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疫情下的國家治理模式大PK，中國憑什麼？_風聞

如同在空氣污染中，人與人平等了，有錢沒錢，呼吸的都是最正宗的PM2.5，在疫情面前，國與國平等了，願不願意，都是人類命運共同體。本次疫情對世界的影響，已突破全球性危機的上限。

國內基本完成狙擊，國外已然失控，全球正在翻版2月初的武漢曲線，卻很少有人能複製我們的作業。

不能抄襲我們的作業，就只能各顯神通，疫情應對背後的國家治理模式，再一次被推到了閃光燈下，滄海橫流方顯英雄本色，中國模式不辱使命。

通俗地講，當今主流的國家治理模式，大概可以歸納為家長型、合夥型、朋友型三個主流範式，各自代表正是疫情中處於輿論風口的中國、美國、意大利和英國。

當然，一切國家治理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都在人身上，治理模式不過是羣體文化底片沖洗出來的彩照。人各有志，國各有治，效各有別，在疫情的放大鏡下，分毫展露愈加畢現。

一、朋友型治理與疫情應對

所謂朋友，更多的是一種情感上的撫慰，核心需求是相處舒服，而不是強調利益關係，也就談不上約束，一旦約束過激，就容易翻臉。

反映在政體上，這就是大多數發達國家，特別是歐洲最喜歡的民主方式，官方的名稱，叫做議會共和制和君主立憲制。這兩者略有差別，就是君主立憲制保留了一個形式上的國家形象代言人，最典型的就是英國的女王和日本的天皇。

朋友型治理最顯著的特點，就是公民與國家的弱關係，更多的是依靠的個體意識和意志、依靠法制和規則來實現治理的落地，這就是典型的小政府大社會。

在這次疫情中，意大利、西班牙、德國、法國等一大眾歐洲強國，除了人口流動強度、經濟實力、醫療資源、國內局勢等方面的差異，有一個共同點，就是這種朋友型治理在全國性突發事件下的力不從心。

這種模式下的政府，也不過相當於一個央企的職業經理人，既要接受國資委的調控（議會），又要提防同行的攻擊（在野黨），更要面對下屬公司的挑剔（公民）。

這樣，我們就不難明白意大利和英國等地，抗疫中的各種奇葩操作了，並不是政府不想強勢控制疫情，而是政府在面對強勢的個體，有太多的無奈。

第一，不能學中國封城閉關，封城了也沒什麼用。

先不談封城的程序問題和政治風險，就是封城了，也封不住人。意大利是最先模仿中國封城的，最後還成為了全球第一個封國的地方。一條禁令，怎麼封得住熱情奔放的意大利人，不要説自由身，就連監獄因為封城禁止探視，接連出現暴動，軍方出手鎮壓，付出死傷60多人的代價，才得以緩解。

一句話，既然我和政府是朋友關係，你要封住天性愛浪的我，就沒那麼容易。特殊時期，這種不負責任的自由散漫，美其名曰叫做人權。

第二，不能學中國號召支援，號召了也沒什麼用。

既然政府和公民都是朋友，那麼政府就是個行業協會的會長，給你面子大家都愉快，但大難當頭，別指望強制要求支援，否則大家都下不了台。

近年來一連串的麻煩已經讓意大利甚至整個歐洲疲於應付，如今遭遇疫情大爆發，內部支援都不現實。沒那麼多的志願者，也沒那麼多的黨員，更也沒那麼多的積極份子，甚至都沒那麼多的專業人員，大家都在自求多福。普遍捉襟見肘的歐盟夥伴們就更別指望了，賽爾維亞遭遇的尷尬，足以讓所有人寒心，於是，意大利把渴望的眼神，拋給了中國。

反觀我們四萬多醫療人員遠赴湖北，無數黨員和志願者冒死上陣，感天動地，但在朋友型治理的國家，這比找朋友借錢還難。

第三，不能學中國發起動員，動員了也沒什麼用。

其實，不是朋友型的國家領導人不想動員，是動員起不了多大作用。倫敦奧運會，2012年Robbie Williams因為妻子臨產，放棄倫敦奧運會閉幕式表演，這在中國基本上不可想象。深入骨髓的個人主義，決定了國家動員能力基本上就停留在法律明文規定的極端事件，否則就寸步難行。

張文宏醫生一句，不能欺負聽話的人，黨員必須上，還只是緊急時期國家動員能力的一個小細節。中國一個發展如此不平衡，生活習俗差異如此大，人口密度如此集中的大國，封城之後，從最基層的普通羣眾，到最高層的中央政府，一聲令下全部調為齊步走，這個恐怖的動員能力，是其他國家想都想不了的。

