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病毒改變的，和未曾改變的世界_風聞

3月28日，在離109歲生日只有幾天時，希爾達·丘吉爾因為新冠病毒去世了。

感染期間，她給家人講述了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的事情。那一年，她7歲，全家都感染了病毒，她眼看着馬車來把妹妹的小棺材帶走……

希爾達·丘吉爾和她的孫子安東尼。

一開始，很少人會想到新冠病毒的傳播速度比SARS還快，但蔓延至今，不少人已經開始把它與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相提並論。

據估計，那場大流行感染了5億人口，帶走了1700萬-5000萬條生命。

（注：由於當時缺少精確統計，專家的估測存在較大浮動，從1700萬到1億都有，主流認可在1700萬-5000萬的區間）

這種比較聽上去有點危言聳聽。的確，1918年流感的死亡率高，和當時的醫療水平、營養和衞生條件有關。那時，連抗生素都還沒製造出來呢。

但是，今天也有更危險的情況，就是交通密切程度擴大了50倍。比爾·蓋茨的團隊曾經在模擬計算後説，如果今天再發生西班牙流感那樣的疫情，可能在250天內導致3300萬人死亡。

1918年的漫畫裏把病毒描繪成怪物。

在病毒面前，人類並沒有傲慢的資本。

新冠疫情也在不斷地昭示這一點：隱瞞、傲慢和僥倖的舉措，都受到了懲罰。

而這些，本來應該是人們從1918年大流感裏吸取的最重要教訓。

從隱瞞開始的第一波

1918年流感起源，至今爭論不休。主要有三種説法，一是在認為病毒在1917年末起於英軍位於法國的軍營；二是認為起於中國，由支援“一戰”的中國勞工帶到歐洲；但主流看法是起於美國堪薩斯州。

1918年3月11日，美國堪薩斯州芬斯頓的訓練營裏，有個叫阿爾伯特·吉特切爾的二等兵報告了他“感冒”的消息。

護士對他進行了登記、處置，但3天內，這個擁擠、簡陋的營地裏，又有數百個士兵報告“感冒”。

這個數量在3周內增長到1100人，最終，有230人發展成肺炎，38人死亡。 

但士兵的交流和探親，都沒有停下來。

到4月底，美軍分佈在全國的36個訓練營裏，有24個出現了病例。

50個大城市裏，也有30箇中招。

美軍軍營裏的醫院。

醫學界意識到這是新的疾病，但在當時，政府正在忙着參戰，而且是彰顯美國決定性作用的戰爭。

增援歐洲的美軍，把結束戰爭的希望帶過了大西洋，同樣也把死亡的陰影扯進了歐洲。

我們現在知道，這只是第一波病毒，它的致死率並不高，這樣就可以讓人類繼續麻痹，讓它得以狡猾地快速擴散。

4月，病毒先是在美軍援助的法國、英國等軍營裏擴散。

德軍不太明白為何對手的戰鬥力下降了，他們俘虜了很多英法士兵——但這樣，病毒就被帶到了自己的地盤。

最嚴重的時候，三分之一德軍喪失戰鬥力。

這只是多米諾骨牌的前幾張。

當時，德國戰場上佔優，但國內凋敝不堪，營養和衞生條件極差，所以，病毒傳入後方更是如人温牀，大量人口死亡，最後引發工人、士兵暴動，德皇下台。

這是後話。在這一年春天，所有的參戰國都選擇了極力隱瞞疫情。

5月，病毒傳入西班牙。包括國王在內，近800萬人感染。

由於西班牙是中立國，沒有禁令的媒體如實報道了身邊的疫情——於是，其他國家媒體跟進，將此稱之為“西班牙流感”。

當時流傳歐洲的漫畫中，病毒有時被畫成恐怖的西班牙女郎。

雖然此時，在英國和德國本土，都已經爆發，緊接着的還有葡萄牙、希臘。

7月，流感進入丹麥和挪威，8月侵入荷蘭和瑞典。

中國、印度、菲律賓也都開始有病例報道。

到了9月，連遠隔重洋的澳大利亞和新西蘭也淪陷了。

西雅圖，沒戴口罩的乘客被拒絕上車。

中國是從南到北都有爆發：5月，温州；6月，廣東；7月，雲南箇舊，北京，上海……

疫情最嚴重的要數浙江紹興。

當年10月，《申報》刊登了一封紹興的來信，説當地人都患上了奇怪的感冒，“一經腹瀉，旋即斃命”，“甚至一村之中，十室九家，一家之中，十人九死。貧苦之户，最居多數。哭聲相應，慘不忍聞。”

