員送午飯了，沒有消息；送晚飯了，還沒有消息。這期間我們十分焦慮：正常核酸檢測6個小時就可以出結果，這麼長時間，檢測結果會不會有問題？畢竟小孫在外面十幾天呢。或者是同機的人員有問題？又或者政策是不是有什麼變化？這一天過得十分煎熬，頗有度日如年的感覺。期間我給社區打過兩次電話，工作人員態度非常好，總是安慰我説一有消息就會立刻派車去接。
到了晚上10點左右，仍沒有任何消息。前一夜我們幾乎一夜無眠，整個一天都是寢食難安，此時已是心力交瘁。我吃了安眠藥先睡了。早上醒來的時候，頭昏昏沉沉，又想看手機，又不敢看手機，生怕看到不好的消息。孫爸聽到我醒了，衝進房間説：“兒子回小區了！”
我打開手機看到18日凌晨2:24分，小孫發來微信告訴我們進小區了。孫爸凌晨5點多醒來看到微信，激動得再也沒能入睡。此時此刻，我終於可以釋懷了：孩子安全回家了！
至此，距小孫16日上午11:20 分從華欣坐上包車去機場，已經過去了將近40個小時。
申請休學半年，居家上網課
18號小孫差不多睡到上午11點鐘才起來，我們正和他視頻，社區工作人員上門了，他們要量體温，和小孫簽署居家隔離的相關文件。因為小孫比較獨立，可以自己做飯，下午我們買了一些食物、蔬菜和調味品等送過去。居家隔離期間，門口貼了封條，擅自開門的話社區那邊會有電子感應。我們到小區後給社區打了電話，5分鐘後來了兩個人，把東西交給他們後，我們拐到小區外面的馬路上，小孫站在陽台上，遠遠地互相揮揮手算是見面了。
3月21日是小孫居家隔離的第四天，社區要求他自測體温，如有異常隨時向社區報告。目前小孫情緒穩定，飲食起居如常，一日三餐自己料理。他已經申請了休學半年，打算利用這段時間繼續考出國前沒有考完的ACCA（英國註冊會計師），目前開始居家上網課備考。
居家隔離上網課。
惟願不分國籍，共克時艱
回想這段時間，感慨良多。有人説這場防疫戰，國內打上半場，國外打下半場，留學生打全場。在我看來，真正打滿全場的不是留學生，而是我們的醫護、防疫人員和社區工作人員。僅廣州機場，每天入境多達三四千人，從入境到入住酒店做核酸檢測之前，每人大約花費近30個小時，加上安排酒店或居家14天隔離，中間涉及的醫療、人力和財力資源難以想象！
最近網絡上對留學生回國有一些消極的評論，確實，孩子們回來給政府添了很多麻煩，那些醫護、防疫和社區工作人員本來在國內形勢平穩後可以喘口氣休整一下，現在不得不再次打起精神應對境外迴流潮，真的十分不容易。作為留學生家長，我們也心存感激。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所謂命運共同體，就是面對疫情，沒有人可以獨善其身。惟願所有人，不分國籍、人種和膚色，無論地域、階層和背景，大家守望互助，共克時艱，心存美好，錦繡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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輾轉四個國家六個機場，留學生只為逃離英國2020年03月28日 07:28 中國新聞週刊縮小字體放大字體收藏微博微信分享0
原標題：輾轉四個國家六個機場，留學生只為逃離英國
鮑里斯自己在多次講話中強烈呼籲
希望不要發生醫療擠兑造成NHS系統崩潰
很多留學生的恐慌也正是源於此
3月18日，在英國倫敦，一名4歲的小孩透過玻璃看望自我隔離中的曾祖母。
逃離英國
“羣體免疫”帶來的集體恐慌
本刊記者/霍思伊 李靜 曹然
王婧宜在希思羅機場候機時，感到很分裂。
排隊登機的隊伍裏，幾個中國人穿着防護服，戴着護目鏡，全副武裝。與之相對，整個機場，沒有一個工作人員戴口罩。這是凌晨六點的倫敦，時間是2020年3月20日。
時間倒回3月8日中午，張豔瓊登上倫敦飛往科倫坡的飛機，上座率近八成的飛機上，也只有她一個人戴口罩。
