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念羣：那些“反常識”的歷史觀是如何建立起來的？_風聞

反常識的歷史敍事

——重申中國史研究的若干命題

文 | 楊念羣

我上一次來南京大學還是三十年前讀研究生的時候，在南大老校區待了一個月，那是在寒冷的冬季，我覺得南大的氛圍非常好，有歷史文化的氣息。今天我將和在場的老師同學交流一些歷史研究方面的心得。大家看了標題覺得有些詫異，好像我在賣什麼關子，故意要講一套另類的歷史觀。

也許大家會問，所謂“常識”是支撐我們日常言行的一些知識與行為準則，好好守護這些不可或缺的東西尚且不及，為什麼還要反對它呢？鳳凰衞視主持人梁文道先生曾寫過一本書叫作《常識》，他寫這本書的初衷恰恰是批評國人平常忙忙碌碌，很多時候卻沒有遵循文明社會公認的規則，這就是缺乏常識的表現。梁先生是從倫理和行為邏輯入手剖析國人思維的闕失，我是反其道而行之，覺得國人恰恰不知不覺陷入一些錯誤的歷史常識之中。

我的基本觀點是，這些歷史常識本身應當是被質疑的，卻一直支配着我們的思想和行動，沒有人懷疑，或者有困惑而不自覺。如何反省這一現象，正是今天想和大家交流的內容。所以我演講的副標題是“重審中國史研究的若干命題”。

楊念羣 / 唐景亮 攝

➀

當下的一些“新常識”

我首先舉兩個例子：

例一，大家都認為中國人自古以來就生活在由宗族組成的大家庭中，宗族講究的是集體行為邏輯而非個人行為邏輯，所以它是壓抑個性的。五四以來，反宗族、反族權最終成為革命的一個主題。但實際上，中國普通老百姓被允許聚族而居是從宋代以後開始的，宋代以前只有皇帝和貴族有權力組成大族，普通鄉村百姓根本沒資格這樣做，也就不存在後來所説的宗族。所以，五四的命題非常奇怪，好像我們反對的是一套自古形成的歷史知識，其實不然。反宗法、反族權已經成為我們的固有常識，這些常識需要質疑，至少我們要清楚，民間宗法制的形成並沒有那麼漫長的歷史，而是唐宋轉型以後的結果。

例二，“封建”一詞在沒有被更準確地定義之前，卻被無節制地濫用。我們要是説誰“太封建”，那意思是他太古板保守，歷史事實卻是，中國自秦朝以後早已沒有封建制度，郡縣制取代了過去的分封制，民眾都是某個王朝的編户齊民。問題是，無論“封建”是否已經消失，至今“反封建”仍作為一個我們幾乎能脱口而出的關鍵詞在被濫用着，豈不是一個令人奇怪的現象？這説明，類似“封建”之類的説法已經和舊的“封建”概念完全脱離了關係，演變成了一種叫“新常識”的東西，這種“新常識”和歷史真實無關，卻在現實生活中支配着我們對歷史的認識。那麼，我們是依靠哪些“新常識”活在當下呢？

首先，我們總是習慣“進化論”的無處不在。歷史永遠像直線一樣向前奔流，我們不打算停下來看一看。有人認為“歷”和“史”聯繫在一起是一個近代才有的概念，“歷史”連在一起用，就變成了一個新詞，成為一個強調時間流程的概念。其實除此之外，“歷史”還應該有一個空間擴張與伸縮的過程，但“空間的歷史”在“時間的歷史”壓抑下消失了，或者説成了“時間”的奴隸，這就是因為我們習慣用向前走不回頭的方式看待任何事情的變化。

在西方，決定時間不斷往前走的力量就是物質增長的能力，教科書中的表述叫“生產力”，它可以決定政治、社會、文化的走向，我稱之為“連帶一體論”。從現實就是合理的角度看， “連帶一體論”不是沒有道理，西方地盤不大，全是一個個小國割據一方，但它的藝術表現卻以大尺度為榮，如果你去歐洲看盧浮宮等博物館，到處都是巨大的雕塑、繪畫，有的尺寸之大可以佔據幾面牆，讓你覺得自己非常渺小，西方的文化壓迫我們不僅僅是源於對物質本身的敏感，還依賴它們背後的“大尺寸”邏輯，西方疆域地盤雖小物質能量卻大，以“小”博“大”是西方本身的一個重要特質。