傲慢中迎來的第二波

病毒並不需要名字，它只需要尋找更多的宿主，同時在變異。

在1918年夏末，平緩了一段的病毒突然在變異後殺傷力驚人。

塞拉利昂在一個月內就損失了3%的人口。有人當天發病，當天就死去。

而且，縱觀整個疫情期間，青壯年佔了死者的一半，9成患病的孕婦死亡。

關於這個現象，存在兩種假説，一種認為是老年人此前經歷過流感，已經有抗體；另一種，就是我們從新冠疫情中學習到的，年輕人免疫系統強，反而誘發了炎症風暴。

但在當時，人們對此一無所知，只有極深的恐懼。

**“停屍房堆得像柴垛一樣，在最底下的那個人會是什麼感覺？”**一位當時負責將病人包入裹屍布的護士，每天夢魘纏身，這樣思索道。

德國科隆市長阿登納後來回憶説，“最後，人們連憎恨的力氣都耗盡了。”

即使如此，當時在美國，為了營造即將勝利的歡慶氣氛，如果對流感做出預警，散播悲觀言論，就會被極端民族主義者和愛國者攻擊。

紐約、洛杉磯、費城當局公開表示，這只是普通感冒，只要做好預防就沒問題。

9月28日，費城舉行了為戰爭籌款的大遊行，結果三天後，流感就大面積爆發，之後的6周內，1.2萬費城人因為疫情去世。

費城組織的購買愛國債券的大遊行。當局強調，“無需擔心，我們相信我們已經掌握了一切。”三天後，費城31家醫院全部爆滿。

沒有輪到自己的教訓很難引起重視。

在匹茲堡，已經得知費城情況的市長，還在安慰大家，“這件事還沒有影響到匹茲堡。”

