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作家方方的本心_風聞

　　事先聲明，方方女士的《日記》我從未拜讀。她的小説，我也不曾看過。那麼，我又何來資格批評之？因為我本來就沒打算批她。一來是不敢，我的年紀已經大得足以學會世故，知道女人歇斯底里起來是沒有道理可講的。二來，我覺得方方那些帶着尋常人間煙火氣的、在平凡生活中所熟悉的點滴記述，比起隨地的口號，也不無可取之處。至於有人作誅心之論，以為方方之流既是體制的既得利益者，卻義無反顧地反體制。難道説美國燈塔當真有這麼大的魔力，能教人生死相許？這樣的“推牆”派為數還不少。看起來這是個歷史之謎，其實也沒什麼奇怪的。方方女士何許人也？從她日記上大秀特秀的“某公厚我，某公讚我，某公贈我某物”之類，從她可以在封城之際讓警官開道送侄女出國，就知道她是 “談笑有社長，往來無白丁” 的人，爾等小民，只配被方方女士啓蒙之，難道還能以為，她會真心為你發聲？

　　其實懂一點歷史的人都記得，在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資本主義進程中，類似方方這樣的知識精英同樣地成為了顛覆體制的先鋒隊，而媒體又成為精英的有力武器。80年代，蘇聯的大眾媒體，儘管是由黨和國家出資興辦的，卻已經變成瓦解國家和反對社會主義的“一支重要力量”。確實，許多蘇聯媒體在80年代後期越來越對蘇聯社會和經濟體制持批判態度，越來越偏向西方式的資本主義，把它當作是蘇聯應該仿效的模式。在此情形下，儘管發動反葉政變的軍方領導人掌握着國家大權包括軍權，仍然難免陷於孤立而迅速倒台。批判的武器戰勝了武器的批判（必須指出，如果不是因為握有蘇聯體制實權的官僚精英贊同私有化，那麼知識分子根本不可能發出聲音）。

　　很多人至今無法理解：蘇聯體制耗費了大量資源，為知識分子們創造了舒適的條件，蘇聯的作家沒必要為了自己的處女作成功發表而飽受冷板凳之苦，學者們也沒必要害怕會在學術兼職的苦海中，在薪金微薄的教學工作中迷失自己。可是，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的蘇聯知識分子轉而信仰西方式的民主資本主義？

　　讓我們打開天窗説亮話吧，表面上，知識精英是為了真理；實際上，還是為了自己鼻子尖下的一點利益。

　　在改革之前，知識精英確實獲益不少。只要遵循黨的路線，就能得到舒適的生活，也能得到事業追求上的滿足。受到賞識的作家和藝術家，拿着高薪，也可以進駐豪華別墅，在那裏開展自己的工作。自然科學家則得到各研究機構的科學學術網絡的大批資助，沒必要花時間去求基金會的施捨。社會科學家在對社會和經濟問題進行馬克思主義的分析時，更可以獲得穩定的資助。

　　但是，像方方女士這種人，是不會輕易忘懷其地主祖上那些過去的好日子，就如同黃秋生忘記不了他的外國爹一樣。即使在改革之前，有些人就在西方朋友面前表示自己的懷疑。共產黨對知識分子的嚴格監督，與獨立發展和表達觀念、知識、價值和想象的知識分子的本質要求相沖突。知識分子們被迫戴上緊箍咒，而施法的人卻是那些對他們的專業知之甚少的黨委領導，因此，他們只有怨恨。

　　公開性突然解放了這些長期受壓抑的知識分子，使他們能夠自由表達對體制的批評。他們甚至被邀請這樣做。於是他們的熱情高漲了起來。對長期壓抑他們的共產黨官僚的怨恨，使他們對黨的批評越來越尖鋭。很自然地，他們開始喜歡個人言論自由的西方觀念，要求改變現行體制，保證這種自由暢通無阻。言論自由與商品和服務市場的自由密不可分，個人獨立於國家只有在生產資料私有制下才能得到保證，這些西方意識形態和觀念深深吸引了知識分子。

　　更重要的是，許許多多的蘇聯知識分子根本就不認為國家社會主義為他們創造了優越的物質條件，在他們看來，他們的物質條件不管是在絕對的意義上，還是相對的意義上，都要比生活於資本主義西方的知識分子糟糕許多倍。雖然可以免受市場風險的干擾，雖然一般來説工作條件還算不錯，但蘇聯知識分子所得的報酬比體力勞動工人一點都不多。西方客人經常可以從莫斯科知識分子口中聽到如下抱怨：“我在莫斯科郊外的屋子剛好和一位卡車司機隔壁，我的房子並不比他的好。”最有成就的西方作家、藝術家和演員能夠聚斂到大量個人財富，而這是國家社會主義體制下的個人想都不敢想的。雖然知識精英口口聲聲自由平等，實際上也未能免俗，不過是追求本階級的利益而已。

　　與蘇聯相比，中國的知識精英更自私和勢利。可以想見，在中國，毛把他們打發到農村，跟農民同吃同住，難怪知識精英對毛恨之入骨了。堂堂的讀書人，怎麼能過農民那樣的生活呢？有些天真漢以為方方女士作為知識精英，省作協主席，怎麼還不如普通人明是非？其實這不是蠢，而是壞。她們知道，撿人家的餐餘，總不如自己直接下手好一些。（百韜網劉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