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疫情衝擊或超大蕭條，全球化可能退回“經濟主權時代”_風聞

來源：國是直通車  2020-3-30

中國國際影響力是否會有重大提升？

全球疫情愈演愈烈。據美國霍普金斯大學數據，截至北京時間3月30日8時，全球新冠肺炎確診病例已突破72萬例，逾3.3萬人死亡。

疫情之下，全球經濟將面臨怎樣的衝擊？國際政治經濟格局會發生哪些新變化？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教授鄭永年接受中新社國是直通車採訪時認為，此次疫情衝擊可能超過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大蕭條，改變世界發展進程。

疫情衝擊

可能甚於1929年大蕭條

國是直通車：您怎麼看這次疫情對世界經濟的衝擊？和2008年時相比有什麼異同？

鄭永年：這次疫情的衝擊我認為會遠遠超過2008年，可能會比1929年-1933年大蕭條時還糟。

2008年時主要是單純的金融危機，但新冠肺炎疫情引發的不僅是經濟危機，還有恐慌引發的社會危機、政治治理危機以及國際秩序危機，是多重危機在一個時間段內集中爆發，我把它叫做“併發症”，這和2008年“病症”比較單一有很大不同，也更加危險。

為什麼説疫情引發的危機可能甚於1929年大蕭條呢？

第一，大蕭條的中心是西方，之後從西方逐漸擴散到其他國家，但當時全球化的程度遠沒有現在這麼高。當前，世界已經成了“地球村”，在這種情況下全球主要經濟體暴發疫情，造成的傷害會遠遠大於當年。

第二，如果各國能夠加強協調合作，確實可以緩解疫情造成的影響，但問題是危機當前大家往往不能“有難同當”，開展國際合作非常困難。從目前情況看，不少國家民族主義戰勝了國際主義，國家利益戰勝了全球利益，甚至出現了不少“趁火打劫”行為。正常的國際秩序受到很大沖擊。

第三，大蕭條時美國處於“青壯年”時期，但現在它已步入“中老年”，國際領導能力和意願都在下降。中國能力雖然有提升，但能否在全球治理體系中扮演領導者角色還有待觀察。這意味着危機當前沒有有力的協調者，這很糟糕。

更重要的是，當年大蕭條時是有清晰的應對方案和工具的，就是凱恩斯主義；但現在應對疫情似乎並沒有很好的方案。

國是直通車：現在各主要經濟體都相繼出台了刺激經濟的政策，您認為這些政策能否起到預期效果？

鄭永年：我個人認為不能對這些政策的效果過分樂觀。當前經濟出現問題的直接原因在於疫情，在於疫情引發的社會恐慌，因此疫情如果得不到有效控制，再大力度的刺激都是隔靴搔癢，起不到真正作用。當前形勢下，疫情防控和穩定經濟其實是很難有條件“兩條腿走路”的，必須重點突出，集中精力先控制疫情，然後再談其他。

國是直通車：如果疫情在6月底前得到了控制，您認為全球經濟會出現v型反彈嗎？

鄭永年：全球經濟快速反彈是不現實的。從中國情況來看，疫情得到控制並不意味着社會心理能夠馬上恢復，各項因為疫情驟停的經濟活動也很難一夜之間全部重新開展起來，這需要一段相當長的時間。更重要的是，人們對全球經濟的看法變了。

經濟全球化

可能退回80年代以前

國是直通車：您剛才説對全球經濟的看法變了，具體有什麼變化？

鄭永年：這次疫情讓越來越多國家認識到，和本國民眾生命安全直接相關的東西不能任其流失。

疫情最嚴重的歐美都是發達經濟體，但他們的公共衞生體系暴露出很大的問題，口罩等基本醫療物資本國產能不足以滿足需求，甚至已經根本不能再生產。那麼這種情況下，各國會趨向於把和國家安全、民眾切身利益直接相關的東西重新掌握在自己手裏，經濟全球化不會再像從前那樣了。

國是直通車：這種變化是短期的，還是帶有長期性？

鄭永年：我認為帶有長期性。現在已經有醫學專家提出，疫情具有極大的不確定性，有可能會綿延不斷。在這種情況下，經濟全球化肯定會被重新定義。

國是直通車：那麼新的經濟全球化會有哪些新特點呢？

鄭永年：我認為可能會回到上世紀80年代以前的狀態，是一種“有限的全球化”，各國會把和自己國家安全和基本民生非常緊密的生產部門掌握在自己手裏，回到經濟主權時代。這某種意義上是件好事，可以讓各國長期失衡的經濟能夠相對平衡一點。

國是直通車：但現在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的分工已經形成了，要讓已經去往海外的企業迴流到本國是有難度的。

鄭永年：一旦和國家安全聯繫起來，事實上是可以做到的。需要注意的是，這已經不是單純的經濟問題，而是融入了政治和社會穩定的需要，不能還僅僅從勞動分工、成本收益的角度去考慮問題。經濟是不可能脱離政治和社會“自成一體”、單獨運轉的，它是整個社會系統的一部分，服務於整個國家和社會的需要。從這個角度説，疫情是一次改變世界發展進程的大事，因為它影響了整個社會心態。換句話説，疫情之後人們的“活法”會變，國家的想法也會變。

中國國際影響力

  是否會有重大提升？

國是直通車：疫情期間中國向其他國家提供了不少援助，您認為中國的國際影響力是否會因疫情有明顯提升？

鄭永年：這取決於中國能否找到一套合適的話語表達體系，讓國際社會能從積極正面的角度去看待中國的援助，而不是相反。中國現在還是缺少合適的、能夠被廣泛接受的話語。“國際合作”本身不是話語，“大國責任”也容易被誤解甚至有意曲解。坦率地講，現在有一種思潮是認為中國援助其他國家防疫是“別有用心”，是要趁機把自己的價值觀強加於人甚至是要“稱霸”，這對中國不利。

我認為，中國可以考慮以人道主義為旗幟，這是最容易被人接受和引起共鳴的。

國是直通車：您怎麼看疫情之後的大國關係？美國的領導力會下降嗎？

鄭永年：美國領導力肯定會下降。但從歷史經驗看，每次重大危機後，美國的經濟、軍事等“硬實力”通常都會增強。這次疫情挫傷的是美國的“軟實力”，因為它沒有在這場全球危機中發揮應有的領導作用，人們認為它的國際責任感弱化了。

但是，美國領導力下降不必然意味着中國領導力會上升。儘管中國在較短時間內控制了疫情，並對國際社會積極開展援助，在一定時期內得到了其他國家的肯定和感謝，但近年來西方對中國日益防範、猜忌的心理並沒有發生實質性變化。中國應當認清這一點，並做好應對準備。

國是直通車：我們發現疫情期間中日韓三國合作明顯升温，您認為這會變成長期趨勢嗎？

鄭永年：疫情給中日韓進一步改善關係，加強合作提供了契機，但能不能把握這個契機，把可能變成現實，還要看中國的後續工作。不論是疫情防控層面，還是經貿合作層面，都需要有更高的格局，更開闊的眼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