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可能都忽略了“援歐抗疫”的深層歷史隱喻 | 文化縱橫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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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強 李小云 | 中國農業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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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意大利人Matteo Ricci有個人盡皆知的中文名字：利瑪竇。四百多年前，他從意大利來到中國，將《論語》翻譯成拉丁文，也將西方文明譯介到中國。中國的現代醫學體系正是在這一西方文明的引入中逐步建立起來的。四百年後的今天，隨着我國先後派出兩批援意醫療隊進入疫情肆虐的意大利，中國的現代醫學成果又回饋到了利瑪竇的祖國。這四百年間，是西方宗教、資本主義慈善事業、西方援助工業對中國長期的人道主義援助，以及中國現代醫學事業自身的不斷進取。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中國逐漸從一個長期接受醫療援助的國家，逐步成為對外提供醫療援助的國家，而此次疫情中，中國醫療隊已對80多個國家與國際組織進行援助。本文指出，這一角色變換具有歷史性的意義，它標誌着中西方正在從長期失衡的權力關係步入互惠互利的平等關係。

本文由作者授權發佈，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諸君思考。

援歐抗疫與全球發展治理的新時代

1834年，西方教會派出了第一名醫學傳教士來到了中國。之所以要派遣醫學傳教士，是因為西方教會希望能夠藉助醫學的途徑深入到中國的基層社會，讓更多的中國民眾信任西方教會。美國醫學傳教士伯駕（Peter Parker）帶着這樣的使命來到了廣州，並在1835年開設了廣州眼科醫局。這是中國第一所教會醫院。伯駕在這所醫院整整服務了20餘年。根據統計，從19世紀80年代平均每年有12名醫學傳教士來華，到1887年來華醫學傳教士累計約150人。至1914年，傳教士醫生在華開設醫院達59所。1935年，全國約有250個教會醫院，100多個公立或私立醫院。到了1941年，除了軍事醫院和私人診所之外，中國約有38000多個病牀，其中屬於教會的牀位達到了24500多個。這些教會醫院不僅分佈在沿海的通商口岸城市，甚至很多的存在於內地乃至小縣城，為廣大的中國民眾提供廉價的醫療服務。

隨着醫學傳教士在中國的不斷增多，專業交流的需求不斷上升。1838年，英國東印度公司醫生郭雷樞（T.R.Colledge）和傳教士伯駕、裨治文（E.C.Bridgman）等人在廣州成立中華醫學傳教會。這是外國傳教士在中國成立的第一個專業醫學學會。由於種種原因，中華醫學傳教會沒有產生很大的影響力。1886年，由上海、天津、北京等地的傳教士發起成立了中華博醫會，同時創辦了學術刊物《博醫會報》。中華博醫會將一套西方專業學會的規則輸入到中國。從1890年到1932年，中華博醫會共開召開了十次年會，討論的主題是醫學教育、中國會員的資格、西方醫學著作的翻譯、漢語醫學術語的制定以及修訂博醫會發展綱領等。博醫會先後設立了各種專業委員會。1915年，博醫會成立公共衞生委員會，在上海、長沙、南京、北京等城市舉辦衞生講座。博醫會推動了中國各種醫學事業的制度化,促成了中國護士學會、中國解剖學和人類學學會。博醫會在制度方面的其他貢獻是對標準的制定，包括醫學教育委員會和醫院管理委員會誕生以及對漢譯醫學術語的統一等。1915年，中國醫生髮起成立中華醫學會。不同於中華博醫會，這是中國醫生獨立的醫學組織。此後，中華醫學會、中華博醫會加強合作，推動建立衞生教育聯合會促進公共衞生事業的發展，同時合作建立了醫學名詞審查會。1932年，中華醫學會和中華博醫會合併為中華醫學會。到1937年，合併後的中華醫學會的會員達到了3000人，會員涵蓋了除中國以外，還包括英國、美國、德國、日本、法國、意大利等各國的會員。中華醫學會被評價為：此種特殊的組織，為世界各國所無。可見，在當時國際上也沒有真正跨越國家的學術共同體。

