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衞生防疫體系是怎樣建立起來的？_風聞

來源：微信公眾號“檔案春秋”

作者：李洪河

新中國成立之初，國家建設百廢待興，同時也面臨着多種疫病流行和肆虐的嚴峻考驗。1950年9月政務院第49次政務會議上的報告指出，這一時期“我國全人口的發病數累計每年約一億四千萬人，死亡率在千分之三十以上，其中半數以上是死於可以預防的傳染病上，如鼠疫、霍亂、麻疹、天花、傷寒、痢疾、斑疹傷寒、迴歸熱等危害最大的疾病，而黑熱病、血吸蟲病、瘧疾、麻風、性病等，也大大侵害着人民的健康。”

面對着舊中國遺留下來的薄弱衞生工作基礎，在毛澤東等老一輩黨和國家領導人的部署和領導下，全國上下攻堅克難，建立國家衞生行政組織和基層衞生防疫組織，推動愛國衞生運動委員會和衞生防疫專業機構的建立與發展，形成了國家衞生防疫網絡，有力地捍衞了廣大人民羣眾的生命和健康安全。

“團結新老中西各部分醫藥衞生人員，

組成鞏固的統一戰線”

**早在革命戰爭年代，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紅色政權就格外重視通過成立衞生行政組織來領導和應對連年流行的疫病災害。**1931年11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成立後，臨時政府內務部就專門設立了衞生局，統管整個蘇區的衞生工作。1945年4月，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一文中談到新中國成立後人民政府的任務時指出：“應當積極地預防和醫治人民的疾病，推廣人民的醫藥衞生事業。”

**1949年9月第一屆政治協商會議全體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第18條規定：在政務院下設立衞生部，受文化教育委員會指導。****同年11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衞生部正式成立，李德全為首任衞生部長。**12月，在華東、中南、西北、西南四個大行政區軍政委員會和東北、華北人民政府也陸續設立了主管衞生工作的衞生部。

第一屆政治協商會議會場

1950年8月，衞生部召開了第一屆全國衞生工作會議，毛澤東為大會題詞：“團結新老中西各部分醫藥衞生人員，組成鞏固的統一戰線，為開展偉大的人民衞生工作而奮鬥。”

1950年秋，在慶祝新中國成立一週年時，政務院周恩來總理在《為鞏固和發展人民的勝利而奮鬥》的報告中指出：“在過去一年內，人民政府已經大規模地開展了反對疫病的鬥爭。人民政府決定在最近幾年內在每個縣和區建立起衞生工作機關，以便改進中國人民長時期的健康不良狀況。”

毛澤東為第一屆全國衞生工作會議的題詞

1951年9月7日，衞生部黨組書記、副部長賀誠在給中央關於全國防疫工作的報告中，總結了新中國成立以來衞生工作遵循“面向工農兵、預防為主、團結中西醫”三項原則取得的成績和工作中還存在的缺點。報告得到毛澤東的高度重視，他在以中央名義起草的指示中明確提出：“今後必須把衞生、防疫和一般醫療工作看作一項重大的政治任務，極力發展這項工作。”

根據中央的這些政策和指示，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及各縣和市轄區等均設有衞生廳（局），其內部都建立了衞生防疫處，這些機構的主要任務是根據衞生工作的方針、政策、法規，制定實施細則，組織防治和控制當地嚴重危害人民健康的疾病。

“三者結合起來，瘟神就只好走路了”

**為了加強對“流行最嚴重，危害最劇烈，流行因素複雜，防治工作艱鉅，涉及部門多、地區廣的寄生蟲病和地方病”的防治力度，黨和政府還設立了專門的防疫領導機構——中共中央防治血吸蟲病領導小組和中央防治地方病領導小組。**1953年毛澤東在給沈鈞儒關於血吸蟲病防治問題的回信中表示：“血吸蟲病危害甚大，必須着重防治。”

1955年7月，衞生部頒佈《傳染病管理辦法》，規定對18種傳染病的管理辦法。同年11月，毛澤東又在中共中央杭州工作會議上提出：“要消滅血吸蟲病，‘血防’工作要由黨委統一領導。”

毛澤東在審查消滅血吸蟲病的規劃

同年11月23日至25日，中共中央防治血吸蟲病領導小組在上海召開第一次全國防治血吸蟲病工作會議，提出必須把消滅血吸蟲病當作一項政治任務，實行充分發動羣眾和科學技術相結合的原則，並**確定了“加強領導，全面規劃，依靠互助合作，組織中西醫力量，積極防治，七年消滅”的血吸蟲病防治工作方針。**在中共中央血吸蟲病防治領導小組的積極組織下，全國的血吸蟲病防治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績。

