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的哥送進派出所的外國人 – 近距離遭遇所謂“超國民待遇”_風聞

約三年前。

一天凌晨2點左右，持續的電話鈴將我吵醒。那天加班，我就睡在公司的地板上，手機沒關。

我睜開睡眼，是一個陌生號碼，就掛斷了，對方馬上又打過來。這應該是有事情了。

我接了電話，對方首先表明自己是二十公里外的某派出所，問我是否認識一個叫肯林的加麻大人。我説不算很熟悉，一邊爬起身來。

聽説現在寫文章流行先説天氣，雖然和本文主旨關係不大，我還是交代一下。那是一個蕭瑟的初秋之晚，無風，微透輕寒。透過落地玻璃，路上沒有行人，温暖的路燈襯托着夜的睡意和寧靜，並不讓人覺得有死一般的寂靜。同時，我能保證接下來要説的是事實。

我搬到深圳安家之前，認識一個加拿大人肯林。他喜歡詠春拳，因此在練習的場所我們見過不少次面。電話裏警官告訴我，肯林正在他們派出所，希望我能過去一趟。我加班才睡下，而且深夜兩點，為了一個不是很熟的人去派出所？我東扯西拉了幾句，並答應明天一早可以過去。

警察陡然的換了一種類似對犯罪嫌疑人的語氣，強硬的説“你還是來一趟吧！”。我可是良民，面對強力部門，有幾個普通人經得起嚇唬？睡意頓時去了一半，我抓起衣服，鎖上門跑下樓，把自己扔進出租車的座位，往北砂方向趕去。

夜風很涼，幾分鐘我就清醒過來，設想着這個加麻大究竟可能犯了什麼事。猥褻婦女？很難，白人解決那方面的問題不要太容易，送上門的都未必有時間應付。吸食成癮品？據我所知，他對吸“毒”是深惡痛絕的，因為他年少時在加麻大試過那種仙女開指形狀的葉子，並痛斥那段往事不堪回首。打架鬥毆？恐怕只有這一種可能了。我接觸的其他國家人，基本沒有美國人那種牛逼哄哄的優越感和傲慢。肯林脾氣算得上温和，他常酗酒，但酒後也不失德。他會打架嗎？

到了北砂派出所，我告訴門衞是警官讓我來協助一個外國人案件的，他打電話確認了，告訴我到裏面怎麼走。我找到處理肯林這個案件的科室，他把頭埋在兩個手掌裏，靠着坐在候車室常見的那種鐵椅子上，四五米外就襲來一陣酒氣。兩個警察站在他旁邊，看到我頗有點意外和釋然的表情，説話非常的客氣：“老大，你總算來了”。

在我有限的和警察打交道的經歷中，警察説話一般自帶一點權威的口氣。聽到“老大”這個詞，我當時以為兩個警官是在和別人打招呼，但是周圍也沒有別的人。可能他們也覺得用命令的口吻讓我來一趟未必會湊效吧。我記得當時還是沒從稱呼裏適應出來，只想快點問清肯林的情況：既然來了，就儘快把事情搞清楚，處理完，回去睡覺。

警察指着旁邊一個文弱的小夥子，簡要的告訴我肯林喝醉了，把這個的哥的車玻璃砸爛了，的哥直接把車子開進了派出所，肯林看到不是回家的方向，路上還威脅要打的哥。肯林仍然是深度醉酒的狀態，一邊聽警察説話，一邊用低沉的聲音吼着“This is hostile”,“I want to call my embassy”。就是説他覺得警察對他似乎是敵對態度，他要給領事館打電話。

這個案件的事實非常簡單，幾句話就完全清楚了。現在無非是的哥要賠償，警察和他説不通，語言也不通，所以要找個和肯林相熟的人來。肯林的電話通訊記錄上，我是倒數第三個和他通話的人。派出所聯繫了其他兩個，他們都不來，才給我打電話。前一天我們聊了一會兒天，所以通話記錄是倒數第三個。

任誰來當這個的哥，就算是老實人，自己的車無端被人砸了，肯定是非常憤怒的。要修車還要耽誤出車，又是大半天的經濟損失。但是這個的哥的臉上，更多的只有無奈和憋屈，沒有一點憤怒的痕跡。的哥是受害者，兩個警官對的哥是和氣的。警察對肯林説話，聽起來比對的哥還要客氣一點，可能的哥也覺察到了，所以非常委屈。

的哥二十出頭，是給人開夜班的，賠償金額要找主班司機説。我和肯林説了情況，他也不否認前面的事實，答應賠償。警官撥通了那台的士的主班司機的電話，對方獅子大開口，要賠五千元。警官讓我和主班司機協商下，我聽這個的士司機的語調，一看就是老油條，和副班的恰好是世故和單純的兩極。他堅持要賠五千，副班的司機這時告訴我，肯林看他不是往他家裏開，在車上勒住了他的胸口，還展示了勒出的大紅印子。我告訴主班司機，我不是當事人，如果他要的多，我做不了主。我已經確信，肯林沒有作出進一步的攻擊舉動，醉酒鬧事不對，但也不能放任被人勒索。主班司機就給副班打電話，把小夥子叫到二十米開外去商議了。

兩個警官和我聊了一會兒天，説起為什麼大半夜也要喊我過來。半年前，他們派出所處理了一件涉及大洋洲某國在華居留人士的案子。明明是外國人無理，但是他們國家的領事館無理攪三分，最後那個外國人處理的比較輕，還成為了當地一個涉外的事件。所以，派出所有自己的難處，遇到發達國家的人更不能掉以輕心，他們感謝我能配合他們的工作。

