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輝元 | 關於推進中國思想史研究的幾點認識_風聞

謝輝元，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理論研究所；文章原刊：《中國史研究動態》2019年第6期。

中國思想史研究走過了百年曆程,成果豐厚,但相關研究延續至今,也存在不少問題,如碎片化、問題意識不夠等,而且思想史研究的對象、方法論問題似乎也有待進一步釐清。如何擺脱當下思想史研究的窘境,為構建新時代有中國特色的思想史撰述體系提供助力,是亟待思考的問題。以下就思想史研究的概念、遺產與方法談幾點粗淺認識,希望能有所裨益。

一、概念認知:思想史的多重面相

何謂思想史?學者表述不一。胡適以為哲學史即思想史,蔡尚思認為思想史就是社會科學史,呂振羽則認定思想史在本質上為社會思想史。國外學者的認知差別也很大,柯林伍德認為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約翰·羅伯遜則以為思想史關注的是思想家的主體行為。總之,各家對思想史對象和範圍的認定一直以來都存在歧異,而這也引發了一些人對思想史研究現狀的不滿。然而既謂之“思想”,恐怕很難擺脱人們對作為思維產物的“思想”之一般意義的想象,而且任何拔高思想所限定的思維層次的行為,都會將相應的社會主體排斥在“思想”之外。換言之,如果不僅僅是將思想視作精英或少數人的思維產物,那麼思想史的描述對象恐怕就只能從較大的範圍去定義。如此看來,呂振羽等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對思想史內涵的認定仍然是較為明智的,即思想史本質上是社會思想史。

思想史的內涵具有多重面相,學者圍繞思想史概念的爭論往往只是關涉思想史某一層面的內容。而觀察視角不同,思想史的內涵也會有所變化。

主體與載體。思想史的主體因劃分標準而異,而其載體也與之緊密勾連。譬如,就階級而言,有統治者、被統治者的思想,也有地主、農民、市民、工人、資產者等不同階級的思想。就階層而言,有精英、平民的思想,也有帝王、官僚、農民、商人、知識分子等不同階層的思想。由於思想史主體及其話語能力、表達形式等的不同,思想史的載體(即史料)也散佈在不同形式的文化遺存中,需要我們以不同的眼光去挖掘。

類別與層次。思想史可依據學科內容劃分類別。張豈之言:“思想史是一門綜合學科,涉及歷史、哲學、政治、經濟、法律、道德、科學等各個領域。”(《試論思想史與哲學史的相互關係》,《哲學研究》1983年第10期)類似的還有軍事、宗教、文藝、教育、生態等方面的思想史。思想也有不同的層次,有成體系的理論,有專門性的主張,有時甚至只是一句話或一個口號。

脈絡、流別與主張。思想的流變在個人、羣體、社會中以思想家、學派、社會思潮(理念)等形式出現,它們是思想史研究的主要對象。思想主體間的個性與共性、思想演進中的繼承與斷裂、思想內容上的舊話與新知是辯證統一的,思想史研究離不開對其間關係的思考。

事實、文本與再現。在思想史中,作者的原意、文本的世界、讀者的想象構成一個環環相扣、充滿張力的三角關係,思想在三者間的傳導很難保持原貌,讀者這一環尤其如此。欲最大程度地復原思想史之事實,就必須盡力觀察與理解作者乃至讀者的生活世界,保證文本世界的真實與全面。

以上都是思想史研究中需要處理的對象和關係,很多人往往將思想史的概念繫於其中一端,這樣便容易造成思想史概念理解之偏頗。而抓住思想史的多重面相,也能促進我們對思想史內容和資料的把握。論者可能會擔憂思想史研究對象變模糊,但只要思想家、學派、社會思潮這些思想史的主體內容仍在,思想史研究就存在“壓艙石”,至於各種專門思想史則可看作是跨學科研究的體現,何況社會史、政治史、文化史等很多時候也面臨着同樣的困擾,這是學科分化帶來的必然結果。

二、遺產總結:恢復“中國思想史研究”的學術版圖

中國思想史研究有許多珍貴遺產值得認真總結,為此首先要系統梳理其學術進程。重新審視今人所描摹的中國思想史研究的學術版圖,我們會發現對其中許多問題的認知尚不明晰,而這無疑會限制思想史研究的再出發。大體而言,關於中國思想史研究中的人物、著述、對象(包括概念、範疇、命題、學派、思潮)、理論、方法、模式、語言、發展進程、研究環境、經驗教訓等都有待進一步釐清。

以中國思想史研究的早期狀況為例,我們對其階段性特徵的認知就有待更新。今人梳理的思想史研究譜系大多認為,早期中國思想史研究僅限於哲學史。但實際情況並不盡然。雖然就胡適、馮友蘭、張岱年、侯外廬等思想史家的著作來説,確實存在將哲學史作為思想史主要敍述對象的情況,不過早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圍繞中國古代宗教、政治、經濟、法律、文藝、科學等領域的思想史研究就已展開,如王治心《中國宗教思想史大綱》、楊鴻烈《中國法律思想史》、唐慶增《中國經濟思想史》等就是其中代表。而且即使是一些以哲學史為主要敍述對象的著述,書中所論也不純粹是哲學問題,如譚丕模《宋元明思想史綱》、侯外廬《中國古代思想學説史》就注重政治論、社會論、歷史論的分析。

