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有交換，後有貨幣——什麼是貨幣拜物教?_風聞

先有交換，後有貨幣——什麼是貨幣拜物教?（價格語言）

先有交換，後有貨幣，這在馬克思《資本論》裏是有詳盡具體分析的。

《資本論》裏，貨幣是怎麼分析出來的?它是從交換關係中出來的。交換形式中，處於一般等價物的那一方，就是貨幣。所以，是先有交換關係，然後由於交換的需要，產生貨幣。

這個貨幣，可以是金，可以是銀，可以是銅鐵，以至糞土。

（“貨幣可以是糞土”，第一個容易讓人誤解的是，以為糞土是指“糞土當年萬户侯”的糞土，是形容。不是，糞土就是糞土，可以是值得交換的東西，比如，一車糞土換2個土豆。所以，也可以説“貨幣可以是土豆”，這樣，“貨幣可以是糞土”，就不會被誤解了。為什麼“貨幣可以是土豆”，原理是，處於交換關係中的產品，一方面是商品，一方面是貨幣。作為“價值形式”，內部包含着這兩極。但是，可以是，未必就一定是，糞土、土豆、黃瓜、煙、都缺乏“天然”的優越，所以“天然”不是。呵呵，如果不去買東西，拉一車糞土或一麻袋土豆，去換大米，實在不方便，體積太大，也不容易分割，土豆放幾天就壞了，沒有人要。糞土太臭。）

這個就像莊子跟東郭子講“道”。道是很高妙的，莊子先後跟東郭子説，道在螻蟻，稊椑，在瓦甓……最後，東郭子還是不懂，莊子乾脆就説，道就在屎尿裏頭。屎尿裏頭也有道，道無所不在，哪裏都是。

貨幣也是一樣，無所不在，到處都是。所以，馬克思説，貨幣可以是糞土。馬克思這裏説的“糞土”，不是形容詞，不是説你視貨幣如糞土，而是説“糞土”這種實物。馬克思的意思是説，人們也可以用屎尿來當貨幣。

當然，歷史上具體的社會體制選擇它的貨幣，總是會因為某種物的某種特性而選中它。

歷史上，西方貨幣曾經有黃金，也有白銀，一段時間裏，白銀甚至比黃金還厲害。後來，因為中國看中了白銀，白銀就都跑到中國來了，西歐自身沒多少白銀了，只能選擇黃金。之後，由於生產效率的問題和財富的量的問題，歐洲黃金變貴，勞動力也變貴，這是國際分工和競爭的結果。

當時，中國表面上佔了便宜，把全世界的白銀都給掙回來了，全世界約有1/3以上的白銀都流入了中國。但是，中國由於自身體制，從世界掙回來的白銀大多沒有重新進入流通領域，被大小富人放地窖裏給存起來了。所以，當年李自成進北京，京城官僚和富商以為改朝換代了，都出城迎接李闖王，準備花點小錢跟李自成這個新貴結交。結果，李自成部下把他們都給抓起來了，嚴刑拷打。一打才發現，明朝官府朝廷並沒有銀子，銀子都在官商地主手裏。官商地主們手上的銀子又都沒有用於擴大再生產，而是當做財富儲備起來，準備留給子孫萬代用，希望他們的兒孫能憑藉這些白銀，世世代代作威作福。但是，明朝這個國家一倒，那就樹倒猢猻散，留一堆白銀又有什麼用呢?明朝官商地主窖藏白銀，以為白銀就等於財富，這就是貨幣拜物教。

馬克思分析説，貨幣拜物教是一種宗教意識，它顛倒了正確的經濟關係。正確的經濟關係是先有交換，然後在交換過程中產生貨幣。

但是，由於歷史上的貴金屬如金、銀等，一則來之不易，淘盡黃沙始得金嘛；二則易於切割，用把小刀子就能把它們切成一小塊一小塊的。切開了，還能很容易地再融合在一起，加熱一下，捏吧捏吧，就成了金錠、銀錠。因為金銀自身這種物性，中外不少年代都使用它們為貨幣，慢慢地，就形成了對金銀的崇拜。所以，馬克思總結説：“貨幣天生不是金銀，金銀天生就是貨幣。” 但是，金銀本身不過是個物，並不是真正的貨幣，貨幣只是交換過程中的一般等價物，所以，馬克思又説：“貨幣也可以是糞土。”馬克思對貨幣的分析是很詳盡的，意思也非常清楚，沒有什麼難懂的。而我們的教科書和學者著作裏，居然説馬克思是金本位，馬克思認為紙幣是黃金的符號——這些其實都是馬克思所批判的，搞不明白他們為什麼讀不懂。正因為他們沒讀懂馬克思所説的貨幣概念，因而，當馬克思進一步分析生產的更高級形式，從產業資本進入到虛擬資本、金融資本的時候，他們就更糊塗了。

其實，虛擬資本、金融資本，它們也都有交換關係，這些交換關係也有它的貨幣，比如債務貨幣、證券、期票……它只要處於交換過程中，就總會有交換的兩個主體，你就需要用貨幣把他們連接起來。

這就相當於西方哲學上的主語和謂語。你只要説話判斷，你總要有個主詞，這個主詞就是你要表達的東西：桌子、椅子、黃金、大米……這個主詞是你必須説出來的，但是，你僅僅説出個主詞，那又能表達什麼意思呢?如果，你只是説：“白銀”、“土豆”、“大米”……那就等於什麼都沒説，你總是得判斷個什麼，比如，你判斷：土豆是個食物，可以吃。主語和謂語就一起出來了。

物之間的交換也是這樣，總是一個處於主詞位置，一個處於謂詞位置，它們是“兩極”。而在“兩極”中間充當一般等價物的，不變的，不動的，那個是貨幣。

凡是不這樣去考慮問題，沒有從交換關係去考慮等價物和相對物的，就都是拜物教，對經濟關係的正確認識就被顛倒了。

如果不懂馬克思哲學，確實難以看懂馬克思的這個意思。馬克思對貨幣分析的背後，是對哲學方法的具體運用，也就是主語和謂語的關係。

一個主語，比如土豆，白菜，你總要表達出它是什麼。處於表達中不動的那個位置上的，它才是等價物；而被表達的，它的意思被相對錶現出來的，就是相對物。這其實就是語法上的相對錶達意思和絕對的被表達意思的先後關係。

（資本論內容：兩個不同種的商品Ａ 和Ｂ，如我們例子中的麻布和上衣，在這裏顯然起着兩種不同的作用。麻布通過上衣表現自己的價值，上衣則成為這種價值表現的材料。前一個商品起主動作用，後一個商品起被動作用。前一個商品的價值表現為相對價值，或者説，處於相對價值形式。後一個商品起等價物的作用，或者説，處於等價形式。相對價值形式和等價形式是同一價值表現的互相依賴、互為條件、不可分離的兩個要素，同時又是同一價值表現的互相排斥、互相對立的兩端即兩極；這兩種形式總是分配在通過價值表現互相發生關係的不同的商品上。例如我不能用麻布來表現麻布的價值。２０碼麻布＝２０碼麻布，這不是價值表現。相反，這個等式只是説，２０碼麻布無非是２０碼麻布，是一定量的使用物品麻布。因此，麻布的價值只能相對地表現出來，即通過另一個商品表現出來。因此，麻布的相對價值形式要求有另一個與麻布相對立的商品處於等價形式。另一方面，這另一個充當等價物的商品不能同時處於相對價值形式。它不表現自己的價值。它只是為別一個商品的價值表現提供材料。