總之，在朋友型的國家裏，不管什麼時候，政府不能限制我的自由、不能侵犯我的財產、不能損害我的權利，政府就是個協會，我交足了會員費，其他的事情，沒問題就好，有問題就交給律師。

這就不難理解英國式的羣體免疫大法了，雖然政府反覆解釋只是策略之一，但這看起來有點荒唐的舉措，卻有照章辦事的程序依據。

朋友型治理國家，普遍限制了政府的權力和職能，為個人主義開路，最後，極致的個人主義，讓集體行動束手束腳。

在這些朋友型國家，特別是歐洲，如果疫苗的救命藥不能快速出現，歐洲淪陷不堪設想。

也有人説了，那日本不是做得很好嗎，那是因為日本只是借了一個殼，國民意識還是源於中華文化的集體主義佔了主流，這才是日本成功的秘密。

在議會制國家治理下，議會給政府戴上了緊箍咒，導致政府的弱勢和個體的強勢，那總統制下政府相對強勢，會不會更有作為呢？實質上半斤八兩。

二、合夥型治理與疫情應對

比朋友型國家治理的政府稍微強勢一點，合夥型治理的國家，大概相當於一個上市公司的董事長，反映在政體上，這就是以美國為首的總統共和制，在亞洲典型的是韓國，儘管美國極力推銷，這種模式實際上沒那麼完美，在全球的擁躉並不多。

這種制度最明顯的特徵，就是政府的權力相對較大，但也不是一手遮天。更尷尬的是，下級單位，很多時候，不過是個加盟店，遠遠沒到俯首帖耳的親密程度。在疫情下，特朗普遲遲不下達隔離封城的指令，其中有一個原因就是，沒有觸發緊急狀態條款，你下達了，各個州也不一定聽。

合夥型治理國家，個體雖然受到政府的一定約束，就好比共同做生意的夥伴，但也有一個問題，就好比網購千萬次，也不知道店家長什麼樣一般，這個牽涉利益的夥伴關係，弄得好是比朋友關係基礎更牢固，弄得不好，就連朋友關係都不如。

與朋友型治理國家個體的強勢大同小異，合夥型國家治理模式決定，政府的作為，也沒法複製我們的經驗。

第一，無法學中國無顧忌地決策。

以美國為例，在疫情的早期，特朗普政府操心選舉的熱情，遠遠超過對防控的關注，甚至四處散播自己欺騙自己的煙霧彈，來製造美國獨好的假象。然而，現實是殘酷的，紙包不住火，疫情的瘋狂擴張引起社會恐慌，金融市場的幾次斷崖式下跌，終於讓特朗普啓動了戰時狀態。

也就是説，這種治理模式的政府，做任何事情，首先權衡的是自己的執政黨地位，從而在疫情防控上，不可能做到毫無顧忌地決策。

當然，韓國疫情防控能做到相對靠譜，跟日本的原因類似，這是文化的威力。

拋開疫情表現，韓國比日本更嚴重的問題是，在國家治理中，國家資本主義的經濟與自由資本主義的治理之間的矛盾積重難返，事實上的執行與美國還有本質的區別。

第二，無法學中國無條件地執行。

上面的執政黨在打自己的大算盤，下一級的政府，也在打自己的小算盤。以美國為例，聯邦政府有聯邦政府的法律，各個州也有自己的法律，光靠幾部指導精神的條文，肯定無法兼顧具體實施的細節。跟中國不同的，聯盟政府與州政府之間，在利益上，更多的是一種衝突關係，規則失效的時候，很難產生中國一樣的上下級政府善意共謀行為。

同時，在規則內，聯邦政府與各個州之間，也不過侷限於權利義務的互相制衡，直白地説，一個州長，他直接對選民負責，而不是對聯邦政府負責。這就可以想象了，聯盟政府的防控政策，最後必然是一級一級都是有選擇地在執行。

第三，無法學中國無保留地投入。

在合夥型的國家治理下，下級政府很大程度上就是一個加盟店，雖然共用了國家的招牌，但更多的還是要自負盈虧，比如在疫情的投入上，就不可能做到跟中國一樣毫無保留地投入，更不要説像我們兄弟省份傾囊相助的壯觀場面。

還有一個問題，給資本綁架的政府，還要顧及背後資本金主的感受。比如，資本家擁有更好的醫療條件和防控資源，説白了就是更不容易感染，感染了風險也小得多。那麼，對大部分在選票上影響有限的普通人而言，政府的投入自然就不會毫無保留。