這12天裏，英國新冠肺炎的確診人數從257例急劇上漲到3741例，死亡人數則從3人增加到177人。但在希思羅機場，這一人流密集的感染高危地帶，英國人的狀態看起來似乎一成不變，與數字的攀升形成強烈對比。
在王婧宜看來，這種分裂不僅反映出中英兩國對防護重視程度的差異，也映射出這種反差背後，不同政府的防疫政策對民眾觀念所形成的深刻影響。
當英國政府提出“羣體免疫”概念後，此前累積的不安很快在中國留學生中發酵成集體性恐慌。“普遍的情緒是憤怒、失望以及恐慌，覺得無法理解。”劍橋大學社會學博士生曲蕃夫對《中國新聞週刊》説。
截至3月21日24時，北京累計境外輸入確診病例共97例，其中來自英國的有30例，位列第一。從輸入病例的職業背景來看，留學生就有51例，佔52.6%，超過了半數。在英國的“延緩”和中國的“應收盡收”之間，留學生們選擇了用腳投票。
回國一票難求
直到3月10日，王婧宜還沒有回國的打算。
王婧宜在劍橋大學中國研究系攻讀博士，今年是第二年。本來她一直期待3月13日的學院150週年慶舞會，很早就買了票。當時，英國的確診病例在300左右。她的一個朋友勸她，不要去，按英國目前的政策，整個局勢一定會惡化。她極不情願地退了票，為了安全，還提前退了劍橋的宿舍，和朋友一起搬到一個獨立公寓居住。
沒想到，疫情真的在幾天後急轉直下。從3月10日起，英國每天的新增確診病例都在100例上下，舞會前一天，新增了207例。此前，在1月31日首次確診兩例後，幾乎整個2月，英國的確診病例一直是個位數，而且沒有死亡病例。“3月上旬之前，英國的確診一直是非常緩慢地增長，所以一開始我們也不太擔心。”王婧宜對《中國新聞週刊》説。
退票後，王婧宜給學院發郵件，建議舞會改期。“作為一箇中國人，我知道過去兩個月內中國發生了什麼事情，希望不要在英國重演。”在郵件中，她這樣寫道。學院回覆稱，國家防疫部門和健康部門都認為沒必要取消大型活動，所以無需恐慌，舞會也不會取消，但會在現場提供消毒洗手液，也要求有感冒、發燒症狀的學生不要參加。舞會當晚，儘量減少親密接觸的活動。
3月13日是個週五，在英國一向有“喝一杯”的傳統。和此前的每個週五一樣，酒吧裏的年輕人在熱烈交談、舉杯，學院舞會照舊。不同的是，這天王婧宜搬進公寓，開始了她計劃中的“自我隔離”生活。別人在跳舞，她在囤糧。15公斤大米、100卷衞生紙，這是她和另外兩個舍友未來3個月的儲備。
舞會仍在繼續，王婧宜當時感覺，“和整個世界是脱軌的”。也在這天，她接到了父母的電話，要求她儘快回國，在學業、回國感染風險和繼續待在英國的風險之間反覆權衡後，她決定回國。
但很快她發現，根本訂不到票，直飛已經不可能，二轉或三轉的票，訂上後航班總被取消。最後，通過她父親認識的一個票務，終於買到一張輾轉30個小時的機票，只需要中轉兩次，相比別人，已經足夠幸運。她有個朋友，至今仍沒有買到票。
“我們真的非常崩潰，回國這個決定已經很難了，會耽誤很多事情，但是後來發現回國卻更難。”她感慨。
張豔瓊買票更早，她原計劃3月24日從倫敦經深圳回老家雲南保山。3月6日，深圳航空説航班暫時停飛，最早可以改簽到3月29日，在她簽證到期前一天，但也無法保證。她擔心如果再被取消，就會困在英國，所以決定退票重買，馬上回國。
當時，英國只有144例確診，留學生羣體也還沒有大範圍的恐慌，但她搜索後發現，直飛已經從三四千元漲到近三萬元，而且票極少。一轉和二轉還有不少，但很多是在法國、西班牙這類疫情較嚴重的國家，風險很大。最後，她通過朋友認識的一位代理買了兩天後在斯里蘭卡科倫坡中轉，上海入境，再轉保山的一班航線。
在倫敦希思羅機場臨要起飛時，張豔瓊突然收到科倫坡到上海的航班被取消，航空公司幫她搜索替代航線，先是從科倫坡經曼谷去上海，改簽後幾分鐘，這班也被取消。再改成經新加坡去上海，操作間隙又被通知取消。最後一個方案是，經吉隆坡飛上海，但要滯留超20小時。當時，離起飛不到半小時，她還沒安檢，同意後就開始“生死時速”。在登機口，乘務員正拿着一個秒錶一樣的計時器倒數，10、9、8、7……她一踏進艙門，乘務員馬上按了一下。艙門關閉，卻彷彿打開了另一個“盒子”，張豔瓊隨即開啓了輾轉四個國家，六個機場的“魔幻之旅”。