誠然，２０碼麻布＝１件上衣，或２０碼麻布值１件上衣，這種表現也包含着相反的關係：１件上衣＝２０碼麻布，或１件上衣值２０碼麻布。但是，要相對地表現上衣的價值，我就必須把等式倒過來，而一旦我這樣做，成為等價物的就是麻布，而不是上衣了。可見，同一個商品在同一個價值表現中，不能同時具有兩種形式。不僅如此，這兩種形式是作為兩極互相排斥的。一個商品究竟是處於相對價值形式，還是處於與之對立的等價形式，完全取決於它當時在價值表現中所處的地位，就是説，取決於它是價值被表現的商品，還是表現價值的商品。

不論２０碼麻布＝１件上衣，或＝２０件上衣，或＝ｘ件上衣，也就是説，不論一定量的麻布值多少件上衣，每一個這樣的比例總是包含這樣的意思：麻布和上衣作為價值量是同一單位的表現，是同一性質的物。麻布＝ 上衣是這一等式的基礎。但是，這兩個被看作質上等同的商品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只有麻布的價值得到表現。是怎樣表現的呢？是通過同上衣的關係，把上衣當作它的 “等價物”，或與它 “能交換的東西”。在這個關係中，上衣是價值的存在形式，是價值物，因為只有作為價值物，它才是與麻布相同的。另一方面，麻布自身的價值顯示出來了，或得到了獨立的表現，因為麻布只有作為價值才能把上衣當作等值的東西，或與它能交換的東西。比如，丁酸是同甲酸丙酯不同的物體。但二者是由同一些化學實體—— 碳 （Ｃ）、氫 （Ｈ）、氧（Ｏ）構成，而且是以相同的百分比構成，即Ｃ４Ｈ８Ｏ２。假如甲酸丙酯被看作與丁酸相等，那末，在這個關係中，第一，甲酸丙酯只是Ｃ４Ｈ８Ｏ２ 的存在形式，第二，就是説，丁酸也是由Ｃ４Ｈ８Ｏ２ 構成的。可見，通過使甲酸丙酯同丁酸相等，丁酸與自身的物體形態不同的化學實體被表現出來了。 如果我們説，商品作為價值只是人類勞動的凝結，那末，我們的分析就是把商品化為價值抽象，但是並沒有使它們具有與它們的自然形式不同的價值形式。在一個商品和另一個商品的價值關係中，情形就不是這樣。在這裏，一個商品的價值形式通過該商品與另一個商品的關係而顯露出來。例如當上衣作為價值物被看作與麻布相等時，前者包含的勞動就被看作與後者包含的勞動相等。固然，縫上衣的勞動是一種與織麻布的勞動不同的具體勞動。但是，把縫看作與織相等，實際上就是把縫化為兩種勞動中確實等同的東西，化為它們的人類勞動的共同性質。通過這種間接的辦法還説明，織就它織出價值而論，也和縫毫無區別，所以是抽象人類勞動。只有不同種商品的等價表現才使形成價值的勞動的這種特殊性質顯示出來，因為這種等價表現實際上是把不同種商品所包含的不同種勞動化為它們的共同東西，化為一般人類勞動。

然而，只把構成麻布價值的勞動的特殊性質表現出來，是不夠的。處於流動狀態的人類勞動力或人類勞動形成價值，但本身不是價值。它在凝固的狀態中，在物化的形式上才成為價值。要使麻布的價值表現為人類勞動的凝結，就必須使它表現為一種“對象性”，這種對象性與麻布本身的物體不同，同時又是麻布與其他商品所共有的。這個問題已經解決了。然而，只把構成麻布價值的勞動的特殊性質表現出來，是不夠的。處於流動狀態的人類勞動力或人類勞動形成價值，但本身不是價值。它在凝固的狀態中，在物化的形式上才成為價值。要使麻布的價值表現為人類勞動的凝結，就必須使它表現為一種“對象性”，這種對象性與麻布本身的物體不同，同時又是麻布與其他商品所共有的。這個問題已經解決了。在麻布的價值關係中，上衣是當作與麻布同質的東西，是當作同一性質的物，因為它是價值。在這裏，它是當作表現價值的物，或者説，是以自己的可以捉摸的自然形式表示價值的物。當然，上衣，作為商品體的上衣，只是使用價值。一件上衣同任何一塊麻布一樣，不表現價值。這只是證明，上衣在同麻布的價值關係中，比在這種關係之外，多一層意義，正象許多人穿上鑲金邊的上衣，比不穿這種上衣，多一層意義一樣。在上衣的生產上，人類勞動力的確是以縫的形式被耗費的。因此，上衣中積累了人類勞動。從這方面看，上衣是 “價值承擔者”，雖然它的這種屬性即使把它穿破了也是看不出來的。在麻布的價值關係中，上衣只是顯示出這一方面，也就是當作物體化的價值，當作價值體。即使上衣釦上了紐扣，麻布在它身上還是認出與自己同宗族的美麗的價值靈魂。但是，如果對麻布來説，價值不同時採取上衣的形式，上衣在麻布面前就不能表示價值。例如，如果在Ａ 看來，陛下不具有Ｂ的儀表，因而不隨着國王的每次更換而改變容貌、頭髮等等，Ａ 就不會把Ｂ當作陛下。可見，在上衣成為麻布的等價物的價值關係中，上衣形式起着價值形式的作用。因此，商品麻布的價值是表現在商品上衣的物體上，一個商品的價值表現在另一個商品的使用價值上。作為使用價值，麻布是在感覺上與上衣不同的物；作為價值，它卻是“與上衣等同的東西”，因而看起來就象上衣。麻布就這樣取得了與它的自然形式不同的價值形式。它的價值性質通過它和上衣相等表現出來，正象基督徒的羊性通過他和上帝的羔羊相等表現出來一樣。

……可見，通過價值關係，商品Ｂ的自然形式成了商品Ａ 的價值形式，或者説，商品Ｂ的物體成了反映商品Ａ 的價值的鏡子。商品Ａ 同作為價值體，作為人類勞動的化身的商品Ｂ發生關係，就使Ｂ的使用價值成為表現Ａ 自己價值的材料。在商品Ｂ的使用價值上這樣表現出來的商品Ａ 的價值，具有相對價值形式。

勞動產品只是在它們的交換中，才取得一種社會等同的價值對象性，這種對象性是與它們的感覺上各不相同的使用對象性相分離的。勞動產品分裂為有用物和價值物，實際上只是發生在交換已經十分廣泛和十分重要的時候，那時有用物是為了交換而生產的，因而物的價值性質還在生產時就被注意到了。從那時起，生產者的私人勞動真正取得了二重的社會性質。一方面，生產者的私人勞動必須作為一定的有用勞動來滿足一定的社會需要，從而證明它們是總勞動的一部分，是自然形成的社會分工體系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只有在每一種特殊的有用的私人勞動可以同任何另一種有用的私人勞動相交換從而相等時，生產者的私人勞動才能滿足生產者本人的多種需要。完全不同的勞動所以能夠相等，只是因為它們的實際差別已被抽去，它們已被化成它們作為人類勞動力的耗費、作為抽象的人類勞動所具有的共同性質。私人生產者的頭腦把他們的私人勞動的這種二重的社會性質，只是反映在從實際交易，產品交換中表現出來的那些形式中，也就是把他們的私人勞動的社會有用性，反映在勞動產品必須有用，而且是對別人有用的形式中；把不同種勞動的相等這種社會性質，反映在這些在物質上不同的物即勞動產品具有共同的價值性質的形式中。可見，人們使他們的勞動產品彼此當作價值發生關係，不是因為在他們看來這些物只是同種的人類勞動的物質外殼。恰恰相反，他們在交換中使他們的各種產品作為價值彼此相等，也就使他們的各種勞動作為人類勞動而彼此相等。