其次,就思想史研究者言,學者關注的大多是像梁啓超、胡適、馮友蘭、郭沫若、呂振羽、侯外廬這樣的大家,但對學術聲名稍遜的人物的研究就顯得不夠了,譬如對蔡尚思、範壽康、郭湛波、李石岑、李仲融、趙紀彬、杜國庠、楊榮國、嵇文甫、譚丕模、楊東蓴等的研究就薄弱很多(雖然近年來也有起色),至於上文提及的王治心、楊鴻烈、唐慶增等人的研究則更是尚未起步。還有一些受政治原因影響的學者,如陶希聖、李季、葉青、陳伯達等,在當時的思想史研究中也都頗有影響,無論其思想進步與否,在今天都應有所整理和評述。尤其是像蔡尚思、範壽康、郭湛波、李石岑等學者,用唯物史觀治學的同時,還發展了獨特的學術風格,總結其學術特色或許能夠為今天相關研究帶來啓示。

再次,就思想史撰述模式而言,學界對思想史研究經典模式的內涵與價值的探討很多,但對其形成演變的背景與過程的關注則不夠。每一時代的思想都是以前人的思想資料為基礎,思想史研究本身也是如此。如侯外廬學派的中國思想通史撰述模式,無疑是公認的經典,但對其形成過程的認識則顯得模糊。而事實上,所謂社會史與思想史的結合早在20世紀30年代譚丕模、呂振羽等人的思想史研究中就已作出嘗試,哲學史唯物論與唯心論的鬥爭主線在趙紀彬《中國哲學史綱要》中也已存在。

以上只是從中國思想史研究的早期階段及其代表人物、研究模式等角度,探討思想史研究遺產總結的問題,而如果從研究著述、對象、理論、方法、經驗教訓等角度切入,或者進一步反思新中國成立以後乃至改革開放以後的思想史研究進程,則我們仍然還要做很多的工作。

三、方法論省思:窮源返本與中觀建構

中國思想史研究的重要成就往往有相應的方法論支撐,胡適、馮友蘭、侯外廬、劉澤華、葛兆光等的思想史研究皆是如此,方法論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當今方法論日趨多元。有學者雲,中國思想史研究存在有效範式貧困和缺乏方法論自覺的問題。其實中國思想史研究並非沒有方法論,只不過現在正處於方法論的新舊交替期,而窮源返本和中觀建構應是可行之路。

窮源返本,即窮社會史之“源”,返思想史之“本”。從社會史角度審視思想史,是馬克思主義中國思想史研究的優良傳統,以往思想史研究諸多成果的取得端賴於此,我們應該堅持下去。雖然當今世界史壇語言學、符號學、闡釋學、後現代主義的方法論興盛一時,但歸根結底是一場認識論的狂歡,是分析哲學在史學領域的迴響,而回避本體論研究的史學終究難以行遠。中國學界堅持社會史的觀察視角,反映出對本體論的關心,其實是一大優點。只不過,囿於歷史理論研究進展的制約,使得這種對本體論的執着,有時也難免化為思想史研究之束縛。對此,中國思想史的研究者應當在社會史這個“源頭”上盡一番挖掘的功夫,同時注意吸收海內外有關唯物史觀、中國歷史理論、中國社會史研究的新成果,作為研究的參考。而事實上,我們在這方面做得還不夠。那如何返思想史之“本”?除了從簡牘、圖像、碑刻等方面挖掘新史料以補充新知外,還要本着實事求是的精神將思想的“初心”還給作者,尤其是與社會史相結合時要力避還原論或化約論傾向,要充分估計社會和思想的距離,並從思想家的生活着手拉近這段距離,而不能生硬地為思想家貼標籤。在窮源返本上,侯外廬將社會史與思想史相結合的努力仍值得效仿,其成功之處不僅在於注意史料的甄別去取,還在於他以馬克思主義理論原典為基礎摸索出了中國古代社會發展的獨特解釋路徑,並以此説明中國思想史,更在於他能以實事求是的態度評斷思想家的思想,極大地減少了思想家臉譜化之觀感。

中觀建構的必要性則在於,它是思想史的宏觀建構囿於本體論方面的原因而存在較大難度的情況下的一種現實選擇。中觀建構不是個別人物、著作、事件、概念之考實、微觀性的研究,而是要在這類研究基礎上,從思想史之流中提煉具有普遍共性或者局部共性的思想文化現象。其路徑有,發掘思想史上某些少人注意的隱性傳統,如侯外廬對明清啓蒙思想的挖掘等;提煉思想史的內在特質或主線,如李澤厚的樂感文化説、劉澤華的王權主義學説等;恢復思想史某些被遮蔽的斷面,如卡爾·貝克爾對18世紀啓蒙思想家非理性一面的揭示,劍橋學派對以霍布斯為代表的17世紀英國政治思想家的世俗性的剖析等。此外,通過地域性研究、命題性研究、思潮性研究提煉相關概念的方法也值得探索。

概言之,中國思想史研究要在唯物史觀指導下,加強對歷史理論和中國社會史的研究,並抓住思想史的特性,從中提煉出中觀層面的概念、範疇或命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