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ive Them Hope! 從兩部電影看中國的全球輿論戰_風聞

最近一段時間，隨着疫情的日趨嚴重，西方輿論以美國為核心，開始不斷指責是中國造成了全球疫情爆發的言論。

3月29日（星期天），美國最高傳染病專家福奇在接受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的採訪時説，10萬或更多美國人可能死於冠狀病毒大流行，是目前死亡人數的50倍。

同時認為美國最終可能有“數以百萬計”的新冠病例，該流行病在美國廣泛傳播。

同一天（星期天），在白宮新冠病毒工作組記者會上，特朗普宣佈由聯邦政府發出的保持社交距離等關於新冠病毒指導政策的有效期將在美國全境延長至4月30日。

他表示，延長保持社交距離的決定是他在聽説“如果我們沒有做出這些努力，可能已經有2千2百萬人死亡”的情況後做出的。他還表示，如果死亡人數可以被限制在10萬人之內，“我們便一起做到非常好”。

If we can hold that down to 100,000 or less， it would bea good job

他提及的2千2百萬人的數據曾出現在英國帝國理工學院（Imperial College London）發表於3月16日的一篇報告中。那篇報告的主題是新冠病毒的影響。

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world-52090787

以上説明了，歐美，尤其是美國的疫情還在不斷走向更高的高峯，這讓人們開始擔心歐美政客會更加變本加厲的推卸責任給中國。 

時間回溯到3月24日，美國印第安納州共和黨籍眾議員班克斯（Jim Banks）引入跨黨派決議案，要求中國政府對新冠疫情的爆發負責。決議案引用英國南安普頓大學的研究表示，如果中國早三週對新冠疫情做出行動，全球的大流行可以劇減95%。

在同一天，美國密蘇里州共和黨籍聯邦參議員霍利(Josh Hawley)在參議院引入決議案，呼籲多國公共衞生官員展開國際調查，追究中國如何加劇新冠疫情的全球大流行，對美國以及全世界人民造成傷害。

決議不是法案，是沒有法律效力的，他們不可能從中國拿到一分錢，其真實的目的是早早的為輿論戰做鋪墊。

同樣是3月29日，英國內閣大臣邁克爾·戈夫在接受採訪時説，中國提供的疾病報告關於疾病的規模，性質及其傳染性是不明確的，實際上也是通過暗示的方式把責任推到中國身上。

回到全球輿論本身，我們必須要承認，以英美為核心的西方媒體在全球佔據了輿論的絕對優勢和話語權，如果西方的媒體和政客們想有意的推卸責任，他們始終能夠影響到不少的人。

尤其是在現在歐美疫情在不斷上升，民眾的憤怒感也會隨之不斷上升，那麼必然需要尋求怒火的發泄渠道，這會大大的加強歐美的政客向中國推卸責任的動機。

歐美現在的確診案例增加可以説是一日千里

以美國為例，以1000人為單位，

3月26日單日確診18.1k

3月27日單日確診17.8k

3月28日單日確診19.8k

3月29日單日確診19.4k

再以英國為例，

3月26日單日確診2.2k

3月27日單日確診2.9k

3月28日單日確診2.6k

3月29日單日確診2.5k

而以意大利為例，

3月26日單日確診6.2k

3月27日單日確診5.9k

3月28日單日確診6k

3月29日單日確診5.2k

這讓我想起了以前看過的兩個電影，裏面展現了戰爭期間的宣傳策略，

注意不要把中國和下面的兩個影片中的例子對號入座，不具有可比性，只是看宣傳策略。

一個其實是記錄片，美國Netflix拍的《德累斯頓大轟炸》

裏面戈培爾的宣傳策略讓我想起了今天歐美政客的表現。

1945年2月13日-15日，英美空軍對德國城市德累斯頓的平民區進行了大轟炸，造成了高達2.5萬名德國平民死亡，不少平民死狀慘烈，

而負責城市防禦的德國官員因為認為盟軍不會轟炸德累斯頓，因為這是一座歷史文化名城，不僅沒有挖足夠的防空洞，也沒有任何空襲的預警，在城內平民在毫無防備的情況下遭受空襲而死傷慘重，納粹黨的領導人穆奇曼卻直接逃離了德累斯頓，躲到附近的山裏面，被當地民眾視為逃兵，民眾對德國政府不滿大幅上升。

