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晨生:“21世紀的瘟疫:東方與西方”_風聞

源於微信公眾號“哲學與批判”

一

人類與瘟疫相鬥爭的歷史亦可以説是人類生存的歷史，儘管並不是每個時代都必然會有瘟疫的發生，但一旦發生卻具有特殊的歷史與現實意義，因為它記錄了人類在不同時期的生存方式。

但是記錄人類生存狀況的方式有很多，比如文化、政治、經濟以及風俗活動——這些都是非常重要、也是非常普遍的形式，因為它們與人類的日常生活密切相關，它們本身就是一種生存方式，在這裏，記錄方式與生存方式是同一的。那麼瘟疫作為一種記錄方式，它的特殊性體現在哪裏呢？

一方面，瘟疫作為一種記錄方式具有的非正常性甚至可以被忽略，人類總不能在瘟疫中回顧自己的歷史。另一方面相比於人類的文化、政治、經濟以及風俗活動，瘟疫似乎更能切中人類的生存，因為它直接指向了生存的對立面——死亡（沒有死亡的問題，也就沒有生存的問題），它是對人類既定生存方式的一種否定，因而這種記錄方式在人類生存的歷史長河中具有十分獨特的意義。

就此而言，每當人類用這種特殊的方式記錄自己的歷史的時候（以被迫的方式），需要倍加珍視，儘管我們都不願意用這樣的方式記錄。因為這種非常特殊的方式最能表現人類真實的生存狀況，而這種真實是人類在生存過程中最為需要的，只有從這種真實中才能吸取正確的經驗教訓，而正確的——不是虛假的——經驗教訓是人類作為一種歷史性的存在必不可少的。

瘟疫本身作為人類既定生存方式的否定具有普遍性，但是人類在不同的歷史階段以及不同的民族所採取的不同抗疫手段作為這種否定的否定同樣具有最為真實的記錄功能。那麼，當它的普遍性——一場與病毒做鬥爭的災難性事件，遇上人類在特定時（21世紀）空（東方與西方）中的生存時，我們從中看到了什麼？

二

人類與病毒的鬥爭從來不是抽象的醫學上的診斷與治療，而是與特定的人類生存模式相關，而生存模式的特殊性決定了這種鬥爭無論是在歷史上還是在不同的民族中都有不同的表現。21世紀的這場瘟疫的特殊性在於它將人類在生存模式空間方面的差異被放到同一個時間中，並且以應對同一事件（與同樣的病毒作鬥爭）的方式呈現出來，這使得對不同民族乃至國家的生存方式的對比成為可能，因為差異以同一為前提。

以往的瘟疫只是在某一民族或國家內部發生的，這與21世紀世界日益變小的情況有很大的差異，這使得瘟疫很快成為國際社會所共同面對的事件，它將不同制度、種族、文化的人放到同一面鏡子面前，在這面共同的鏡子中可以照出很多差異。

對於東方的中國來説，在很大程度上我們將一場災難變成了制度優勢下勝利的狂歡和民族自信心的自我確證，嚴肅而有深度的反思被湮沒在虛假的繁榮與勝利當中，我們舉全國之力在相對比較短的時間內控制住了疫情，這的確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制度的確顯示出了強有力的應對能力，尤其在與西方世界的對比中。顯性實力的提高與隱性實力之間形成的不平衡使得我們以一種脆弱的羣體心理將目光投向了那些在與之進行對比中能夠獲得優越感的事件當中，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獲得的這種優勢被無限放大，可能存在的事實上的優勢讓位於心理上的優越感，而感覺上的優越性反過來使事實上的優越性成為一種被確證了的優越性，在這種轉變之中我們成功轉移了事件的真正焦點，而焦點的轉移意味着真相的遮蔽，隨着時間的變化最終會以不同的形式表現出來，只是我們沒有意識到而已。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西方世界，疫情正以爆發性的方式蔓延，日益攀升的確診人數使很多國家無法有效應對，甚至有國家選擇了放棄。我們看到西方世界確乎在應對疫情上暴露出了很多缺點，西方國家政府的執行力也受到了質疑，在面對重大公共性事件時相形見絀。我們對西方人的生活方式也進行了質疑，似乎認為正是他們所秉持的行為自由、個體權利導致了疫情的大爆發，因為我們看到當政府採取嚴厲措施的時候甚至出現了示威抗議，而這種質疑是有充分理由的，因為他們的行為最終使他們的理念成為不可能。當福山在世紀初斷言人類的歷史終結於自由民主時，古老東方民族的生存模式尚未成為他關注的焦點，而在此次事件中東西方的不同表現中，我們雖然不會斷言人類歷史終結於東方，但至少有充分的理由證明西方的自由民主不是人類的惟一道路。

