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不去的故鄉之：偷書_風聞

那年代，物質貧瘠，精神貧乏，要啥沒啥。想看點書，就只有課本了。好不容易弄來一本小人書，還要躲着父母。在他們眼裏，看小人書都是不務正業，影響學習，還要花八分一毛錢買，很讓人心疼——豬肉還只有七八毛錢一斤呢，一本小人書相當於一大口肉了，可肉一個月難得吃上一回呢。

小説，更是沒有，也不能看。一本小説要三五塊錢，都好幾斤豬肉了。初中三年，我唯一買過的一本小説是法國女作家弗朗索瓦茲·薩岡的中篇小説《你好，憂愁》，花了1.6元錢。那錢是我走了狗屎運，在熙熙攘攘的集市上撿的，撿的是一張兩塊錢的鈔票，一興奮，一衝動，就到了供銷社買賣圖書的專櫃前，把這本書買下來了。這本書讓我第一次感受到了小説的魅力，也讓我體驗了空前嚴重的肉體疼痛，父親知道書是我買的後，不由分説，把我狠狠地揍了一頓，他那雙草鞋底都被抽斷了，我的屁股又紅又腫。

但嚴厲的父輩還是擋不住我們對精神生活的嚮往和追求，大家都想擁有屬於自己的課外書，在書的扉頁恭恭正正地寫上自己的名字。課外書最多的，就是方方正正，巴掌大小的小人書了。偶爾也有大部頭小説，但很陳舊了，不知是哪個年代留下來的，缺頁嚴重。聽父親説，他讀書時擅長數理化，也信奉“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從來不讀小説。當然，有些人家裏可能有小説，甚至能找到殘缺不全的四大古典名著。

誰家有什麼書，很快就會傳遍全村。去借，不給，就有可能偷了。那時候，語文書上有魯迅的小説《孔乙己》，我們都讀過。偷了別人的書，也常常拿孔乙已的名言“竊書不算偷”來安慰自己，搪塞別人。

其實，村裏沒有人是做研究的學者，書讀完了，對主人的作用和意義也就沒有了。我們偷書，還算有點公德，等主人讀完後才行動。主人讀完後，就把書放在櫃面、牀頭或桌上，很少有把書藏起來，鎖起來的。藏起來，鎖起來的東西，也包括書，我們是不會偷的。偷藏起來，鎖起來的東西，性質和味道就變了，真算偷了，算真正的賊了。那時候，家家户户的門是開着的，大人小孩都喜歡串門，也不防範誰。夥伴經常有偷書的，不是你今天丟了書，就是我明天丟了書，大家習以為常。偷來後，就彼此傳閲。丟書者發現了，隨時可以拿回去，但我們也不會交代是誰偷的書。這個習性，倒也讓我在那個年代讀了一些書，尤其是小人書。我沒讀過四大名著，但四大名著改編的小人書，我都陸陸續續地讀過。我偷書比較少，低三下四地向別人借的時候多。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文盲遍地，掃盲成為村委會的一項重大工作。這項工作，一般都是安排在暑假進行，那個時候，學校老師閒下來了，教室也有了。村裏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在晚飯後集中到村中心小學進行學習，老師給大大小小的農民教些基本的文字，以農村常用的農藥化肥名稱居多。掃盲班人滿為患，很多都不是去學文化的，而是去看老師的。有文化的女老師，在男村民眼中，就是女人中的極品了，看起來賞心悦目。年輕的姑娘、媳婦去看男老師，男老師風流倜儻，温文儒雅，懂得憐香惜玉，是她們心目中的白馬王子。偌大的教室裏，你一言我一語，鬧哄哄的，完全不像我們讀書時那樣鴉雀無聲。

我家就在小學的前面二三十步。那時候掃盲的標準是要認識兩千字以上，會讀書看報。為配合掃盲，村裏訂了三份報紙，即人民日報，湖南日報，衡陽日報，也購來一批小人書，幾十本小説。學校一樓專門闢出那間最大的教室，改裝成了讀書閲覽室。

讀書閲覽室的書是專門給掃盲班的人看的，配有專人管理，管理者是村支書的女兒，她把書看得很緊。我們是學生，不在掃盲班，沒有資格讀，也沒有資格借。掃盲班有花名冊，要走進那間神聖的讀書閲覽室，都要在花名冊上能夠找到名字。即使是這樣，讀書閲覽室的書也漸漸地少了，原來擺得滿滿的書架，漸漸地空曠了，有的是借了不還，可聽別人説，更多的是村支書一家把讀書閲覽室搬空了——村支書家讀書的孩子多，大學，高中，初中都有。

