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訪武漢基層疾控主任：誰也沒想到這個疾病有這麼狠_風聞

中國新聞週刊

04-02

“我們疾控中心沒有任何權限，就是個技術指導部門”

3月22日週日晚上八點鐘，武漢市江漢區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傳染病防制科的燈還亮着。值班的流調隊員在打電話，詢問一位醫生感染新冠肺炎之後的康復情況。“流調”是流行病學調查的簡稱，是傳染病防控的關鍵環節。

江漢區疾控與此次疫情的“風暴眼”華南海鮮市場只有不到兩公里的距離。接到並調查全武漢第一次上報的不明原因肺炎病例、處理湖北省中西醫結合醫院與武漢市中心醫院發現的早期疫情，在武漢疫情中的一些重要環節，該機構都承擔了基礎工作。

江漢疾控沒有獨立的行政樓，和它的上級單位江漢區衞健局一起辦公。防制科位於三層，本來有8個編制，其中兩位選擇重新考取公務員，去了待遇更好的單位。現在，科室裏還剩6人，包括4名女性，及38歲的科長王文勇。人手不夠，一些沒有公共衞生背景的編外人員也納入到流調工作中，負責消毒、送樣等工作。

從最初發現疫情到現在，已經過去了將近三個月。王文勇自認為盡職盡責，每一步都符合上級部門的要求和操作規範。但此前的一篇新聞報道引發了外界對於江漢疾控中心的質疑，其中涉及到王文勇，迄今他還對此感到苦惱。

王文勇的困惑也是許多基層疾控中心的寫照，只是這一次，他們被捲入了風暴中心。外界對疫情報告、應對的各種質疑的背後，是基層疾控人員無處不在卻又近乎失語的尷尬處境。

青萍之末

2019年12月27日，對於王文勇來説是一個平常的工作日。那是一個星期五的下午，王文勇接到了湖北省中西醫結合醫院的報告，説收治了4例來自華南海鮮批發市場的發熱病人。湖北省中西醫結合醫院也叫湖北省新華醫院，離江漢疾控只有1公里。王文勇4點鐘到達醫院採樣，6點鐘離開。

當晚，王文勇和他的同事們忙着對樣本進行檢測，甲乙流做出來都是陰性。他們將結果告知了省中西醫結合醫院的值班醫生，表示會在第二天一早到市疾控中心進行其他病原的檢測。第二天是週末，樣本送到了武漢市疾控中心，那裏的實驗室進行了二十多種病原檢測，還是陰性。

“當時我們都挺謹慎的，覺得很奇怪，猜測可能是某種我們不知道的病原體導致的聚集性感染。因為當時患病的是一家三口，很明顯有傳染性。我們一開始想是不是流感，那段時間流感很多。”王文勇對《中國新聞週刊》回憶説。

去年12月29日下午，王文勇接到了武漢市中心醫院公衞科的報告，該院急診科接診了4例來自華南海鮮批發市場的發熱病人。王文勇回憶，接到報告後，自己立刻將情況彙報給了疾控中心主任，主任回覆他説，還是先去省中西醫結合醫院，那裏又報告了發熱病人，需要流調隊員去處理。

於是，王文勇給市中心醫院回覆説，等處理完手邊的疫情再聯繫。那天是一個星期日。王文勇正和自己的孩子在一起。來不及找車子，時間是下午3點，他將孩子放在了單位，帶着防護裝備，騎電動車趕到了省中西醫結合醫院。武漢市疾控中心主任金小毛與金銀潭醫院院長張定宇也已經趕到了現場。隨後，省中西醫結合醫院的這批病人，就被轉運到金銀潭醫院進行治療。而省中西醫結合醫院的呼吸科主任張繼先也在後來被認為是“上報疫情第一人”。

下午6點，省中西醫結合醫院的疫情處理結束，王文勇和同事回到單位，繼續整理資料，並叫了盒飯。與此同時，他聯繫了市疾控中心主任金小毛，表示市中心醫院的病例比較多，詢問是否可以派兄弟區的流調隊員去現場援助。市疾控打電話給東西湖區疾控中心，請他們增派人手。

當晚8點，王文勇和同事趕到中心醫院，隨後東西湖區疾控中心也來到現場。10點鐘，他們處理完疫情，採集了樣本。隨後，樣本也被送到武漢市疾控中心去做進一步檢測。

2020年1月3日，中心醫院再次給王文勇打電話，詢問上報的事情。江漢疾控詢問了市衞健局的意見，得到的答覆是防控手冊正在擬定，馬上就會下發到區疾控中心。王文勇將這個意見轉達給了醫院。第二天，防控手冊發了下來。

