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博弈，未來三十年，誰主沉浮_風聞

自2010年中國GDP超過日本之後，美國對我們就沒有消停過了，機關算盡，中國反而越打越強。

2017年，中國GDP已是日本的3倍，兩極格局板上釘釘，美國手忙腳亂地將中國定性為戰略競爭者，這是美方各股勢力少數達成共識的事情之一。

中美關係轉折點來臨。

2018年，美國再次祭出了壓箱底的神器——貿易戰，撕下偽裝的面具，獠牙愈加陰森。

這一天遲早要來的，不管用什麼方式，也不管使多大力度，中美之間的博弈，註定不可避免、不可調和、不可逆轉。

小而言之，這是兩個大國的搏擊；中而言之，這是兩個世界的碰撞；大而言之，這是兩個文明的交鋒。

無論從哪個角度講，這都是一場持久戰。

我們在做中美對比的時候，單項的對標沒有絕對的參考價值，無論是從經濟、科技、金融、軍事的一個方面還是綜合的分析，都不能還原中美之間的真實狀態。就好比忽略人種和審美的差異，對標一個美國人來改造五官，最後落到的結果就是東施效顰的自毀容顏。

中國跟美國，是兩條完全不同的道路，外在的博弈只是眼花繚亂的表象，看清背後的驅動力量和國內外的形勢，才能穿透迷霧，就像我們不能光從一輛車的速度和外形來判斷一輛車的性能一樣，更重要的是發動機的排量和行駛的道路。

中美博弈的背景，集中起來，就是三個方面。

第一，為什麼美國會領先中國？

第二，雙方內部的壓力是什麼？

第三，雙方外部的挑戰是什麼？

一、為什麼美國會領先中國

1、美國的內部驅動力。

每當溯源美國，大家的目光總是會轉向1620年的冬天。

那年的11月，35名清教徒領銜的五月花號，在冬天抵達北美大陸的時候，誰也不會想到，他們的後代會成為這個地球的霸主。

在英國受盡迫害走投無路的難民，發誓要建立一個民主自治的團體，於是在光棍節那天簽訂了五月花號公約。別看這只是一個41個成年男子簽字的一張紙，他代表了一個新的時代，那是一批沐浴過文藝復興和資產階級萌芽思想的餘暉，經受過新教思想改造的冒險家，在探索自己建立組織，自己管理自己，不受任何強權的約束，這就是美國大陸上民主自由思想的原點，號稱美國的出生證。

歷史再回到17世紀，那是屬於新興資產階級，滿腔熱血開闢的如火如荼的海洋時代，這個時代從理論上講，肇始於15世紀的大航海，一直綿延到二戰結束、第三次工業革命到來，這也是美國真正確立自己全球霸主地位的起點。

重點來了，為什麼是白手起家的美國人，贏得了海洋時代呢？

這得從海洋時代的特徵開始説起。

海洋時代，是商品大流通的時代，是資產階級生產方式大擴張的時代，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實現商品全球大交換的時代。

要實現商品大流通，有兩個條件，第一個是大生產，第二個大交通。大生產就是鉚勁做，越多越好越快越好，越多越快就越便宜，越有競爭力；大交通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閉上眼睛都知道海洋風險最小成本最低，這也是為什麼海洋時代的霸主，都是從一支超強的海軍開始，西班牙、荷蘭、英國，甚至是早期的美國，概莫能外。雖然盲目擴大生產也帶來了經濟危機，但只是經濟史的插曲，大生產的主旋律一直高奏凱歌；雖然後期隨着火車、汽車、飛機的發明，大交通有了更多的選擇，但輪船延續了成本和運量的優勢。

這兩個條件美國具有先天優勢，地緣政治奠定了美國霸權的基礎，沒有外界騷擾，廣袤的大陸和無盡的海岸線，讓美利堅人在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間盡情馳騁。

當然，更重要的是人的因素，再回五月花號公約的話題。這羣清教徒，有幾個特點，第一有思想，渴望自由；第二，有集體共識，要建一個民眾自治團體；第三，一無所有但有身體，一窮二白但有夢想，最主要的是沒有羈絆，一身坦蕩闖江湖。

這些特點後來演繹成兩個東西，第一是民主國家，第二是自由個人。當國家和個人逐步融合，誕生美國的三大主義：個人主義、金錢主義和自由主義。

拉塞爾•米德將英美主導的世界秩序歸因於新教倫理、普通法傳統和理性精神的成功，實際上，大概也是在為這三個主義在尋找理論上的安慰。

從這裏，就不難發現美國在海洋時代崛起的秘密了。

個人至上，每個人都在光明正大自私；金錢至上，每個人都在理直氣壯賺錢；自由至上，每個人都在縱橫四海奔波。

一羣極度渴望改變命運的冒險家，由一個沒有負擔和戰亂的國家護航，在一塊和平的超級大陸搞生產，在海洋時代，崛起是必然的結果。

自由開放的美國吸引了全球的精英，很快建立了金融、貿易、軍事、科技上的絕對優勢，逐步坐穩全球霸主寶座，並構建了新的世界秩序，這促成了美國的百年輝煌，餘威至今猶在，但本質上的三大主義，半點都沒有改變。