隔着釘了木板封條的窗户，往讀書閲覽室裏望去，看到越來越稀少的書，越來越空曠的書架，我們急壞了，都意見高度統一起來：如果再不動手，可能就啥都沒有了。

那個暑假，左鄰右舍的夥伴湊到一塊，大家一合計，決定偷書了。午後，等村支書女兒回家午睡去了，我們開始行動。有人從家裏拿來老虎鉗，有人從家裏拿來錘子，有人放哨，有人撬窗，有人入室，室內有人遞，窗外有人接，分工都很明確，不到十來分鐘，就把書架上僅存的三五十本小人書席捲一空。

這事兒鬧得很大，全村沸沸揚揚。村支書還在喇叭裏喊了話，要偷書的人投案自首，要“認識錯誤，相信政策，坦白從寬，抗拒從嚴”。以前還沒有幹過這麼大的買賣，我們緊張了好一陣子，惶惶不可終日，生怕警察找上門來，但沒有人去坦白自首。過了一段時間，也就不了了之了。風聲過後，我們把小人書拿出來，大家交換着看。有了這批書，那個暑假過得相當充實。其實，哪些人偷的書，村支書是心中有數的，但沒有抓個現行，也不是大不了的事，也就只好作罷。

村上有個大知識分子，是我們小學校長，與我家也有點轉折親，他愛人是我爺爺的妹妹的女兒，校長的兒女叫我爸爸舅舅，我叫校長兒子表哥。校長對子女教育相對開明，經常給他們零花錢買小人書，也偶爾買點小説。校長家成了我經常光顧的地方，我也厚着臉皮，低眉順眼地向表哥借些書看。

1988年，表哥高中畢業，考上了東北的大學，在全村轟動一時，也是全村最早的那批大學生之一。那個寒假，表哥帶回來很多書。表哥一到家就捎話過來，要我過去看看。表哥要我借一本，讀一本，讀完再去借第二本。記得那個寒假，表哥借給我的最後的一本書是《朦朧詩選》，那本書開篇第一句詩就是北島的“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誌銘”，也收錄了當時最火的詩人北島、舒婷、顧城等的代表作。我一讀，就瘋狂地迷上了，愛不釋手，一邊讀，一邊記，也偶爾學着塗鴉一些長短句。從那一本書起，我開始了自己的文學之路。

幾天後，表哥返校，來找我要書。我實在捨不得還他，就撒謊説，弄丟了，要賠他錢。我從母親那兒要了錢，但表哥沒有接，他很不高興地走了。從那以後，我也不好意思再到表哥家借書看了。

那本《朦朧詩選》就這樣被我據為己有了，有相當長一段時間，我把那本書揣在書包裏，形影不離，有空了就掏出來，或默讀或搖頭晃腦地吟誦，很多詩都能背下來。那本書，也是陪我時間最長，給我營養最多的一本書了。後來，我寫詩慢慢地有了名堂，在全國校園文壇漸漸有了些名氣。高三那個暑假，一個同齡的女性詩歌愛好者，從陝西黃土高原，穿過大半個中國來看我，與我一起聊詩歌——她的年紀比我還小几個月。我被她的虔誠感動，她走的時候，就把那本陪伴我多年的《朦朧詩選》送給她作紀念。

大學畢業，參加工作後，表哥把他父母接到外地，我也先去了廣東，後來到了北京，彼此很久沒見面了。去年過年，表哥回老家了，我也在老家，他過來看我。他五十多歲了，兩鬢花白，我四十多歲了，也是人到中年。我們聊起當年關於文學的一些事，深有感觸，覺得還是那時候高尚，有夢想，有追求。我很愧疚地告訴表哥：那本《朦朧詩選》沒有丟，只是我太喜歡了，就留下來了，沒有還你！

表哥説：其實，我一直知道，那本書，你沒有弄丟，你現在都是大作家了，看來那本書，在別人那兒也沒什麼用，在你這兒，才是真正的物得其所，發揮作用，這也算是我無意中對文壇，對你的人生做了一點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