貨幣結晶是交換過程的必然產物，在交換過程中，各種不同的勞動產品事實上彼此等同，從而事實上轉化為商品。交換的擴大和加深的歷史過程，使商品本性中潛伏着的使用價值和價值的對立發展起來。為了交易，需要這一對立在外部表現出來，這就要求商品價值有一個獨立的形式，這個需要一直存在，直到由於商品分為商品和貨幣這種二重化而最終取得這個形式為止。可見，隨着勞動產品轉化為商品，商品就在同一程度上轉化為貨幣。

隨着商品交換日益突破地方的限制，從而商品價值日益發展成為一般人類勞動的化身，貨幣形式也就日益轉到那些天然適於執行一般等價物這種社會職能的商品身上，即轉到貴金屬身上。

通過兩種商品即普通商品和貨幣商品的交換實現的。

交換過程造成了商品分為商品和貨幣這種二重化，即造成了商品得以表現自己的使用價值和價值之間的內在對立的一種外部對立。在這種外部對立中，作為使用價值的商品同作為交換價值的貨幣對立着。另一方面，對立的雙方都是商品，也就是説，都是使用價值和價值的統一。但這種差別的統一按相反的方向表現在兩極中的每一極上，並且由此同時表現出它們的相互關係。商品實際上是使用價值，它的價值存在只是觀念地表現在價格上，價格使商品同對立着的金髮生關係，把金當作自己的實際的價值形態。反之，金這種物質只是充當價值化身，充當貨幣。因此金實際上是交換價值。金的使用價值只是觀念地表現在相對價值表現的系列上，金通過這個相對價值表現的系列，同對立着的商品發生關係，把它們當作自己的實際使用形態的總和。商品的這種對立的形式就是它們的交換過程的實際的運動形式。

商品交換過程是在兩個互相對立、互為補充的形態變化中完成的：從商品轉化為幣，又從貨幣轉化為商品。

如果我們來考察一個商品例如麻布的總形態變化，那末我們首先就會看到，這個形態變化由兩個互相對立、互為補充的運動Ｗ—Ｇ 和Ｇ—Ｗ 組成。商品的這兩個對立的轉化是通過商品所有者的兩個對立的社會過程完成的，並反映在商品所有者充當的兩種對立的經濟角色上。作為賣的當事人，他是賣者，作為買的當事人，他是買者。但是，在商品的每一次轉化中，商品的兩種形式即商品形式和貨幣形式同時存在着，只不過是在對立的兩極上，所以，對同一個商品所有者來説，當他是賣者時，有一個買者和他對立着，當他是買者時，有一個賣者和他對立着。正象同一個商品要依次經過兩個相反的轉化，由商品轉化為貨幣，由貨幣轉化為商品一樣，同一個商品所有者也要由扮演賣者改為扮演買者。可見，這兩種角色不是固定的，而是在商品流通中經常由人們交替扮演的。

作為價值尺度並因而以自身或通過代表作為流通手段來執行職能的商品，是貨幣。

要把金作為貨幣，從而作為貯藏貨幣的要素保存起來，就必須阻止它流通，不讓它作為購買手段化為消費品。

）

現在，我們把語言學上的語法關係轉移到兩個物之間的關係上，那就是貨幣與一般商品的關係。

當我們懂得了馬克思的貨幣概念，我們就會知道，歷史上，為什麼有的時期、有的民族，致富很快、很容易。而有的時期，人們要致富卻很難。先有交換，後有貨幣——。

先有交換，後有貨幣——為什麼新中國沒能快速致富?（之二•價格語言）

中國人民，吃苦耐勞，聰明能幹，又擅長模仿學習，發明創造能力也很強，既付出了腦力，又付出了體力，為什麼就是不能快速致富呢? 就是因為，這麼多年，我們不知道什麼是財富，什麼是貨幣，我們利用貨幣槓桿的能力很差，被貨幣拜物教的錯誤觀念所支配，是拜金主義。

明清兩代，錯誤地把一種貴金屬白銀當作是貨幣，而更早歷史上，我們最早的貨幣並不是貴金屬，而是貝殼，這是甲骨文裏有記載的。春秋戰國時期，是用銅當貨幣，也不是黃金白銀。當時各國貨幣很多，布幣、鏟幣、刀幣、環錢……一大堆。

由此可見，歷史上，我們並不認為貨幣是金和銀的。宋代，某些地區還一度流行“交子”——用紙印的錢，那其實就是現代貨幣的起源。

到了明清，為什麼會退步了呢?是因為統治階級的統治上層、國家意志出現了拜物教，是上層拜物教導致了退化。所以，人類社會是可以進步，也可以退步的，不是一個直線上升的過程。類似的，還有東北地區。東北曾經的經濟關係是資本主義的（民國末年到新中國建國後一段時期），一度是世界第四大工業體，現在呢，在中國都排不上號。

貨幣拜物教、拜金主義，這個觀念一旦被扭轉，把被歪曲顛倒的觀念再顛倒回來，知道是“先有交換，後有貨幣”，那麼，中國要發財致富是很容易的，沒有那麼難。

具體怎麼做呢?

就是先幹起來，讓那些彼此需要的社會需要先做起來，讓他們相互提供對方真實需要的那些產品，那麼，錢也就隨之出來了。而不是你先有錢，特別是把某種你緊缺的、手裏沒有的東西當做錢，比如白銀。中國本來就不產白銀，國內銀礦只有那麼一點兒，白銀主要是從墨西哥、印度、日本來的。也就是説，你本來就沒有這個東西，你卻把這個東西當作是財富，是貨幣，那你當然很脆弱了，等於把國家貨幣發行權拱手讓給了別人。

這就是思想的錯誤導致民族的悲劇。

明清的貨幣拜物教，是設想事先有一個錢存在着，然後，我們的生產是為了得到那個錢，誰得到了那個錢，誰就富了。這是越縮越小、把自己變窮的道路，你越生產就會越窮，為什麼?

因為，你生產的目的是為了得到白銀，而白銀是有限的，那總財富當然就有限嘛。你越幹得多，後面能拿到手的白銀就越少，不是越幹越窮是什麼?

但如果，你認識到，錢不是任何一種東西，它在交換過程中處於表達主詞是什麼的那一方，就是個等價物。（自注:w-g句子沒説完。主語+是，少了謂語）

一個人説話，總是相對的説出了什麼，但其實，他要説什麼其實永遠也説不清楚，“道可道，非常道”，那個被表達出來的“道”，“可道”的“道”，是貨幣，貨幣是個相對的“等語意”。語言中，凡是説出口的，都是“相對的語意”，是相對地説出了“道”，但“道”究竟是什麼，永遠也説不完全。

語言上的關係是這樣，物與物之間，其實也是這樣的關係，貨幣是相對的表現出一物與另一物的價值關係，物與物的價值關係總是在變，而貨幣不變，這樣才能充當“一般等價物”。所以，貨幣並不是物，或者説，不是任何一種特定的物，可以是金，可以是銀，可以是銅鐵，也可以是糞土——也就是説，貨幣可以是任何一種東西，甚至，它可以就是個虛擬符號、賬面上的數字——也就是個“無”，什麼都不是，什麼都是。

是先有了物與物的交換，然後才有了貨幣。明白這個道理，那你缺什麼就幹什麼，幹起來那就富有了，越幹越富，變富，並不難。

不難，也還要知道怎麼幹。 那究竟要怎麼幹呢?現在還是和從前一樣，你缺什麼就搞什麼，按緊迫性搞。首先是社會保障體系的建立：醫療、養老、教育、保障性住房（廉租房），人民呼聲也大，那就加大生產，加大供給，在加大供給的過程中，大家相互一交換，那就是錢了。錢就是這麼出來的，而不是你先有了錢，然後再進行生產。先有錢，再生產，那就是明清時代的小生產。