凡事利弊相依，其利越大其害愈深，這三大主義，肯定也有自己的侷限和弊端，這是客觀規律。

2、中國的內部驅動力。

中國跟美國自始至終是不一樣的，甚至可以説中國跟任何國家自始至終都是不一樣的。

首先，中國一統制的超強中央集權，大秦之時就早早得以確立，這是我們的帝國與其他帝國最顯著的區別。我們家產製中央集權在農業文明時代，是制度設計的頂峯，無論王朝如何輪轉，總能滿足當權者千奇百怪的需求。不管是分裂時期覬覦中原王朝的外族，還是亂世中謀求取而代之的本家，在帝國建立以後，頂多是搭積木式的組合拼裝，對體制的積木本身根本無法撼動。

歷史上，不管是歐洲還是亞洲的帝國，征服者總能拿出一套自己的治理模式，但歷史如煙，樓起樓塌，只有我們的的體制管用兩千年。

其次，中華民族的文明體系，春秋戰國時就早早得以確立。最神奇的是，我們的文明，雖歷經劫難，卻從未斷裂。大概是我們的文明支撐了我們的國家體制，我們的國家體制反過來護佑了我們的文明。世界上其他文明雖然一定時期比中華文明發育得更早更成熟，但都消失在地面之上，冥冥之中，我們的文明卻總能大難不死。雖然，相對而言，祖國西部的山脈和荒漠屏障，成就了中原大陸的相對安寧，但這不能作為我們文明延續的唯一解釋，更有説服力的理由，應該是我們文明內在的生命力。

再次，我們文明的原點跟其他任何地方都不一樣。最顯著的區別，我們的文明，從誕生開始就沒打算和宗教搭上關係，我們情願信仰變幻莫測的天，情願捉摸漂浮不定的人，我們也不願意戴上宗教的枷鎖。有些人批評我們沒有信仰，那是不懂中華文明，我們的文明一開始就把關注點集中在人身上，我們不需要假借神的旨意來獲得心理上的正義和慰藉。也就是説，當西方的文藝復興和新教運動將人從神的手裏解救出來的時候，我們早在他們一千多年前就建立了自己的文化自信，明白了以人為尊的道理。

總結起來，以協調人與人關係為核心的中華文明，有三大特徵，農業文明的集體主義烙印、道德至上的聖賢思維、中庸主義的自省思想。

反應在國家發展動力上，集體主義讓我對一統制有一種習慣性的接受度和認同感；道德至上讓我們對金錢有道義上的排斥，更多思考的治國平天下的理想；中庸主義讓我們保守而自省，更容易向內自修而不是對外擴張。

在生產力寄託於人畜數量的農業時代，我們的文明就是一個完美的底層秩序。當生產力突破了人畜，就製造了我們近代史上的悲劇。

文明的生命力在於進化，我們的文明在改革開放中，同樣爆發了巨大的能量，因為她是一種永遠向上的集體力量，只要找到方向，就能華麗綻放。

即使披上了現代化的外衣，我們骨子裏的傳統從來沒有丟掉。集體主義讓我們順利完成現代化國家治理的過渡；道德至上讓我們總有一大批的精英為國為民奮不顧身；中庸主義讓我們能更自信地兼容幷蓄。

一個文明的成熟度有兩個標準，第一是能承認和接受其他文明共同發展，第二是能吸引和融合其他文明不斷進化。從這個角度講，中華文明在當今的世界，仍然算是相對成熟的文明。

在接受融合的過程中，個人主義、金錢主義、自由主義，對我們也有一定的衝擊和影響。改革開放以來，我們也出現了資本主義早期的一些問題，但是，如果將這個歷史拉長到一千年，將這個文明放在更高的角度來審視，我們會發現，眼前的一些問題，不過是個文明進化的副作用。

中國和美國的文明特點和國家治理，是農業文明和海洋文明的兩個高峯。第三次科技革命之後，世界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人類的生產力，第一次突破了大陸和海洋的侷限，進入了天空。我們還不知道如何定義這個時代，為了區別，姑且叫做天空文明。這個文明的一個重要特徵是，世界由現實轉向虛擬，由物質的硬實力轉向文化的軟實力，物質生產已經不是人類的難題，文化的秩序和靈魂的拷問才是永恆的困境。

在這方面，中國和美國，都需要再次進化。從巴比倫算起，農業文明持續了5000年的輝煌；從大航海算起，海洋文明經歷了500年的演化；天空文明在技術的推動下，會持續多長時間，或許誰都不知道，但我們正在經歷這出戏的開幕。

扯太遠了，不能轉化為現實力量的文明，就如同不能轉化為生產力的知識，不過是自娛自樂的一個思想遊戲，回到中美兩國的內外形勢上來。

二、雙方的內部壓力

當今的中美差距，遠遠不是幾個數字可以概括。美國主導的全球秩序，在政治、文化上的影響力，在軍事、科技、金融方面的領先性，遠遠不止是GDP的總量上的優勢。打一個不恰當的比方，這就好比國內一個大型工廠，生產總值很快要追上一個世界性的品牌公司，實際上，這種比較的意義並不大。

當然，美國國內不見得都是好消息，她要面對的問題，不見得比我們少。

第一，憤怒的中產階級。

作為世界上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美國早早就進入了資本時代。資本的血性就是逐利，最後，資本家綁架了國家。

個人主義、自由主義在收入普漲的年代，一片歡歌熱舞，一旦進入滯脹，用腳想也能知道，掌握了大資本的人，肯定是贏家。

美聯儲的研究顯示，在2018年，美國最富有的10％家庭擁有美國所有財富的70％，1989年，是60％。同一期間，最富有的1％家庭在美國所有財富中所佔比例從23％增加到32％。

最慘的是佔70%以上人口的中產階級，近二十年收入基本沒有增長。資本不認人，美國資本家不僅是玩全球人，也會玩自己人，一場金融危機，就可以把一大批美國中產家庭打入萬劫不復的深淵。