“我算是較早一批迴國的，在我開始隔離後兩三天，鮑里斯政府召開了第一次疫情發佈會，‘羣體免疫’政策出台後，回國的留學生激增。”張豔瓊説。
《中國新聞週刊》通過各種“回國羣”瞭解到，在3月10日到3月22日的兩週內，尤其是在3月16日之後，至少有數百名留學生“逃離”英國，他們搶票、研究各國的出入境政策、尋找冷門航線，在跨越五大洲的不同國家轉機。這個過程中，還有不少人因為政策的臨時變動滯留在中轉地。
這股“回國熱”持續了十幾天。最近，由於機票更難買，英國防疫政策轉向積極，回國留學生開始減少。3月19日，北京新增境外輸入確診病例中，5例都來自英國，23日這個數字降為2例。
在北京新國展集散點工作的一線檢疫人員向《中國新聞週刊》回憶，從3月16日那周開始，明顯感覺到入境的留學生增多，此前一週，平均每天的入境留學生少時是個位數，最多也就二三十人，但第二週每天增加至一兩百人，其中很多都來自英國。
經過30個小時的飛行後，3月21日下午3：30，王婧宜終於回到了杭州。擔心航班取消、擔心被傳染、不敢上廁所、錯峯吃喝，以及給馬桶座酒精消毒，她把一路的經歷稱為“逃難”，“一路都提心吊膽”。
儘管費盡周折，冒着這麼多風險，但是“這次疫情確實是讓很多留學生轉向更加相信中國，相信中國現在的處理辦法。”王婧宜對《中國新聞週刊》説。
“羣體免疫”之爭
在英國的中國留學生，集體性恐慌始於3月13日。此前一天，英國確診病例達到562例，此後以每天新增200多例的速度爬升。但數字並非引發恐慌的直接原因，“最後一根稻草”是3月13日英國首席科學顧問帕特里克·瓦蘭斯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提出的“羣體免疫”政策，並首次提到感染率有可能達到60%。
英國有6600萬人，如果其中的60%感染上新冠病毒，也就是約4000萬人。“由於絕大多數患者是輕症，當更多的輕症患者感染病毒後，就會減緩疫情的傳播，以防它在明年冬天捲土重來。同時，也利於保護那些最脆弱的人。”瓦蘭斯補充説：“我想，它（新冠）很像一個年度病毒，會在每年季節性的傳染。”
張豔瓊記得，3月13日當天，她的微信朋友圈裏一整天都在討論“羣體免疫”。留學生們普遍認為，這是英國政府對每個個體做出的極不負責的行為。
也就在前一天，英國首相鮑里斯·約翰遜首次召開疫情發佈會，提出英國的防疫進入第二階段“延緩”，引起輿論的廣泛質疑。
鮑里斯指出，“延緩”政策是為了延緩疫情高峯期的到來，儘可能減少社會遭受的損失。他説，如果能讓疫情晚幾周暴發，英國國家醫療服務體系（NHS）就可以負擔的更多，而且隨着天氣轉暖，患有普通呼吸道疾病的人會越來越少，也會給新冠患者騰出更多牀位。與此同時，也有更多的時間研究疫苗。
鮑里斯直言，必須要在最合適的時間採取合適的措施，以期得到最大化政策的效用。現階段“合適”的措施包括，輕症患者在家隔離七天，70歲以上老人和有嚴重健康問題的人不要坐遊輪，也儘量不要進行國際旅行。
而就在同一天，意大利累計確診15113例，死亡1016例，首次破千。西班牙、法國、德國，日增均破百。與英國毗鄰的法國，總統馬克龍當晚發表電視講話，宣佈所有學校自3月16日開始停課，並稱“新冠肺炎疫情是法國近一個世紀以來遭受的最嚴重的衞生危機”。
但鮑里斯在疫情發佈會上強調，根據科學家的建議，取消像體育賽事這類大型公共活動對病毒的傳播影響很小，並且英國現在不會關閉學校，“我們對此要反覆強調”。他還建議，如果人們發現自己有症狀，儘量不要撥打急救電話，最好先在網上自己查詢信息。
對此，工黨影子大臣約翰·麥克唐奈馬上嘲諷道：“約翰遜把他自己和應負的責任也‘自我隔離’了。”
英國前衞生大臣傑里米·亨特則指出，像泰國、新加坡這些控制疫情較成功的國家，在暴發的早期就採取了嚴厲的“社會隔離”措施，而英國暫不採取關停學校這類措施，令人擔憂。