歸根到底一句話，先有交換後有貨幣，而不是先有貨幣再有交換、生產以及生產去滿足需求。

先有貨幣後有交換，那就錯了，那就成了資本主義了，資本主義為什麼會有周期性經濟危機?因為它歸根到底還是貨幣拜物教。

所以，馬克思自信社會主義優越，社會主義的發展速度、勞動效率、致富速度一定比資本主義更快，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他把一個被顛倒的關係重新給顛倒了回來，打破了拜物教。這跟宗教關係是一樣的：當你破除了神的觀念，你不再去崇拜“神”，自己去理性思考，當然你自己就會變得更聰明瞭。但如果你滿腦子都是“神創造了世界”、“太陽繞着地球轉”——這都是《聖經》説的——那你當然就很笨了。

而在經濟關係中，你把貨幣與交換的先後關係給顛倒了，那你的經濟發展當然就慢了。

先有交換，後有貨幣——人民公社因何失敗（之三•價格語言）

此外，當你從整體上看透了資本主義的經濟波動、經濟危機是怎麼產生的，那你社會主義就可以避免經濟危機對社會財富的毀滅和浪費，你就不存在經濟危機，因為你都可以計劃嘛，計劃經濟其實是這個意思，就是説，總體上，你社會生產的總需求什麼的，你都可以掌控，以避免經濟危機，沒有經濟危機，你就會變得更富有。新中國建國70年從來沒有發生過大的經濟危機，道理就在這裏。鄧小平説，“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當然這是對的，你搞一個先進的制度，結果卻越高越窮，當然那就不值得搞了。中國之所以沒能快速致富，原因在於沒有搞清楚“先有交換，後有貨幣”這個道理，其實，這個道理《資本論》裏已經講得很清楚了。

明白了這個道理，我們回頭去看前30年，就知道人民公社之所以沒有搞好，就是因為貨幣不下鄉。 那個時候，中國要變富，其實是很容易的。紅旗公社和人民公社，這兩個公社之間，是有相互交換需要的。比如，一個公社有些破銅爛鐵，也會打鐵生產農具——這個是傳統農業就會的，它就組織生產鋤頭；而另一個公社，有木頭，可以生產小板凳，那它們之間就可以相互交換。兩個公社（村子），總有各自相對優勢的地方，或者是資源，或者有能工巧匠、傳統手藝……一旦交換起來，這個量就會很大，因為那時候什麼都缺呀。交換量大，錢也就變多了，人們就富了。那麼，他們當時為什麼沒有交換呢? 就是因為人民幣不下鄉。如果人民幣下鄉了，那他們所有的需求都可以從別的地方得到滿足，公社比個人那要強大得多啊。道理很簡單，一個家庭，又能有多少木頭呢?你會做木匠，但是你會打鐵磨刀嗎?而一個公社，傳統的日常生活用品，幾乎都能生產，某樣東西生產技術好些，實在不會生產，它也可以派人到城裏，依靠政府依靠黨，請大學教授、專家幫助解決生產技術問題。公社與公社之間，有極大的交換需求，要交換，就有貨幣需求（一般等價物充當交換中介），如果信用社給予貨幣，使它們的交換得以完成，那公社不就都有錢了嗎? 但是，由於信貸的保守主義，使這些自然的、必須的需求，沒有得到滿足，交換需求沒有得到滿足，貨幣也就沒有被生產出來。

而當時的貨幣是怎麼來的呢?是中央政府，計委，也就是陳雲、李先念這些人，他們在辦公桌上想出來的。具體的説，就是陳、李，還有國家計委、財經委等負責財經制度的，他們根據蘇聯的那一套辦法，計算國家財政有多少，我們能收多少錢，根據收的錢做預算，這裏投資多少，那裏投資多少。比如説，我有100個億的預算，這100個億，鐵路需要多少，鋼鐵廠需要多少，又哪裏需要多少……都從這100個億裏面支出。然後，我們收支要平衡，國有企業利潤能上交多少個億，收税能收多少億，國家收入要跟國家支出相平衡。當時的錢是根據收支平衡預算出來的，然後相應投放貨幣量。有時候缺了，就多發行點錢；有時候覺得錢多了，貨少了，那就採取辦法，收緊銀根……收緊銀根，這個詞就是拜物教的，這個詞表示的意思是：銀，才是貨幣。如果還不行，那怎麼辦呢?就是發票——糧票、布票、肉票，搞票證管理。

這樣，當時的貨幣就是萎縮的，是一些人在辦公桌上想出來的，並不是在實際的、人民相互滿足彼此真實需求的生產、交換過程中被創造出來的。也就是説，人民幣不是在千千萬萬的人民在彼此交換過程中產生的，而是被“計劃”出來的，這個其實就是蘇聯模式。毛當時就認為，蘇聯模式是資本主義復辟，是走資本主義道路，中國搞蘇聯模式的，就是走資派，毛要防止蘇修、赫魯曉夫復辟。毛在洞察力上，是極其天才的。他並不是什麼簡單的民族主義，大國沙文主義，我不聽你蘇聯的，我毛中國也要當老大……他是説，那條道路是走向資本主義，後來歷史事實也證明了，毛的洞察是對的，蘇修就等於走資派。什麼是走資派?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什麼是資本主義?就是貨幣拜物教。貨幣拜物教顛倒了社會關係中人的主體關係，把它物化了，人，不是社會主體，物（貨幣）才是。這就變成了一種唯心主義。

貨幣不是幹出來的，而是在辦公桌上想出來的，那經濟發展當然就很慢了。所以，毛始終不滿意，總覺得在搞資本主義復辟。毛有極強的洞察力，他的洞察也是對的。但由於他不能抓很多具體工作，當年他就退居二線了。毛為什麼不滿意?太多了。像劉少奇在廣西的講話：《實行固定工和合同工並存的勞動制度》（見其選集，無刪版，網上都是歌功頌德的大刪版），講什麼亦工亦農，農忙種地，工忙做工，不能閒着，不需要研究技術，這不就是封建小生產嗎?社會主義大生產哪能這麼幹。然後，他還説，這樣做有個好處，工人家屬也不用進城了，這都是反動思想了。城市化、工業化是歷史進步，你怎麼能説家屬不用進城呢?不讓家屬進城，是要減輕你的管理負擔是吧?意味着大城市你管不了。家屬不進城，劉當做是一件好事。這種思想甚至連資本主義都談不上，更類似於封建小農思想。

先有交換，後有貨幣——毛的洞察力極其天才（之四•價格語言）

看歷史真實文件，不看那些顛倒是非黑白的“回憶錄”，我們可以知道，毛要打倒“中國的赫魯曉夫”，是完全正確的。就劉廣西那篇講話《實行固定工和合同工並存的勞動制度》（無刪版），完全看得出，他就是個反動分子。你劉畢竟是讀了馬克思的書的，號稱是懂馬克思的人，居然還能這麼想、這麼説。難怪毛説，“不要被劉少奇……那些號稱懂馬克思其實不懂的人給騙了。”説劉是“中國的赫魯曉夫”，道理很簡單。

什麼是資本主義?因為前面有封建主義呀，資本主義是有大工業生產的，大工業生產需要技術的不斷進步，是需要不斷研究新技術的，怎麼能讓工人沒事幹就回去種地呢?

