潰敗北漂青年們正在閒魚拋售所有家當_風聞

本文轉自：X博士

編輯：吳少劍策劃：反之

插畫：Lynn

北京到底是一座怎樣的城市？

你可以説她是一座宏偉的歷史古都，也可以説她是一駕龐大的政治經濟機器，但在許多青年人眼力，她也是一片灰濛濛的傷心之地。

也許你人生前十八年的努力，都是為了考上一個“XX大學”，然後在北京的望京、三里屯找到了一份實習工作，接着租了一個十分邊緣的小房間，最後跟父母打招呼時自豪又有些迷茫地説上一句：“我到北京工作了。”

奮鬥、出人頭地，這個時長有多久，不知道，但清楚的是，2020年，一場突如其來的疫情，讓一部分北漂青年夢想率先破碎。

2020年開春，疫情導致大量中小企業減產、破產、資金鍊斷裂，截止至2月21日，已有750家企業在人民法院發佈破產公告，這個數字還在不斷擴大。

隨之，一大波失業北漂青年正在謀劃逃離北京，並將所有個人物品掛在網上拋售。

在閒魚上搜索“離開北京”，出來的結果讓人心驚。

“賤賣”、“給錢就賣”、“無情甩賣”，這些關鍵詞顯示着一大波北漂者的生活在分崩離析。

從閒魚給出的數據可以看出，這批用户大部分都是90後。

因為疫情導致裁員、收入降低，從一月份以來就入不敷出，可是房租照樣得交、花唄照樣得還，沒有充裕的生活收入，卻負擔了高昂的生活成本，他們只好決定離開。

在這個刷不到盡頭的拋售清單裏，充滿了奇奇怪怪的東西，彷彿一本怪誕的北漂人類學博物志。

搜索結果中最常見的，還是生活用品。

也有曾經的騎手低價處理“外賣神器”，騎手本來給愛車換了新排氣，現在卻突然着急離開北京。

有人在拋售壓箱底的幹吃麪，一種在北京為數不多能給予他歡愉的物質。

△ 沒吃完的18袋乾脆面，售價13元

也有人把自己出租屋的佛龕結緣轉讓，徹底割捨精神寄託。

甚至還有人出售起了陪伴自己許久的寵物貂。

當然了，還有很多年輕人閒置在房間的健身器材，沒摸過幾次，也開始售賣了起來。

青年們從不同的小城市匯聚到了巨大且陌生的北京機器中，都是帶着企圖來的。

一是圖發展，二是謀生活，三則是提升自我，出租屋縱使再狹小，也必須成為自己的修煉場，讓自己可以成為一個“有趣的靈魂”。

然而計劃趕不上變化，青年們靈魂尚未有趣，就被北京幹得七零八碎，最後掛上了一個tag“離開北京”，出售自己的一切提升道具。

名為《職場》的書，還沒開封，自己就率先離開北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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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語直通車”沒上過幾次，卻率先坐上了返鄉的列車。

私教課的卡轉讓得了，可塑造一個完美身材的夢卻就此留在了北京。

各種平時並不多見的樂器，代表了主人千奇百怪的興趣愛好，最終也在閒魚低價轉讓。

離開北京，這句話是沒什麼修飾的、是十分平淡的，但也是十分匆忙的，北漂青年們匆忙甩賣的，除了帶不走的一些物件，還有他們的貓。

搜索關鍵詞“離開北京 貓”，大量有償或無償領養的寵物貓正在等待一場救贖。

平日裏嬌生慣養、常年稱霸朋友圈的英短、美短們，因為主人回家沒條件或路上不方便等諸多原因，只好被忍痛割愛，寄希望於馬上就能找到一户家境富裕的好心人。

你能看到這些可愛的貓咪正在待售，説明這些貓咪還有希望，可能會找到下一個主人，但我也不敢想象，最後挑剩下的貓咪，它們的下一站，究竟是哪？

平時這些小年輕們，口中常掛着“斷舍離”，外賣盒、飲料瓶卻堆滿桌子，但現在離開北京了，他們卻割捨得一乾二淨。

一言以蔽之，在北京活着，太累。

△ “上班累了，坐在沙發上，家的感覺就出來了。因為北京真的很讓人累！”

△ 賣家甚至如此調侃自己的離開

從2014年開始，北京市常住人口中的勞動力人口呈現持續負增長趨勢，且降幅逐年增大，從每年減少6.1萬人躍升至每年減少23.3萬人。（《2019年北京社會建設分析報告》）

有多少人懷揣着一個夢想和一張身份證來到了陌生的北京，又有多少人兩手空空地揮別了傷心的北京。

北漂青年走了，他們的房間也空了出來。

此刻閒魚上着急轉手的房源，大部分都是距離城中心1-2小時通勤時間、跟別人合租的一個十幾平的卧室，月租從1800到3000+不等。

根據中國青年報社調中心2018年的數據，超過一半的北京租房者每月房租佔月收入三分之一，五分之一的人則佔月收入的一半以上。

也就是説，通過觀察此刻急着轉租的房源，我們可以估算出，逃離北京的青年每月到手工資是在5k-8k這個水平。

中國新聞網前些年曾發博稱：目前本科以上學歷的職場人士95%都希望月入一萬以上，一半的人希望每月能有一萬五。這條微博後來成為羣嘲，網友紛紛諷刺現在的新人太傻太天真。

可這想法也沒錯，你想想，北京如此高的生活成本、如此高的工作壓力，月薪一萬不才能稍微活得體面一點兒嗎？

在北京生活，很可能就是一個現實反覆霸凌理想的過程。

初來乍到的北京，是塊狀的，工作日工作，休息日休息，有空就提升技能、陶冶情操，在大城市拼搏出一片天地。

但現實就是一片破碎，加班常態化，生活碎片化。

這些青年們的生活兩點一線，不是在地鐵上，就是在辦公室裏，回到家裏除了休息還是休息，吉他、烤箱、書籍等一切提升自我技能的物品，最後都成了裝飾品。

另外，青年們或許也會漸漸發現，**向上的空間也幾乎被封閉，階層障礙難以跨越，**普通人不吃不喝一年的收入，在北京只夠買1/5個廁所。

最後，他們成了社會學家齊格蒙特·鮑曼觀念中的無緣中產的無產中產階級（Middle-classish Proletariat）。

無產中產，顧名思義，就是“像無產階級一樣沒有固定資產和生產資料，只能靠出賣勞動力掙錢，卻積極用中產階級的消費習慣和審美趣味要求自己的羣體。”

當代青年若想升入中產階級，在今天更可能的方式，是“像中產一樣消費”，而不是“擁有中產收入”。

消費主義，可以説是年輕人唯一的拯救。

就這樣，生活在北京，成了一種體驗。

每一件售賣的閒置物品，都象徵着賣家一個個期望被塵封，慢慢地成為了“北漂”賣家們在這個城市“到此一遊”的唯一憑證，轉讓給下一個抱有期望的人。

最後，當疫情等各種風險事件突然降臨的時候，每個消費撐托起來的無產中產階級，瞬間垮塌，成了一批開始在閒魚售賣閒置物品的北漂賣家……

潰敗北漂青年，空着手來，空着手走。

也許他們在故鄉積攢了足夠的能力與勇氣之後，會捲土重來，又或許，他們再也不會回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