我們可以想象，如果讓我們拿着八九十年代的工資，也就是説還拿着父輩的收入，再好的脾氣也要罵娘吧。

更糟糕的是，美國人已經習慣了奢侈。佔全球人口不到5%的美國人，消耗了世界上25%的資源，連奧巴馬同志都在警告，一旦13億中國人過上美國人的生活方式，對這個世界來講，就是噩夢。

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收入不增長，奢侈要繼續，中產階級的憤怒就可以想象了。

這種憤怒直接刺激美國民粹主義的抬頭，矛頭直接對準了精英階層，希拉里的落選，大概也是拜這個所賜。

中產階級的問題不能解決，一個特朗普式的總統，恐怕無法引領美國走向新的繁榮，歷史反覆證明，一個莽夫可以製造快感，但無法創造盛世。

説個閒話，為什麼西方的無產階級甚至是中產階段，都沒有成為資產階級資本家的掘墓人。道理很簡單，在資本主義社會早期，生產方式還僅僅是幾台簡單的機器加一個萬惡的資本家。無產階級一旦足夠憤怒，完全有可能將這個資本家逮住一頓胖揍。但到了資本主義的高級階段，即金融資本的時代，出現了幾個變化。

其一，只看到資本，看不到資本家，管理無產階級的公司中高層，自己也是一個打工的，資本家早就不是一個具體的個人，而成了各種錯綜複雜的組織，也就是説，想揍人找不到對象。

其二，資產階級的隊伍，早已不是擁有幾支槍的護衞隊，他進化成了可以上太空可以發核彈的暴力機構，單憑無產階級的一腔熱血想讓資產階級退位，根本就是痴人説夢。

其三，資產階級變得更狡猾了，各種思想的深度、各種創意的能力、各種發明的高妙、各種創新的本事，是資產階級在引領社會的進步，無產階級不要説戰鬥，連説理都説不過了。

其四，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界限變得模糊了。無產階級發現自己一不小心，就成了資產階級的一員，或者説，每個無產階級，都有可能成為資產階級的一員，無產階級發現要革自己的命，或者説要革自己若隱若現的理想的命，自然就沒那麼堅決。

如此説來，西方的無產階級，既不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也不是先進文化的代表，更沒有掌握資本，自然而然就肩負不起粉粹資產階級的使命。

第二，產業創新的壓力。

如同一個領導人，需要不斷創造新思想來引領道路一樣，處於產業頂端的美國，需要不停創新來保持領先位置，來激發新的增長點，這是不進則退的壓力。

幾次把製造部分拋出去之後，美國的服務業已創造80%以上的GDP，製造業佔比僅11%。

我們不能説美國出現產業空心化，因為美國對全球的製造業，還有超強的控制力和影響力，不管是品牌的強勢還是技術的領先，都足以掐住大部分製造業的喉嚨，這是美國與香港二產困境的根本區別。

但是，製造業佔比過低也會造成問題。首先，是就業的不足，製造業的就業優勢是任何產業無法比擬的，附加值低反而成就了磅礴的就業需求。其次，遠離製造業的環境，容易失去製造業二次創新的機會，畢竟，問題都在現場。再次，需要持續的技術創新來保持領先優勢，一旦技術創新不足，生產性服務業就會出現投資回報不足的窘況。

近二十年以來，基礎性的科技創新大突破疲軟，是美國產業或者説美國經濟增長乏力的重要原因之一。

再回到佔比第一的服務業，高端服務業進一步剝奪了中低端就業人羣的發展機會，服務業的全球競爭，必然導致全球最優秀人才的彙集，對美國中低端的中產階級而言，肯定不是一個好的信號。同樣，在香港也出現了這個問題，自由國度的美國一方面要吸引高端人才，一方面要討好國內的中產階級，這肯定是一個矛盾。

要解決這個問題，同樣需要服務產業的創新，在全球其他地區紛紛展開局部蠶食的時候，美國這方面的創新，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第三，國家治理模式的尷尬。

階級社會的國家治理沒有秘密，就是儘可能汲取勞苦大眾創造的財富，又不至於引起激烈的反抗。在農業文明時代，就是勞心者充當國家的管理者，勞力者充當財富的創造者。在海洋文明時代，勞心者出現了分化，一部人是國家的管理者，一部分人成了新財富的創造者，這就是工業文明的資產階級隊伍。資產階級需要生產要素和資本在全球自由流動，希望這種自由流動得到國家力量的保護，又不希望被國家機器綁架，民主制就是必然的產物。

擁有資本和力量的資本家理所當然就是國家的控制者。

美國經濟基礎有一個很大的不同，是美國的資本積累，是由跨國公司完成的，也就是説，美國在某種程度上，無法也沒有必要實行強大的國家資本主義，這是美國自由資本主義的真正底氣所在，也是美國國家治理的根基。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美國立國之時就確立的聯邦制，滿足自由民主訴求的同時，國家機器實際上是不同層次的資產階級集團和各個獨立州政府之間的妥協產物。這種合眾國制度，在對外的時候，有巨大的優越性，因為對外的時候，上下的利益往往是一致的，但一旦涉及對內，就會有一些尷尬。

第一，一旦涉及全國性的大事，往往寸步難行。中央力量的薄弱、內部利益的分化，加上個人主義的強勢，讓全國性的大事件，只能停留在普遍受惠的層面，否則就寸步難行。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美國連一條高鐵都修不成，肯定不是技術上的困難。