1958年7月毛澤東欣聞餘江縣消滅血吸蟲病的消息之後，感慨地説：血吸蟲病被消滅——“主要是黨抓起來了，羣眾大規模發動起來了。黨組織，科學家，人民羣眾，三者結合起來，瘟神就只好走路了。”

《人民日報》刊登的毛主席詩 《送瘟神二首》

與此同時，黨和政府還加強了對各種地方病的防治力度。1956年1月，毛澤東親自主持制定了《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提出了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努力消滅危害人民最嚴重的疾病的奮鬥目標。

**1960年5月，中共中央經研究決定成立中共中央北方防治地方病領導小組，有計劃有步驟地推動鼠疫、克山病、大骨節病、布魯氏菌病、地方性甲狀腺腫等地方病防治工作的發展。**至1962年末，據中央和北方9個省、自治區不完全統計，縣級以上僅鼠疫防治專業機構已達92個（含防疫站內的鼠疫防治室、科、組），鼠疫防治專業人員1621人。

街頭的防疫宣傳場景

“養成人人講衞生、

家家愛清潔的良好習慣”

1949年3月北京解放不久，黨和政府發動羣眾把北京市一些地方積存40餘年的垃圾約25萬多立方米，全部清除乾淨，城市環境衞生得到一定改善。**當時居民羣眾中即建立了基層衞生組織和清掃保潔制度。**到1951年，全市16個區已有11125個衞生小組。

1952年朝鮮戰爭正呈膠着狀態之時，美軍在朝鮮戰場和中國東北等地實施細菌戰的事件逐漸被發現。當年2月18日，時任中國人民解放軍代總參謀長聶榮臻向中央軍委及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做了彙報。為粉碎美軍的細菌戰陰謀，毛澤東及中央軍委等決定在全國開展及時有效的愛國防疫衞生運動。

志願軍防疫人員為朝鮮兒童注射疫苗

**1952年3月14日，經政務院第128次政務會議通過，**以周恩來總理兼任主任委員、由黨政軍民各有關部門參加的中央防疫委員會（後改稱為“愛國衞生運動委員會”）宣佈成立，該委員會立即組織動員各方面的力量，掀起了以反美細菌戰為中心的愛國衞生運動。

幾個月後，於這年12月舉行的第二屆全國衞生會議上，“衞生工作與羣眾性衞生運動相結合”被確定為衞生工作的一項基本原則。毛澤東為該會議題詞：“動員起來，講究衞生，減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敵人的細菌戰爭”。

街頭的“愛國衞生運動”宣傳標語

從此，愛國衞生運動逐漸轉為一項經常性的工作，成為人民羣眾生產、生活活動中的一個重要內容。1954年2月，政務院《關於改變愛國衞生運動委員會組織機構及其領導關係問題的通知》決定由習仲勳擔任中央愛國運動委員會主任委員一職，各級愛國衞生運動委員會的工作由衞生部門通歸各級人民政府領導。

雲南西雙版納，傣族羣眾在打掃衞生

**1955年12月，中央愛國衞生運動委員會把愛國衞生運動和預防保健的基本任務概括為“除四害”“基本上消滅若干種危害人民和牲畜最嚴重的疾病”。**1956年1月毛澤東主持制定的《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修正草案）》明確指出：要積極開展羣眾性的經常性的愛國衞生運動，養成人人講衞生、家家愛清潔的良好習慣。

全民參與愛國衞生運動

截至1958年11月上旬的不完全統計，全國已消滅老鼠18億8千餘萬隻，消滅麻雀19億6千餘萬隻（自1960年起，麻雀從“四害”名單中被移出，臭蟲被列入“四害”），以及大量的蚊蠅、蛆蛹和孑孓，同時清除垃圾295億噸，積肥611億噸，疏通溝渠長達165萬公里，新建和改建廁所8500餘萬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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誕生於鐵路沿線的“疾控中心”

——衞生防疫站

解放前到新中國成立後，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還根據不同的任務和需求，逐步建立起衞生防疫站及急慢性傳染病、寄生蟲病、地方病等衞生防疫專業機構，以承擔起預防疾病的重要任務，重點做好嚴重危害人民健康的疾病的防治工作。

其中，衞生防疫站便是如今大家耳熟能詳的“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的前身。早在解放前，參照蘇聯的經驗和做法，解放區已組建了各種形式的防疫大隊。1950年3月，衞生部成立中央防疫總隊，下設6個防疫大隊，前往河北、天津等多個地方開展防疫工作。1950年7月，為了保護旅客及鐵路職工和家屬的健康安全，中央人民政府鐵道部通令全國各鐵路在沿線主要大車站設置衞生防疫站，以加強管區內急、慢性傳染疫病的預防撲滅和交通檢疫等事項。

