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柏村：日本投降跟蘇聯參戰沒有任何關係！_風聞

郝柏村，江蘇人，畢業黃埔軍校，抗戰老兵，畢生追隨兩蔣父子，官至一級上將，行政院長，於3月30日下午病逝於台北，享年101歲。

一九三八年七月二十三日，日軍以十二個師團、約二十五萬兵力，大舉進攻武漢；防守武漢的國軍為四十七個軍、約七十五萬人，雙方在此展開大戰，是謂“武漢會戰”。

會戰至十月二十五日結束，國軍主動放棄武漢；本戰，國軍傷亡十九萬餘人，日軍傷亡兩萬餘人。

就在這個時候，日軍又於廣東大鵬灣登陸，十月二十一日佔領廣州，中國僅有的出海口陷落。連外補給線只剩下兩條脆弱的陸路，一條是由雲南昆明穿越怒江、瀾滄江縱走河谷，通往英國殖民地緬甸，盤旋在崇山深壑的滇緬公路。

另一條是由昆明經紅河河谷，進入法國殖民地越南，蜿蜒於峯巒之中的滇越鐵路。雖然中國抗戰進入了最艱苦的階段，但這也是日軍落入“持久戰略”漩渦之中，攻勢不繼、進退失據的開始。

八年抗戰可大致區分為三個時期，第一時期是從一九三七年七月“蘆溝橋事變”，到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漢會戰”，一共一年又四個月。

國軍本着“戰略守勢”、“陣地防禦”、“逐次抵抗”、“以空間換取時間”的指導原則，一面誘迫日軍主力進入對我最有利的長江“作戰線”作戰；一面爭取時間，西遷物資，完成後方基地的整備。

第二時期是從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岳陽陷落，到一九四一年底“第二次長沙會戰”結束（即“太平洋戰爭”之前），約兩年十個月。

國軍利用平漢、粵漢鐵路以西地形，本着“戰略持久”的指導原則，會戰而不決戰，持續消耗敵軍，保持有生戰力，維護抗戰基地安全，實施敵後遊擊。最重要者，就是至少要維持一條國際交通線，以支持抗戰持續戰力不輟。

這兩個時期國軍都是獨立作戰，也都是以“持久戰”為核心指導概念，不同之處在於第一時期的持久戰，是用空間換取時間，要誘（迫）使敵人進入對我有利的作戰在線，以拖住敵軍為最高原則。

第二時期的持久戰，是依山地之利，固守最後抵抗陣線，不再後退，以拖垮敵軍。其後，再依情勢發展，轉取攻勢，爭取最後勝利。

第三時期，從一九四一年十二月“第三次長沙會戰”，到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一共三年八個月，為“聯盟作戰”的“戰略攻勢”階段。

此時國軍已取得抗戰基地空優，轟炸敵後方，並由滇西遠征軍與駐印軍與美軍並肩作戰，發動聯盟攻勢，打通中國通印度、緬甸的陸上交通線，以準備全面反攻。

世人常説，日軍敗於美國的兩顆原子彈。此一説法出於“結果論”，不僅忽視了戰爭過程中，中國對“聯盟作戰”的貢獻與犧牲，亦使戰後中國的主權受到極大侵害。諸如外蒙的獨立，釣魚台隨琉球轉由日本行政管轄等，中國真成了英國教授Rana Mitter書中“被遺忘的盟友”。

從軍事的觀點而言，日本宣佈投降，應是其海軍已歿於美國，陸軍將滅於中國，原子彈只是“壓死駱鴕的最後一根稻草”，更和蘇聯的參戰沒有關係。

一九四五年春，駐印軍在美軍協力下，與遠征軍會師芒友，肅清緬北與滇西的全部日軍，在昆明成立“聯盟作戰”陸軍總司令部，準備接收美援裝備，全面反攻。

另一方面，國軍也在接下來的“豫西鄂北會戰”（一九四五年三月至五月）及“湘西會戰”（一九四五年四至六月）中，連續重創日軍。

凡此，均足顯示敵我在戰爭中的優劣情勢，已完全逆轉，日軍在中國戰場已成強弩之末，並正策劃全面撤退。五月上旬，我置於敵後蘇、浙地區的第三戰區，即發現日軍有此徵兆，而採取了一些防止日軍脱離戰場的牽制行動。

簡單地説，一九四五年以後，日軍在華戰力呈現衰竭現象，只能在其“一號作戰”所留下來的殘局中苦守點線，據隅頑抗。用軍事評論勝負的角度看，日軍實已戰敗，其投降只是時間問題。

反過來看，國軍則戰力不斷增強，在廣大正面上開始掌握主動，並準備反攻，有極大可能殲滅日本陸軍。

猶記日本宣佈投降之初，其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岡村寧次，在接奉國民政府頒給的受降“第一號命令”時，就曾有他不能代表日本海軍，而有意讓日本陸軍單獨向中國投降之反應。可見日本陸軍已承認被中國擊敗的事實。

無論如何，我們是第一個起來抵抗日本侵略，而且作戰時間最長，戰場幅員最廣，犧牲最重，對盟邦貢獻也最大的國家。

國軍在中國戰場上牽制住一百多萬日軍，使其不能轉用於其他方面，否則美國在太平洋戰爭中，恐怕傷亡會更慘重，結果也難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