那什麼又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是建立在人類社會以往所有成果之上的，它優越於資本主義，它的勞動生產率遠遠高於資本主義，它利用了資本主義創造出的所有文明成果，裏面當然包括工業大生產。你不搞大工業生產，搞什麼亦農亦工，家屬不進城，別説什麼社會主義了，那連資本主義都不如了，當然是反動的。

所以，毛天才地洞察到劉、陳這批人不行，這批人滿腦子都是反動思想，那怎麼辦呢?就給他們扣個帽子，説他們統統都是走資派，也懶得具體分析他們了，因為他們的錯誤思想，你想給分類也分不清。社會主義的反面就是資本主義，所以，就把這些人全部歸類為走資派、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

毛洞察到，劉、陳、李這些人，他們的想法沒有一個是對的，他要找一個能理解他的想法，思想正確的人。但是，他找不着。比如，像張春橋。張春橋想討好毛上位，就處心積慮地揣摩“聖意”，寫了幾篇文章。但是，張只是毛反對走資派的一個打手，毛對他其實是不滿的。毛説過，張春橋那篇文章《論全面專政》，裏面很多提法是不確切的，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毛後來也沒有重用張春橋，看他會寫文章，就讓他搞點政工工作，沒有什麼實權。也就是説，毛並不認同張春橋這些左派的觀點。劉、陳那些右派的，他就更不認同了。因為右派是走資派，他們掌權，越搞越窮嘛。越搞越窮是不對的，這是毛很明確的。

69年，71年時候，華西村就冒出頭了，掙了很多錢，就有記者去做調查，寫報告彙報中央。毛對華西村的成就非常滿意，在報告上批了：“這才是我們光輝燦爛的未來。”

毛，是要求富的，不是要搞什麼意識形態，越窮越好，怎麼可能呢?他晚年跟尼克松談話，説我們中國這也不好，那也不好，千不好萬不好，就是因為太窮了。你們美國太富了，我們太窮了。説，中國有很多缺點錯誤，很多事情我們沒做好，有很多錯誤，但最大的錯誤是窮。

而被毛批判的走資派的那一套，歷史事實也已經證明了他們不行。1978—2002年，所謂“改革開放”，長達24年時間，中國經濟發展速度很慢，一塌糊塗。1960年，中國人均GDP跟世界人均GDP相比，是世界人均GDP的60%，此後長達42年，中國人均GDP都比1960年低。當然這肯定是錯的。

毛時代，1960年以後向下走，但他還是可以拍胸脯説，老子搞了“兩彈一星”，要命的東西解決了，工業化完成了，高科技搞上去了，前後跟美蘇兩個超級大國幹，都幹贏了。你走資派搞了24年，什麼大成就都沒有，經濟也一直上不去。還是胡錦濤上位，商人的後代主政，中國經濟才打了翻身仗。

先有交換，後有貨幣——錢並不是銀行生產的，銀行本身沒有錢（之五•價格語言）

2002年，胡錦濤開始掌權，03年主政。02年，中國相關數據就上去了，人均GDP佔世界人均GDP的比例就是20%以上了，比1960年稍微多點，42年來第一次（1960——2002年）。2012年，胡退下來的時候，這個數據是60%，10年時間，中國經濟就上來了。2012年後面幾年，13年，14年，15年，經濟發展慣性還在，中國人均GDP數據達到了世界平均水平的百分之八九十，基本就追上去了，追到了世界平均水平。

胡主政時期，這個發展速度就很快了。同一時期，周小川主持央行，人民幣幣值一路走高，不斷升值，中國人手上人民幣越來越多，人民幣又越來越值錢，就有不少家庭成功奔小康、成小資了，能到處暴買了。

這説明什麼呢?説明想法對了，中國人要致富，並不難，很快就起來了。但如果你想法不對，做法不對，就會越幹越窮，怎麼弄也致不了富。這中間的道理並不難理解。

2002年之後，中國人就比以前更加吃苦、更加賣力、變得更加聰明瞭嗎?顯然不是的。前30年，勞動人民吃的苦比02年以後可要多得多，一輩子吃兩輩子的苦。之所以前面不能致富，02年以後能，還是理財的原因。自古以來，怎樣理財，怎樣運用財富，就是一門大學問。

舉個簡單的例子 比如公社時期，鋤頭總是需要的，是基本的、最原始的生產資料，哪個村都可以生產。假如這個公社生產鋤頭的鐵頭，那個公社生產鋤頭的木柄，第三個公社負責把鐵頭和木柄給組裝起來，然後去推銷，搞運輸。國家提供相關信息：哪個省、哪個縣缺少鋤頭，第三個公社就把鋤頭往那裏賣，賣出去就是錢。這樣，我們可以看到三個公社之間的勞動分工。三個公社都沒有錢，也因而，它們之間就是個三角債的關係——生產鋤頭把的公社有樹木，它跟生產鐵頭的公社賒賬：你先把鐵頭給我，我眼下沒錢給你，先欠着你——這就是債務了。然後，搞運輸的那個公社，又跟組裝完整鋤頭的公社賒欠，按照省市提供的信息，把賒欠來的鋤頭送到各省市縣大隊生產隊，賣掉。賣了，這就是錢，勞動創造的價值就變現了。它再回頭付錢給做鐵頭和木柄的。這個三角債鏈條，如果沒有錢，那大家誰都幹不了，相應的生產鏈也就產生不了。因為錢是大家相互交換的一般等價物，沒有這個等價物，賒欠、交換就沒法進行，鐵頭也就沒人生產了，木柄也沒人生產了，搞運輸的也沒東西可運。但是，如果它能先欠着，那麼各個公社的勞動價值就被承認了，然後再使它們流動起來。這就必然要求人民幣下鄉，銀行要給各公社貸款。你們不是沒有交換的一般等價物嗎?我銀行給你們提供，你買鐵頭多少錢，你買木柄多少錢，你搞產品運輸要多少錢，我借給你們，那大家不就都有錢了嗎?你們到時候再還給我本和利息。這樣，資金就運轉起來了，大家幹活也都有勁頭了，都有事幹，都有錢賺，錢也就出來了。 錢，原來是沒有的，銀行也好，信用社也好，它們都沒有錢，賬上都是空的。但是，由於債務記錄，相關生產鏈之間的真實票據：公社A寫個票據給公社B，接受了你多少貨物，值多少錢，欠你多少錢；公社B又寫票據給公社C……把這些票據抵押給銀行，銀行承認它們是有價值的，就給他們錢，事情就解決了，錢也就被創造出來了。當然，錢創造出來，有一個前提依據——那些產品最終都是有人要的，就像鋤頭是別人需要的。如果你生產個東西，是沒有用的，那當然不行。社會需要鋤頭，又生產了鋤頭，那錢就隨時被創造出來了。而不是上面撥款，撥一個實體性的錢，比如100萬，放在農村銀行裏，然後農民去掙銀行裏的這100萬，通過什麼辦法把這個100萬掙回家，那怎麼可能掙的到錢呢?公社怎麼可能有辦法去把你銀行裏的錢給掙出來呢?那是掙不出來的。

銀行本身是沒錢的，它只是把交換關係轉化成了錢，人們有交換關係——一種按照彼此需要生產的關係，銀行承認人們勞動交換之間的價值關係，然後按照價值規律把這種價值關係貨幣化了，貨幣也就出來了。相應地，國家就要提供信用，出面承認這個東西，承認銀行發行的那張紙是錢，而商業銀行、底層銀行提供的複式賬目、財務賬目，經過審核認定，是合法有效的，現金也就被投放出來了，商業銀行就從中央銀行那裏得到現金。

這才是生財之道，而不是相反。

相反是什麼呢?