這是我們從災難中反思到制度優勢的另一根據。

三

毋庸置疑，人類的生存模式以及制度的選擇具有的多樣性使我們有充分的理由堅定自己的道路，尤其是當這種道路顯示出它的優越性的時候。顯然，這次疫情之後在對制度自信、道路自信進一步確信的同時也將會沿着這條道路進一步向前發展，因為我們從中僅僅看到的是優勢而遺忘了是以怎樣的代價獲得這種優勢的，以及在這種優勢背後存在的缺陷，這一切都被勝利的歡呼聲湮沒了。

但是，當我們僅僅從這種對比中獲得自我確信的時候，卻忽視了非常重要的前提，即把特殊時期的相對優勢普遍化為一種絕對優勢，因為我們僅僅看到的是共時性狀態下東西方社會的差異，但除此之外，歷時性的差異被忽視了。我們確實使用了同一面鏡子，也的確照出了很多差異，但我們並沒有對這面鏡子本身的合法性進行反思和説明，反而將應當使用不同鏡子的情況變成了同一面鏡子，於是我們僅僅在這一面鏡子中看到了我們想要看到的——鏡子並不會撒謊，但使用不同的鏡子會照出不同的事實。

這裏所謂共時性的差異就是東西方在同一個歷史前提下（這場瘟疫）進行對比所得出的差異——我們從這種對比中獲得了巨大的優越感；而歷時性的差異是認為人類歷史的發展存在由原始社會到現代社會相對統一的發展過程，各個民族在他們的歷史中遵循類似的邏輯，只是表現形式有所不同。

這裏也並不需要一定預設人類歷史呈現出進步的趨勢，要説明這一點需要大量的論證工作，但就人類作為一種歷史性的存在而言，歷時性的發展是人類社會得以延續的必要條件，沒有這種發展，就無法理解當下的人類生活。具體到每一個民族的歷史當中，這種歷史積澱同樣表現在民族的生活當中。

就東方的中國來説，目前所經歷的一方面是現代化的過程，這是主導性的過程，而且是以西方的現代化為根據的，儘管我們一再強調中國的現代化並不是西方化，但它所表現出來的普遍性是無法迴避的，只有正視這個問題，我們的現代化或許才能真正走上一條有別於西方的現代化。但是另一方面我們的現代化相比於西方社會是非常不充分的，目前的中國社會是前現代、後現代與現代交織在一起的一個非常複雜的過程——當然是以現代化為主導，這就使得中國目前的問題非常複雜，既有前現代遺留的問題，也有受西方後現代影響的問題，而西方的現代化已經有了充分的發展，各方面的問題已經充分暴露。

馬克思對人類社會的發展劃分了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人的依賴關係佔統治地位的階段；第二個階段是以物的依賴關係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的階段；第三個階段是人的自由和全面發展的階段——即共產主義階段。這種以人的發展為核心進行的劃分，相比於一般認為的五階段的劃分具有很強的解釋力，其合理性在於人類歷史的發展本質上就是人的發展，它是以具體的人為主體而不是以社會或者抽象的人類概念為主體，就像在哲學上一直爭論的唯名論與唯實論一樣，具體存在的始終是個別之物，抽象的概念不能作為歷史發展的動力。人是怎樣生存的，人類歷史就表現出什麼樣的形態，而不是概念先行後人類歷史表現出什麼形態，人就是怎麼發展的。

具體而言，中國正處於從第一個階段到第二個階段的過渡時期（第一階段在中國就是近代以前的傳統社會，而在西方早就突破了第一階段），而西方正處於充分發展了的第二階段。而第一階段無論如何要發展到第二階段，這是由人的生存狀況所決定的，就像人必然要從童年過渡到中年一言，即便我們對童年的生活充滿了嚮往。

這種歷時性的差異是我們在與西方進行對比，尤其是進行優勢化的對比中需要非常注意的問題，忽略了這一問題，很可能出現一種虛假的優越感，因為我們在很大程度上是用前現代的思維在於現代乃至後現代的現象進行對比，而當我們經歷了充分的現代化後這種優勢很可能被消解，甚至會出現負優勢，這都是有可能的。

