扁擔山墓地的哭聲_風聞

（3 月 26 日是詩人海子忌日，頭天雜誌同事Neil説我們應該寫篇文章，寫完沒發，因此貼在這裏。原標題為：《東湖漫步：詩人缺席的夜晚》）

我懷疑完整地談論任何人的死都是不可能的，無論是一位宿命深長的詩人，還是另一個寂寂無名的死者。我想到的是那個瀕死的中年人。前幾天，在武漢光谷的同濟醫院，重症監護室，我見到醫生為那個半身赤裸的病人翻轉身體。根據醫學上的指標，他已經是一個接近腦死亡的人，靠一台插滿導管的複雜機器維持着人工的呼吸。那些紅色的綠色的導管與電子屏幕裏的滾動的字符形成了他最後的生命圖景。我看見他的臉上泛着一層無以名狀的白色，嘴巴張着，嘴裏插着提供氧氣的導管。他已經周身失去知覺。他張成圓形的嘴巴和固定的身軀像是魚在等待一口水。魚的聯想在腦中裏越過時我感到了對一名瀕死者的不尊，我試圖抹走它，但這種焦慮反而使這一形象更加穩固，之後幾天我一想起他便想起了他的嘴巴，有失尊重的比喻一直徘徊不去，直到出現在此時的敍述裏。

我記得醫生仍對他保持端莊的檢查，但瀕死者的毫無回應使所有的照料動作都像是例行公事的修補。他的手背上留着幾處清晰的露出血絲的皮膚磨損，像是剛過去的冬寒所致。從臉頰到胸腹，他的身體處處顯示出能量消耗以後的凹陷，骨瘦嶙峋，而醫生回憶一個月前入院時他還是個壯碩的中年人。我看了入院時的照片，幾乎不能認出是同一人——除了同樣眼睛緊閉——入院時他已經休克。

死亡本身似已具有形態，跟瀕死者的身體一起躺在了牀上。

他隨時可能不行。醫生在病牀邊説。

他能聽到我們説話嗎？我問。

理論上不能。醫生回答。

走出重症室，經過三道隔離門，按照要求，我一件一件卸下身上的防護服、頭罩、眼鏡，卸下這些幫助生者回避死之危險的保護，將它們扔進垃圾桶。拿酒精一遍遍塗抹手臂以後，回酒店的路上，我想着那位病人，儘量抹去那些使我不安的聯想，我想到的仍是《回聲之骨》裏薩繆爾·貝克特的悲憫：

死者死得艱難，他們是彼岸的非法侵入者，他們必須隨遇而安，屈身於重歸污泥的豎井和窨井通道，直到死神在長久的默許後不得不履行職責，給他們點關注。

第二天我得到消息，病人死了。

有個朋友住在湖北日報小區，關在家裏快兩個月，前天傍晚第一次出門，跟我們另外兩個人去散步。開門營業的雜貨店多了起來，馬路上的汽車呼嘯着把春風帶出了聲響，道路兩側是樹葉和櫻花：城市已經進入確切的春天了。風窸窣地來到臉上，我本能地產生了暢快之感，但“暢快”兩個字一出現立即心生不安：我們正走在剛剛經受了劫虐和磨難的城市中心。走在旁邊的兩個人是一樣的感受，我們都處在某種“不安的輕鬆”——或者是“輕鬆的不安”裏。臉上的口罩此時顯示出了好處，它遮擋了表情和神態。

我們往東湖走，聊着聊着，我説起當天（3 月 24 日）正是海子的生日，而兩天後又是他的忌日。每到此時，人們追思詩人之死，又從其詩歌裏期許詩人復活。海子的遺產除了詩歌，他的死也成了某個年月的隱喻。前幾年，有個夏天我住在河北，深夜裏翻來覆去地默讀《海子詩全集》，作為一個讀者，我常感到詩人的面孔仍在他伸張的語言裏；而對詩人的死，我只是史料旁的路人，無法談論。但恐怕死亡現場的見證者也無法完整地談論。如今僅有這樣的事實是準確的：1989 年 3 月 26 日，査海生在山海關卧軌，遺言裏説：我的死與任何人無關。