第二，民主容易淪為鬥爭的武器，沒有人可以逃過被鬥爭的命運。特朗普政府的停擺，特朗普在國內的各種奇葩操作，甚至是特朗普的上台，某種意義上也算是民主鬥爭的犧牲品。

第三，過於依賴法制，對倫理秩序和社會秩序都是一種傷害。失義而後禮，失禮而後法，比如，每年上萬億美元的律師費用，某種程度上是在諷刺治理制度的無能和無效。法制是維護秩序的底線，習慣於用底線來鬥爭，對倫理秩序恐怕不是一件好事，畢竟，官司中勝負都談不上絕對的贏家。

當然，我們不是在歌頌專制，權力沒有約束的一統制，不管是政權的合法性，還是官僚體制的效率，都面臨長久的考驗，並且，國家興衰，寄託於少數偉人的英明神武，國民的幸福就是一場賭博。

美國的治理模式，經檢驗是成功並且有效的，但作為一個工具，她自身也有很多的弊端，美國極力在對外輸出，但不見得適合所有國家，

美國內部的這些問題和壓力，曾經成就過美國，也有可能會拖累美國。同樣，我們的內部，也不是萬事大吉。

2、中國內部的壓力。

如果説美國是一個大型集團管控和持續的問題，那麼我們就是一個創業成功的企業，規範和發展的問題。

改革開放為我們帶來了復興的通道，總體的成功，掩蓋不了局部的矛盾。

第一，集中城市化帶來發展不平衡的問題。

中國自古就是一個發展不平衡的超級大國，但農業文明時期，封閉的區域管理，向內對比，很大程度上削弱了這種發展不平衡帶來的心理不平衡。改革開放打破這一切，跨區域的規模化流動在成就急速城市化的同時，進一步拉大了大城市和小縣城、大鄉鎮和小農村的差距。先富起來的區域，不管是基於市場競爭的需要，還是自我保護的動機，無論從法律還是從道義上，都很難實現當初反哺落後區域的目標。這是當前中國自由市場和法治規範的必然產物，拋給政府一個偏離設計軌道的難題。

有兩點已經不容忽視，第一，廣大農村和鄉鎮青年人口，大規模流向中心城市，不管是數千萬留守兒童的成長問題，還是數億打工人羣的城市歸宿問題，甚至是家庭親情的割裂問題，都已成為社會的大傷疤。第二，留守農村和鄉鎮的中老年人，隨着人均壽命的提高，造成大批50歲以上具有勞動能力的人無所事事。這些人從城市打工回到農村，除了偶爾零工，只能悠閒度日，社會剝奪了他們的工作機會。

如今，這種不平衡已經不是城鄉之間的鴻溝，小城市與大城市之間，同樣有不可仰視的差距。同樣是省會城市，把廣州和拉薩放在一起，同樣是一個省，把深圳和雲浮放在一起，都很難想象是同一片天空下發生的事。

中國集中力量做大中心城市的思路，早期是被迫為之，就好比把大家的錢集中到一起做事業，問題是事業做成了，股份被少數人代持後，大部分人找不到變現受益的路徑。大城市戰略對GDP的創造肯定是成功的，但是大城市帶來的社會問題值得深思。

集中做大中心城市還面臨一個高房價的問題，以及由此帶來的一大批拆遷户現象。大學畢業的打工者，窮其一生揹着房租房貸負重前行，本地人不需要出身高貴不需要能力不需要努力，憑着户口就可以坐享一世奢華，這是否合情合理，恐怕也是見仁見智。

我們是一個疆域大國，不是彈丸之地發展起一個超級城市就足以全民富裕，不能解決發展不平衡的問題，就沒法解決持續發展的問題。我們在效率與公平的問題上，找到了自己的道路，但當效率發揮到了極致，公平就要逐步擺上議程，否則，效率也會扼殺公平。

第二，官僚體制與經濟治理的不協調問題。

中央集權的一統制是當前和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內，保障我們大局穩定和社會發展的必然要求。但基於中央集權的官僚體制，與現行的經濟治理結構，已經到了需要改革的時候。由於歷史原因，政府自上而下擁有大量的經濟主體，這給行政管理之外的市場經營帶來巨大的挑戰，我們不是新加坡，管控好幾家國企就能掌控一切。

官僚體制下的經濟治理，有幾個弊端。

第一，作為經濟活動的管理者，同時又是經濟活動的重要參與者，這就好比裁判的兒子上了賽場，沒有危機的時候，裁判的兒子得到無形的呵護，一旦出現危機，就會出現劣幣驅逐良幣的奇觀。

第二，政府主導的經濟主體內部架構，與政府是一個互通的圈子，隨時一個國企的董事長可能就變成一個省的副省長。在政治第一的背景下，必然導致用做政治的思維來做企業管理，重心必然放在人身上，而不是事身上。

第三，我們的官僚體制決定了絕對的向上負責制。這就意味着，一個對企業管理並不專業的上級政府領導，對企業經營決策有直接影響力，其結果就可想而知，這也為權力尋租、交叉腐敗、團伙織網提供了温牀。

第四，政府經濟主體的負責人，手腳受縛，缺乏動力，不利於其自身的發展。最簡單的表述是，幹得不爽，拿得不夠，社會上優秀經營管理人才就很難融入這個體系。

這種體制下，國企與民企的矛盾表現尤為突出。

國有企業是中央集權在經濟領域的根基所在，國有企業一度是國民經濟的命脈所繫，但國有企業如今在很多領域，已經出現與民營企業並行發展的局面。國企天生的基因和治理結構，決定了其不是市場效率的優勝者。國企在部分領域的過度參與經濟活動，最大的弊端不是爭利爭名，而是阻礙了我們推行的市場經濟大局，干擾了局部的經濟秩序。雖然很多時候我們提倡公平競爭，但王思聰和一個普通創業者，本來就不是一個層面的競爭，更談不上公平。