在這場疫情中，我們恰恰是以這種思維進行優勢化對比的，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把歷時性的差異變成了共時性的差異。於是我們看到的情況就是，用一種處於前現代或者現代化初期階段表現出來的社會問題尚未充分暴露的情況來與充分發展了的現代乃至後現代社會問題充分暴露的情況進行對比，這樣的優勢就目前而言是存在的，尤其是面對突發的公共性事件，但這種相對優勢會隨着社會的發展逐漸變小。

因為這種優勢是以巨大的犧牲為代價的，但比較棘手的問題是我們很少注意到這種犧牲到底是什麼，所以我們會陶醉在這種優勢帶來的優越感中。

現代化的發展是以充分的人的發展為前提的，這一點從西方文藝復興以來就已經開始的道路，因為在西方的話語體系中，從來沒有我們劃分的古代、近代和現代，西方將文藝復興以後的發展統稱為Modern（它既可以翻譯為近代，也可以翻譯為現代），這就説明自文藝復興以來社會的發展並不存在什麼斷裂，現代西方社會發展所秉持的價值原則仍舊是文藝復興以來的那些價值觀念，只是發展的程度有所不同而已。

當我們的憲法中寫明瞭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當我們的核心價值觀中有自由、平等、民主的概念時，早已説明我們已經接受了西方自Modern以來的價值觀念，不管在具體內涵上我們如何不同地理解自由、平等、民主等。因為這些價值原則恰恰就是第二階段以及第三階段人的獨立性的具體表現，如果沒有人的獨立與全面發展，自由、平等、民主就是無根之物。這裏需要注意的就是人的發展始終是以事實為出發點而不是以原則為出發點，意識形態的爭論總是讓我們偏離這一事實，而偏離的結果就是人被抽象的原則所控制而喪失了充分發展的自由。

所以我們的相對優勢是人尚未充分發展的結果，因為人的充分發展必然會帶來一系列的問題，比如西方社會出現的人的原子化帶來的疏離感以及個體權利的主張帶來的人與社會的矛盾問題。這些都是人在尚未充分發展之前不會出現的，所以我們會看到有優勢的存在，這就好像我們用小孩的聽話來否定青年人的叛逆一樣。但問題是對這些問題的合理解決並不是退回到過去，而是克服這種矛盾。正如黑格爾所言，自由不是逃避它的對立物，而是去克服，再比如説科技的發展會來帶負面作用，但我們總不能回到原始社會不要科技。

這就是上文所説的巨大犧牲。我們犧牲了人的充分發展的機會獲得了一種虛假的優勢，而這又會反過來進一步加劇這種犧牲，因為在不久的將來我們會看到，人的充分發展會以各種理由被壓抑，個體與社會的矛盾只會以犧牲個體的方式成全社會，但社會終究是一個抽象的概念，即便社會的充分發展在根本上是為了人的充分發展，顯然這裏的主角是人而不是社會，只是我們一直以來將主角看成了配角，而將配角當成了主角。

這場疫情表現出來的從表面上看是人的充分發展帶來的自殺式的後果，這在西方社會表現得尤為明顯，因此對於東方的中國來説是證明自己的重要機會。疫情之後，我們將會更加確信這樣一條發展道路，而在其背後的問題，就會在很長的時間內被遮蔽，就像一直所遮蔽的那樣。

不過人的充分發展也並不是一個人的充分發展，實際上在只有一個人情況下人也根本不會得到充分發展，因此人與人、人與社會的矛盾始終伴隨人的發展的歷史，這就必然説明人的充分發展會受到一定的限制，這是我們依然堅持道路自信的理由。只是，在這個過程中我們需要銘記的是這種限制並不是為了抽象的社會，而在根本上是為了人，我們所要對比的是在“人的依賴關係佔統治地位的階段”與“以物的依賴關係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的階段”如何選擇的問題，而不是在東方與西方之間如何選擇的問題。

我們的問題恰恰在於，僅僅以西方為絕對的參照點而遺忘了真正需要參照的地方。在這個過程中雖然我們獲得了優越感，但始終沒有擺脱西方的陰影，我們在潛意識當中把西方當成了進行對比的對象，只要我們從那裏獲得了一種優越感，那麼這種優越感就是絕對的優越感，西方反而成了一種正確的標準——顯然我們不會從其他社會中獲得優越感，因為我們已經比他們優越了。

更重要的是，在這種浪潮中，我們失去了向西方學習的興趣和必要，這也阻斷了進一步完善自我的腳步，因為我們覺得自己已經足夠好了。

但真正的自信和強大，恰恰在於有勇氣承認自己的侷限，並能夠向他人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