英國世界權威醫學雜誌《柳葉刀》主編理查·霍頓也對英國政府採取的策略予以警告。他認為，在意大利發生的一切，就是英國幾周後將要面臨的現實。政府沒有為此做好準備，沒有讓公眾認清現實。他還説，英國政府正在“與公眾玩輪盤賭”。
事實上，3月13日瓦蘭斯提出“羣體免疫”政策時，也指出，英國四周以後就是現在的意大利，屆時死亡病例可能會破千。
埃克塞特大學人文學院世界中國研究中心主任殷之光指出，“延緩”政策的重點是保存資源，而非積極主動進行確診與救治。鮑里斯政府站在“保經濟”的角度，想要拉長疫情傳播的增長曲線，背後的邏輯是，在NHS只有有限牀位的情況下，如果短期內收治過多患者，會出現醫療擠兑，造成NHS崩潰，形成社會恐慌。
“這是一個保經濟的方案，抗疫方案只是它的一部分，但不是一個危機處理方案。”殷之光説。
殷之光還表示，這個邏輯表面沒錯，如果減緩檢測和確診的速度，可以減少社會恐慌，儘可能維持日常經濟、生活的現狀，直到政府熬過這段流感季。但一個前提是，英國政府在賭，新冠肺炎的重症率是不變的。“這只是掩耳盜鈴，儘可能維持歲月靜好的幻覺。”
事實是，在瓦蘭斯提出這個概念兩天後，英國衞生大臣馬特·漢考克就指出，“羣體免疫”不是政府的目標，也非政策，只是一個科學概念。
3月17日，在英國倫敦，一家市場的餐飲區在午飯時間顧客稀少。攝影/雷伊·唐
NHS不堪重負
無論“羣體免疫”是科學概念還是政策，一個事實是，英國的NHS完全沒有準備好應對新冠疫情。
這套在上世紀80年代由撒切爾政府主導的醫療服務體系，曾被公認為歐洲福利國家全民醫療保障的典範，實質是全民公費醫療。但在過去十年間，由於英國人口的增加、老齡化加劇、移民問題，及後金融危機時代保守黨政府以緊縮財政為核心的政策取向，造成NHS經費被連年削減。
卡梅倫政府從2011年起開始縮減社會醫療預算，2014年NHS對全科醫生的投入僅為23%，比十年前下降了六個百分點。前英國首相特雷莎·梅曾表達了“結束財政緊縮”的決心，並宣佈給NHS提供一年200億英鎊的資金。當時就有工黨人士表示，200億遠遠無法彌補NHS數十年來的窟窿。
預算縮減帶來的直接後果就是牀位的減少。
世界經合組織的數據表明，英國每千人只有2.6個醫院牀位，是日本的五分之一，低於意大利的3.2和中國的4.3。在人均ICU牀位佔有量上，在31個歐洲國家中，英國只排到第24位，僅相當於德國的四分之一，美國的十分之一。
NHS重症監護科（ICU）醫生蒂姆·庫克在3月初撰文指出，目前，英國的ICU牀位佔用率已經超過了90%，新冠肺炎對牀位的新增負擔不僅在於更多的重症患者，而且針對肺炎和腎衰竭症狀採取治療措施時，會產生氣溶膠，這要求ICU牀位的提前介入，進一步加劇了牀位缺口。
“新冠對英國ICU的挑戰是巨大的，而且非常緊迫。”庫克表示，按現有統計估算，全英將會有30%至60%的人口感染新冠。其中，每7個感染者中就可能有1名需要入院治療。而在這些入院病人中，每5個患者就可能會有1個是危重病人，需要重症監護設備。
另據來自Edge Health公司的分析，在疫情高峯期，英格蘭中部地區的ICU牀位缺口將達到2900張，而西南地區至少還需新增1900張牀位才能滿足最低要求，也就是在現有的數量上增加6倍。
此外，據英國《衞報》披露，英格蘭僅有15台體外膜肺氧合設備（ECMO）。NHS早就表示，如果超過28名患者需要ECMO，NHS系統就可能陷入困境。
殷之光指出，早在2009年流感大暴發的時候，NHS的收治能力就遭到了巨大考驗。當時，在遊説力量鼓吹NHS私有化、政府不斷削減公共衞生等項目的預算影響下，再加上2016年開始的退歐，原本已經不堪重負的NHS更是受到了減員、減資等巨大壓力。
部分醫生與護士也由於工作時間長、薪酬低等問題，在近些年出現過多次罷工。不少有經濟能力的英國家庭也不堪NHS等候時間長、難於接受到專科醫生的診療等問題，而選擇投保私人醫療保險。在這種壓力下運作的NHS，自然在面對這次新冠疫情時很難發揮太大作用。