就是當年人民公社的做法。

先有交換，後有貨幣——人民公社失敗於思想錯誤（之六•價格語言）

人民公社當年是怎麼做的呢?你農民種了糧食，我按照統購統銷價，一斤糧食給你多少錢。這些糧食，裏面有一部分是國家任務，低價收購；還有一部分是浮動價格，你完成了國家任務，多交的糧，價格就稍微高點。 農民通過種糧掙錢，掙到的錢再拿去內部分，比如工分制。一個社員，一天勞動算是一個工分，請假不去就扣工分。最後，種糧賣給國家總計多少錢，大隊留一部分提成或者公積金，剩下的按工分分配給各户農民。

這樣，你能分到什麼錢呢?這就是貨幣拜物教，以為是先有了錢，然後大家為了錢去從事生產，把產品賣出錢來，你才有錢。人民公社就更吃虧了，產品賣出錢以後，第一步拿到的還不是錢，而是工分，要拿着工分分錢，那錢當然就越來越少了。

這樣幹，就顛倒了錢和交換的關係，是反馬克思的貨幣拜物教。它的源頭，來自蘇聯的集體農莊。蘇聯集體農莊就只種糧食，提供農產品，不準幹工業。這樣，農民種點糧食、蔬菜、水果，能賺幾個錢?反過來看，如果你一個國家的農民能靠種糧、種菜、種水果致富，只能説明這個國家是非常落後的，工業當然是不發達的。

恰恰，中國當時走資派學的就是蘇聯這一套，搞得農村越來越窮。

而毛澤東的人民公社思想，跟這個正好相反。毛明白，農民靠種地種糧是不可能致富的，他要求人民公社不能只種糧食只務農，而是什麼都搞，要農村發展工業。華西村走的就是毛指出的道路。華西村最初乾的是什麼工業?就是小五金嘛，比較簡單的，城市大工業懶得幹、幹不好，或者是國家計劃有漏洞的，沒有計劃到的。因為國家再怎麼精打細算，也算不到很多小的細節。小五金鑽的就是這個空子，你大計劃沒有計劃到的，我給你搞。然後，華西村就掙了大錢。什麼都搞，這才是毛澤東設想的人民公社，而不是蘇聯只種糧的集體農莊。 進一步説，你不能是為了錢什麼都幹，而是，你只要一干，那就有錢。這個幹，得是真幹，而不是玩虛的騙錢。比如，弄些假單據，生產出來的東西最終是沒人要的，雙方彼此的交換是虛假的。玩虛的，那就要“四清四不清”了，就要接受社會主義教育了。

但只要整個生產交換流程是真實的，那錢也就出來了，也就變富了。農民一窮二白，都是窮光蛋，但是，只要他們肯幹，那錢就在乾的過程中被創造出來。

要注意，錢是“被創造出來的”，是在實際生產之間的相互連接中被創造出來的。而不是在陳雲、李先念、國家計委、外經貿委的辦公桌上搞宏觀計劃時“計劃出來的”，那個是斯大林的斯拉夫主義。斯拉夫人本來就沒有什麼商品交換，就是個農奴制。陳雲、李先念這些人學習斯大林的社會主義，其實學的是斯拉夫的農奴主義，他們根本不懂得商品交換。

毛很早就發現，陳這些人這麼搞是不行的，但怎麼搞，他也不好具體插手。為什麼毛不能具體插手?應該是“58年恐懼症”。

什麼是毛的“58年恐懼症”?因為56年、57年農業大豐收，形勢一片大好，糧食吃不完，當時談論的是糧食吃不完怎麼辦?劉少奇一幫人就説，搞共產主義，吃集體大食堂，把小鍋砸了，吃大鍋飯。他們的理由是，因為社會化勞動了，家家户户做飯，又沒效率又浪費，那就不如吃大鍋飯，幾個炊事員就能做好，這不就節省勞動力了嗎?這跟現在搞外賣其實是一個道理。一家一户做，又費工夫，又費油，又費鹽，那就不如吃外賣。吃大鍋飯，應該説，這個想法是很好的，結果搞冒進了，餓死人了。後來的黨內鬥爭，主要也都是由這個引起的。毛因此有點恐懼，不敢再輕易做具體的指揮。因為，一具體指揮的話，你的想法跟具體執行的人不一樣，他們肯定就不會按你説的辦，結果就是越搞越砸。 所以，毛後來就開始喊口號了。具體怎麼幹，有國傢俱體管理部門，管醫療的，管教育的，管交通的，管財經的……由他們去幹，不直接干涉。直接干涉的話，那好吧，那就按你説的辦吧，可是他們內心又不認同，那你干涉一件事就會砸一件事，啥也幹不好，那你的威望就沒有了，非常被動。

這就是毛的“58年恐懼症”。以上，是人民公社時代的致富道路，致富方法，但由於走資派沒腦子、不讀書，人民幣不下鄉，人民公社學習的對象是斯拉夫農奴制，以至於錯過了機會。機會為什麼錯過了?因為中國已經工業化了，農村幹工業的門檻太高了，農村幹工業致富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現在農村要致富，不能再這麼幹了。要靠國家投入，國家補貼，國家養。

中國需要讀懂“資本論”，解放思想，建立和發展超越西方的福利社會（價格語言）

中國最大的問題在於不讀書，從上到下，沒人讀書，要麼只讀西方經濟學的垃圾書，讀雞湯，就是不讀世界經典著作，不讀馬克思。中國最嚴重的問題在於人口不足。

不讀書，導致被美國忽悠，搞了幾十年計劃生育，計劃生育禍國殃民，導致人口不足，這就是因果關係。要想扭轉人口出生率不斷下降的趨勢，需要提高公共福利，城鄉公共福利一視同仁，城鄉一體規劃、一體發展，幫助城鄉人口養兒養老，不能再繼續擴大城鄉二元差別。中國既然能夠組織工業化生產，當然也能夠組織工業化服務。養兒養老醫療都屬於服務業，在工業化社會，個人很難負擔，國家公共福利必須承擔起來。醫療、養老、教育這些基本保障，要政府出來承擔，政府出大頭，個人承擔一小部分。這才是正確的方向，政府如果想通了會很快。

把什麼想通呢?就是這個——醫療、養老、教育這些正是增加財富的重要槓桿和手段，並不是政府負擔，只是由於錯誤的觀念，誤以為是負擔，正如人民幣匯率問題和工人工資問題一樣，都是思想不正確造成的。

中國生產力發展水平已經足夠，已經具備了建立發達而完善福利社會的條件，而建立和發展福利社會，需要思想轉變、思想解放和發展模式的轉變：不是因為有錢了才搞福利，恰恰是因為沒錢才搞福利，從而變得有錢，有福利。這是思想的轉變。以醫療為例，它需要什麼呢?醫生、護士、建築物、藥品、醫療器械……當這些條件的提供都可以召之即來，甚至生產過剩的時候，政府只需要出面把這些要素組織起來而已。

政府分為兩個對立的主體：政府1，為醫療消費買單，成為購買方；政府2，提供這種消費服務，供貨方、服務方、生產方。在這種交換關係中，貨幣被創造出來，而不是先有貨幣再去交換。

因而，交換越多，貨幣越多；交換的速度越快，貨幣增長的速度就越快。這就是思想的轉變：不是先有錢，而後有福利，而是先有福利，而後有錢。

現在看，光有改革的決心、意志，還不行，有勇無謀，匹夫一個。還是要有膽有識，認識經濟社會發展的規律。中國工業之所以發展起來，實體制造業風生水起，鶴立羣雞，在於建國初就有這樣的認識：經過無數血的教訓，千方百計也要工業化，勒緊褲腰帶也要工業化。 但僅僅是這樣，《資本論》也還只讀了一半，另一半沒有讀。過去中國有過“半部論語治天下”，現在又來了，半部資本論治天下。都是片面的。需要貫通起來，完整的，準確的，系統的……

