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戰疫·觀察｜困境中的意大利一線醫護：要怒吼，不要掌聲_風聞
混沌大陆-向阴谋论患者说不2020-03-31 18:38
意大利疫情暴發以來，“選擇性救治病患”、“幾千醫護感染”與“護士自殺”等新聞一次次牽動了世界的神經。
在向恪盡職守的前線醫護致以敬意的同時，旁觀者無法不捫心自問：何以慘痛至此？
在意大利醫護眼中，衞生系統的脆弱由來已久，是意大利長久的頑疾。多位奮戰在前線的醫務工作者公開發聲：不要造神，不要英雄！要怒吼，不要掌聲！
醫生們以希波克拉底誓言宣誓，他們的工作不僅有它崇高的一面，也有着如同所有其他職業一樣的關於勞動保障的諸多問題。醫護怒吼着想要改變的究竟是什麼？他們現在處境如何？如今這種特殊的情形之下，如何保障勞動者的安全和身心健康？
本文梳理了疫情暴發以來意大利醫護的困境與呼聲。
醫護作為勞動者的困境
自新冠疫情暴發以來，意大利醫療系統儲備不足的問題尤為刺眼。
自2001年修改憲法以來，在奉行聯邦主義的中右派政府政策的推動下，作為中央行政機構的衞生部職權一步步被削弱，各大區衞生局各自為營。這在疫情初期為統一化的抗疫政策帶來極大困難。雪上加霜的是，意大利自經濟危機以來對衞生系統的投入鋭減，醫院不得不自行“縮水”，減少牀位和“不必要”的醫療服務以節省開支。
儘管各種有爭議的政策從多方面持續地進行不負責任的削減公共衞生的財政開支，醫護仍數十年如一日地支持着國民醫療系統。數年間，意大利已經成為護士與患者比例最低的國家，醫生尤其是專科醫生更像是瀕臨滅絕的種族，醫院的體系結構也極其陳舊或力不勝任。一個自認文明並尊重其公民的國家應當維護的是“健康（SALUTE）”，正如同立憲會議在1947年提到的那樣。在這場對抗強大敵人的戰爭中，我們本可利用充足的人力和後勤資源，在承受最少損失的同時，控制傳染病的規模並戰勝它。
由於財政對公共衞生支出的逐年縮減和醫療體系結構的不足，即便坐擁全球領先的醫療教育資源，許多年輕的醫護工作者和畢業生選擇了不進入意大利醫療體系，而去其他歐盟國家謀求發展。據博洛尼亞衞生局發佈的統計公報，2010年，意大利醫護平均年齡為47.5歲，並有逐年上升的趨勢（2007年為46.5歲，而2001年為43.5歲）。其中護士的平均年齡為44.6歲，醫生的平均年齡為50.8歲。在醫生羣體中分佈人數最多的年齡層為50-59歲，分佈人數最少的年齡層為30-34歲。
53歲的瑪利亞·克里斯蒂娜·賽特布萊賽（Maria Cristina Settembrese）是米蘭聖保羅醫院傳染病科的護士，科室中一名護士需要照料十五名患者，她在接受意大利通訊社（AGI）採訪時講述了她在亞重症監護部的夜班經歷，該部門的所有牀位已被新冠肺炎患者佔用。
“醫院所有的氧氣儲備幾乎都在我們部門、重症監護部和另兩個專用於新冠肺炎的部門之間消耗完了。我們有一個小時的自主活動時間。當值班醫生請我們放鬆休息時，我和我的同事們相互對視了一下，想着在發生萬一的情況下誰先回到崗位，從最小年齡排起，48歲的、50歲的、然後61歲的。”
有限的醫護人員所面對的是疫情下不斷增加的病患，一線醫護只能加班加點地工作，尤其疫情密集地區的醫護值班時長達12-14小時，以求給予更多患者救治和幫助。
“**在緊急情況下，一輪值班常會變成13、14小時，有些醫生連帶工作和短暫的小憩一起、直到出去吸一大口新鮮空氣之前甚至總共會在（隔離病房）裏面停留34個小時：**如果沒有支援的話就沒法支持這麼久，這麼説很符合邏輯。總體而言，儘管現在大區的各個醫院之間已經形成了更好的協作並且這種協調性開始起作用，但我們還是需要人手。”