從西方回來，我有點“尺寸決定論”的感覺，中國疆域廣大，文化卻以小見長，處處給人細微窄小的印象，雖不時有大尺度的山水畫出現，但藝術主流還是用緩慢的節奏去把玩小尺度的對象，當然小不一定就差，正如一股腦向前奔的歷史觀不一定就合理是一樣的道理。我們以前的歷史觀被誤解成向後看的循環論，如“黃金三代論”“文質之辯”等，與大尺度的進化論相比顯得保守落伍、動作太慢，一步三回頭，老是覺得過去比現在好。

其次，我們看歷史，總是習慣把很多現象政治化，給它們戴上從西方裁縫店裏借來的帽子，比如把歷史過程武斷地描述成封建的、專制的、保守的，沒有人理睬私人對歷史有血有肉的描寫和判斷。因此，真正的私人寫史在中國無法生存。古代的“五種生產形態”，近代的“三大高潮，八大運動”都是給歷史扣上的政治帽子，沒人問這頂帽子的尺寸到底合不合適。

第三，我們總是習慣生活在“五四”啓蒙的陰影裏。比如前面提到對宗族起源的誤解，“五四”以後對宗族、家庭的描述有一個從温暖到黑暗的變化，“宗族”在“五四”的敍述裏變為一個完全負面的東西，《家》《雷雨》等文學作品都含有大量對宗族迫害的隱喻描寫。考試與用人制度也從高效變成了腐惡。最突出的例子是《儒林外史》中的范進中舉，科舉常常把人逼瘋是今人創造的歷史想象。加上儒教沒落，打倒孔家店成了時髦口號，士紳階層最終走向潰滅。

“五四”後來扮演兩種不同的角色——馬克思主義激進青年培養基和自由主義文藝青年起源地。最後自由主義被打敗了，我們從此不可能從一種個人視角去觀察歷史，而是必須戴上集體主義和激進主義的有色眼鏡，舊常識與新常識無法兼容，非激進即保守，非光明即黑暗。

第四，我們總是習慣從城市——鄉村的二元對立觀察近代中國的變化。最初的鄉村在文人眼裏是美好的，是隱居的休憩地。近代以來，介於城市和鄉村間的“鎮”很具文化特色（如周莊、烏鎮被重新發掘，它們只是當年千百個鎮的代表），之後鄉村逐漸衰敗，成為城市的對立面，有宜居特色的鎮也逐漸消失，城市變成追逐繁華夢的地點，農民形象趨於負面。不久，這個城鄉二元對立的新常識又被另一股“反常識”潮流替代。因為鄉村為中國共產主義革命提供了人員和動力，“五四”以來對鄉村的負面評價又一次遭到徹底逆轉。

我在《讀書》雜誌上寫了一篇文章《上海亭子間文人之病》，講蕭軍在延安的境遇，上海這些大城市來的文人本來是農民的啓蒙者，卻反過來成為工農階級改造的對象。毛澤東的鄉村論、城市論與五四知識青年的觀點完全不同。毛有一個重要的看法，那就是“上海來的青年不要把鄉村看成黑暗一片，鄉村是未來的中國生活、革命、理想的萌生地，你們要向工農學習”。蕭軍追求的是介於鄉村和城市間的一種個體自由遊走狀態，他拒絕接受毛式的改造，最後成為一個近乎右派的角色，徹底在歷史舞台上消失。我們的歷史觀總是把城市——鄉村對立起來，然後在這兩極之間不斷搖擺，沒有看到兩者界限的模糊恰恰是近代歐洲革命的出發點和結果。