也正是從1月初開始，上報不明原因肺炎變得更加嚴格，程序繁瑣。首先需要醫院進行會診，形成一個會診報告，彙報到區衞健委的醫政科。醫政科再組織專家進行會診，無法排除的話，則彙報到市裏，如果市裏也無法排除，則彙報到省裏。省市都無法排除的話，才能上報不明原因肺炎。

1月10日左右，武漢市中心醫院又報告了一批不明原因肺炎患者，王文勇發現有一例患者沒有會診單，向醫院詢問原因，被告知沒有會診資料。王文勇給醫院打電話，表示這不符合報告流程，提出將患者的情況從不明原因肺炎修改為其他病例。

“當時市裏已經跟我們説了，你們還是要指導醫院做好不明原因肺炎的診斷與報告，要‘謹慎報告’，現在來看，可能當時是不對的，但是的確是有這麼個要求。這個是上面的政策，我們也不好説太多。因為我們疾控其實沒有所謂的權力，就是按要求辦事。什麼時候上面又有什麼要求了，我們還是隻能按照要求做，不能説按照自己的來。”王文勇對《中國新聞週刊》説。

在後來被披露出來的一份情況説明中，市中心醫院公衞科簡述了王文勇的修改意見。他覺得有苦難言，認為這份説明脱離了前後語境，有斷章取義之嫌。夾在上級的行政命令與醫院之間，疾控中心的位置愈發尷尬。

“每一例病例都是按照要求處置的，而且這些信息，不是説沒有通過網絡直報，上面就不知道。你通過電話報告，把信息傳過來，我們及時對每一例病例進行調查，採樣送檢，讓他們做好防控。這些我們都指導了，市裏也知道，省裏專家都在，報給我們，市裏就知道了。”王文勇對《中國新聞週刊》説。

當江漢疾控捲入風暴的時候，武漢市各區也陸續接到了市裏的通知，包括長江對岸的洪山區。

“有限人傳人，這是上面定的調子。但是我們覺得，肺部的傳染病肯定是多多少少會有傳染性的，呼吸道的傳染病，哪有不傳染的，只是説傳播力強弱不同。一般來説，只要是發現有肺炎的，都是把它當做有傳染性來對待，都是要隔離的。”洪山疾控中心主任李新躍對《中國新聞週刊》説。

“誰也沒有想到這個疾病有這麼狠，他們專家也沒有預料到，否則不會那麼説。我們在基層，在1月初這邊的病例還很少，也沒有參與病例追蹤，不清楚這個病的傳染性到底有多強，肯定還是相信領導和專家的意見，要跟上面保持一致。”李新躍回憶説。

辦公樓變遷背後

洪山區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位於一座不起眼的低矮建築裏，看起來跟普通居民樓沒有多少區別。頂樓的平台上，晾曬着被單和衣物，疫情發生以來，疾控中心的部分人員住進了附近的隔離酒店，還有一部分就住在這座辦公樓裏。

洪山疾控之前的辦公條件要好很多。2017年，原來的辦公樓被政府徵作它用，他們只好“暫時”挪到現在的地點。據中心主任李躍新介紹，這樣的局面還要持續至少兩年。樓道的牆面上掛着孫思邈和張仲景等古代中醫名家的畫像。張仲景著有《傷寒雜病論》，在中醫的話語體系中，傷寒是外感病的總稱，其中包括瘟疫。

李新躍已經在這裏待了36年，再幹兩年，就可以退休了。1984年，他從公共衞生專業畢業，成為這裏的一名科員，後來和王文勇一樣，也成了傳染病防治科科長。那時單位的名字還是洪山區衞生防疫站。當時大眾對於公共衞生沒有多少概念，以為防疫站就是打疫苗的地方，頂多再組織點公共衞生活動。

2002年，中國實施了公共衞生體制改革。原本沿襲蘇聯模式的衞生防疫站開始功能分離，變成衞生監督所（局）和疾控中心，行政權自此被分割出去。當年，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CDC）成立，結果年底就遇到了SARS暴發。

“疾控中心剛成立的時候，別人都不懂它究竟是幹什麼的，結果趕上了‘非典’，地位一下子就提上來了，國家對疾控中心很重視。我們原來的大樓建得很好，也是‘非典’之後給配的。”李新躍説。

同樣是在2003年，李新躍升任洪山區疾控中心副主任，可以説見證了疾控中心“存在感”最強的時候。當時，國家層面出台了一系列政策。2004年，衞生部出台《關於疾病預防控制體系建設的若干規定》。同樣是在這一年，耗資7.3億元的傳染病網絡直報系統開始啓動，一度被外界給予厚望。

