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化行動如何重塑女權主義？_風聞

編者按：本期為大家推送的是學者Hester Baer發表在Feminist Media Studies期刊上的文章Redoing feminism: digital activism, body politics, and neoliberalism。本文研究了當今數字平台與行動主義互動所產生的新的女權政治，探討了數字媒體空間在當代女性抗爭活動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其在國際、本土、當地層面的意義。該推文對原文有所刪減，讀者可點擊閲讀原文進行全文閲讀。

這是社論前沿第S1592次推送

微信號：shelunqianyan

本文認為數字女權主義的政治投資是在新自由主義社會中，即Angela McRobbie所説的“消滅女權主義”（“undoing of feminism”）的環境下進行的。在新自由主義社會中，選擇、賦權和個人主義的話語使女權主義既是第二性的，也是非必要的。在這樣的背景下，本文描述了一系列近期的女權主義抗議行動，它們在新自由主義時代“重塑了女權主義”（“redoing feminism”）。重塑的關鍵在於最近的抗議行動如何消解歷史和當代女權主義話語裏的中心矛盾；更重要的是，關注當地經歷的身體政治與跨地域、跨國表達的女權主義行動之間的相互關係。數字女權主義既反映了新自由主義的壓迫性，也體現了新主體性和新社會形態的可能性，本研究最終想要引起人們對這種模凌兩可處境的關注。

導  言

2014年5月，推特上以“YesAllWomen”為標籤的帖子掀起了一股新浪潮，這場運動引起了人們對無處不在的性別歧視、厭女症和針對女性的暴力行為的關注。用户們在上面發佈關於歧視、騷擾和恐懼的個人故事，強調“是的，所有女性”都遭受性暴力。在德國，女權主義者在#YesAllWomen上發表了有關性歧視和暴力的文章，其中還包括#Aufschrei（強烈抗議）等標籤，這在兩個地方性抗議活動之間建立了跨國數字聯繫。#YesAllWomen和#Aufschrei展示了數字平台如何為個體故事和集體模式發生互動提供機會；兩者還説明了當地經驗的身體政治與女權主義行動（其有效性取決於跨地域和跨國的表達）之間有着重要的互動關係。這些行動揭示了性暴力的普遍性和結構性，並將個別女性的具體當地故事與更大的不平等敍述聯繫起來。這些行動利用數字化技術來顯示全球範圍內的性別壓迫現象，並將女權主義的抗議運動跨越國界地聯繫起來，這體現了當今數字化女權行動主義的核心。

數字化平台具有廣闊的潛力，它可以廣泛傳播女權主義思想、塑造關於性別和性別歧視的新討論方式、連接不同的選民，以及允許出現新穎的抗議方式。標籤女權主義（hashtag feminism）的例子清楚地表明瞭，在二十一世紀，數字媒體空間改變了人們的溝通方式和全球各地的行動主義形式，進而在線上與線下共同地影響着女權主義。

女權主義學者將數字女權行動主義描述為傳統女權政治模式的偏離，認為它帶來了許多新的時刻或轉折點。首先，它不僅在公共領域培養了討論女權議題的意識，而且在女權主義內部推動了新的動態參與。其次，互聯網提供了一個空間，女權主義者可以學習到為什麼女權主義者認為無害的東西可能對他人有害或者是令人反感的。大多數女權主義者都知道交叉性，但並非所有人都知道交叉性壓迫的每一種方式（Fredrika Thelandersson 2014，529），而數字平台可以實現新型的交叉對話。最後，數字女性主義的抗議活動與女性身體的相互作用，為新興的女性主義政治提供了挑釁和冒險的空間，這種政治空間不再強調通過傳統法律和立法渠道來追求的平等和權利。也就是説，數字行動主義構成了女權主義抗議文化內的範式轉變。

然而，數字女權主義的具體政治投資卻很少，這個現象與新自由主義的全球霸權一同出現。數字女權主義與新自由主義之間的關係引起了許多問題：數字抗議在被採納的同時是否也被消耗掉了，而這似乎是新自由主義時代的必然結果？女權主義者能否團結起來，儘管是（或甚至“因為是”）在“有毒”的網絡空間環境中（Thelandersson 2014）？數字女性主義的“微造反”會導致結構性變化嗎（這種“微造反”往往與新自由主義的主體性和自我企業家形式相結合）（Salime 2014，16）？我們如何理解數字媒體空間空間和街頭抗議活動中女性身體政治功能的變化？最後，在容忍不平等、財富再分配固化已成為常態、資本主義的替代方案越來越難以想象的時代，我們用什麼方法衡量政治行動的有效性？

為了對這些問題建立一些臨時性的答案，本文考察了源自數字平台和行動主義結合的的新女權政治，並將利用這三個案例研究來解釋數字女權主義如何在新自由主義時代重塑女權主義。