不久後，那裏的死亡率便超過了費城。

在最嚴重的10月，全美19.5萬人染病身亡，整個疫情期間失去了67.5萬人。

美國人平均壽命下降了12歲。

因為太多人去世，墓地十分擁擠。

戰爭結束，第三波卻要開始了

城市每天在死人，軍隊也是急速減員。

根據記載，在1918年9月至11月之間，約有20％至40％的美國陸軍和海軍人員患有流感和肺炎。

其中一位，是時任海軍助理部長的富蘭克林·Ｄ. 羅斯福，他在考察完前線回程的船上感染。很多人在船上不治身亡。

羅斯福的肺炎也很嚴重，身體十分虛弱，但幸好挺了下來。14年後，他成為美國總統，唯一連任四屆的**“戰時總統”**。

雖然表面強撐，但各國都知道：戰爭打不下去了。

於是，1918年11月11日，持續四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匆匆宣告結束。

熬過死神折磨的士兵們開始返家，跨山越海，從城到鄉。

病毒也隨之潛行。並在第二年捲土重來。

其中一個受害者，是1919年2月去參加“巴黎和會”的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

《大流感》一書認為，當時，歐洲戰勝國的領導人主張嚴懲德國，威爾遜則希望不要激怒德國人，提出了更温和的計劃。

但****在患上流感後，曾經冷靜和深思熟慮的他，變得偶爾善忘、易怒，缺少耐心，突然間放棄了自己的主張。

於是，德國被要求支付大量戰爭賠款並割讓領土，苛刻對待之下，德國困難重重，並充滿屈辱，間接促成了納粹的崛起。

“社達”退場，隔離和口罩來了

每天都在死人，教堂的鐘聲不斷在響起。

醫生成了所有人心裏的依靠。像每一次疫情期間一樣。

但實際上，他們也是如同沒頭蒼蠅。沒有人知道這場流感是由什麼病原體造成的。

在當時的條件下，實驗是非常艱苦、緩慢的工作。紐約一個實驗室裏，要清洗和消毒的玻璃器皿，就有22萬個。

直到1933年，經過很多科學家接力，才分離出第一個人類流感病毒，命名為H1N1。

要到2005年，研究人員才宣佈重組了1918病毒的基因序列。

科學沒有捷徑，沒有神靈。

《大流行》一書記載了當時醫生用過的一些治療方法，從嗎啡、阿司匹林，可待因、阿托品、洋地黃、番木鱉鹼，奎寧，到雞湯，小蘇打。

還有使用芥末糊，或是在草藥裏放入煤油。

美國有外科醫生建議市民不要穿緊的鞋，不知道邏輯從何而來。

很多人靠酗酒來自我治療，有一款流行的雞尾酒，就叫做“起死回生”。

疫情還激發了輕微的宗教復興，但教堂裏的聚集，又加重了傳染。

有些治療在今天看來像笑話一樣，但在當時，他們面臨的是茫茫未知的荒原。

舊金山一處海軍訓練營裏，拉起帷幕防止打噴嚏傳播病毒。

不過，疫情的大流行，還是破解了當時一個流行的觀念——認為某些人的基因“優於” 其他人，而劣等人更容易染上疾病。

面對流感，雖然還是窮人更容易在貧病交加中死去，但總體上，是讓這些“社會達爾文主義者”意識到，無人能輕言倖免——它甚至因此被稱為“民主瘟疫”。

這也讓科學們放棄了優生學的迷惑，轉而從病毒的傳播下手。

隔離、戴口罩、洗手、不聚集……

事實證明，這是當時最有效的辦法。

一張1918年大流感期間的全家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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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認識到必須全民動員，才能阻斷疫情，所以1920年之後，許多國家都開始加強公共衞生和社會保障體系的建設。

奧克蘭市政廳在1918大流感期間被用作臨時醫院。

BBC提到一點，1918大流感之所以引起這麼多死亡，和重要的資源都被用於支援戰爭有關，而今天，許多醫療資源則是被富人等階層佔據……

疾病隨機帶走的名人

1914年，當24歲的天才畫家艾貢·席勒，認識住在工作坊對面的女孩愛迪絲時，他知道自己將陷入愛河，但絕對想不到4年後，愛迪絲會在懷孕中因流感去世，緊接着，三天後，他也因同樣的病去世。

1915年，當心理學家弗洛伊德出版名作《論無意識》時，也一定想不到自己下一本書的靈感會來自女兒蘇菲在1919年失去的生命。

流感如此廣泛的感染，意味着很多我們熟悉的名人，都遭逢過劫難。

沃爾特·迪斯尼1918年9月時參加了“紅十字會救護隊”，擔任救護車司機，在芝加哥服役時患上流感。

海明威、斯坦貝克、愛德華·蒙克、喬治亞·歐姬芙、麥克阿瑟，也都曾中招，但倖存了下來。

有個從德國移民紐約的商人弗里德里希，在第一波流感中就患病，很快去世。

留下12歲的兒子，為了幫助家裏，早早開始創業——他後來有個兒子，取名作唐納德·特朗普。

席勒臨終之前。

艾貢·席勒夫婦，是被第二波變異的病毒擊中的。當年10月中旬，席勒在妻子伊迪絲患了“流感”時，曾給他的母親寫信：

“伊迪絲在八天前患上了西班牙流感，現在也遭受着肺炎。她懷孕六個月了。這種疾病異常的嚴重和危險。我正在為自己做最壞的準備。”

席勒早有心理準備，因為導師古斯塔夫·克里姆特在春天已經死於流感。

       

《家庭》，現收藏在奧地利國家美術館中

去世前，席勒留下一幅未完成的《家庭》，成為1918大流感象徵性的畫面。

席勒去世10天后，法國大詩人紀堯姆·阿波利奈爾也被流感帶走了。

他下葬那天，正好趕上巴黎在慶祝戰爭結束，他的朋友桑德拉爾回憶説， “巴黎在慶祝。阿波利奈爾卻死了。真是荒誕。”