教會醫院不斷地在中國迅速發展，需要更多的醫學人才。醫學教育成為了即醫學交流之外迫切需要發展的一個領域。1866年，第一個正式的西醫教育機構博濟醫學堂由美國傳教士醫生嘉約翰（John Glasgow Kerr）在博濟醫院成立。在1900年前後，西方教會、西方大學以及西方的慈善組織推動形成了一個醫學教育的發展高潮。近日被網友稱之為四大醫學天團“南湘雅，北協和，東齊魯，西華西”全部是在這一時期完成了創建。1890年前後，美國北長老會和英國浸禮會傳教士在山東多地創辦了醫學堂，這些教會醫學堂成為了齊魯大學醫學院的前身共和醫道學堂的基礎。1902年，美國北長老會和英國浸禮會決定合辦山東基督教共合大學。1917年，齊魯大學建校，共合大學成為該大學的醫學院。1905年，耶魯大學雅禮協會創辦了湘雅醫學院。除了耶魯大學，美國的賓夕法尼亞大學和哈佛大學都在中國創辦了醫學教育。1907年賓夕法尼亞大學的麥克拉肯（Joaiah C. Mccracken）在廣州的嶺南大學建立的醫學系。1911年哈佛大學幾位畢業的傳教士醫生在上海建立了中國的哈佛醫學院。1910年，由英、美、加拿大三國基督教會的5個差會共同開辦華西協和大學。1914年開設了醫科。1914年，洛克菲勒基金會舉行會議決定支持重建北京協和醫學院併成立了中國醫學部（China Medical Board of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CMB），從而幫助中國建立現代醫學體制。為實現這一宏偉目標，從1916年到1947年，洛克菲勒基金會為協和醫學院撥款達到了4400多萬美元。此外，洛克菲勒基金會中國醫學部除了支持協和醫學院之外，還支持了很多所醫學院和醫預科學校；資助中國各地的教會醫院；設立獎學金支持中國醫生和護士去美國學習；支持中國的醫學學術活動。到1915年，全國共有教會醫學機構23所，護士學校38所。

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基於人道主義的關懷，西方的醫療隊來到了解放區。1936年，黎巴嫩的美國醫學博士喬治·海德姆（中文名為馬海德）成為首個進入延安的外國醫生。1938年，加拿大胸外科醫生白求恩率醫療隊抵達延安。1939年，印度援外醫療隊來到了延安。此外，還有蘇聯、英國、奧地利、朝鮮、美國等國家的醫生在陝甘寧邊區工作過。這些國外醫療隊對於解放區的衞生事業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在抗日戰爭結束前後，相關國際機構也在中國開展衞生健康領域的工作。1947年，世界衞生組織過渡委員會向中國派出了衞生考察團，主要的任務是為中國培訓技術人才以及通過實地工作控制流行病。在技術人才的培訓方面，醫務及公共衞生人員的培訓是最重要的任務。過渡委員會的考察團在中國主要進行鼠疫、黑熱病和結核病控制。此外，從美國舊金山知名外科醫生艾樂思(Leo Eloesser)在中國的短暫工作經歷，可以瞭解到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聯合國國際兒童緊急基金都在中國開展公共衞生方面的教育和實踐工作。此外，他曾受世界衞生組織的指派在華北解放區工作過一段時間。

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中國的衞生領域的國際合作基本上停滯了。唯一保持聯繫的是世界衞生組織，但沒有開展實質性的技術合作。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以受援國的身份開始接受多邊、雙邊的國際發展機構以及國際非政府組織到華開展工作。公共衞生領域是這些國際發展機構關注的重點領域。

（登錄微信搜索“文化縱橫”微店即可訂閲：https://k.ruyu.com/WGG=V9aH）多邊的國際發展機構主要是世界衞生組織、世界銀行、全球艾滋病、結核和瘧疾基金，成為了援助中國衞生領域的主體機構。這些多邊的國際發展機構關注並支持中國全面的醫療改革以及工作難點。世界衞生組織駐華代表處成立於1981年，先後在煙草控制、疾病控制、衞生體系改革、衞生城市的創建等方面與中國開展了項目合作。同年，世界銀行在中國實施第一個國際發展項目。醫療衞生一直是世界銀行與中國開展合作的重要領域。此後的30多年，世界銀行在醫療衞生領域對中國的貸款總規模接近20億美元，支持了14個項目。通過這些項目，引進了先進理念，提升了管理水平，為中國醫療衞生事業的發展做出積極的貢獻。2017年，世界銀行與中國政府實施了中國醫療衞生改革促進項目，是世界銀行迄今而止在中國衞生領域提供的最大一筆貸款。2003年聯合國秘書長安南倡導成立的全球艾滋病、結核和瘧疾基金開始進入中國，是中國在衞生領域最大的國際合作項目。項目實施8年來，位列全球基金資助的第四大受助國，在中國的覆蓋範圍擴大到了全國三分之二以上的縣區。

