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號房”陰霾籠罩下的韓國娛樂圈_風聞

作者 | peipei

編輯 | Amy Wang

朝鮮半島南邊的韓國，是個獨特的國家，經常以社會性話題的電影霸佔中國的熱搜榜。近有韓國男人恨不得下架的《82年生的金智英》，前有改變韓國立法的《熔爐》，在反思社會議題上，韓國影視常常做到極致，致使觀眾總有錯覺，這個國家的法律機器與對少數羣體的呵護在向陽處穩健邁進。

穩健邁進的路是由沉甸的犯罪事實而鋪出的，如今，又出現了N號房這樣令人震驚扼腕又毛骨悚然的事件。“N號房”顧名思義，是在網絡上運營的多個聊天室，其載體為韓國以私密性與安全性為噱頭的社交軟件telegram。運營者與入會者在聊天室內散佈性犯罪視頻，當屬惡性羣體犯罪事件。

入會者在入會前，必須交付自己的“私貨”，即非法拍攝的視頻，否則會被清退。在入羣后，通過付費可以層層解鎖至8號房間，觀看更“重口味”的視頻。視頻中的受害者遭受到的性虐待和剝削方式極為殘忍，大多數為未成年人，最小年齡僅十一歲。

根據警方的調查，其觀看人數多達26萬人，韓國人口為5000萬，首爾的出租車數量為26萬，性犯罪的距離令人不寒而慄。

3月25日，根據虛擬貨幣的交易追蹤記錄確認，1萬名付費會員中有知名藝人，而受害者中也有十幾歲的未成年藝人，待警方確認公開後，一場轟轟烈烈的演藝界清除運動勢必會展開。

每年一次的韓國政娛清洗運動

從18年開始，每年春天似乎成了韓國性犯罪聲討的爆發點。18年1月，順着美國#MeToo運動的聲勢，韓國的女檢察官徐智賢公開指控前司法部官員性騷擾，隨後現身jtbc王牌節目《newsroom》接受主播孫石熙的採訪，揭露這段屈辱的往事。

涉事的犯罪嫌疑人，從熱門總統候選人安熙正，慢慢擴散到文藝界，不乏像84歲高齡的詩壇泰斗高銀、 知名電影導演金基德、安熙正這樣的重量級人物。#MeToo的成果將以法律形式受到保障， 如將“以權換性”的最高懲罰從5年升至10年，追訴期從7年升至10年。

19年的2月，韓國知名偶像團體BIGBANG成員李勝利被曝出為國外投資人員招妓，經其經紀公司YG entertainment否認又被重新立案核查犯罪行為屬實，不僅包括性賄賂，還涉及，性虐待，共享不雅視頻，性侵，吸毒等多項犯罪事實。

頂不住壓力的李勝利在3月11日宣佈永久退出娛樂圈，但戰火已燒，共享偷拍不雅視頻涉及的不是名不見經傳的藝人，大多是追星女孩熟悉的人氣偶像，鄭俊英，CNBLUE成員李宗泫，FTISLAND成員崔鍾勳，HighLight成員龍俊亨各個扔下來都是重磅炸彈。

(涉事藝人一覽)

最重磅的消息在3月20日放出，有記者調查到此次勝利事件涉及到的政界和財界崔順實（韓國前總統 朴槿惠閨蜜干政事件主人公）的殘餘勢力，但詳情再也沒有得到曝光。

今年的3月末，N號房這顆炸彈又在社交媒體炸開，它以前所未有的傳播密度和涉嫌人數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關注。犯罪人員利用受害女性的年齡以及經濟條件兩個弱點，偽裝成警察等執法人員，騙取信任進而犯罪。

而N號房的現運營者“博士”趙主彬出生於1995年，年僅25歲，竟是老師口中的“團結友愛”的善良男孩，做義工獻愛心，援助性犯罪受害者，擔任學校報社記者，享受兩幅面孔的他將面臨12項罪名指控。

23日，文在寅下令對N號房事件進行全面調查，並對受害者表示衷心的慰問。按照韓國舉國之全力興文娛繁榮的慣性，此次事件波及的娛樂界和政治界人士一定不在少數。只是憤怒的餘音能夠掀開多大的口子，挖出多少埋在陰暗的勢力，我們並不知道。