➁

新常識產生的當代根源

我剛剛舉了幾個例子，簡單介紹了一下我們到底在依靠哪些新常識活在當下，我想和大家交流的第二個方面的問題是，我們面對這些新常識的時候應該採取怎樣的態度？新常識產生的根源是什麼？我把它歸結為“逆現代化現象”的產生與歷史敍事的“去政治化”與“再政治化”，下面為大家一一做些解釋。

首先我們要問：什麼叫“逆現代化現象”？剛剛我提到，“連帶一體論”認為，只要物質生活變化了，肚子餵飽了，政治、社會、文化自然緊隨着發生好的轉變，這是一種直線進化的邏輯。這種邏輯在改革開放初幾乎人人都信，卻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以後遭到致命打擊。按照西方理論，現代化過程本應像推土機一樣，一路瘋狂碾壓過去，在它的巨輪下，一切舊事物被徹底粉碎實屬理所應當。人們越富裕，那些過去支配生活的舊常識就被消滅得越徹底。但實際情況恰恰相反，在中國南方一些富庶地區，現代化程度越高，宗族復興運動和求神拜廟現象就恢復得越厲害，舊常識重新獲得人們青睞的可能性就越大，經濟的突飛猛進恰好與傳統的逆向迴流並肩而行，這就是我説的“逆現代化效應”。

其次，與之相呼應，學術界產生了一種“文化中心主義”的逆反潮流，如“文化熱”“國學熱”“孔子熱”等。這説明“逆現代化現象”出現後大家找不到解決問題的答案，所以想回頭再看看傳統有什麼用，藉此擺脱經濟發展決定論的模式。令人遺憾的是，舊常識對新常識發起反衝擊後還是找不到一個新支點，因為兩者的關係不能抽象討論，必須有強大的制度和歷史分析作支撐。

在當代學界，新儒家們每年都要開會，爭論儒學到底是個啥，爭來爭去大多説的是些四六不着調的閒話，沒幾個人説到點子上。有人不懷好意，説國學熱的副產品就是琢磨出了一種叫“開會儒學”的東西，除了有閒心開會，根本沒打算解決中國問題。話是損了點，卻也不能説沒有道理。中國的保守主義者為了給自己掙面子，老説西方充其量是個貧血的巨人，只有堅船利炮沒有人文精神，好像人家就是單靠財大氣粗犯渾打架就能吃遍天下，骨子裏根本沒資格和國人談什麼文化，講什麼人文精神，好像這東西純粹是中國的專利發明。口氣儼然當年宋朝人打了敗仗還不忘捎上遼金是番邦野人這句罵人話。

第三，“文化中心主義”的興起涉及了儒學復興的問題，一個途徑是認為儒學與日常生活緊密相關，孔子化身為一個普通人，是每個人身邊的孔子。到底什麼是“生孔子”“死孔子”“真孔子”“假孔子”？同樣涉及舊常識與新常識之間的糾纏對抗。比如李零先生解讀《論語》中“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這句話時舉了個例子，“比”是拉拉扯扯，“周”是和衷共濟。北京人、東北人和上海人、江浙人比，好像比較豪放。前者喜歡説，後者斤斤計較，什麼都事兒事兒的，特別矯情，特別孫子。但這種豪放，有時很可怕。他説，咱倆誰和誰呀，一下就豪放到你的錢包上了。這個路子就是把孔子放在普通人的生活脈絡中，看看他到底能給我們提供什麼智慧。

第四，只有把儒學看作是社會治理技術，解釋才有穿透力。儒學是對調理社會有用的技術，不是娘娘腔式的沒用説教。從這個角度看，如果只把儒學放在進化論的時間脈絡中估算它的價值，那儒學真是沒什麼用，可是如果把它復原到歷史空間中去檢驗它就會有意義，因為儒學在疆域廣大的中國可以用軟性的道德控制節約治理成本。

第五，“儒家社會主義”“儒家憲政主義”等等説法現在很時髦，我對此不予評論，因為把儒學與現代西方政治哲學生拉硬扯在一起的人是想當帝王師，想把儒學再政治化，儒學的思想絕不可能是現代意義上的憲政和民主，兩者之間不能直接畫等號。