面對緊急狀態下更密集的排班和節假日的取消，醫護人員承受身心上的雙重疲憊，原本就短缺的醫療隊伍不得不臨時擴充，各地的地方衞生局乃至意大利軍隊都發出了緊急招聘的聲明。3月4日，中心疫區的貝加莫醫院率先以更寬標準公開招募醫務人員，剛剛退休和已在進行最後一年執業實習、等待獲得執業認證的專科醫學畢業生均可報名。
根據3月15日出台的“治療意大利（Cura Italia）”緊急法令，尚未進行國家執業考試的醫學畢業生也被允許提前獲得執業資格，作為值班醫生加入抗疫後援工作，使更有經驗的醫生得以奔赴前線抗疫。在意大利總理孔特發佈招募300名志願醫生加入重疫區緊急救援團隊的信息後，約有8000名醫護人員作出了應答。
一線醫護不僅面臨着人手的缺乏，醫療物資也十分緊缺。許多醫院都向社會直接發起了募捐和眾籌。安科納Senigallia醫院專門應對新冠肺炎部門的39歲護士，在其個人臉書主頁上給總理孔特寫了一封公開信，其中描述到自己的值班經歷：“**我在7-10小時的輪班期間並不會飲水或用餐，從不會去洗手間，**即使不時漏出幾滴尿液、濡濕內褲，即使經常會出現低血糖和低血壓，仍然會繼續工作。因為害怕脱下防護服時一點小小的疏漏就可能導致感染，進而感染更多同事和同胞。”
在這種高強度的勞動之下，密切接觸傳染源的醫護承擔了更高的感染風險：根據意大利衞生部發布的報告，**感染新冠病毒的衞生工作者的平均年齡比意大利確診患者整體的（63歲）低得多，平均僅49歲。**感染醫護不僅包括奮戰在傳染科和重症監護室的一線醫護，也有肩負着疑似患者和居家輕症患者的協助任務的基層家庭醫生。令人悲痛的是，一些醫務人員也在疫情中失去了生命。
意大利全國外科醫生與牙醫聯合會（FNOMCeO）官網從上週開始登載疫情期間身故醫護人員的名單。3月7日，57歲的麻醉師Chiara Filipponi死於威尼託大區的Portogruaro城，是此次肺炎疫情中意大利第一位過世的醫護人員。11日，Varese醫學協會主席Roberto Stella去世；16日，Bergamo的家庭醫生Mario Giovita去世；19日，Lodi的家庭醫生Marcello Natali去世……
不幸的是，這一名單還在不斷變長。據意大利高等健康研究所（ISS） 3月27日發佈的統計公告，全意大利已有7145名醫護人員感染新冠病毒，達到意大利整體確診者的9.5%，並至少有51人死亡。在這些離世的醫護人員中，有些人尚未等到病毒測試就已去世。目前針對全體醫護人員（包括家庭醫生）進行地毯式核酸測試的補救工作已在托斯卡納、利古里亞等大區開展。
醫護：我們不是英雄
醫護的辛苦民眾都看在眼裏，每一條醫護殉職的新聞更是令人悲痛萬分。除了名聲遠渡重洋的為醫護鼓掌快閃活動外，市民們也自發在醫院門口拉起條幅，感謝、鼓勵為病人奔忙的醫護工作者們。
市民在薩丁島醫院門口立起感謝醫護人員的牌子
然而與大眾的熱忱略有偏差的是，在醫護髮聲中，**他們並不希望被看作英雄，而更希望他們作為普通個體的感受被理解。**就如薩沃納護理職業協會主席馬西莫·博納在他的那封公開信中所説：“這些女性、男性們就在那裏——今天，在他們的崗位上，在這場嚴峻的、比風暴還猛烈的衞生緊急情況中，付出他們的全部，而我認為除了工作上的負擔以外，他們還面臨着個人風險，他們本人及其他家人的心理壓力等超越人類承受能力的困境。所以不要稱我們為英雄，我們不是英雄！我們只是簡簡單單的男人和女人，有常人都有的恐懼和極限。”