文獻回顧（一）：女權主義和新自由主義

在新自由主義的背景下，個人選擇的霸權話語與賦權、自由、自尊、個人責任等話語合謀，使得女權主義看來像是第二天性，或是非必需的。這在西方尤其如此。在西方，人們越來越多地將結構性不平等視為可以通過個人成就來解決的個人問題。Angela McRobbie在她的《女權主義的後果》（The Aftermath of Feminism）一書中描述了在新自由主義社會中會發生“消滅女權主義”運動，即否認女權主義是必要的，同時又賦予女性“一種名義上的平等形式（具體在教育和就業方面），並且，消費文化和公民社會的參與取代了重塑女性主義政治所必須提供的東西”（2009，2）。Rosalind Gill認為，在當代媒體文化中，“女權主義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時候也被否定”（2007，271），這引發了有關女權政治如何能夠形成適當回應的質疑。

McRobbie指出，在過去的幾十年裏，學術上的女權主義在回應關於本質主義、普遍主義和代表性主張的爭議中自我瓦解，這使得新自由主義中的女權主義的消亡變得更加複雜。正如她所強調的，這種瓦解有着理論層面的原因，如女權主義理論對女性內部差異和身體處境的質疑、身份的消除作為政治基礎，以及關於女權主義者代表性的問題（McRobbie 2009，8）。然而，正如Chandra Talpade Mohanty（2013）所論證的那樣，這種女權主義研究中的後現代主義傾向，與新自由主義知識文化中激進女權主義和反種族主義批判的主流化趨於一致。即女權主義理論不再與激進主義或“解放”的知識生產有關，而是作為一種商品和學術資本主義聲望的象徵，標誌着新自由主義大學在修辭上對性別公正的承諾。

最終，女權主義在學術和大眾話語層面消亡，伴隨着其他新自由主義傾向——自上而下再分配的社會運動和集體政治的瓦解、不平等現象的擴大、自由市場資本主義被視作能分配財富和民主的有效中立力量。在新自由主義中盛行的私有化和個性化話語將“系統性的抵抗轉變為商品化的私人反叛”（Mohanty 2013，968），消解了反叛和反霸權的女權主義政治。

“不穩定性”（precarity，指一種動盪不安的狀態）這個概念的出現，是為了讓人們看到當下的“雙重糾葛”，併為新自由主義提供一種潛在的反敍述。“雙重糾葛”是指，一方面新自由主義政策造成了一種對少數羣體產生不利影響的永久性不安全狀況，另一方面，個人選擇、靈活性和流動性等新自由主義話語為打破規範角色和侵蝕傳統社會結構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會。在一個向上流動、政治和社會平等的幻想破滅的時代，“不穩定”已成為關鍵的情感結構（Berlant 2011）。在這種情況下，個體發現自己面臨着矛盾的社會角色要求。不同的規範思想會相互競爭。例如，女人必須像男人一樣工作（平等就業），但同時如果需要的話，必須始終能夠成為女人。因此，在勞動分工、家庭政治和廣告中，傳統的角色觀念依舊不變（Woltersdorff  2011，173）。

這種“不穩定性”也預示着變革的可能性。當女性處境變得更加岌岌可危時（如2008年經濟危機後），年輕的女權主義者以新一輪的出版物、抗議和干預行動做出回應。並且，更重要的是，流行女權主義（popfeminism，又即波普女權主義）與數字平台的興起相伴而生。數字平台的運用幫助帶動了關於女權主義的廣泛公開討論。但值得注意的是，數字女性主義的發展與性別歧視是同時發生的。此外，線上和線下空間的銜接對於建立有效的女權主義抗議模式也至關重要。

文獻回顧（二）：身體政治和女權行動主義

不穩定的女性身體是當代女性主義跨國行動的特徵。SlutWalk提倡以批判的眼光看待穿/不穿，並鼓勵參與者穿上適度的着裝或裸露着參加抗議活動，但它因展示衣着暴露的身體而聲名狼藉。被標籤為“極端主義”的FeMen將裸露的胸部視作反抗的象徵。

Butler認為：“性別和性是通過身體暴露給他人的，它們被牽涉到社會進程中，被文化規範所銘記，且其社會意義會被理解”（Butler 2004b，20）。正如她所説的，“要發生政治，就必須出現身體”（Judith Butler 2011，n.p.），因為“身體暗示着死亡、脆弱、行動中介；身體始終具有公共性，是公共領域的一種社會現象，我的身體是我的，又不是我的”（Butler 2004b，21）。巴特勒強調了支配性別的規範的雙重性質，既是約束又是機會，即“身體是可以以多種方式來佔據、超越、改造規範的”（2004b，217）。這些觀點對女權行動派起到指導作用。