天很暗了，東湖的水面在黑色和灰色之間，我們走在湖邊，路旁一側斜坡上的樹木使我想到了重慶豐都，前年我去過一次，建在長江岸邊的豐都説是鬼城，鬼國京都，是人死後的靈魂歸宿之地。我記得那裏的長江邊有一塊長長的斜坡，夜裏，乘涼的市民散落在斜坡上，遠遠看過去黑壓壓一片。我講了豐都長坡的印象，朋友説，武漢的長江上常有屍體，但跟東湖比，後者更令她害怕。她牢牢記得那幾次發生在東湖的死亡。我們説起來，認為是長江的開闊似乎能包容人的恐懼，而幽閉的湖水可能正相反。

我們逆時針走，走到武漢大學的凌波門，天空裏響起隆隆的驚雷，時斷時續，自遠而近，雨點很快落在了下來。有些雨點從鼻樑鑽進了口罩，一直流到嘴角。我們走到已經停了兩個月的公交站台下避雨。

此時湖面上搖晃着遠處高樓的燈光，波紋集體向一個方向遊蕩，似乎是急落的雨水剛好填補了流走的空缺。

我知道為什麼叫凌波門了，一個人説。

東湖很美，但印象裏沒什麼詩句。另一個人説。

十天前我才來武漢，住在礄口區一家酒店，樓裏住着附近醫院的醫生護士和新聞記者。儘管戴着口罩，人們的眼裏多能看到疲態。我去了幾次仍被警車和急救車堵了門的醫院，翻過公園的圍欄，也去過幾個小區，或新或舊，下樓的人越來越多，真正能進出的還沒有幾個。人們在等待管制的解除。

不出門的時候，回到酒店，我讀着約瑟夫·布羅茨基的詩集，意外地，又想到了海子——也許是所有真正的詩人——走到命運中的極端年月的那一刻。據身邊人的回憶，死前的海子當時正結束了一段戀情，而布羅茨基，同樣的，根據朋友回憶，他也在一段感情結束後曾企圖切脈自殺。和中國詩人不同的是，1964 年2 月，尚未走出情傷的布羅茨基被捕。

在布羅茨基遭難的前一年，赫魯曉夫統治下的自由化“解凍”時期達到頂點。······中央委員會抓思想的書記伊利喬夫談到“年輕、政治上不成熟，卻又過於自信、受到無限吹捧”的作家們，他們不再“為人民的英雄業績而歡欣鼓舞”。談到要特別注意對年輕一代的共產主義教育，因為“青年中還有懶漢、精神不健全的人，愛發牢騷的人”，他們“在大洋彼岸的點頭讚許下詆譭藝術的思想性和人民性原則，而代之以懶漢和不學無術者的鳥話”。

《佩爾修斯之盾——約瑟夫·布羅茨基的文學傳記》

因不勞而獲罪，布羅茨基被判流放五年。在諾林斯卡亞村，以“長工”身份服苦役的布羅茨基挖石頭、刷洗牛棚，晚上繼續寫作。他尋找到了英文詩歌，讀到了奧登。他確信了奧登的觀點：語言需要詩人，使語言始終是鮮活的語言。他確立了語言重於個人意識和集體存在的觀念，因此決定選擇、或者説接受了自己的使命：以語言為生。

雨停以後，我們幾個人結束了東湖的漫步，各自回去。第二天，在扁擔山公墓管理處，等待安葬親人的武漢市民排起了長隊，我跟一個為父親選擇墓地的年輕人走進那些如林的墓碑當中，看見一個老太太正坐在地上為自己的丈夫嚎哭。“你怎麼就走了？”她坐在地上，側身哭泣，往那未刻名字的碑位上撒出菊花。墓地工人為碑位塗抹了水泥，蓋上石板。

我聽着她哭。這以前我一直不太相信別的那些，比如各種信息、各種數字、各種思想和各種主義；這幾天之後我相信語言，相信扁擔山墓地的哭聲。

文章已於2020-03-28修改原作者 王琛 核電歸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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