第六，“儒家民族主義”在當代的復甦和中國歷史上發生的族羣衝突既有差別也有聯繫，儒學最早討論民族問題依靠的是華夷之辨，強調“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到了現在，儒學成為對抗西方張揚自身文化優勢的資源，西方是遠來的“夷”，我們接受了“夷”的邏輯和制度，但又在自卑與自信中不斷搖擺徘徊。關於儒學有很多舊常識，也發明了許多新常識，一些新儒家喜歡從政治的角度，用民族主義的語言去解釋儒學是什麼，最後形成了一套“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之類的自説自話，純屬自摸意淫，根本沒人信。以上簡單揭示的是新常識產生的一些當代根源。

➂

如何建立起“反常識”的歷史觀

接下來的問題是，我們如何建立起“反常識”的歷史觀呢？

需要特別警惕的是，一些表面看上去反常識的觀點卻常常不自覺地掉入最俗套的新常識陷阱，比如美國中國學界正流行一個觀點叫作“早期近代論”，大體意思是説，你們不是説中國古代是封閉落後的，完全沒有近代因素嗎？我還真不信這個邪，我偏要找出一些疑似的證據給你看。

不能否認，他們都是一些好心的學者，拼命較着一股勁，想證明中國不比西方差，但好心也可能辦壞事，我總是懷疑，這真的是一種有效的反常識辦法嗎？也許效果剛好相反，這類研究恰恰容易重新把我們引入西方中心論的圈套，甚至不知不覺地成了合夥人。我的問題是，我們為何偏要在中國過去的歷史中尋找類似西方近代化的因子呢，這種思路對我來説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反常識舉動。接下來我想嘗試着與大家簡單探討一下什麼才是我心目中的反常識敍事。

我的看法是，談反“進化論”，不是説要事事都擰着幹，非要徹底把進化論打趴下不可，事實上也做不到。我們只是想在這個巨無霸敍事的籠罩之外，看看能不能找到其他較為合理的歷史觀作為補充。這裏可以舉個例子略加討論，中國古代經典中常常會出現“文”和“質”這對概念，如果要建立起非進化論的歷史觀，可以從重審文質之辯入手，“文”與“質”的互動是中國古代歷史觀的精髓，《論語》中説“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質”是指事物都有內在的本質，這種本質樸實無華；“文”是外在的修飾，賞心悦目；“野”是粗陋鄙俗；“史”是精巧、文雅。“質”太多了，“文”的部分就顯得粗糙，“文”太多了壓過了“質”，就會顯得太精巧奢靡。文質相須而用，文太多、質太多都不宜，最好把兩者結合起來。歷史也是在“文質”的相互消長過程中才能前進，這不是循環論，恰恰是一個螺旋上升的理論，大家千萬不要低估古代人的智慧。

還有一種説法，道德是“質”，禮樂是“文”，文和質相輔而行，道德太多流於刻板，禮樂太多流於奢靡，必須時時有所損益。中國社會治理靠的是禮法結合，秦朝用周禮被批過於繁瑣，漢代改為黃老之治，文質和道德、禮樂之間是非常複雜的辯證關係。

文質論和學風變化密切相關，明清易代後，清代皇帝和學者都認為明代學問空疏，空疏的表現就是過“文”，治學華而不實，必須向實學（質）的方面轉變。清代考據之學與明季心學的關係不僅僅是思想理路的差異，還涉及士人的氣質、性格，以及相關制度、禮樂的複雜轉變。

此外，用階級論梳理歷史變化顯得非常呆板，不適合中國，中國講究流品、品度與倫際，不是一種高低、貴賤等簡單的等級劃分，其中有人文品位和倫理關係作依託。

錢穆先生就曾指出，西方社會有階級，無流品，中國社會則有流品，無階級。表面上看中國人階層秩序分明，其實當中有很微妙的清濁之分，雅俗之辨。唱戲、種田和讀書人同樣是職業，行業與行業之間以及行業內部卻有流品的差別。流品中體現出的文化韻味很難翻譯成西語。