上世紀50年代，北京火車站

最初設立衞生防疫站的火車站點有北京、天津、張家口、太原、石家莊、鄭州、長安、漢口、濟南、徐州、上海、南京、杭州、株州、柳州、廣州等16處。1952年，參照鐵路部門的有關經驗，東北地區部分省、市首先建立了衞生防疫站，東北行政區亦建立了衞生防疫總站**。到1952年底，全國已建立衞生防疫站147個，各防疫站共有公共衞生醫師532人，佔全國醫師總數的1%。**

衞生防疫站醫生下鄉服務（上海市檔案館藏）

**1953年1月16日，政務院第167次政務會議聽取並批准了衞生部賀誠副部長關於衞生行政會議的報告，決定在全國範圍內建立衞生防疫站。**同年4月安徽省即成立了省衞生防疫站；8月，河南省衞生防疫站成立。到1956年底，全國29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及其所屬地（市、州）、縣（旗），除有些少數民族和邊遠地區外，都建立了衞生防疫站。

上世紀50年代，上海黃浦區衞生防疫站工作人員合影

**幾十年來，衞生防疫站已由新中國初期的零散分佈發展為從中央到基層的專業衞生防疫系統，形成了一支技術過硬的衞生防疫專業隊伍，在與各個歷史時期的疫病抗爭中經受住了考驗。**進入21世紀，衞生防疫站更名為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同時原來衞生防疫站的一部分功能分出來形成衞生監督所。

對黑熱病、肺結核等疫疾分兵作戰

從1950年起，黨和政府除在血吸蟲病流行區建立了一定規模的血吸蟲病防治機構外，還在黑熱病、瘧疾、絲蟲病、鈎蟲病等各種寄生蟲病流行區建立了不少專業防治機構，主要負責各種寄生蟲病的專項防治工作。

為開展黑熱病的防治，1950年春，中央人民政府會同華東軍政委員會指示山東省人民政府、蘇北皖北行政公署所屬地區迅速組織力量，開展黑熱病的普查和普治工作。同年5月，華東黑熱病防治總所在山東省泰安縣建立。是年底，山東省立醫院及其分院在濟南、臨邑、濟寧和煙台等地分別成立黑熱病防治站，在德州、泰安、滕縣等11個專署駐地成立黑熱病防治總站。1951年3月，中央衞生部在全國防疫專業會議上制訂了黑熱病防治實施方案，確定由中央衞生研究院華東分院與各流行省的防治機構合作，開展對黑熱病的防治研究。

宣傳畫《除害滅病 人壽年豐》 哈瓊文作

為開展癆病（肺結核）的防治，1951年衞生部根據周恩來總理要注意和重視防癆工作的指示，在北京成立了中央結核病研究所和卡介苗推廣委員會。1953年江蘇省松江縣（1958年劃歸上海市）德瓊醫院院長柯德瓊將其私立醫院捐獻出來，成立了松江縣結核病防治所，這也是新中國最早的縣級結核病防治所。

宣傳畫《預防結核病 快種卡介苗》

**1956年3月，衞生部《關於結核病防治工作的指示》要求各地以結核病防治所為中心，結核病院、結核療養院、綜合醫院、門診部及其他醫療基層單位相互配合組成防癆網。**其後不久《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將肺結核列為農村地區積極防治的重要疾病之一。根據衞生部的指示和部署，1958年各專署（地區市）和縣逐步建立了結核病防治所，黨的防癆政策開始惠及廣大農村地區，省、地、縣三級結核病防治組織初步形成。到1960年代中期，全國結核病患病率由新中國初期的4%降到1.5%左右，死亡率也由250/10萬下降到40/10萬。

上世紀50年代的上海肺結核療養院（上海市檔案館藏）

“哪裏有人民，哪裏就有醫療機構”

早在1944年5月，毛澤東在《在延安大學開學典禮上的講話》中就曾提出：“每個鄉要有一個小醫務所，邊區一共一千個鄉，一百五十萬人裏頭找出一千個人來學醫，學他四個月、一年也好，然後到醫務所當醫生。”

新中國成立以後，1950年周恩來總理提出：“人民政府決定在最近幾年內在每個縣和區建立起衞生工作機關，以便改進中國人民長時期的健康不良狀況。”劉少奇也指示：“要把醫療網散佈起來，哪裏有人民，哪裏就有醫療機構，以便於人民治病。”

根據黨和國家領導人的一系列重要指示，**1950年6月，衞生部長李德全在第一屆政協二次會議上提交了名為《為建議設立縣以下基層衞生組織機構，以加強防疫醫療而利生產事業案》的提案並獲大會通過。**同年8月7日，李德全在《關於全國衞生會議的報告》中指出：“我們的工作重點，應當是面向農村、工礦，保證生產建設。”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衞生部部長李德全（右二）等到基層調研（圖源見水印）