就中國以往的發展思路來看，思想還是侷限在拜金主義牢籠中，是貨幣拜物教思維。這種思維日益成為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巨大阻力，需要革掉。

中國改革如果不能抓住機遇，適時轉變思想，建立一套發達的甚至超越西方國家的社會福利體系，很可能耗費掉已經具備的客觀條件，發展的優勢慢慢流失。比如，大量的醫學院畢業生閒置，大量的房地產閒置，大量的醫藥、醫療器械閒置，大量的教師資格閒置，大量的管理人才閒置……大量的潛在資本不能轉化為現實資本，大量的貨幣在泡沫中空轉……最後，一個匯率大跌，資本毀滅了，而一方資本的毀滅，是另一方資本的新鮮血液……這不是危言聳聽，這是如是我聞，眼睛可以看見的。

中國需讀懂《資本論》，儘快建立和完善福利社會（之二•價格語言）

關於西方高福利社會，我曾經有一個説法：西方高福利社會是中國人回贈給他們的“福利鴉片”，這一點到今天仍然未變，中國的低廉商品對西方確實有福利鴉片的作用。也正因為如此，中國上下有許多人對高福利社會有恐懼，怕中國福利好起來了，大家都不幹活了。這與對高工資的擔憂是一樣的。怕工資高了，企業外遷，大家都沒活幹了。都是錯誤的思想觀念。搞福利社會，前提是生產力高度發達，但生產力高度發達是相對的，是指你的福利所依賴的條件，你能不能靠自己的生產解決，也就是你的社會總剩餘產品是不是支持福利。而西方福利與未來中國福利有本質的不同，一方面是通過福利使政府負債，以便通過債務貨幣，金權控制政權；另一方面，是使公民成為月光族，壓低儲蓄，形成可變資本的對象物，隨時備用。

這也就是説，西方福利，本質上是國債。 西方之所以基建動力不足，在於基建投資不如福利來錢快。 基建週期長，獲利小，風險大。

福利，比如醫療，看病打針吃藥，立馬得利，醫療費用高昂，利潤極大。政府買單，穩定可靠。西方不願意搞基建，於是，中國就顯得基建狂魔了，其實中國的基建缺口依然很大，人均鐵路還是在世界平均數以下，還是很低的。中國再搞個八縱八橫也不為過。社會福利體系並不是什麼高不可攀的東西，中國社會福利如果長期低於西方，將面臨一系列問題。首先是服務業增長過慢。其次是政治，制度自信問題，人才和資本有流入西方的危險。高福利是吸引人才和高端資本的重要手段。中國已經基本完成了工業對農業的補貼，下一步面臨服務業對工業的補貼，美國現在就是這麼做的：你們（中國德國日本等工業國）能用工業補貼農業，但能補貼工業嗎?你們不能，我（美國）能。

而中國人還沒有醒悟，還在拼命叫囂製造業危機，好像工業永遠都是賺錢的。其實，工業有一天也會變成根本不賺錢的領域，那時候才看到這個必然性，為時已晚。而中國高福利體系的建立，必然引發一個服務業大發展的高增長期，服務業的利潤就可以用以補貼工業，反過頭來繼續壓制競爭對手在工業領域的反抗和掙扎，進一步導致西方福利社會在基建和製造業領域的低迷乃至潰敗。這是渡江戰役的要點。看不到這一點，中國全球經濟的三大戰役，面臨前功盡棄的危險。

這些道理，都是《資本論》系統研究的問題，可悲的是，中國精英迷戀於西方庸俗經濟學，一知半解，卻對自己的寶貝視如不見，有眼無珠。

什麼是財富?國民財富如何增加?（價格語言）

房地產開發、地方土地財政，涉及一個基礎性問題，就是什麼是財富，國民財富如何增加，以及錢是怎麼來的。結論是這樣，即使人民幣兑美元匯率是7，往壞裏退一萬步説是8，地方政府也沒有土地可以拍賣了，中國人的財富依然可以穩步增加。

因為財富來自於交換關係，只要主體間的交換對象化、物化，就提供了貨幣化財富的源泉。如果地方政府管理者掌握了馬克思的這個學説，財富就會爆炸式增長，這需要破除“拜物教”思維，破除“拜金主義”，擺脱資產階級狹隘性。資產階級追求財富，但由於其本性的狹隘恰恰不能理解財富，超越資產階級才有創造財富爆炸的可能性，因為，這時，財富的本質才被正確的理解為主體本身的活動。（論證省略。）中國國家和社會具有超資產階級性，在創造財富的能力上相對西方國傢俱有天然優勢，中國人的財富將會爆炸式增長，會讓世界大吃一驚，現在只是一個序幕。要理解這一點，我們還是要從基本的原始的地方下手。比如——洗腳。如果你自己給自己洗腳，可以理解為是自己掙了自己的錢，但支付方和購買方是同一個主體。洗個腳按市場價是50塊，那麼，50－50=0，什麼都沒有發生。同理，你給你孩子洗腳，或者你給你老爹老孃洗腳，也是一樣，是在同一個經濟主體內發生的，也還是0。但是，如果支付方和購買方是兩個不同經濟主體，主體活動是採用量化的、對象化的方式存在，那麼，財富就以貨幣化的形式物化了，貨幣在這種交換中被創造出來。

馬克思説的非常簡單明晰，貨幣是在這種交換中被創造出來的。因而，擺脱了貨幣拜物教的繞。讀讀西方經濟學，讀讀凱恩斯，弗裏格曼一堆，他們繞半天，什麼都沒有説明白。最後還是經濟危機、貨幣危機，什麼屁事都解決不了，馬克思不同，一下子就抓住了要點。簡單的説，土地財政並不是地方財政的極限，不是沒有地賣了，地方政府就沒有財路了，土地財政這個思路是香港商人的小把戲。

貨幣在這種交換中被創造出來，明白嗎?這13個字一看就懂，這就是財富。一個地方，只要充分打開它的交換關係，提供主體間密集交換的社會條件，就有了財富，財政也就不愁沒有米。但是，地方既得利益者們，沒有外力政策幫助打開交換關係，自己是不願意打開的，因為交換頻率加快，會影響既得利益者的蛋糕分配權。經濟越差的地方，越要頑固地保持對交換關係的控制權，經濟也就越發僵死，也就越發依賴土地財政。 落後地區，總是思想落後。人家玩剩下的，還死抓住不放。土地財政已經過時了。

像直播經濟，中國已經領先世界。一批直播人快速致富，這是事實，是英美非常羨慕的。英美在互聯網經濟這個最前沿的領域落後了。前面介紹過，日本一個直播人有5萬粉絲就上了當地電視台新聞，一個月3萬元人民幣收入就打暈了日本人。但是，在中國，5萬粉絲的主播根本連門都進不去，沒有200萬粉絲，根本談不上是主播。

提供主體間密集交換的社會條件，是中國財富可以爆炸式增長的秘密。

而美國代表的那種方式——通過債務的貨幣化，並使發行貨幣稀缺而擴張商業性貨幣的方式，就顯得工場手工業了。現在，美國是小米加步槍，中國是喀秋莎。形勢逆轉。

中國在財富的創造方式上跟西方已經不是同一個層次上的機制，就像馬克思的東西跟凱恩斯根本不是同一個層次，馬克思是千年第一思想家，凱恩斯是百年裏一堆人的其中之一。這不是我的評價，是英國讀者的投票結果。