（報道稱曾有高級警官加入N號房會員）

女藝人的社會生存實錄

2019年，韓國兩位女明星崔雪莉，具荷拉的離開令人痛惜。具荷拉的自殺因抑鬱而起，而抑鬱的源頭是其前男友長時間的家暴甚至偷拍性視頻曝光威脅，具為了不讓視頻曝光跪地求饒，甚至被男方反以家暴扣帽子。

（具荷拉與男友起衝突的監控錄像）

從2018年9月家暴事件起，具荷拉在起訴和大眾媒體的拉鋸中不斷地被消耗，身心俱疲。前男友只被判緩刑和好姐妹雪莉的離世，是榨乾她的最後一根稻草，悲憤地結束了生命。演員申世景和尹普美2019年參演綜藝節目曾發現被偷拍，工作人員被N號房運營人趙主彬證實是其花錢委託的。

“偷拍”在韓國是一件無孔不入的事情，有熟悉針孔偷拍技術的韓國專家分別在YouTube Asian Boss和節目《生活的達人》，拆解了酒店和地鐵站廁所的熱門偷拍位置，教大家如何安全保護隱私。被偷拍者可能絲毫不知自己的隱私正透過無數個這樣由比特幣加碼的灰色平台散播，與網絡另一端的付費觀看人構成完整的產業鏈。

威脅女性的不只是偷拍這樣的犯罪事件，女性權利極度失衡到為藝人為女性主義發聲也會被無數極端者網暴到失去聲量。韓國偶像歌手孫娜恩18年二月在instagram上發佈一張照片，照片中是一個手機殼，背後寫着“Girls can do anything”（“沒有女生做不到的事”）。韓國網友攻擊她宣傳女權主義，最後致使她無奈將照片刪除。

（孫娜恩曬出的手機殼照片，印有“Girls can do anything”）

《82年生的金智英》改編自同名小説，韓國女團Red Velvet隊長Irene在一次節目上只是提到自己曾看過這本書，便遭到炮轟甚至有男粉絲做出燒照片的極端舉動。

（男粉絲燒燬Irene照片）

而參演者鄭裕美收到的辱罵不計其數，無數男性在青瓦台官網請願暫停這部電影的拍攝，該電影在韓國社交網站naver收穫的是大量的負面評價。

（鄭裕美在韓網上收穫的差評）

女藝人不僅要遭受被偷拍的威脅，甚至不能在公開場合站明自己為女性發聲的立場，不免讓人懷疑，這是生活在21世紀以獨立先鋒社會議題的電影而聞名的韓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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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視中折射的女性權力失衡的韓國

必須要説明的是，深受儒家文化影響的韓國，至今仍奉行着“男尊女卑”這樣權力壓榨的階級制度。這一點在韓國影視中多有體現。

不少影視劇中都對職場中的女性遭到騷擾的現象有細繪。《人生是第一次》中女主的閨蜜，即使做到業績第一，卻仍要逼迫自己抽煙混進其他老代理中瞭解業務細節，忍受言語上的侵犯是再平常不過的事情。《檢察官內傳》中，在聚餐聚會中被性騷擾的女性職場人只是無數被害人的一個簡略縮影。

同樣在《檢察官內傳》中， 女檢察官承擔了家庭中大部分的家務根本難以做到家庭與生活的平衡。

（身穿西裝邊帶娃邊做家務的女檢察官）

在這樣的極端男權社會中，正常女性權力的缺失往往伴隨着社會各階層扭曲的性文化與犯罪，此種語境下滋生的偷窺文化不難理解，它以物化女性為目標，文本視頻等成為男性凝視的載體，將他們的幻想投射在各種類型化的女性影像上，N號房中各種分類的房間是最好的佐證。

就這樣，等級秩序的森嚴和內向民族文化特性的主導讓女性的發聲極為困難。影視有着較為温和的文娛性質，不同於女性運動直接又大膽地由長久被壓迫的弱勢羣體向權力壓榨者下戰書，這樣的影響更加潤物無聲，也變為許多女性影視工作者的權衡之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