這些悲傷，在文學和藝術裏，有着長久的回聲。

劫後餘生，會怎樣？

大流行是在1920年春天神秘消失的。

不知它為何而來，也不知為何而去，卻隨機地帶走幾千萬生命。這種無常感，對人的心智是極大的挑戰。

前面提到，與新冠疫情相反，當時死亡率最高的是青壯年。很多人留下的，是陷入困苦中無依無靠的老人和孤兒。

還有一些倖存者面臨着後遺症：**一種被診斷為精神性乙型腦炎的“昏睡病”侵襲着他們。**這不是普通的失眠，而是經常易怒、嗜睡、狂躁，病毒的威力在他們身上就像“緩刑”或者凌遲。

另有些人患上了慢性帕金森症——又過了十年，人們才意識到它也是病毒的後遺症。

這些悲劇，帶來一個激烈反應，就是自殺率的快速攀升，和抑鬱情緒的大量發生。

它與“一戰”的創傷交織在一起，很難精確量化統計。

但痛苦之下，強烈的幻滅之感，和虛無的情緒，蔓延至那時的文學和藝術。

那段時間的藝術作品開始更為赤裸、深沉地表達個人的脆弱與無助。

20年代開始，在很多作家的筆下，疾病都開始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              

女作家凱瑟琳·安妮·波特患上流感時28歲，雖然倖免於難，但從醫院出來後，她很虛弱，頭髮全脱光了，再長出來時，變成了白色。

她的小説《蒼白的馬，蒼白的騎士》，便以此為背景。

“通往死亡的道路是萬劫不復的漫長征途，而內心隨着每次新的恐懼而一點一點崩潰，每一步都伴隨着骨子裏的叛逆，意識也建立着它苦楚的抵抗，這終將去往何方？”她在其中寫道。

有人想要把痛苦牢牢記住，就有人想要把它快點忘記，抓住轉瞬即逝的歡愉。

1920年代，在美國被稱為“爵士樂時代”，由菲茨傑拉德命名，他在《了不起的蓋茨比》中説，這是“一個揮金如土的時代，也是一個充滿嘲諷的時代。”

傳統的清教徒道德轟然倒塌，享樂主義大行其道。

由於大量青壯年在戰爭和流感中死去，倖存下來的人，在勞動力市場上也就有了更高的價碼，然後又把它投入消費。世界在快速地繁華起來。

人們明明知道奢華的背後是空虛，卻還是熱情地投入其中，因為那就是無常的命運。他們選擇了接受。

蓋茨比的戀人説她“曾吻過幾千人，還準備再吻幾千人”。

與其指責那是放浪形骸，不如想想那個世界剛剛吻過死神。

在當時歐洲的精神首都巴黎，同樣在20年代出現了一個“充滿幻覺的輕浮時代”。

每個人都忙忙碌碌，不想被繁華的時代丟到安靜的邊緣。

直到1929年的大蕭條，再次將這些幻覺抹去。

改變的，未變的……

對比1918，今天這場疫情，醫學和技術上天翻地覆，大部分國家也有財政保障，但還是有很多事情，像100年前那樣在重複：

隱瞞在繼續，傲慢在繼續，謠言在繼續，僥倖的心理在繼續，疫情發生後的種族主義攻擊也在繼續……

前些天，上海市精神衞生中心發表了首個全國範圍內的的研究，調查顯示，在普通人羣中，因為新冠疫情而出現心理困擾的比例就高達35%，其中5.14%的受訪者遇到嚴重的心理困擾。

疫情是對所有人的衝擊，從外到內。

沒有簡單的樂觀或悲觀，也沒有很容易就能痊癒的創傷。

只是，我們不知道它會以什麼樣的形式表現出來，會匯成怎樣的趨勢。

“技能、知識和組織都會改變，但人類面對疫病的脆弱，則是不可改變的。先於初民就業已存在的傳染病，將會與人類始終同在，並一如既往，仍將是影響人類歷史的基本參數和決定因素之一”。歷史學家威廉·麥克尼爾在《瘟疫與人》裏寫道。

縱觀歷史，每一次全球大流行，都會對社會產生深遠的影響，從體制政策到人心和價值觀。

現在，當新冠病毒的傳播速度比以往更快時，我們的反思和改變，能夠跟上嗎？

丘吉爾説：“永遠不要浪費一場危機。”

病毒以進化求生，人，同樣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