面對不利的輿論局面，作為納粹宣傳部長的戈培爾，卻採取了一個全新的宣傳策略，他不僅沒有掩蓋此事，反而對德累斯頓的轟炸慘狀進行大肆的渲染，譴責這是野蠻的行徑，蒐集了大量轟炸現場的駭人聽聞的照片和目擊者證詞，通過中立的瑞典和瑞士媒體發佈。

並且在死亡人數直接誇大了10倍，聲稱有20萬人死於空襲，大量的對悲慘事件的宣傳，把人們的注意力從德國納粹的失敗轉移到了盟軍的殘忍，不僅成功的轉移了德國民眾對政府的憤怒，甚至西方媒體也開始報道此事，在內部形成了意見分歧，以至於美國空軍都辯解説自己只是轟炸了德累斯頓的軍用目標，沒有參與對市區平民區的轟炸，和英國空軍轟炸司令部進行切割。

另外一個電影是《兵臨城下》，

這個是西方人拍攝的斯大林格勒戰役電影，裏面頗多失實的鏡頭不提。

裏面的一個情節是，斯大林格勒戰鬥異常殘酷，蘇軍傷亡嚴重，戰爭曠日持久相持不下，

赫魯曉夫問下屬軍官，有沒有什麼辦法能夠提振士氣，軍官們的提議都不能讓人滿意，這個時候蘇軍文宣部軍官丹尼洛夫説了一句“give them hope!”,並説應該在軍報上刊登一些鼓舞人心的故事，必須要讓士兵們相信一定能夠勝利，以激起戰鬥的渴望，因此需要榜樣來追隨，需要英雄來鼓舞士氣，而這個英雄就是電影的主角，狙擊手瓦西里。

下圖為電影裏面的內容，瓦西里被印上報紙作為榜樣宣傳。

輿論戰其實就是兩點：

一個是真相和事實，

一個是對真相和事實的解讀。

非常顯然，我國在第二點上的能力是遠遠不如西方媒體，尤其是英語媒體。

在今天，歐美的疫情越來越嚴重，歐美的政客們越來越有動機採取類似戈培爾的策略，即利用自己話語權的優勢，對疫情進行重新解讀，即試圖告訴歐美乃至於全球民眾，

疫情的大規模傳播並不是因為歐美政府自身的反應遲緩無所作為，而是因為中國的故意隱瞞和應對不力造成的，把民眾因為疫情不斷發展造成怒火轉移到中國身上。

國內更有不少人擔心，由於英美媒體的強大影響力，會不會眾多西方國家跟進（例如丹麥，瑞典，法國，澳大利亞，加拿大等國家），從而進一步影響更多的國家加入渲染“中國需對疫情負責論”，對我國形成全面輿論壓力，讓中國的形象徹底污名化。

對此我們也無需太過於悲觀，至少有四點我們是可以有所作為的，

第一點我們已經完成了：

那就是中國在抗疫過程中展示出了強大的超過大部分西方國家的國家能力

國際社會的現實是弱肉強食，大草原上的小動物們，是不會去隨便得罪獅子，大象，犀牛這些龐然大物的。

中國在1月20日開始啓動的全國強力抗疫，以及隨後啓動的強力封城措施，修建火神山雷神山醫院，強制隔離，方艙醫院等，儘管遭到了西方媒體的各種冷嘲熱諷，實際上我們自己人不少當時也不太能理解，有無必要採取如此嚴厲的措施。