SlutWalk、FeMen 和 Pussy Riot 這一類女權抗議活動利用女性身體，呼籲人們關注社會性別規範，它們佔用這些規範並旨在重新標誌它們。這些抗議活動象徵性地與以下現象交戰：媒體文化對女性身體的客體化；禁止女性在公共場所中扮演的角色；（尤其是）婦女遭受的性暴力。這個過程中，它們揭露了女性身體的“不穩定性”，即女性身體既處於壓迫性政權中的不安全狀態，同時也是矛盾和潛在反抗的場所。

雖然女性身體一直是女權主義運動的關鍵，但在新自由主義和數字文化的背景下，女權身體的地位已經發生了重疊性變化。在身份與社會地位脱節的背景下，身體成為新自由主義中身份的主要來源（Rosalind Gill & Christina Scharf 2011，8; Phipps 2014）。新自由主義話語強調身體是通過自我塑造、個人進步和個人選擇來實現賦權的場所，但同時也需要對它進行不斷的監視、調控和規訓。

數字平台同樣具有雙重功能，它一方面是賦權和身份形成的場所，另一方面是被監控和自我監控的場所（尤其是對女性而言）（Tanja Carstensen 2014；Mia Consalvo & Susanna Paasonen 2002；Tamara Shepherd 2014）。儘管網絡女權主義者強調了數字文化具有克服性別二元的潛在可能，但社交媒體平台對商品化自我呈現的強調和物質身體圖像的數字傳播，使得霸權女性氣質更受追捧（即符合傳統異性/戀審美的白人女性想象）。即使是今天包含大量在線互動的文本交流，也彰顯着這種“自相矛盾的技術文化”，它仍然懷有“將身體拋在身後”的願望，但與此同時，它卻不斷地被“幽靈的化身”所困擾，即性別會被關聯到一個二分性的身體，不管它是否可見（Niels Van Doorn, Sally Wyatt, & Liesbet Van Zoonen 2012, 434） 。

​

案  例

案例一：SlutWalk，FEMEN，Muslima Pride

SlutWalk於2011年起源於多倫多，因為這之前一名城市警察評論道，婦女應“避免像蕩婦一樣打扮”，以防止性侵犯。全球範圍內的SlutWalk行動引起了人們對強姦文化、蕩婦羞辱、受害者有罪論和知情同意的關注。儘管組織者強調SlutWalks沒有着裝要求，但遊行活動因一些女權主義者試圖通過在各種脱衣狀態下進行豐富多彩的表演來取締Slut這個詞而臭名昭著。SlutWalk以Riot Grrl運動的女權主義美學為基礎，大聲、憤怒、公開地表達了對父權制的憤怒。與此同時，關於“SlutWalk”策略的重要跨國女權主義討論基本上在數字空間中發生。

（譯註：SlutWalk與種族、階級、性、宗教等議題交匯誕生了各種複雜實踐，如Muslima Pride，其共同目標是反對霸權女性氣質。這個過程中，數字媒體使得女權行動經驗得以跨國傳播。整個具體發展過程詳見於完整文章。）

案例二：The “Free Pussy Riot!”Video by Peaches

2012年8月8日，酷兒表演藝術家和音樂家Peaches為她的歌曲“Free Pussy Riot！”拍攝了一段視頻。數百人通過社交網站進行了回應，並穿着受Pussy Riot啓發的裝備（包括霓虹色的balaclavas）在Prenzlauer Berg聚集。在視頻中，各種體型和身材的人一起跳舞、跳躍和旋轉，在他們的頭上揮舞着拳頭。與FeMen對裸體的策略性運用形成對比的是，在這裏種族和性別等身份在很大程度上被面具和制服所掩蓋，呼應了Pussy Riot為了集體團結的形象而對個人主義進行象徵性模糊的目標，並強調了他們對霸權女性主義的駁斥。

然而，該視頻還包括大量未戴面具的人的鏡頭。許多圖片通過淫穢的手勢、裸露的身體部位和特寫的皮膚來突出身體，特寫的皮膚上刻着Pussy Riot的字樣。Peaches視頻的這些方面，與Pussy Riot創造人物角色來表達觀念的想法相矛盾；相反，Peaches的視頻是要重新將“Pussy Riot”的發動目標與個人身體聯繫起來。

正如Carrie Smith-Prei所論證的那樣，波普女權主義將“話語和嬉戲的少女氣息”與流行媒體的元素結合在一起，以便進行對女性的身體風格化，從而作為一種表演式反抗。女性對自己身體和性的滿足和控制是最重要的。而Peaches的視頻正是強調：新自由主義中女性身體既是一個承載着霸權女性氣質的場所，又是一個自我風格化和性愉悦的DIY空間。Peaches還延伸性地對全球資本主義中的藝術商品化進行了激進的批評。數字廣播的視頻和歌曲最終創造了一個狂歡和愉快的空間，而女權主義被重新標誌為一個創造性地反對性別從屬的集體運動。