雖然説人道主義是基本的普世價值觀，但不要忘記，資本是沒有人道主義的，索羅斯明知金融風暴會讓無數家庭家破人亡，卻敢壓上身家性命欲致人死地。諷刺的是，他還是美國人甚至全球人的超級偶像。

這樣説來，所謂的小政府，不管是朋友型還是合夥型，也不管是個體和政府，都不能模仿中國的防疫操作。

三、家長型治理與疫情應對

中國是典型的家長型治理了，這種治理的特點，就是大家長，小個人，反映在政體上，我們自己叫做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令出中央，全國一盤棋，分級治理，官僚體制化，這種集中式中央統籌和分佈式地方執行，有一個難點，就是中央的原則性和地方的靈活性協調障礙，於是有了我們在大事件上的運動機制。在大運動時期，所有中央與地方的既定規則都退居其次，以運動作為臨時最高準則。

在防控疫情的運動中，我們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效，中國再一次顯示了國家治理能力和動員能力上的超一流水準。

但是，在疫情中暴露的國家治理模式在突發公共事件上的短板，更要提防。

第一，前期反應過慢。

一統制與官僚制的結合，決定了我們治理模式是向上負責制，上級掌握了生殺大權，讓下級不敢犯錯，只能小心翼翼求穩，報喜不報憂，甚至虛報瞞報難以斷根。

在這次疫情早期發酵的過程中，雖然面對的是新病毒，決策需要醫學專業上的決斷，但是不能排除湖北和武漢市政府存在維穩心理、存在僥倖心理、存在慣性思維、存在唯上思維，延續了最重要的戰機，讓我們付出了巨大的代價。

疫情只是一個試金石，很多重大危機，都能找到我們前期反應過慢的影子，總是要等到逐步失控的時候，再讓大家長來收拾局面。

第二，中期用力過猛。

一旦啓動運動模式，我們政治動員能力和資源統籌協調能力，就開始爆發巨大的能量，但這種打破既定規則的運動模式，往往會付出用力過猛的代價。

在疫情防控中，不管是無差別的隔離，還是一盤棋的停工停產，不管是臨時管控的一刀切，還是超長期封閉之後的秩序恢復的尷尬，既有用力過猛的痕跡，也有公共管理乏力的被動。

當然，為了疫情的戰役，我們可以付出這樣的代價，但這不僅是疫情的問題，在運動模式激發的時候，我們往往都難以避免用力過猛，這對規則的連貫性和有效性，都會有一定的衝擊。

第三，後期糾錯不力。

疫情還未結束，我們還面臨着海外輸入的嚴峻形勢，但有些地方已經蠢蠢欲動醖釀表彰了，我們的運動一旦完成，慶功的衝動遠大於糾錯的慾望。

很多錯誤，我們都不是第一次犯了，這次疫情，與2003年非典，劇情驚人地相似，只是我們這次教訓更慘烈。偏愛野生動物的陋習，不管是面對國際社會的輿論譴責，還是保護我們自己最基本的生態，都是不可饒恕的，但我們花了17年，都沒有取得哪怕是一丁點的進步。

與疫情相似的劇情太多了，反應我們糾錯機制一直存在問題。小錯不重視，大錯不饒恕，總是要等到大錯鑄成我們再去亡羊補牢。

追根溯源，以上種種，涉及的是家長型治理模式中規則制定與執行的難題。清官難斷家務事，家長制治理，內在的邏輯和規範，一直是一個考驗，畢竟，家庭之內，是一個情理法綜合作用的結果。

但是，我們正在逐步解決這些問題，我們不能抱怨，就像誰都可以罵自己的學校、罵自己的家鄉，但只有跟外部比較的時候，才知道自己學校和家鄉的好壞，內心的天平才有客觀的籌碼。

我們選擇家長型國家治理模式，疫情從一個側面，已經給了答案。

四、為什麼中國必須選擇家長型治理模式

國情！國情！國情！

任何脱離了國情的理論，都是不負責任的玩火，而我們中國，100年前就已到了不允許犯錯誤的關鍵路口。

我們的國情是什麼？對內，我們是一個發展不平衡、發展不充分、民族眾多、人口巨量、素質偏低、文化多元、地域廣袤、歷史複雜的大國；對外，我們是一個面臨主流世界歧視、排擠、封鎖的小國。不瞭解這個基本國情，想當然地非議甚至是自我詆譭，都不算是有良知的國人。

我們不是韓國，更不是新加坡，集中做好幾百萬幾千萬人口，集中做好一兩個城市的治理，就能成就一個治理樣本，就好比阿里巴巴的合夥人制度，可以運用到幾個公司，但要用這套制度運用到中國的所有企業，只會是一場噩夢。