流品觀念在科舉制度中也有反映，比如士子身份有“清流”“濁流”之分，進士及第是“清流”，秀才舉人則變成“濁流”，沉澱於社會底層，但都發揮着貫穿上下教化功能的作用。在輿論界，也有人根據對時事的看法將一些士子歸類為清流黨的傳統，對人品與政治觀點的評鑑依據的也是流品觀念，直至晚清也是如此。在十九世紀晚清宮廷官場政治中，甚至以是否反對洋務為清流濁流之分，表現出在輿論中進行流品劃分的趨向。

要想建立起具有中國本土色彩的歷史觀，就不能把儒學僅僅理解為中國哲學史意義上的概念體系，現在儒學多談“理”“氣”“仁”“道”是什麼，但儒學的本質不在於談玄，也不在於審美，而是一套節省制度成本的系統，所以儒學不應該為舊制度的終結負全部責任。從節約制度成本的角度看，唐宋以後的統治面臨兩個選擇：“以吏為師”還是“以儒為師”，換句話説是採取“制度主義”的辦法還是“道德主義”的辦法，結果道德主義更能節省制度成本，於是脱穎而出成為中國統治的基本手段。

大家讀黃仁宇先生的著作，他的一個著名命題是數目字管理，他認為道德主義要不得，我們要通過西方式的制度進行程序控制，但果真如此，人豈不是變成了行屍走肉？如果人沒有道德作為支撐點，他不過是機器中的零件。反道德論想完全推翻儒學在節省制度成本方面的貢獻，是沒有什麼説服力的，否則的話中國就不能成為中國了，也成為不了純粹的西方。

儒學節省制度成本的經驗具體表現在，儒家講“無訟”，講協商，儘量少進衙門，就是因為訴訟的成本太高。審判過程不是依靠西方形式法的程序，而是“情”“理”“法”的結合，對刑事案件規定處理細節，對民事案件則完全按照人情世故加以裁斷。大清律例中“律”和“例”為何要分開，“律”是規定好的法律程序，“例”是對律的靈活補充，面對某個個案在具體情境下如何處理，遵循因時而變的原則，這也是中國法律的重要特點。

我們總是用西方法律標準來指斥中國沒有民法，但中國的民法都包含在對“例”本身的自由選擇之中，這就是“情”“理”“法”的精髓所在，未必違背法律的真精神。道德主義雖然被認為是應該擯棄的舊常識，在這點上卻不應完全否定。節約制度成本的思想前提是人性本善，惡習可以通過修煉勸誡變成善習（儘管這點很難做到）。宋明理學那些布衣儒者入朝先格“君心”，再格“民心”，儒學地域化變成了一種“地方性知識”，這是我二十多年前提出的命題，這與漢代儒家鼓吹學者精英化走的是完全不同的路子。

節約制度成本的社會前提是祭祖的民間化，地方宗族的產生與宗族組織權的下移有關，宋儒經此渠道把儒學價值觀滲入基層社會。宋以前普通民眾不能祭五代以上的祖先，朱熹認為應該讓老百姓有資格祭祖，儒學通過宗族組織滲透到民間，節約制度成本的社會前提才能形成。人人拜祖使敬宗收族變得容易，民眾自發學習用道德規範約束自己，這是宋儒的貢獻。

節約成本有官方督促、民間監控、個人覺悟等途徑，乾隆皇帝曾發諭旨講教養觀，老百姓生活變好的同時，道德與思想覺悟也應提高，這是官員必須承擔的責任，於是從教養入手要求經濟扶持與道德訓練雙軌並行。節約成本的機構有鄉約、宗族家族、社學、書院、社倉、義倉等，這方面有大量的研究著作，我就不仔細展開講了。

要建立起中國自己的當代歷史觀，還必須擁有反制度論的意識，新常識一貫假設科舉制以八股文為中心選拔人才，是個戕害人性的制度，這是極大的誤解。我這幾年常常為科舉制辯護。我認為，科舉制不僅僅是單純的考試，還是教育制度、身份分配製度、地區代議制度的結合。