如果從哲學角度評價這兩種財富創造方式，那麼，美國代表的更具思辨性，具有古典主義特點；中國開始進入的方式具有浪漫主義特點，是理性直觀性的。

先有交換，後有貨幣——為什麼西方國家可以社會自由?（之八•價格語言）

先有交換，後有貨幣，人民公社之所以失敗，是因為不明白這個道理。國家發行100信用貨幣，但要求歸還110，這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崛起的原因。西方信用貨幣，實質是債務貨幣——債幣。這樣，就解決了中國傳統權力問題。國家信用就會大於私人信用。所以，西方國家可以社會自由，不怕老百姓。為什麼西方不害怕老百姓呢?因為債幣從根本上使國家有錢，發行得越多，國家就越有錢。中國宋代、明代、清代，之所以亡國，都是因為財政不夠，國家缺錢。而另一方面，中國又很富有，整個國家比西方國家要強得多，但政府沒錢。政府沒錢，就通過整個官僚體系去橫徵暴斂。官僚體系橫徵暴斂來的錢，並不是都交給了政府，各級官僚在中間上下其手，吃掉了一大塊。比如説，傳統征服遊牧民族，為了支援前線，官僚體系收了65擔糧食，但送到前線的糧食卻只有一擔（歷史統計數據）。蒐集、運輸以及中間過程裏的貪污，都在不斷消耗徵集來的糧食，結果，65擔糧食，前線官兵就只能吃到一擔。然而，老百姓實際上卻出了65擔糧，負擔很重。前線久戰不決，這一過程就不斷循環重複，最後搞得天怒人怨，老百姓不再支持前線打仗，更甚的，就是反過去當漢奸。清末鴉片戰爭，朝廷派提善到廣東，要跟英國人好好打一仗，但朝廷卻又拿不出錢來。沒錢是打不了仗的，作戰之前，士卒總得吃飽飯吧?作戰勇敢的、立功的，你得有獎勵吧?戰死的軍人，家人得有撫卹金吧?缺錢，當時的虎門總督關天培就把自家財產充作軍費，最後戰敗犧牲。跟他一起打到最後的，都是他的親兵，就關天培周圍那一小羣人最後還能堅持戰鬥，其他的都一鬨而散了。關天培自己才多少錢?那麼點錢，誰賣命啊?

而英國從英格蘭銀行開始，資本主義就已經解決了錢的問題。英國打仗，不需要現錢，它的錢是無中生有，憑空產生的。沒錢，可我能借，借來的錢我支付利息，打贏了我再連本帶利還給你。向誰借呢?向有本事籌集錢的人借，也就是向銀行借，以猶太財團為核心的國際金融勢力借。這樣，英國的戰鬥力就非常強大了。因為，如果戰敗了，借的錢那就還不上了。而一旦戰勝，就發財了。所以，西方打中國，打贏了，首先就要戰爭賠款：我跟你打仗，我花了多少錢，我勝利了，你就必須賠我錢。在戰爭賠款基礎上再提其他要求。因而，對英國這樣的資本主義國家來説，戰爭是個發財的買賣，掙錢的好路子。 而中國不是，中國戰爭不發財，打勝仗也好、打敗仗也好，都是賠錢的。這樣，你當然幹不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

先有交換，後有貨幣——為什麼西方國家可以社會自由?（之八•價格語言）

一方越打越富，一方越打越窮，這個難題，要怎麼破解呢?還是得靠馬克思，明白“先有交換，後有貨幣”。先有交換，後有貨幣，説的是私人主體，或者是説市場經濟活動主體，也就是民間的，事實是這樣的，也是馬克思告訴我們的。曾經，人民公社最大的失敗點，以及最後被推翻，就是因為越搞越窮，大家又不自由。但是，人民公社最初的理論設計、理想，並不是後來實行的那一套。右派攻擊人民公社，説你搞統籌統銷，自己計劃定價，搞工農業產品剪刀差，定價的工業產品貴，農產品價格賤，工人在九天之上，農民在九地之下，城市剝削農村。這個攻擊，是相對正確的，因為事實如此，儘管城市市民也並不富有，相比農民卻要好得多，農民更窮。而人民公社如果按最初設計的方案搞，工業、商業、服務業（教育）……什麼都搞的話，那肯定會是富有的，因為你把農民都組織起來生產，那就是財富，財富就是從生產來的。人民公社這樣大規模、有組織的生產活動，如果有國家信用擔保、兑現，那麼，必然會出現財富的高增長、大躍進。之所以當時沒有財富的高增長，就是因為國家信用（人民幣）沒有給予人民公社需要的金融支持，導致公社生產萎縮。當時管理經濟的國家上層建築，對錢的認識，是錯誤、顛倒的，認為先有錢然後才能生產，那當然生產就很慢了。

以上，説的是民間這一塊，經濟活動主體之間的關係，非國家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儘管有慘無人道的剝削，奴隸制，血腥的資本原始積累……但它非國家控制的民間這塊，是有非常發達的“先有交換，後有貨幣”意識（事實）的。比如，棉花提供商為紡織業提供棉花，紡織業再提供面料給印染業，印染業再提供給批發零售業……產業鏈是一環套一環的。每一環彼此的訂單、交易記錄，都是通過銀行背書確認的。織布的拿到了紡線的幾萬匹絲線，就給它打個欠條，或者給它個收貨單。而織布的手上又有它上家印染的欠條……憑這些欠條、收貨單，他們都能在商業銀行裏拿到貸款。也就是説，他們是事實上先交換了，然後再通過銀行確認，大家也就都有錢了。這樣，他們的生產鏈就會持續不斷地維持下去。而中國的人民公社，沒有這些。沒有欠條，沒有訂單，最關鍵的，沒有銀行為每一個交換環節背書確認……

先有交換，後有貨幣——為什麼西方國家可以社會自由?（之九•價格語言）

僅僅這樣，還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原始狀態，後面它又進一步發展為國家資本主義，也就是中央銀行。國家向（猶太國際）金融銀行借100塊錢，歸還則要110塊錢，而這個錢是我無中生有生產出來的，國家一旦跟我（國際金權）借了錢，就永遠也還不清，就變成了債奴，被國際金融勢力所控制，成了國際金融勢力的打工仔，成了國際金融勢力的代理人，資本主義化了，國家缺錢的問題也就解決了。你永遠也不會缺錢了，再缺錢，只要借就行了。而我——向國家放貸的國際金融勢力，也不怕你國家跟我借，因為你只會還給我更多——你有源源不斷的税收，還能通過公共權力做一切事情滿足我的社會要求……也就是，西方國家資產階級化了，它根本就不缺錢了，想借多少就有多少。這樣，中國傳統的權力問題——國家沒錢，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也就徹底解決了。

但是，這條道路是中國走不通的，中國如果走這條道路，一定是沒完沒了的社會動亂。 因而，我研究的是，中國不這麼走，有沒有可能戰勝西方?有沒有一種模式比西方的債幣模式更強大、效率更高? 我發現，是有的，是可以的，也是《資本論》告訴我們的。但是，對照現實，我們國家的上層建築搞經濟，不是按照資本論理念搞的，它是按照美國、西方的路子在走，這是非常危險的。因為美國、西方是跟他們自身的那一套相適應的，中國跟美國（西方）結構不同，學它們，可能在局部有效果，發展到後面，你還是解決不了你的老問題——你民間錢很多，但這些錢找不到出路，要麼，堆積到房地產業，導致資源浪費，就像明清庫存白銀；要麼，就移民了。 所以，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