家長型治理結構，基本上是我們的唯一選擇。

第一，如此複雜的國情，需要一箇中心。

歷史反覆證明，我們的前輩也反覆探索過，在中國近百年甚至當前的國情下，我們必須要一箇中心，除此之外，帶給我們的，只會是萬劫不復的災難。沒有一個強大的中央，想下好中國這盤大棋，不亞於痴人説夢。

第二，如此羸弱的國家，需要一個方向。

直至今日，我們仍然是一個發展不充分的國家，不管是陷入形而上的制度討論還是落入僵化的教條辯論，都無法回答中國如何發展的現實拷問。沒有中央的集中統籌，一窮二白想成就大國，基本是異想天開。

第三，如此多元的大國，需要一個權威。

百年來，我們一度要將自己的文化趕盡殺絕，事實最終證明，我們的文化才是民族的根本，這個文化多元的大家庭，面對的不僅是國內的聲音，更有國外的雜音，沒有一個權威，只會陷入無頭蒼蠅般的作困獸鬥。

總之，我們的國家治理模式，雖然也有自己的缺陷，但只要方向對，路阻且艱更顯事業偉大，而且，這種道路，不僅是我們唯一的選擇，也為很多國家提供了參考，更為世界提供了一套新模板。

五、為什麼世界需要中國模式

縱觀西方民主與國家治理，資產階級和勞動人民要推翻的無非兩個，宗教的精神奴役、王權的不勞而獲，以及宗教與王權的人身管制，簡單地説，就是自己的事情自己算了算，自己的勞動成果自己享受。

但是，過度的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已經讓西方的國家治理丟掉了寶貴的集體主義，成為撕裂社會的罪魁禍首。不管是人類基因自帶的羣居需求，還是社會公共治理的需要，甚至是維繫家庭和人情的紐帶、傳承集體意識和意志，都離不開集體主義。而西方大多數國家，在個人自由狂奔的路上，大有漸行漸遠的趨勢，覆水難收。

一個明顯的弊端是，個人自由催生的達爾文主義與馬基雅維利主義，正在展示其巨大的影響力和破壞力。如果説，之前的一個工廠資本家，還停留在一心謀求小區域的商品利潤，那麼現在的金融資本家，已經將魔爪伸向了全球，實現了從政權到輿論的全盤控制，主宰着換個了馬甲的新奴役時代。

世界正在起變化，建立在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上的這一套治理結構，也面臨着新的挑戰。

第一，統治基礎發生了變化。

首先，宗教的奴役基本不存在了，也就是説現在是人主動選擇宗教，不是宗教在選擇人。其次，王權也基本不復存在了，坐在統治階級寶座上的，反而成了資產階級隊伍裏面的自己人。換句話説，現在的宗教和王權的奴役，在理論和事實上，都失去了主流意識擁護的根基，當初資產階級革命的對象已經不復存在。

世界從來沒有絕對的平等，坐轎的人總是要比抬轎的人少，現在，最先挑起革命的人，自己坐在了轎子上。當然，現在的資產階級統治階層，被迫接受了廣泛的監督和制衡，也沒有了王權為所欲為的逍遙快活。只是，用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的旗幟推翻了舊的世界之後，在新世界裏，這兩個主義也正面臨新的考驗，他們是打江山的武器，不一定適合守江山建偉業，至少有待檢驗。

第二，經濟基礎發生了變化。

崛起與工業大生產時代的資產階級，迫切推翻王權，源於自身實力的增強，既要獲得大生產的土地和資源的支配權，又要獲得商品交換的護身符，也要獲得大生產的剩餘利益，更要構建一套有利於大生產的制度秩序。在物質生產的年代，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自然就成了最好的選擇。

但是，建立在物質慾望基礎之上的兩大主義是一條單行道，只會日益氾濫不會自我收斂。當物質生產日漸豐富之後，不管是家庭倫理還是社會秩序的構建，更需要的集體主義的光輝來普照人心。更重要的是，物質生產的海洋文明過後，時代進入了天空文明，人類生產和生活的方式正在裂變，轉向虛擬和軟性，以個人自由為中心的上層建築，多少會付出集體沉淪的代價。海洋時代的利益格局一旦形成，利益階層對新生產力的態度，肯定不會堅決擁護。