到今天我們也發現了，強力抗疫迅速扭轉局面，帶來了意向不到的正面效果，不僅僅是挽救了更多的生命，而且讓我國在全球率先開始復工復產。

更重要的是，讓全球各國都看到了中國在這件事情上體現出來的強大國力，這無意間竟然成為了一個秀肌肉的過程。

與此同時，中國外交部針對美國的“中國病毒”挑釁的強力發聲，已經清楚的告訴世界，一切渲染“中國對疫情負責論”的言論，在中國眼中等同於反華言論，等於是站在了中國的對立面。

我們可以想象一下，你的公司裏面有個能力非常強的二把手，很有可能以後要當董事長，這個二把手都明確的表達了態度，誰這麼説就是和我作對，大部分員工自然是能不得罪就不得罪。

要知道，即使是英國這樣的國家，也並沒有選擇一致性的和中國對着幹，

在當地時間3月30日，在英國首相府每日記者會上，英國外交大臣多米尼克·拉布（Dominic Raab）針對近期英國部分人士對中國的指責表示，

在英國國內應對新冠肺炎疫情過程中，兩國必須加強合作。國際上，應該把儘可能多的國家團結在一起，才能有效地應對疫情危機。此前撤離在武漢的英國公民時，我們和中國有很好的合作。在疫情緩解之後，我們會進行經驗學習，但是世界衞生組織將在這個過程中處於重要地位。

這個表態明顯就和內閣大臣不一樣。

​實際上，此次疫情不少國家已經明確表達了對中國的態度，

新加坡總理李顯龍3月29日接受CNN的訪問時，主持人詢問，有批評指中國政府應該為這個全球大流行病負起一定的責任，包括一開始懲罰“吹哨”的醫生以掩蓋疫情，主持人扎卡里亞，是否覺得這樣的批評是合理的。

李顯龍明確的説，中國對冠病疫情的應對，相信有諸多方面是他們事後會檢討並認為自己能做的更好的，“但總的來説，我不認為我們能説，只要中國把事情做對，就不會發生目前的情況。”

他指出：疫情在許多國家持續擴大和蔓延，這些國家同樣發覺，要將國內疫情控制住並不容易。

以歐洲國家為例，

塞爾維亞總統親自到機場迎接中國醫療隊就不用説了，

匈牙利副總理就和中國駐匈牙利大使一起，親自到機場迎接來自中國的援助物資，下圖左一就是匈牙利副總理歐爾班·維克多

第二點是：我們自己要自信，對事實和真相瞭解越是深入，就越會發現事實和真相站在我們一邊，有大量的宣傳點

儘管有李文亮事件為標誌的醫生被處理新聞在全球大量傳播，造成了中國隱瞞疫情的印象，但是由於我國果斷採取了強力的政策，搶在歐美疫情爆發前一個月以上就已經官宣人傳人和封城措施，

歐美第一個大規模爆發的意大利，

在1月23日武漢封城後的14天（2月6日）累計確診只有3例，

到2月21日，中國官宣人傳人已經32天，武漢封城29天后，意大利累計確診也只有20例

使得一旦進入細節的討論，

從數據和時間線上，歐美難以令人信服的把責任都推到中國頭上。

詳見我之前的文章：

 輿論戰：名字的戰爭和國家的道歉

實際上，由於我國的及時行動，使得西方政客們遇到了麻煩，因為中國在1月份已經通知了全世界，而西方國家的反應和行動時間長達1-2個月，

這使得如果要證明“中國隱瞞疫情---導致通知遲緩—導致歐美疫情爆發”的話，

必須要證明中國的反應時間顯著的比1-2個月更慢，而包括李文亮在內的武漢的醫護人員是12月30日晚上在網絡發佈消息的。

當地時間3月22日，美國權威學術期刊——《科學》（Science）雜誌網站頭條刊登了對美國國立衞生研究院過敏和傳染病研究所主任福奇的採訪實錄，英文全文我就不貼出來了，以下對話翻譯來自觀察者網。