兩個的哥商量了很久，那個小夥子回來，好像有人撐腰，口氣也變得強硬了。他説換個玻璃要兩千多，他還被打了一下（我這裏要給這個小夥子説句話。抓胸口嚴格意義上我覺得不算打人，但對我而言是明確的攻擊舉動。如果有人抓我胸口，恐怕捱打的先會是抓我的人。這個小夥子要麼是開車中不敢放棄安全駕駛，要麼就是比較善良），總共要賠償三千五。後來我講到三千，大家同意，警察讓我去取錢，當場就了結最好。

我並非是爛好人，幫肯林協調就算了，我斷然不會先墊付這三千塊錢的。這時候大約四點鐘，肯林酒大約醒了一半。大概警官怕節外生枝，處理不完他不能離開派出所。誰知道他一出去會不會給領事館打電話不是？肯林把他的鑰匙給我，告訴我他家裏的錢藏在什麼位置。我不知道是他絕對的信任我，還是沒有辦法了。的哥開車送我到他家樓下，我上樓進到他家，在櫃子裏翻找他的錢包。

還好，他家裏沒有一些亂七八糟的和性有關的東西，肯林這個人不是那種洋垃圾，只是單純的愛喝酒。他對工作很隨性，不開心就幾個月不教孩子，坐吃山空。他曾經和我説他存了大約十幾萬美元。這在白人裏面算是很注重儲蓄的了，但是對於一個四十幾歲的中國人來説，全部財產只有百萬人民幣的話，應該説是非常普通的了。對於西方發達國家和不發達的中國在財富上的差距，我確實看不懂。

我找到他的錢包，裏面大概有五六千塊錢。為了避嫌，我沒點錢，把錢包都拿了，下樓去和的哥回到派出所。肯林接過錢包，付了錢。警察把我叫到一邊，很客氣的叮囑要配合把調解書籤完，把我們送到調解室。調解員寫完調解書，雙方簽字，在提醒下肯林按了手印，看來在西方沒有按手印的司法習慣。

我們出了派出所，已經天大亮了，補覺是不可能的了。我送肯林到他家樓下，打了一個的士直接回公司上班。路上我才慢慢回味起一見面警官稱呼的那聲“老大”，原來今天我也體驗了“狐假虎威”，我不知道是該説自己在強力部門面前虛榮心得到了滿足好，還是説警官忌屋及烏，將對外國人的客氣也延伸到本國人身上比較好。我一路和的哥説起外國人在中國的特殊特遇，用第三人稱説起這件事，的哥告訴我，他們有特定的維修廠修理擋風玻璃，一般收費六百多。六百多？那個看起來善良温順的的哥，明明説的是兩千多啊！

如果砸他玻璃的是個中國人，這個看起來稚嫩的的哥會實話實説要求賠償六百多嗎？應該也不會。任何人遇到利益糾紛，就算不是你死我活，基本上都恨不得要挖下一塊肉來才開心。如果維修才六百多，今天賠償兩千以下才算合理。我不由得苦笑了起來，進一步的降低了對人性的期望。今晚這件事，誰是無辜的？應該就是我和兩個警官最無辜啦：一個平白無故損失了兩趟的士費和整晚不眠，另兩個因為存在外國人超國民待遇的非成文的政策實踐，而不得不在某種程度上委曲求全。 

後記：

今天有讓人憤怒的消息：

4月1日，一段來自山東青島嶗山的視頻在網絡上流傳，幾名外國人在當地一家社區衞生服務中心排隊檢測核酸時插隊，並在遭到旁邊居民譴責後直接將一名居民手中的單據搶來扔在地上，大喊：“中國人出去”。工作人員要中國人“給面子”，“禮讓”外國人。事後嶗山衞計委避重就輕，回覆社會關切：                                     

第一次回應中，連外國人三個字都沒有出現，只説有人插隊。可笑的是插隊中還有工作人員要“給面子”。

其實，我們不能苛責基層組織。基層公務員面對外國人，尤其是發達國家的人，確實感受到無形的、不成文的壓力。像文中的的哥這樣的普通人，難道沒有感受到這種壓力嗎？這個壓力不是外國使領館給的，是長期以來外事實踐的不成文習慣給的。外賓、外國友人這樣的詞彙，已經自帶了外國人高人一等的意涵。中國人去國外，有“中國貴賓”、“中國友人”這樣的正式詞彙嗎？我想除了一家叫做Amway的公司為了割韭菜，應該沒有別的場合有這個待遇吧。

一方面，我們要理解基層組織；另一方面，要改變超國民待遇的現象，要從更深層次開始改變。中國在物質上已經站起來了，在精神上還沒有完全站起來。我們不能一邊説四個自信，一邊給外國人超高的禮遇。

以前各種媒體、公知對中國人的洗腦也有非常壞的作用，什麼美國霸氣護照、德國油紙包。追求真相的媒體人和知識分子應該對這些虛構的東西進行思想上的消毒。

這次疫情是一面鏡子，照出了中國在國際社會其實是個優等生。我相信這是一個民族自信上升的契機，可以把中外一視同仁、所有待遇平等的原則確立好。西安將不守法的外國人驅逐出境、廣州對咬傷護士的外國人開展刑事調查，希望這些事件是一個正向趨勢的開始。

我歷史不好，查閲了資料，大清建於1644年，終止於19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