2013年，李新躍成為中心主任，這是另一個關鍵的時間節點。就在李新躍上任之前，國務院推行了事業單位改革，要求疾控部門不得開展服務性的、收費的項目，原本那些體檢和社會檢測的營收渠道被堵死，疾控人員收入陡降。政策的變動波及到基層疾控部門，便引發了一場海嘯。

在待遇下降的同時，基層疾控中心的職能範圍卻在不斷擴大，勞動衞生、職業衞生和學校衞生都納入進來。按照國家規定，轄區內的常住人口每1萬人應配備1~1.2名疾控人員。以洪山區為例，常住人口超過110萬，最低也應該配備110名編制內人員。但現實是，洪山疾控的編制只有65個。

為了應對繁雜的事務，洪山疾控請了一些臨聘人員，不穩定，還需要自籌一部分資金。即使是編制內的工作人員，待遇也很差。經常有疾控部門的人員選擇再次考公務員，去年，洪山疾控就有一名科員考到了海南三亞。留不住人，有專業背景的人手不夠，是許多基層疾控部門都面臨的窘境。

“我們疾控中心沒有任何權限，就是個技術指導部門，但是責任蠻大的，什麼事都找我們。雖然我們負責提建議，但是説實話，提的建議很多都到不了領導那兒，畢竟只是個科級單位。可要是哪一塊出了問題，就會説我們工作不到位。” 這次新冠疫情，讓李新躍對疾控部門的處境有了新的認識，“出了大事情之後，地位就提高了，然後慢慢地好像沒什麼意義一樣，政府的重心就開始向別的方面偏移。其實這些年的改革，都是在弱化疾控的權力。”

倒下的排頭兵

在新冠疫情中，洪山疾控又面臨着減員的新困境。1月23日前後，也就是武漢開始封城的那段時間，負責流調的10名隊員中，有4人核酸檢查呈陽性，在大年初一住院治療。中心主任李新躍估計，隊員們應該就是在做流調的時候感染的。

流調隊員們出現在每一個已經有或者可能有疫情的場所。定點醫院、農貿市場、養老院和看守所，如此等等。做流行病學調查的時候，疾控中心要確定患者過去14天的行動軌跡，以及所有的密集接觸者，對他們進行管理。

這並不容易。“的確就像偵探一樣，要把來龍去脈搞清楚，但是有些人覺得這是隱私，或是做了一件不想讓別人知道的事情，就會有牴觸情緒，怎麼也不開口，有時候只能求助公安，利用刑偵手段，但是也不能經常找公安。有的人不接我們電話，或是直接留了假的號碼。”李新躍對《中國新聞週刊》説。

一開始的時候，人羣密集的公共場所是防控重點。洪山區有着武漢市最大的集貿市場，疾控中心需要派人到現場進行消殺的指導。當地的物業部門人員素質參差不齊，面對疾控中心提供的消毒水調配比例，常常摸不着頭腦。疾控中心不得不換了更通俗的語言，直接告訴對方多少斤水，兑上多少斤消毒液。

看守所和養老院的調查與消殺工作同樣任務艱鉅。據李新躍介紹，部分監管場所的病例很多，常常是獄警輸入進來，空間又相對封閉，有的地方一個房間裏住二十多個人，“一傳那就不得了”。很多養老院也是這樣，護工經常進出，“一查一大片”。接受採訪的前一天，李新躍才和外地疾控隊一起，到洪山看守所做了風險評估。

除了這些場所，患者去世之後，病房或家裏都需要進行消殺，疾控隊員們還可能遇到家屬的情緒問題。“好多家裏因為新冠肺炎去世的，都是我們派人去消殺。我們發現，現在轄區內很多居民的心理問題得不到排解，尤其是病人和密接者這方面的問題更為突出，甚至自殺的也比以前多了一些。”李新躍説。

接受採訪的時候，洪山疾控的一名司機來辦公室請假，最近疫情趨於穩定，終於有了調休的可能。

而在深夜十點鐘的江漢區疾控中心，王文勇感覺輕鬆了一點，雖然他的臉上仍然可以看出長期超負荷工作導致的那種揮之不去的疲憊感。一位同事準備下班回家，打不到車，王文勇充當司機，他要保證每個隊員有足夠的精力應對第二天的工作。

眼下，隨着武漢市“復工復產”的計劃提上日程，疾控中心的任務仍然艱鉅，他們需要對全市的各類場所進行調查和防控。而這場疫情究竟會給這些基層疾控人帶來什麼樣的影響，仍然是未知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