記者問：那旅行限制呢？特朗普總統一直在説，2月2日針對中國的旅行禁令（對延緩病毒向美國傳播）產生了巨大效果，他希望中國能再提早三四個月告訴我們，但他們“諱莫如深”。可這與事實不符。

福奇答：我知道，但是你想讓我做什麼呢？我的意思是，直説吧，你想讓我怎麼做？

記者問：大多數人都認為你的工作很出色，你站在那兒就代表這是事實和真相，但現場出現了不正確、非事實的説法。

福奇答：事情是這樣的，在他作出這番陳述（暗示中國本可以提早三到四個月就通報發現了一種新冠狀病毒）之後，我告訴相關人士，這不合適，因為再提早兩三個月可能就是9月了。下次他們坐下來和他討論該説什麼時會説：順便説一句，總統先生，這要小心，不要這麼説。但我不能跳到麥克風前把他推下去。好吧，他説了這句話。那就讓我們試着下次改正過來。

以上表明，歐美政客可以在宣傳上反覆的説是中國隱瞞造成了疫情傳播，通過的反覆的説結論對公眾進行洗腦。

但是他們卻難以進入細節，正如特朗普意圖向中國推卸責任，就必須説中國如果“提早三四個月”，那就必須前推到2019年9月中國就知道新冠病毒人傳人了，而這是難以讓人信服的。因為如果説是中國可以提前一兩個月反應，那麼很容易讓人質疑，歐美的反應速度也是這個時間，卻為什麼要求中國必須更快。

由於我們總體的反應速度比歐美國家快，

**因此，我們可以講的點很多的，不斷的用簡單的語言，把事實和真相説出來，**不斷的進行反問，為什麼中國可以做到，你卻做不到？

比如現在國外民眾普遍知道，中國可以10天建成一座醫院，這很容易和所在國家的低效率形成鮮明對比，讓人自行得出結論，這個病毒如果首先發生在歐美國家，情況只會更糟。

第三點：歐美媒體和政客並不是鐵板一塊，並沒有在把責任推給中國上面達成一致。

因為客觀上存在反對黨和媒體，國家利益和反種族歧視這三個因素。

以美國為例，儘管特朗普和蓬佩奧的“中國病毒”稱呼帶起了網絡輿論，

但是美國主流媒體大多是自由派，反對特朗普的佔多數，其側重點更多的在指責特朗普防控疫情不力。

疫情最嚴重的紐約州的州長，民主黨黨員Andrew Cuomo就專門點名感謝華為，體現了和美國聯邦政府的不一致。

美國尚且如此，其他西方的中小國家，由於各有各的利益，國力和立場，所有國家達成一致的可能性不高，2018年底開始的美國打壓華為行動，就是很好的壓力測試，歐洲國家始終沒有跟隨美國打壓華為，也並不認同華為竊取情報和信息的説法，這是從國家利益的角度考量，不願意和中國對抗。

在本文前面的英國內閣大臣説中國提供的疾病報告關於疾病的規模，性質及其傳染性是不明確，意圖推卸責任的時候，立即遭到主持人反問：“比如德國每週能檢測50萬份，數量遠遠大於我們，why is that? ”

“WHO説我們必須通過檢測來找到病毒，但是我們沒有這麼做，而德國卻在這麼做，why？”

在BBC的報道里面，也提到了英國媒體對此事（內閣大臣）的反應，各家媒體是不太一致的。

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uk-52097777

“戈夫批評中國的言論在英國媒體引起很大的反響。

除了《衞報》警告兩國關係可能受到影響，

《每日電訊報》報道説，戈夫以及政府官員們被批評這是在為英國政府的失誤找替罪羊。

下圖是《獨立報》的報道標題，大標題是“Michael Gove指責中國未能阻止Covid-19傳播”，副標題是則引述英國自民黨代理領導人艾德·達維（Ed Davey）對戈夫的批評，説他對中國的指責是“難以讓人相信的藉口”。同時警告這會把“在英國的華人置於危險境地”。