雙邊的國際發展機構也是援助中國衞生事業的重要主體之一。德國、英國、意大利、法國是其中重要的合作伙伴。1980年，中國同德國就簽署了衞生合作協議。德國對中國的衞生援助在2010年之後快速增長，並在2013年達到創紀錄的2.18億美元。儘管此後急劇下降，但在2018年反彈至1.43億美元，約佔當年德國對華援助總額的四分之一。意大利與中國於1983年達成協議之後，將對華援助集中在緊急醫療服務領域，分別支持在北京、天津、太原建立多個醫學中心。英國政府長期支持中國的公共衞生領域的發展，在衞生政策、衞生體制改革、全球衞生、醫療服務提供和人口老齡化等領域開展務實合作。中英兩國於2000年啓動了中英性病/艾滋病防治合作項目。該項目覆蓋了雲南和四川省37個州/市的83個縣/區。2008年，與世界銀行共同發起覆蓋8個省的中國公共衞生髮展項目，以提高農村地區居民基本衞生服務的可及性和公平性，持續改善農村居民的健康水平。2013年，啓動了為期五年的中英全球衞生支持項目，提升中國參與全球衞生髮展的能力，共同促進全球衞生狀況的改善。2003年“非典”疫情爆發後，中法兩國政府於2004年簽署了一項合作協議，以提高中國在預防和控制新興傳染病方面的能力，並啓動了中法新興傳染病合作項目。2008年的汶川地震之後，意大利、德國、英國、法國等西方國家以及其他發展中國家很快派出大約200多名的醫療隊。意大利醫療隊很快建起了一座設施完備的流動醫院。德國醫療隊在都江堰建起了一座能滿足25萬人醫療需要的社區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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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非政府組織參與中國健康領域的重點主要是傳染病防治和弱勢羣體的醫療服務。蓋茨基金會是目前投入中國健康領域資金量最大的一家國際非政府組織。蓋茨基金會在2008年國際援助機構紛紛撤出中國的背景下逆勢進入中國開展工作。在過去的十多年，蓋茨基金會投入了巨資在中國的健康領域，特別是艾滋病防治和結核病防治、煙草控制等方面。2007年和2009年，蓋茨基金會相繼與中國政府合作持續開展艾滋病防治合作項目和結核病防治項目。蓋茨先生曾經説：蓋茨基金會一方面願意支持中國加快實現自身健康和發展目標的進程，同時也致力於推動中國利用技術、創新、資金和政策方面的優勢，在全球健康和發展領域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從1834年開始，西方對中國現代醫學持續支持了近兩百年，給中國帶來了現代醫院、醫學學術團體、現代醫學院、傳染病防治、現代衞生醫療制度等一系列的現代醫學要素。在這一長期的支持過程中，西方宗教、資本主義慈善事業、西方援助工業形成了支持的共識。這源於西方國家政治經濟社會系統保持了醫療援助倫理一致性：中國的現代醫學需要得到幫助，從而改善中國人民的健康水平，進而幫助改善全球的健康水平。中國的現代醫學在自身不斷進取中，獲得西方國家和社會的長久援助，真正建立起一個發達的現代醫學體系。

中國在自己的發展過程中，同樣本着“治病救人”的人道主義精神援助所需要的國家。**1963年，中國向阿爾及利亞派遣醫療隊，拉開了對非醫療援助的序幕。中國從一個長期接受醫療援助的國家正式成為了提供醫療援助的國家。**改革開放以後，中國開始接受現代發展援助下的醫療援助，同時中國依然堅持向非洲派遣醫療隊，呈現出接受與提供雙重特點的醫療援助模式。2020年，在冠狀病毒全球傳播的時期，中國的醫療援助首次抵達韓國和日本，並接着抵達到歐洲。在意大利的街頭響徹義勇軍進行曲，在塞爾維亞首都機場總統親自接機，歐洲的政府和民眾給予了中國醫生最高的歡迎禮節。很長時期，中國都是習慣於在機場迎接國際援華專家。中國醫生們對於這樣的高規格接待略顯羞澀，這表示出中國在西方現代醫學支持下實現的巨大飛躍下的某種“不適應”。

事實上，援歐抗疫的意義遠遠超過醫療援助的本身，是一個重大的歷史跨越。首先，這標誌着發展模式多元化時代的真正來臨。中國獨特的發展經驗將會與西方發展經驗和其他地區的發展經驗共同重構全球發展治理。其次，這標誌着中西方長期失衡的權力關係步入互惠互利的平等關係。最後，這也標誌着中國傳統文化價值在現代的弘揚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踐行。根據外交部3月20日公佈的數據，中國政府已經宣佈向82個國家和世界衞生組織、非洲聯盟提供援助。中國此次全球抗疫援助，既不是傳統的慈善，也不是冤大頭撒錢；而是一種對西方長期支持中國的回饋，更是中國作為一個大國全球責任的覺悟。在建設一帶一路的質疑中，醫療援助彰顯了中國倡導新多邊主義的全球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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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標題為“援歐抗疫與全球發展治理的新時代”。作者董強為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國際發展與全球農業學院副教授，李小云為中國農業大學文科講席教授。**圖片來源於網絡，如有侵權，敬請聯繫刪除。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繫版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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