疫情嚴峻，醫護每天都在與死神爭奪生命。曾因發言被媒體惡意篡改而不得不多次重申聲明的以色列籍醫生加爾·佩雷格醫生強調，在帕爾馬他工作的醫院裏，即使面對的是120歲的患者，他們也都會拼盡全力。
然而醫療資源有限是無法迴避的現實，醫護“手握”病人的生死，承受着常人難以想象的精神壓力。瑪麗亞·克里斯蒂娜接受AGI採訪時將自己所在的亞重症監護部形容為“煉獄科室”——是病情急轉直下向樓上去往重症監護室，還是預後良好向樓下去往出院預備病房？轉變往往發生在瞬息之間。在她進入護士職業以來曾為長期患者的離世而哭泣，而如今她每天都會流淚：“尤其是當我不得不寫下那三個字母時：NCR——不是重症監護的候選人。”這意味着患者已無康復的可能，他們只能使用嗎啡姑息療法以減輕痛苦。
在這場戰鬥中，“敵人”卻並不止是病毒。人力資源和醫療、防護物資的短缺也為醫護帶來相當大的心理壓力和對自身感染的恐懼。馬西莫·博納將此時此景比喻為“必須攤牌的階段”，控訴一個看似國民醫療系統水平相當高的國家卻在各種方面措手不及：既無法提供充足的自我防護裝備，也無法提供急救單元和病牀以支持他們的救援。
更大的恐懼則是將病毒帶給家人。與家人保持距離是眾多醫護人員目前不得不作出的選擇，儘管他們所具有的專業知識使他們十分清楚“預防措施是沒有止境的”。一名在崗位上確診感染新冠肺炎的護士以醫護人員和患者的雙重身份，用“接受這件事對我而言並不容易”作為引語，匿名向薩沃納省媒體IVG陳述了自己的情緒危機——回想起可能的感染緣由與所在醫院的各種防疫措施啓動太晚、延遲太多，她在憤怒的同時也深深為自己和同事的家人安危感到擔憂。
在敍述中她直言不諱：“除了疲勞的輪班和悲慘的局勢所造成的壓力以外，在生活中最恐懼和痛苦的就是有可能會把‘怪物’帶回自家四壁之間，帶給自己的家人。”在與家人共處同一屋檐下的隔離治療期間，這位護士嚴格將自己和親人相互隔離，只在半夜洗澡，平時用手機和孩子通話，而餐點則被家人留在她進行隔離的房間門口。
另一些人將子女送至姻親的住處以規避傳染的風險，還有一些人選擇離開家裏而獨自外出租房。然而外出租房也並不總是順利，他們遭受着因職業而帶來的偏見，有些房東把醫護人員當成“塗油者”（ 編注：十六以及十七世紀廣泛使用的術語，指那些在公共場合塗抹帶有毒素的特製油膏以傳播瘟疫的人）或者“瘟疫”本身，儘管他們沒有被感染，但人們仍然感到恐懼，此時醫護倍感辛酸。
訴求與援助醫護人員身處漩渦中心奮戰卻無法獲得應有的“彈藥”補給，加之外界充滿矛盾的偏見和情感支持的缺乏，最根本的，國家政策長期以來對醫護職業環境建設的輕視都引發了一線人員的疾呼。
利古里亞大區地方衞生局的精神健康綜合機構負責人馬克·瓦季（Marco Vaggi）教授就公開呼籲，稱呼醫務工作者為“英雄”是一種非常有誤導性的説法，因為這將處理危機情況的責任轉移給了他人，而我們每個人都必須承擔責任，而不應全權委託給超級英雄。
所幸從社交媒體上的“#我留在家中”（#iorestoacasa）等自發行動到企業、社會的捐助，已有不少公民協作在全力配合着醫療系統，與醫務工作者站在一起，承擔起自己的那部分責任。
倫巴第大區是意大利經濟的重心，也是本次疫情的重症區。貝盧斯科尼家族、阿涅利家族和蒙口集團等紛紛提供了上千萬歐元的捐款，用以建造米蘭國際會展中心可容納500重症牀位的方艙醫院及採購呼吸機等醫療器材。醫療企業、銀行、基金會等也陸續加入支援，直接捐贈醫療設備和口罩，或是提供資金支持人工呼吸機和肺部掃描設備的採購。數家建築工程、化學工程和材料行業的工廠和企業也紛紛向醫療機構捐出手中庫存的工業防護用品，盡最大努力幫助緩解物資緊缺的困難。