不管是整個人類還是一個國家，更需要的是協作，而不僅僅是競爭，這種大規模跨區域的協作，肯定不僅是技術上的協調，更需要的是集體主義的文化意識和強有力的政府來駕馭。

第三，全球治理秩序發生了變化。

主角龜縮，配角彷徨。

如今的全球化，正在面臨主角們的全線龜縮，美國大面積退羣只是龜縮的一個信號。人類的命運共同體在疫情下如此孱弱，寄託於世衞組織幾個官員撕心裂肺的警告，結果就是白白浪費了中國付出巨大犧牲爭取到的一個月。

如今的全球秩序，就如同一個賭場，口袋有錢的人越來越少了，個別有錢的賭徒，自然就沒興趣玩了，而經營賭場的莊家們，一時也懶得用心收拾這個爛攤子。但讓他們接受不了的是，以中國為首的發展中國家，正在整改這個賭場的物業，要把賭場改造成一個自由交流的會客廳，莊家們氣急敗壞卻也進退兩難。

之前懷着美好幻想的配角們，咬牙進入賭場，發現自己永遠做不了莊家，稍不小心就血本無歸，自然就想着回家。現在眼看有人來整改，反而成了全球化的擁護者，但卻缺乏推動全球化的實力，只能彷徨觀望。

這一切，説明構建這套秩序的邏輯出了問題。單邊主義、優先戰略的全球化，實際上就是自由主義、個人主義價值觀在世界秩序中的投影。

中國治理模式中，對外主張的和平共處、共建命運共同體戰略，自然也就會迎來越來越多的投靠。

第四，國家治理模板發生了變化。

如果説西方主流世界的統治基礎、經濟基礎的變化，還只是發達國家需要面臨的新挑戰，那麼對廣大的發展中國家而言，他們要面對的，還不僅僅是治理模式的討論問題，而是要用治理模式來有效發展經濟的問題。

一個發展中國家，在西方國家煽情的推銷下，生搬硬套他們的治理模式，就如同一個剛剛擺脱温飽的打工者，開始東施效顰追求大老闆的生活方式，結局就可想而知了。拉美、亞洲和東歐的諸多國家，中這個圈套陷入泥潭後方大夢初醒。西方國家的推銷，無非是要所有人建立與他們一樣的規則，然後利用自己的先發優勢獲利，就如同一個出老千的高手，吸引所有人上賭桌。

當英美模式經檢驗不能適用所有人的時候，我們建立在集體主義基礎上的治理結構，正在全球種草。雖然中國模式同樣不見得適合所有人，但借鑑中國模式即使不完全成功，他也不會傷害無辜的人。因為我們的模式，是一種內外兼修以內為主的道路，不會強制在外部謀求不當得利；其次，我們的模式，不需要生搬硬套別人的體制，他更加尊重歷史的傳統和文化的個性。

我們在治理結構上的新模板，到了引起重視和關注的時候了。

六、疫情與全球歷史新分期

疫情兇猛。

中國治理模式，中國人在這種治理模式下展現出的文化包容性、民族堅韌性、意識一致性，必然會重塑全世界對中國集體主義文明的新認識、新認知、新認同。

我們的治理模式，雖有不足，但事實證明，他經得起從理論到實踐的長久考驗，並且這種模式正在蓄積排山倒海的巨大能量，越是波瀾壯闊，越能踏浪前行。面對全球疫情，某些所謂的全球領導者，光説不練，甚至瞎説瞎練，而我們的專家，我們的物資，我們的志願者，已經在默默支援全球，充當定心丸。

那些屢屢對我們的治理模式指手畫腳、惡意中傷的大佬們，我們完全可以理直氣壯重申兩句話：

別總想着當別人老師，先管好自己的孩子。

如果實在沒能力管好，我們願意提供幫助。

疫情不僅是一個病毒，正在全球瘋狂發酵的病毒危機，必然會引起世界一系列的震盪和調整，甚至可以大膽地設想，疫情之後，全球會進入一個新的歷史分期。這個歷史分期與歷史上很多里程碑式的事件一樣，當時，只是一個小事件，回首，已是一個新紀元。

站在這個新紀元的起點上，人類命運共同體要解決的共同難題，遠遠不止於疫情，生態和資源、貧困和動亂、人口和健康，甚至包括多元文化下全人類和諧相處，都是比疫情影響更深遠卻又更艱難的大事。

只是，全球疫情下，這個全球命運共同體，找到了解決全球問題的新方式、新策略、新路徑，中國人的集體主義文明以及由其衍生的中國治理模式，為全球性問題提供了另一個視角、另一個方向、另一個模板。

人類的歷史，總是在偶然性與必然性的循環中螺旋上升，中華民族的復興，在疫情的偶然性推動下，已悄無聲息地按下必然性的快進鍵。

疫情中世界對我們的回應，將會成為中國復興進程中永久的迴響：

你好，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