8月19日，衞生部副部長賀誠在第一屆全國衞生會議總結報告中指出：“建立全國各級衞生基層組織，以解決羣眾的衞生需要，這是實現衞生事業為人民服務，首先為工農兵服務的一個關鍵任務。我們要給工農兵解決問題，就必須以極大的努力來建立基層衞生組織。這個工作是艱鉅的，但我們必須努力爭取在三、五年內基本上完成這個任務，也就是説使中國大部分的縣份有兩個到七個專科醫師和一個藥劑師、或調劑員的衞生院組織，逐漸使每個區有一至兩個醫士和一個助產士的衞生所組織，工礦街坊也都有衞生組織，鄉村要有衞生員。”

截至1951年底，各地縣級衞生院的建立已達91.2%，圖為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安徽省泗縣人民醫院

根據會議精神，各級政府在接受、整頓舊有的基層衞生醫療機構的同時，在縣、鄉、村開始逐步建立起新的基層衞生組織。截至1951年底，全國各地縣級衞生院的建立已經達到91.2%，病牀較解放前增加300%，區、村的衞生機關通過採取公辦、公私合辦、民辦公助等形式創辦的聯合診所、醫藥合作社等也取得了飛速發展，縣、鄉、村的三級衞生防疫網絡初步形成。

“把醫療衞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

基於中國實際，**毛澤東特別強調要注意農村醫療衞生工作。**當時廣大農村缺醫少藥的狀況十分嚴重，疾病的預防和治療面臨諸多困難，農民看病難、買藥難的問題十分突出。1952年1月28日《政務院關於加強老根據地工作的指示》提出了具體措施：

“衞生機關應協同有關部門在老根據地以大力開展衞生防疫運動，宣傳衞生保育知識，設立衞生站與醫院，派遣醫療隊巡迴治療，開辦衞生醫療人員訓練班，新法接生訓練班，幫助中醫學習，設立中藥鋪。”

宣傳畫《鄉村環境衞生》

毛澤東對農村醫療衞生機構的建設和農村醫務人員的培養十分重視，多次提出城市醫療衞生機關“大量的人力物力應該放在羣眾最需要解決的問題上去”。1965年1月20日，衞生部黨組向毛澤東提交了關於組織城市高級醫務人員下農村和為農村培養醫生問題的報告：

（一）、組織高級醫務人員分期分批到農村開展巡迴醫療，培訓基層衞生人員； 

（二）、辦好醫學院、醫專和中級衞生學校，縮短學制增加招生邊學習邊實踐； 

（三）、繼續加強農村不脱產衞生人員的訓練工作。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聆聽授課的鄉村醫生們

**毛澤東看到這份報告後即於21日批示“同意照辦” 。**6月26日，毛澤東在與醫務人員的談話中指示：“把醫療衞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在各級黨委領導下，全國各地的城市醫療機關都抽調了大批醫務人員到農村巡迴醫療，為農民送醫送藥，深受農民羣眾的歡迎。

上世紀50年代的貴州省黎平縣，侗族婦女去衞生所體檢

**毛澤東還非常支持廣大農村創辦合作醫療制度，稱讚這一制度是農民羣眾自己組織起來同疾病作鬥爭的創舉。**當時，一些地方農民羣眾實行交納保健費的辦法，組織了各種農村保健站、聯合診所等。

**到1956年，全國農業生產合作社舉辦的保健站已有1萬餘個、聯合婦幼保健站600多個，以及各式各樣的羣眾聯合診所51000餘所。**人民公社化以後，先後有十幾個省、區的部分縣、社開始辦起了合作醫療。1959年11 月,毛澤東對這種適合我國國情的農村醫療保健制度給予了充分肯定。1960年2月2日，中共中央批轉衞生部黨組《關於全國衞生工作山西稷山縣現場會議的報告》，肯定了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及其成效。

宣傳畫《向陽大隊合作醫療站》

此後，這一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農村合作醫療制度被廣泛推廣開來，為解決廣大農民看病難、就醫難的問題起了積極的作用，也為農村衞生防疫工作打下了堅實基礎。

通過全國上下的不懈努力，**到1957年底第一個五年計劃完成時，新中國人均預期壽命已由1949年時的35歲提高到57歲。****鼠疫基本消失，天花除個別邊疆偏遠地區外在廣大地區已絕跡，真性霍亂八年間沒有發生過。麻疹的死亡率從1950年的8.6%下降到1956年的1.6%，猩紅熱的死亡率從1950年的17.8%下降到1956年的1.65%。**血吸蟲病、瘧疾、黑熱病等幾種流行廣、危害性大的疫疾也得到了有效控制。

（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中國共產黨領導衞生防疫事業的歷史經驗研究”負責人、河南師範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