民企的活力既可以促進國企自身的進化，也是產業升級的希望所繫，更是市場經濟深度推進的動力所在。只要民營企業能創造和發展生產力，他就代表了我們經濟發展的前進方向，這股力量就不應該也無法阻擋。

第三，傳統文化與現代文明的不平衡。

人類歷史上，還沒有哪個時代，有過中國這40年的物質爆發，也沒有哪個時代，像中國人這樣承受着思想的激烈震盪。工業機器用200年的時間碾過西方世界，卻要中國人用40年的時間重走一遍。一個尊重傳統和歷史的民族，一個恪守倫理與秩序的社會，在突如其來的人類變局面前，精神上承受了一系列自上至下、從內而外、由淺入深的衝擊。

首先，個人主義對集體主義的衝擊。

中國人一直以剋制自我為榮，以集體優先為榮。工業化大生產帶來社會化大競爭，如果説農業社會，主要還在比拼田間地頭的體力和投入，還停留在左鄰右舍的收成較量，那麼在工業社會，就變成了全球化的陌生人之間的智慧較量。在這個過程中，個體無形之中就變成全球生產要素中的一環，競爭的壓力就是隨時懸在頭頂的利劍。同時，集體的概念變得日益模糊，集體不再是一個唯一和穩定的具像組織，而更多的是一個臨時的合作結構，個體的歸宿感只存在個體的內心。

無論是出於向內的自我保護，還是基於對外的個體競爭，個人主義在工業大生產時代，自然就會成為社會的主流。大多數國家的人民，還能用宗教慰藉自己失落的靈魂，而我們，只能在傳統的集體主義中找到新時代的註腳。

其次，金錢主義對道德至上的衝擊。

大生產帶來商品大繁榮，商品穿上金錢的外衣，成了刺激慾望的春藥。

全球化讓地球人對成功的表面定義從未如此一致，甚至，全球的成功人士，生活方式都日趨同一，金錢主義成為無往不利的通行證。我們的歷史，是鄙視商人壓制商人的歷史，歷史上，我們對高尚和偉大的定義，基本上跟金錢沒有關係。

我們如此之快地接受了金錢主義，有很大一個原因是積弱積貧的近代史，讓我們壓抑的屈辱和慾望，出現了報復性的反彈。慾望與道德往往是兩個相悖的名詞，但道德可以拯救慾望，慾望拯救不了道德。如今，已是温飽之上的我們，能否在全球金錢主義的單行道上，找回一點曾經的矜持和獨立，才是我們文化的底色釋放價值的更高意義所在。

再次，自由主義對中庸思維的衝擊。

商品大繁榮必然帶來商品大流通，大流通要降低交易成本，必然要求自由流通，自由主義從經濟領域延伸為一種思想。發端於歐洲的海洋文明，天生對自由就有無盡的遐想，夾雜這個人主義的自由主義，就變成了非黑即白非友即敵的邏輯。這與我們的中庸思想有根本的區別，我們更樂於在動態中找到平衡點，在對立中找到緩衝空間。

極致的自由主義，時刻撩撥着我們妥協、中和的神經，被個人主義、金錢主義裹挾的自由主義，讓我們的社會生活平添了更多的躁動和衝突，一旦壓抑，就轉化成了社會的戾氣。這不僅是中國人的問題，但中國人的傳統讓我們承受了更多的糾結和煎熬。

總之，我們的傳統觀念，在現代文明的衝擊下，不能有效轉化為新時代的精神，不能把普世價值觀建立在我們獨特的文明之上，背叛和傳承，都將會是毫釐之間的抉擇。

內部的問題，考驗着中美政府的同時，也在考驗中美兩國的人民，全球化的當下，無人身在局外，中美內部較量微妙玄乎，外部的博弈同樣撲朔迷離，甚至，逃離了國內勢力的約束，外部的行為更加罔所顧忌。

三、雙方外部的挑戰

1、美國的外部挑戰。

好比越處於食物鏈頂端，依賴的環節越多，處於全球化頭部的美國，實際上上對世界的依賴比我們更深，這也是美國極力維持世界秩序的用心所在。

治大國如烹小鮮，國家的事和個人的事，其實差別並不大，最大的差別就是以國家的名義，可以更加無恥，就好比特朗普面對輕微挑釁還可能保持君子的風度，美國面對外部挑釁，特朗普的美國馬上就要跳腳。

美國在全球的控制力和影響力，早已超過了綜合國力的數字，就如同村裏的首富兼任了村長，從物質到精神各個層面的強勢，讓絕大部分村民望而生畏，但這個壞脾氣的村長，也正面臨反對派的洶湧反擊。

美國聯盟裂痕已現。

大部分真正意義上的全球聯盟，基本上都是美國在做盟主。美國的聯盟，幾乎觸及到了絕大部分主流國家的各個角落。不管是得了事實上的好處俯首稱臣，還是迫於淫威的被迫屈服，反正表面上看來，美國已經擺起了逆我者亡的架勢。

天道有常，單方強勢的聯盟，不會是長久的聯盟。美國人的基因和高度依靠資本的發展模式，決定了美國的對外政策是以我為主的單邊主義，特朗普喊出的美國優先，只是把這種事實的窗户紙自己捅破了。