也有志願者自發組織起來，為醫護人員的衣食住行提供便利。因封城法令連續收緊政策，意大利各地的公共交通系統也相應減少班次以避免浪費。在羅馬、米蘭、那不勒斯、熱那亞、阿雷桑德里亞、薩薩里等地，許多出租車司機自發免費接送醫護人員和相關的衞生工作者上下班。也有不少餐廳老闆自願為醫護解決餐飲問題。
在隔離住宿問題上，Airbnb集團與OspitaMi 社團進行合作推出免費住宿項目，通過申請系統將有住宿需求的醫護人員和有志願免費提供住房的房東相匹配，並對房東進行補貼。另外托斯卡納大區與佛羅倫薩醫生和牙科協會達成一致，為醫務人員集中提供住所，其間產生的酒店及基本服務費用由當地衞生局承擔。米蘭地區的房地產租賃公司The Best Rent也與Alter-Area Domus清潔公司也合作推出“#我給他們一個家（#iocimettolacasa）”計劃，為醫生護士提供免費的公寓住宿，目前已有數十名業主自願加入。
除了物質上的實在支持，專業人士同樣在精神上支援着一線人員，幫助其應對在目前的緊急狀態下承受的強大心理壓力。由巴里地方衞生局的精神健康部提供的一項心理支持服務已被投入前線：48名心理學專業、精神科專業和兒童神經精神科專家自願組成了一支醫療團隊，從3月23日起開始為醫生、護士等衞生工作者以及技術人員和管理人員提供心理資訊。
然而，各方暖心援助雖然緩解了部分燃眉之急，卻仍遠遠不夠。不少醫護在反覆呼籲關注當前困境的結構性成因。最激烈者，倫巴第大區衞生基礎工會發起了“ #去你的英雄”活動，反對用英雄稱號掩蓋政府失職和長期對公共衞生體系的摧毀，反對在温情和掌聲中忽視系統性的問題。在相關聲明中，他們呼籲反思國家公共衞生系統，反思為滿足歐盟財政要求而削減公衞預算、削減牀位與醫護數量以及私有化、外包化、大區分化對整個系統帶來的傷害，呼籲在緊急情況結束以後，人們可以討論如何從根本上改變醫護的處境。
Senigallia醫院一線護士致孔特的那封公開信也明確指出了問題核心：“孔特先生，您知道嗎，我拒絕這100歐元加班獎金，並非因為我不需要（畢竟，有20年工齡的我每月淨收入是1500歐元，且只能享受縮水的節假日）；我拒絕的理由基於這樣一個事實：我的工作價值遠超過這100歐元，我所受的折磨遠不止這100歐元！若您真正尊重我，與其給我這筆錢，莫如給我一個承諾。您不如向我們保證：‘當這災難被解決之後，我們會採納你們向國家的集體諫言，用完善法律法規和改善經濟投入踐行你們的建議。我們會與你們的工會簽約，並聽從其呼聲與抗議。我，意大利總理，向你們許諾！’ ”
25日，孔特在內閣講話時提到了這封信，在感謝醫護人員在此次疫情中的付出後，他説：“你的話不會白費，我向你承諾政府一定會牢記它們，解決護士們一直面臨的組織和薪酬問題。”
醫護不是英雄，不是烈士，也不是傳道士，只是一個能夠勝任這個職位的勞動者，是有恐懼與極限的普通人，他們有權維護自己的勞動得到應有保障。每個人都承擔起自己的職責：個人負責任地留在家中，社會盡可能地為醫護提供援助和保障，國家從根本上改革醫療系統，才是走出這場悲劇的起點，才是對醫護的付出最好的回報。經歷過這一切，願醫護的怒吼不淹沒於掌聲，願我們以後永不重蹈覆轍。
（作者系在意大利中國留學生，公益組織四十日談4×Decameron小組成員）
澎湃新聞特約撰稿 黴橘 尤利西 二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