《太陽報》在報道之後特別強調，華人在這一切當中是完全無可指責的；我們堅決譴責無知的種族主義分子針對華人的行為。”

請注意以上媒體中，有的是從反對種族主義的角度，不贊成大肆指責中國。

當然，也有的媒體在大肆抹黑，例如《鏡報》，説中國的實際感染人數是公佈數字的40倍。

第四點，是我們還可以繼續做的，就跟《兵臨城下》裏面一樣，

叫做樹立榜樣，give them hope**（給他們希望）.**

目前歐美國家，沒有任何一個疫情出現了拐點，幾乎所有國家都在越來越糟，

我國目前也在大規模的對全球疫情最嚴重的歐洲國家進行援助，

除了歐洲疫情確實全球最嚴重之外，還因為歐洲是我國最大的出口市場，沒有之一。

那麼我們必須要支持歐洲國家首次出現一兩個疫情逐漸平息，抗擊疫情成功的成功國家，不僅可以成為歐洲的榜樣，更可以成為一個對比的標杆。

什麼是榜樣呢？

一個是和中國關係友好取得抗疫成功的榜樣，

一個是和中國緊密合作取得抗疫成功的榜樣。

對中國的抗疫成功，西方的媒體還能有自己的解釋體系和解釋空間，例如中國是通過剝奪自由來實現抗疫，或者中國的數據有隱瞞不可信。

實際上現在西方輿論更多是把韓國作為一個成功例子，而淡化中國的成功，儘管韓國到現在也並沒有完全控制住疫情。

另外就是在西方輿論中，韓國主要是依靠自己的力量控制疫情，中國友好或者中國合作色彩比較淡。

而歐洲區域內出現和中國合作抗疫成功國家，

使得各國意圖推卸責任給中國的政客，

更加難以避免和區域成功國家的對比，更加反襯出其的無能。

總不能説同為歐洲國家，別人不民主不自由。

進一步打壓政客推卸責任的空間。

更深一層，會讓人形成這樣的印象，

別人因為和中國合作，或者關係友好，就已經脱離苦海了，而自己的官員卻還在愚蠢的指責中國意圖推卸責任，使得來自中國的幫助落空。

而反過來，率先抗疫成功的國家，在面對他國疫情依然水深火熱時，由於生活恢復了正常，率先擺脱了疫情，其國民將會產生優越感，而支撐了這種優越感的中國援助會在該國國民中產生更好的心理效果，那就是因為我們和中國保持了良好的關係，或者是因為我們和中國有良好合作，所以我們才得以率先成功，脱離苦海。

而對其他仍然處於疫情爆發的國家出現的官員各種指責中國推卸責任，在心理上也會產生隔岸觀火，圍觀他國“疫情一團糟還互相甩鍋”的心態。

我國目前的對外援助，光是從經濟利益的角度來看也是很划算的，

一個是打開了我國醫療用品的出口市場，

一個是幫助他國儘快從疫情中恢復，也是有助於提振外需從而恢復我們的出口。

而在經濟利益回報已經足夠回本的情況下，

我國再集中力量有所側重的，

一個是重點支持友好國家例如塞爾維亞恢復正常，凸顯和中國保持友好關係的重要性，

一個是重點支持一兩個有影響力且和中國合作意願較強的國家率先擺脱疫情，例如選擇意大利，幫助其以最快速度恢復正常，凸顯和中國合作的重要性，

我們可以做一個假設，如果意大利和塞爾維亞都恢復了正常，那麼不管英國亦或是其他西方國家的官員，再想繼續甩鍋給中國的輿論力量會大大削弱，

“別人都恢復正常了，你還在這裏正事不幹”

“別人因為和中國關係友好，或者和中國緊密合作而成功了，你還在這裏攻擊中國”

這是有助於我國在輿論戰場方面進行反擊的。

當然作為主要競爭對手的美國，我們專業的賣醫療用品就行了，

以上是今天的一點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