案例三：#Aufschrei and #YesAllWomen

在歷史上，跨國女權抗議運動起源於反對針對女性的暴力行為。此處討論的抗議活動都與此歷史軌跡有關。在#Aufschrei和#YesAllWomen的案例中，Twitter作為數字平台對於建構跨地區和跨國的歧視和暴力事件框架至關重要（這些事件發生在特定的文化環境中），其目的是讓人們看到女性普遍存在的結構性不平等。

#Aufschrei運動始於2013年1月，當時德國女性開始在Twitter（https://twitter.com/hashtag/aufschrei）上播報日常性別歧視的個人故事。#Aufschrei還對德國發生的一系列國家政治事件做出了回應。#Aufschrei是德國第一場社交媒體運動，引起了廣泛的公眾共鳴，推動了對當今德國普遍存在的性別歧視的討論。

#YesAllWomen的出現也是對美國當地事件（加利福尼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的槍擊慘案）的回應。22歲的Elot Rodger開啓殺戮狂歡並開槍自殺之前，在YouTube上發佈了一個反女權主義者的視頻，他在視頻中表示打算懲罰拒絕與他發生性行為的女性。在慘案發生後的幾天內，超過100萬個帖子使用了#YesAllWomen；這些推文共同強調了今天的厭女症普遍存在，呼籲人們注意性騷擾和強姦文化所造成的個人創傷，以及社會不平等和構成（支持暴力對待女性的）男性特權的結構成因。#notAllMen對#YesAllWomen提出了反對意見，女性主義者為此普及了女性主義普遍性原則。此外，有色人種女性發起“YesALLWhiteWomen”的運動，批評許多帖子中體現出固有的白人特權，並強調在反對性暴力的行動中，有必要關注交叉性。不過，這些運動並不僅僅是重提舊的女權主義爭論，而是積極地在新自由主義時代重塑女權主義政治。

正如Thrift（2014，1）所説：“＃YesAllWomen主題標籤堅持對‘例外論’（Exceptionalism）的反敍述，堅持認為這些悲劇是性別壓迫體系的表現。”當個人的壓迫故事被用一個主題標籤彙編時，結構性不平等的集體經歷被展現出來，標籤女權主義凸顯了個人與集體的相互作用。並且，#Aufschrei和#YesAllWomen也特別展露了女性身體既屈從又反抗的矛盾。

結  論

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Mohanty問道，“當政治（政治的集體公共領域）被簡化為個人的時候， ‘個人即政治’這一關鍵的女權主義結構會發生什麼變化?”（2013，971）。我在這裏所考察的抗議活動，儘管它們的策略在質量上存在顯著的差異，但它們都通過以下三種方式與新自由主義對個人政治的削弱進行了鬥爭：揭露掩蓋差異的女權主義策略普遍化的趨勢；關注個人經驗與結構性不平等的關係；強調女性個體在公共空間中的持續的不穩定性。這為重新建立一個團結的女權主義政治奠定了基礎。

女性身體的不穩定性已經成為當代女權主義抗議運動的爭議焦點。對於許多女權主義批評家來説，像“SlutWalk”和“FeMen”這樣的抗議運動，運用了一種似乎是在複製（而不是抵制）父權規範的身體政治學。Theresa O’keefe指出，“因為它們不尋求破壞構成’理想’女性身體的實質”（2014，11），“再加上沒有對針對女性的暴力、女性的性化、以及女性的身體繼續成為種族主義和父權資本主義的戰場等問題的結構性描述”，因此，“這些類型的身體政治是危險的”（2014，15-16）。她批評了這些抗議活動使得性暴力和女性身體的性化普遍化。

假設在新自由主義時代，女權主義者可以繼續參與二十世紀類型的社會運動，如像第二波女權運動一樣在集體爭取社會進步的大環境下要求個人自由，那麼最近的這類女權主義者抗議就會被認為是“失敗”的（在顛覆、模仿，或嘲笑主流代表或反對父權制方面）。也就是説，它們被認為沒有致力於社會關係的根本轉變。

然而，在缺乏全球資本主義的替代品的情況下，以及在新自由主義的政治個體化和私有化的背景下，行動者只能將集體反抗改造為商品化的私人微觀反抗，這是在不可能的情況下進行女權主義政治的必要嘗試。因此，在這裏考察的女權主義抗議應當被理解為基於過程的政治行動。這些行動不是參與社會進步或解放的敍述，而是強調尋找新的政治範式、語言和符號以對抗新自由主義對個人政治的消解的過程。他們對女性主義進行了有爭議的重塑，將女性“不穩定”的身體展開來呈現當代社會現實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