打個比方，美國就相當於一個不允許拒絕的老大，總是強行讓人加入他的行動，問題他還是一個不允許異議的老大，什麼事情都得按他的意思辦，更可恨的是，事情做成了，論功行賞也是他一個人説了算。

過去，這個老大還算靠譜，總能給大夥帶來一點好處，大家忍忍也就過去了，但現在，這個老大自己好像有點玩不轉了，開始打起了兄弟們的主義。

這就是美國主導的聯盟在當下的微妙變化。

在歐洲，美國最大的聯盟陣地，特朗普代表美國，多次送去了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怒斥，歐洲的大佬們，內心還是貴族般的優雅，卻在一個暴發户般的總統斥責下，抬不起頭。

在南美，打着親兄弟的幌子，美國人的資本家已經收割兄弟們好幾茬的韭菜了，而且南美小弟們是敢怒不敢言，知道是美國人害了自己，卻連發飆的對象都招不到。

在亞洲，以提防中國和俄羅斯為戰略的聯盟圈，除了支付美國的保護費，購買美國淘汰的武器，好像也看不到美國人大哥般的温情，還要隨時提防大哥翻臉。

在中東，本來是一塊寶地，美國人先挑撥大家亂戰，再以救世主的嘴臉出來調停，達到自己不可告人的齷蹉目的，中東人大概也看清了美國的陰謀。

在非洲，美國人一直看不上的窮地方，也不忘簡單粗暴掠取資源，然後如同嚼幹了的甘蔗一般隨地吐掉，非洲人民窮，但也不傻，事後也知道盤算得失。

世界各地，美國主導的全球聯盟，已經從內部出現了不可彌補的裂痕，這些裂痕要麼轉化成忍氣吞聲的同牀異夢，要麼轉化成滿腔怒火的激烈反彈。

同時，非友即敵的戰略，讓美國在同盟之外積累了廣泛的仇恨，這些仇恨雖然短期內無法對美國本身造成威脅，但對美國人來講，隨時都是身邊的定時炸彈。

不可一世的美國，已經享受了一個多世紀的威風，尤其是二戰後，一家獨大，所有挑戰者都被輕鬆挑落馬下，這進一步刺激了美國的張狂，同盟之外的難兄難弟們，仰視他作威作福的嘴臉，真的已經太久了。

當然，外部最大的挑戰，還是來自於中國為首的發展中國家的崛起，發展中國家力量的壯大，正在影響和微妙地改變着全球的格局。

總之，出來混，總是要還的，現在大概也到了還債的時候了。

2、中國外部的挑戰。

談到中國面臨的外部挑戰，來自西方世界的封鎖一度讓我們對外的道路舉步維艱，絕境逢生，我們已經在狹縫中走出來了，但是形勢仍然非常嚴峻。我們也有同盟，但同盟的力量仍然單薄，我們也有影響，但影響仍然過於薄弱。

第一，單薄的同盟。

雖然，我們一直努力在國際上尋找同盟，但我們同盟的力量，顯然無法匹配我們全球第二的大國地位。

我們更要清醒認知的是，在國際上，我們基本上沒有真正有質量的朋友，連完全靠得住的朋友都很少。

非洲算是我們最大的朋友圈，但非洲的朋友有兩個問題。首先，整體實力不強，話語權也相對有限，除了經濟上的合作和聯合國的投票，希望依靠他們提升我們的國際影響，還不現實。其次，隨着非洲兄弟的緩慢崛起，非洲的價值自然會吸引更多的目光，我們和非洲個別國家的關係，還得經受時間的考驗。

在亞洲，我們有一個好兄弟，就是巴基斯坦，巴鐵起碼到目前的表現來講，算得上一個死心塌地的粉絲，但實力一般，如同鄉下的好兄弟，總是滿腔熱情地掏心掏肺。越南與我們的關係現在看上去不錯，但越南也是在大國間周旋的高手，在中美博弈中，越南應該是較大的受益者。朝鮮還處於頑固不化的階段，要走的路還很長。其他的，大多在美國的威懾下，連跟中國打個招呼都要看人臉色。

美洲、歐洲我們不用想，中亞和東歐也是俄羅斯最後的勢力範圍，盤算下來，就知道我們國際同盟的單薄了。

第二，薄弱的影響。

我們對外部的影響力，主要還停留在經濟交往的階段，並且這種經濟交往的質量也不算高，畢竟我們的產品和項目還不是頂尖，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

以一個大國的標準來要求中國，我們在其他方面還欠缺。

首先，我們的軍事力量，還停留在內部防護和外部威懾的階段，軍事力量沒有形成有效的外部增值。就如同我們有一個很強的技術發明，但技術發明還停留在內部的產品運用上，對外的專利授權和技術運用都很有限。我們的軍事力量，在南海、釣魚島、台灣等問題上，還有很重的任務，今後為我們對外保駕護航還有更重的使命。

其次，我們的金融和資本運作能力，與國際一流相比，還有很大的差距，在資本時代，翻雨覆雲甚至傷天害理的金融大鱷攪得世界血風腥雨，雖不正常，但不犯法。金融和資本的風險對一個國家影響越來越大，就如同帶着全部家當行走在綠林地帶，一個閃失就可能人財兩空。而且有一個尷尬的情況是，西方世界主導的世界秩序，很大方面就包含了金融秩序，也就是説，你要進入世界，你就回避不了金融強盜，消極保護不如主動應對，這不僅僅是需要勇氣。

