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毒正在考驗資本主義（一）_風聞

英國《金融時報》3月29日，發表了一篇名為“病毒正在考驗有責任感的資本主義”（Virus puts responsible capitalism to the test）的觀點文章，看了下“國關文化視線”翻譯的摘錄，內容乏善可陳，空談企業的社會責任感，就不引用了。

倒是這個題目起得不錯，病毒正在考驗資本主義。究竟是誰在考驗資本主義呢？這確實是政治經濟學最核心的問題，關於發展路徑的問題。

我們知道，英語單詞capital除了有意思是資本以外，還有一個意思是首都。如果忽略掉資本屬於誰這個問題，我們可以説，資本主義就是都市主義。

同一個單詞的兩個意思，人類社會資本主義發展階段的資本和城市，一直是伴生關係。資本積聚於城市，而城市服務於資本。資本的擴張和城市的擴張同步發生，危機同樣同步發生。這就是温鐵軍教授在其代表作《八次危機》中，開篇就闡述的同以往所有學者都不一樣的，具有顛覆性的思想觀點。

概念一的意思是政府和資本是彼此依存，矛盾統一的關係。政府掌控資本，是為國家資本主義；資本掌控政府，是為資本主義國家。兩者拋開所有性質不談，其內生稟賦的發展思維是一樣的。由此推出了概念二。

無論是資本，還是政府，都是處於城市之中，都對城市發展有一種天然的要求。但另一方面，在城市中的“**資本積聚與風險集中不僅等量而且同步”****，**這促成了經濟危機在城市內的週期性爆發。

回顧歷史，直面現實，資本積聚帶來的危機不僅僅是經濟危機。或者説，經濟危機只是城市危機的一種表現形式。眼下正在世界範圍內爆發的公共衞生危機就是城市危機的一種表現形式。資本積聚於城市，人口因為就業的關係，同步積聚於城市。因為人口積聚，傳染病傳播的範圍和可能性也在同步放大。即使傳染病病毒起源於鄉野，甚至是實驗室，其大規模傳播和擴散的主要節點也必然是，人羣聚集並且交互聯繫頻繁的城市。可見無論是經濟危機還是公共衞生危機，首先被攻擊的都將是中心城市。

應注意到在城市中爆發瘟疫並非是一個新生事物。至少有兩個名人的成名故事是同城市瘟疫有關的。

一個是14世紀文藝復興時期的薄伽丘，他所創作的《十日談》就是以佛羅倫薩瘟疫為背景的。

《十日談》是意大利作家薄伽丘創作的短篇小説集，創作於1350—1353年。該作講述1348年，意大利佛羅倫薩瘟疫流行，10名男女在鄉村一所別墅裏避難。他們終日遊玩歡宴，每人每天講一個故事，共住了10天講了百個故事。

另一個是被蘋果砸中的牛頓，當時他就是因為倫敦爆發大瘟疫而躲避到鄉下去的。

倫敦大瘟疫是一場1665年至1666年間發生在英國的大規模傳染病爆發，超過8萬人死於這次瘟疫之中，足足相當於當時倫敦人口的五分之一。該次的疾病後來被確認為是淋巴腺鼠疫，一種由鼠疫桿菌造成並以跳蚤為載體的細菌感染。倫敦大瘟疫與1347年至1353年期間侵襲全歐洲，並導致最少7,500萬人死亡的黑死病相比規模要小得多，這場前後擾攘大約一年的流行病被人們形容為大災難的原因，很大程度是由於它已經是英國本土最後一次廣泛蔓延的鼠疫，之後隨着英國政府着手改善地區衞生條件，鼠疫對英國民眾的威脅也逐漸消失。

在温鐵軍之前，幾乎沒有學者意識到這點，在城市中的“**資本積聚與風險集中不僅等量而且同步”。**光鮮亮麗的城市才是現代社會的致命弱點。現代形式的危機都是在城市爆發，從城市中蔓延開來的。

美國學者伊恩·莫里斯（斯坦福大學的歷史學和古典文學教授，全球著名的歷史學家，目前，他已出版《遠古帝國的興衰》等11部著作，發表了80餘篇文章），甚至還在《西方將主宰多久：從歷史的發展模式看世界的未來》一書中設想過，22世紀的世界將擁有一個1.4億人口的大都市（world capital？），其將擁有令你瞠目結舌的發展速度。

莫里斯教授並非老派的西方中心論者，但一定是現在的全球化發展模式的鐵桿擁躉。在他看來，所有的技術（比如信息化）都必定是朝着城市化擴張的路徑發展，為資本擴張和城市化擴張服務的。城市是大資本高技術的載體，更大規模的城市就意味着更高的發展效率。

儘管他也意識到五大“天啓騎士”（氣候變化、饑荒、國家崩潰、遷移以及疾病）將是未來的威脅，但是他沒有意識到：這五種威脅在今天一定是直接攻擊中心城市，而不是從邊疆地區開始一步步推進，還像古代社會那樣。

氣候變化將直接威脅鄰海的世界大都市。紐約、上海、東京、倫敦，無一不是鄰海城市。全球化的物流主要依靠海運，註定了海港城市是建設大城市的第一選擇。

最有可能發生饑荒的不是農村，而是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可以設想一下，如果發生經濟危機導致債務斷裂，農村索性斷絕了和城市的經濟聯繫，過起了自給自足的小日子。那麼城市呢？別忘了，沒有共產黨，1949年的上海將是餓殍遍野。

遷移，不再是遊牧民族的專利，也不是一步步沿着國境線推進。新時代的難民，會跨越全球化下不設防的邊界線，直接湧向大城市。如果大城市不能提供足夠的就業，那麼如何供養這些人口將成為社會核心問題。如果不能提供足夠的醫療，公共衞生問題也將擺上桌面。如果不能提供足夠的教育，這些人口也無法轉化為高素質的人口資源。

疾病，正如眼前這場危機所示，各國的首都和大城市將是傳染病的爆發地。之前提到的兩個案例，文藝復興時期的佛羅倫薩和17世紀後半葉的倫敦都是當時世界上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城市之一。

這次事件還顯示了，再好的醫療條件，也逃不過因大量人傳人導致的醫療資源被擠兑的窘境。因為醫療資源（尤其是預防資源）平時不太賺錢，按照資本的習性，平時必定是極力壓縮這些不賺錢的閒置資源。真到了災難降臨，自誇的高質量代替不了數量上的短缺。

最後是綜合性危機——國家崩潰。歷史告訴我們，造成重大災難的國家崩潰，並不是發生在如阿富汗這樣的從來沒有形成國家的地區，而會是在有一定工業基礎的國家，比如前蘇聯。

如果不能意識到在城市中的“**資本積聚與風險集中不僅等量而且同步”**這一點，“眼看他起朱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桃花扇》），將是資本主義可以預見的唯一結局。而人類文明並不應該為資本主義陪葬，我們該往何處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