大家如果有興趣去看一些科舉考試的試卷，就會發現它的厲害之處。科舉共有五場，第一場是四書五經題解和試帖詩，這是一般説的八股文的範圍，我們以前認為這是科舉制的全部，其實還有論、表、詔誥、判和策等考試內容，詔誥是模仿皇帝的諭旨寫出的文章，判是給出幾個實際案子考考你如何處理。我曾經看到一道題大意是説，用保甲制度應付人口稠密的地區沒有問題，但山區人口分散保甲實施困難，要求考生給出解決方案。類似這樣的題目在科舉試卷中非常多，比如如何治水，如何解決救災和倉儲問題等都是常被問到的題目，對這些問題的解答，難度要明顯高於如今的高考試題，與我們想象中的科舉制完全不一樣。

最後想和大家交流的是如何看待“自治論”。在社會史研究中，有一種説法叫“皇權不下縣”，現在幾乎成為一個不可置疑的常識，它果真是一種歷史的真實嗎？大家可能讀過費孝通先生的《鄉土中國》和《鄉土重建》，我們都很熟悉費先生的雙軌制理論，那就是王朝統治在縣級以上是行政當家，在縣級以下是鄉民自治狀態，鄉土自治論流行了至少三十年。學界為此分成兩派：一種看法認為太平天國運動以後地方自治能力大大加強，導致清朝的垮台和革命的興起，美國的孔飛力、魏斐德，日本的重田德、森正夫、岸本美緒、溝口雄三等教授都認為清朝有一個自治能力很強的地方社會。

另一種觀點恰恰相反，認為晚清同治中興導致國家力量大大加強，洋務運動之後中央政府的經濟實力藉助現代化的推進迅速增長，向地方滲透的行政能力日益增強，自治秩序也隨之徹底崩潰，遂有中國共產主義革命的發生，最著名的就是杜贊奇的觀點。但是國家力量到底在什麼意義上加強了，地方到底能自治到什麼樣的程度，大家始終爭論不休，我個人比較傾向第二種觀點。明代裏甲制的實行比較系統，但在一條鞭法實施後趨於崩潰，民眾交税用自封投櫃法交納白銀，無須從事實際勞役，銀子轉化為可交易的東西，國家通過銀子去購買僱工。在這個過程中，收税權從里長甲長等鄉紳逐步收歸縣官胥吏之手，這是國家重新控制地方的最重要轉折。同時也説明無限誇大地方自治的作用是有偏差的，這對費孝通先生的雙軌制等新常識構成了挑戰。

我的結論是：新常識與舊常識在不斷衝突互動過程中有可能實現相互轉化，反常識不是要構成非此即彼的二元對立，也不是單純想要對抗以往的歷史觀，擺出一副不屑的叛逆姿態。反常識中的“反”是對應的意思，即對已構成我們生活常識的那部分歷史觀提出商榷和修正，想辦法克服一種刻板僵化的認識，激活一些鮮靈的思想。既然是對應，不是對抗，那麼，反常識的歷史觀也許在不久的將來也可能會變成一種僵化的常識，受到批判和摒棄，這正是我期許的，歷史學之所以豐富和有趣恰恰是在不斷相互替代的過程中不斷進步。在人文領域裏，任何有益的觀點都應該是並行不悖的，不存在最終的權威。

我在巴黎蓬皮杜藝術中心杜尚專展裏曾經讀到一句話，這句話對我的啓發非常大，杜尚説：“‘品味’無所謂好與壞，因為對一些人是‘好’的，對另外一些人卻是‘壞’的，最關鍵的本質是，它總是一種‘品味’。”我以此勉勵自己，也希望大家有勇氣去探索一種被誤認為不合理、不合主流的異端觀點，因為它總是一種品味，這是現代藝術探索的真諦，也不妨移為歷史研究的鏡鑑。

我的演講完了，謝謝大家！

來源：以上文字選自《皇帝的影子有多長》，楊念羣著；微信來源：理想國imagini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