再次，我們需要全新的形象推廣，很多人對我們的認識，還停留在不堪回首的歲月，很多人還不願意接受中國的崛起，就如同當初體制內的正式工，對走街串巷的個體户有種身份上的歧視，就算是個體户活出人樣來了，也不願意相信。形象推廣既是硬實力的延伸，更是贏得話語權的需要，重新喚起世界對東方大國的記憶，重新向世界展示中華文明的魅力，重新對世界説清楚中國道路的價值，到時候了。

同時，我們也要適當承擔國際責任，當然，我們不是説為了所謂的大國形象，以犧牲經濟發展的大局來贏得浮名，只是説我們在當羣主的時候，需要花點時間來管理羣，我們在當成員的時候，需要更活躍的發言。

等等等等，我們在外部還有很多事情要做。

雖然，我們外部形勢仍然嚴峻，但我們對外有一個巨大的優勢，我們的朋友不多，但我們的敵人更少，就是説要致中國於死地的國家不多，我們的文化決定我們在對外的時候，有更多的包容和真誠。我們就如同村裏來的外來户，雖然迫於村長的壓力，還很少有人敢公然支持我們，但我們正在擴大正義的影響，與美國相比，這種此消彼長的趨勢一旦到了一個零界點，就會產生巨大的向心力。

説清了中美的源動力、內外部的形勢，中美博弈的未來就逐步清晰了。

四、中美博弈三十年

文明沒有對錯，贏得了內部的認同就能得到內部的擁躉，贏得了時代的認同就能收穫時代的粉絲。

中國和美國文明的這幾個特徵，説到底，最大的不同，就是做人與做事的區別。我們的文明，某種程度上是代表了做人的境界，而美國的文明，則代言了做事的奧秘。

如果我們在做事的時候，要求每個人都集體優先、要求每個人都道德至上、要求每個人都中庸謙讓，最終的結果，肯定以最好的理想開始，以最糟的結局落幕。歐洲的空想社會主義，甚至是曾經的我們，都有過慘痛的教訓。

同樣，如果我們在做人的時候，人人彰顯個人主義、人人崇尚自由主義、人人膜拜金錢主義，最終的結果，肯定是眾叛親離，即使成功，也會備受詛咒。資本主義早期的資本家，包括我們個別道德的叛徒，早已深諳其中滋味。

衣食足知榮辱，已步入發達社會的美國人，在做事效率方面，已經達到了亙古未有的高峯，在做人方面，大概也會從我們的文明中找到更多的力量，去安撫個人放縱之後不安的靈魂。這就好比一個激情四射的年輕人，繁華落盡，終究會回味起老人的忠告。

中美這兩個文明，最終肯定是交融匯合，陰陽互化，誰先融合好，誰能取長補短將自己的文明進化到更高的層次，誰就能讓這種文明的內核引爆出來，造福更多的人。小而言之，這是中美的問題，大而言之，這是人類遲早要面臨的問題。

一個基本的常識是，萬事萬物最終要落到人的身上，在做人方面有先天優勢的我們，長期來看，或許有更大的優勢。

但是，文明只是一個內在的底座，關鍵看外部裝備了什麼武器，如同都是一個卡車底座，有人在運稻草，有人用來發射核彈頭。

中國和美國的這兩個底座，都有了最強大的裝備，才有如今博弈的大戲。

中美博弈，有兩個特點，第一，決定長期勝負的關鍵因素在內部，第二，戰場更多在外部。美國內部外部的問題，他們自己會去解決，我們做好自己的事情。

1、內部的對策。

我們內部的問題，需要集中解決幾個關鍵點。

第一，統一認識，加強領導國進民退。

中國的內外形勢，決定了我們到了不允許犯錯誤的時候，這是我們當前所有行動的基本前提。

不管是內部的折騰，還是外部的風險，我們就好比反圍剿時期的紅軍，一步走錯就可能滿盤皆輸，如同只有一排子彈的獵人，就算是錯過了一些小雞小兔，我們也不能隨便開槍。

明確了這一點，我們就更加能理解當前存在的問題，更加理解我們在處理問題時的各種策略。我們可能不盡完美，甚至有些時候我們可能不夠硬氣，只因保持穩定增長的大局，才是唯一正確的道路，其他的事情，都要讓位於這個大局。

基於這個判斷，加強領導就是我們的必然之路，用馬克思主義方法論，與時俱進來豐富和完善我們的治理結構，是我們的必然選擇。

我們不要盲目羨慕西方式的種種美好，我們的國情和我們的道路，決定了我們是不一樣的模式。把精力放在我們的發展大局上，把目光放在我們內外部的嚴峻形勢上，事實會給我們滿意的答案。

無謂的爭論和理想主義的空談，只會耽誤我們，甚至會葬送改革開放的成果。相信我們的國家，相信我們的領路人，會給我們一個光輝的未來。

第二，尊重市場，扶持民企國退民進。

如果説鄧公曾經的一句話，知識分子也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讓知識分子的知識轉化成了先進生產力，那麼，我們現在就可以説，民營企業家也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他們的能力正在創造和發展先進生產力。

扶持民營企業，提升民營企業家的政治和經濟地位，是我們將市場經濟交給市場的必然選擇。民營企業和民企企業家，已經在市場經濟中，證明了自己的價值和地位，也驗證了自己的忠誠和實力，並且他們一直在進步。四十年以來，凡是成功的民營企業家，都是相信中國，遵守規則的企業家，凡是懷疑中國甚至背離中國的那些人，不管在世界哪個角落，都無法跟中國民營企業家的成就相提並論。