劍橋大學社會學博士生曲蕃夫對《中國新聞週刊》指出，英國的疫情頂峯一定會突破NHS的醫療資源能力的上限。而中國的體制優勢在於，可將全國資源集中傾斜到一個地方，這是英國做不到的。
3月21日，鮑里斯政府表示，NHS與私營醫院已經達成協議，將有將近20000名合格醫療人員加入NHS醫療系統，還新增了8000多張病牀，近1200台呼吸機和其他重症監護設施的使用權。
事實上，此次疫情對約翰遜政府是個極大的考驗，除了一直承諾的脱歐可能在疫情影響下繼續延後，疫情帶來的NHS崩潰還可能會讓他此前的努力付之東流。
此前，在脱歐公投的動員中，脱歐派向選民承諾：從前英國每週要給歐盟交3.5億英鎊，脱歐之後政府可以用這筆錢來補貼NHS。因此，當NHS 資源如此捉襟見肘時，約翰遜政府在“延緩”疫情峯值到來的同時，也在延緩民眾因NHS崩潰而產生的不滿。
鮑里斯自己在多次講話中強烈呼籲，希望不要發生醫療擠兑，造成NHS系統崩潰。很多留學生的恐慌也正是源於此。
王婧宜也對《中國新聞週刊》説，在英國，很多有錢人都去私立醫療機構，掛號費就要100多英磅，因為NHS需要預約，等待時間太長。在英國就醫，一個普遍的辦法是，大病熬不住就加錢去私立醫院，小病去NHS。
王婧宜父親看到“羣體免疫”的政策後，要求她馬上回國。他説，60%的人都感染了，到時醫療資源一定癱瘓。武漢早期為什麼死亡率那麼高，就是醫療擠兑造成的癱瘓，英國很可能會悲劇重演。
NHS在2015年的一項調查顯示，生病卻不能得到全科醫生諮詢的病人比例從2011年的8.85%上升到2014年的10.91%，每四位病人中就有一人預約後需要等待一個星期甚至更長的時間才能見到醫生。
3月6日，倫敦街頭，兩名出行者都穿上了“防護服”。
從“延緩”轉向“遏制”
3月16日，英國帝國理工大學發佈了一份最新研究報告。報告顯示，在“延緩”政策下，疫情的蔓延會有所放緩，但仍會造成醫療資源的擠兑。報告預計，高峯期ICU牀位需求會高出英國醫療系統能力的8倍，最終可能導致英國有26萬人死亡。
“這不僅包括因感染新冠病毒死亡的患者，還有由於NHS過度緊張而無法得到正常治療的其他患者，”報告這樣寫道。
相反，如果進行阻斷，大約在干預措施實施後3周，ICU需求會從峯值下降。報告認為，儘管政策有效性仍存在許多不確定性，但是這一策略最有可能確保ICU需求保持在醫療系統能力範圍內，英國的總死亡人數將降至2萬人左右。
就在報告發布的當天晚上，約翰遜政府對此前廣受爭議的“延緩”措施進行了調整，英國的防疫政策開始從“延緩”轉向“遏制”。
分析人士指出，作為鮑里斯的核心智囊之一，弗格森在報告中對死亡人數和NHS崩潰的可怕預測，讓他“不得不開始重視”。截至3月16日，英國的累積確診已達到1436例，死亡55人。從疫情增長曲線可以明顯地看出，從3月12日開始，進入急劇攀升階段。
從上週起，約翰遜政府的防疫政策不斷升級。
3月16日，約翰遜宣佈從原本的“居家隔離”升級為“家庭隔離”，如果家庭成員出現類似感染病毒的症狀，建議家庭成員待在家裏14天。此外，他第一次建議，避開酒吧、俱樂部，遠離電影院和劇院，不再支持羣眾集會。
3月18日，此前反覆聲明“關閉學校對控制疫情有很小幫助”的鮑里斯·約翰遜終於宣佈，英格蘭範圍的學校將於3月20日關閉，此前蘇格蘭和威爾士政府已經先行停課。
3月20日，鮑里斯宣佈關閉倫敦所有酒吧、餐廳、健身房和電影院等各種娛樂場所，只有外賣店可以保留，並將“建議”升級為“強制”。該禁令將實施至少14天。
3月23日，鮑里斯宣佈“封國”。要求所有民眾只有在購買生活必需品、藥品、求醫和上班時才可以出門。所有非必需品商店全部關停，公共場所禁止兩人以上聚集。他甚至宣佈全面託管英國的鐵路服務，以便確保在疫情期間，鐵路服務保持正常運轉。政策將會持續三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