扶持民營企業發展，適度國退民進，不僅是經濟整體發展的需要，也是解決發展不平衡的要求。

第三，重塑精神，文化自信國民共進。

我們的文明受到工業文明的衝擊和洗禮，是她的大幸。我們的文明，歷史上經受過各種挑戰，但從未被征服，她也從來沒有遇到過工業文明如此強大的對手，在她升級裝備的間隙，被打了一個踉蹌，現在終於緩過神來，重新爆發了厚重的底藴。

中華文明在這次考驗下，獲得了更強的生命力，她不僅支撐我們走出了新的道路，也推動了這條道路延續和發展了我們的文明。我們現在需要做的是，將我們文明的厚度轉化為我們新時代文化自信的深度，轉化為新時代的精神，這是自上至下的國民共同任務。

2、外部的對策。

第一，重點突圍，共建儒家文化戰略圈。

歐美的一體化，根本的還是文化淵源上的同一，對中國而言，儒家文化在亞洲有廣泛的影響，特別是日韓為代表的東亞、越南為代表的東南亞，曾經都是鐵粉。在東南亞，還有一個新變化是，儒家文化孕育的華人，已經是一股強大的力量；在世界其他地方，華人也正在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

不管是歷史還是當下，以儒家文化為基底的中華文明，在世界上都有廣泛深刻的影響，這都是無形的寶貴資源。

我們的儒家老師是一樣的，要建同學會，關鍵是學生們的姿態，對我們而言，多強調老師的正統，少標明自己的身份，只會贏得更多的認同。

第二，加大開放，共建中國同盟朋友圈。

中國已經不是一棵小樹，經不起洪水漫灌，我們已經是一片森林，可以經受雷電風雨。只要不影響穩定發展的大局，我們對外開放在很多領域都可以做適度的探索，不僅是吸引人才、資本和資源的需要，也是共建中國同盟的需要。

中國的同盟，或者説以中國為主的同盟，是世界上的另一種同盟，這個同盟的特色是有領導但沒有壓迫，就好比是一個互助團體，不是一個強盜組織。不管是面對多少無端的非議和責難，我們對外的政策經得起時間和事件的檢驗。中國開闢的這種同盟道路，必然也會成為世界的主流，成為未來的選擇。

第三，補齊短板，共建中國道路粉絲圈。

中國在軍事、金融、文化影響和國際話語權等方面的短板，隨着中國力量的向上趨勢，必然會有新的突破。中國對世界的新貢獻，最大的還是中國道路的開闢，當英美模式經檢驗不能適用所有人的時候，我們的道路，為世界提供了另外一種選擇。雖然中國道路同樣不見得適合所有人，但借鑑中國道路即使不完全成功，他也不會傷害無辜的人。因為我們的道路，是一種內外兼修以內為主的道路，不會強制在外部謀求不當得利；其次，我們的道路，不需要生搬硬套別人的體制，他更加尊重歷史的傳統和文化的個性。

認可中國道路的人，才是我們的真粉絲。

3、博弈的設想

中美的博弈，按當前的態勢，樂觀估計，我們至少需要三十年才能達到與美國平起平坐的高度。中美兩極格局，在本世紀都會長期存在，最終中國大概率會獲得絕大多數國際力量的擁護。

第一，十年經濟追趕。

我們GDP的總量已到美國的三分之二，但人均只有美國的六分之一，十年之內，我們經濟總量超過美國是大概率。這都不是最關鍵的，在經濟領域，我們更需要的是在新興產業領域實現突破，人工智能、信息技術、生物醫藥、航空航天等尖端領域，經過十年的努力，有望打下與美國同台競技的基礎。

接下來的十年，國內的穩定增長態勢基本可期，而美國還有一定的變數。

第二，二十年軍事強國。

美國強大的科技力量，很好地武裝到了軍事領域，這也是美國橫行無忌的最硬底氣。四十年埋頭苦幹，我們經濟領域的底子初步夯實，可以承受適度的軍事投入，但我們從來不會犯蘇聯一樣打腫臉皮充胖子的錯誤。軍事領域的突破，需要軍事領域的改革，將經濟領域的成功經驗，有效運用過去，通過二十年的努力，我們的軍事也會走出一條中國特色的道路。

第三，三十年文化引領。

文化和價值觀的引領，才是真正持久而深遠的力量。文化的影響需要時間的浸潤，尤其是我們的文化不是強制向外擴張的文化，是一種相對內斂而温和的文化，她的影響從來是潤物無聲，靜水深流，世界接受我們的過程也會更長。但是，我們的文化一旦獲得了內心的信仰，就具有宗教般的魔力，日本文化基因裏的中華元素，雖然遠隔重洋，仍舊福澤千年，生生不息。

這方面，或許我們還需要至少三十年，也就是整整一代人的努力。

中美博弈不是中美爭霸，中國是被迫接受挑戰，中國不能輸，也輸不起，但即使贏了，我們也不會稱霸，這不是我們的目的，我們自古追求的是和平發展，我們不會改變初衷，就如同一個人的品性跟財富地位並沒有絕對的關係，只是財富和地位加持能讓這種品性惠及更多的人。

這場博弈，不管面對多少挑戰，也不管會遭遇多少苦難，中國前進的腳步不可阻擋，中國人民前進的腳步不可阻擋，中華文化前進的腳步更不可阻擋。中華民族經受過太多挑戰，經歷過太多苦難，我們敗過，但從未倒下。

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中國會贏得這場博弈。到那個時候，中國好像並不存在，卻已無處不在，世界好像並沒改變，卻已換了人間。

靜待花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