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毒面具，一個災難符號學上的濫觴_風聞

1月30日，當時還是新冠疫情爆發之初，一位頭戴防毒面具的男子剛剛登上了一架飛往休斯頓的美國航空的飛機，立刻就引起全機乘客的恐慌。最後該航班以該男子干擾其他乘客為由，將其護送下飛機。飛機在延誤了近一個小時後才得以起飛。

當時來看，大多數美國人確實會覺得是這個乘客反應過度，而如果放到今天美國已經超20萬人的確診人數來看，這位仁兄當時的謹慎才是非常明智的。當然，如果只是佩帶一個口罩，效果顯然不會這麼驚悚，可能也就不會被趕下去了。

可見防毒面具對人們的心理衝擊的威力有多大。

事實上，防毒面具，無論從外形還是從使用場景上，都是跟災難、戰爭、毒氣、死亡這些危險信號綁定在一起。再加上在大量警匪反恐、末日題材等影視劇作品的渲染，更加深了人們對於防毒面具的刻板印象。

一般情況下，如果在密閉的空間裏，突然出現這樣一位頭戴防毒面具的另類，大多數人要麼會覺得我們正身處巨大的“不確定危險”中，要麼會覺得戴面具的才是那個“麻煩製造者”，從而本能地進行排斥和抵制。

我們簡單回顧下防毒面具的誕生髮展史，就會知道它確實是與各種天災人禍的“麻煩”息息相關。

死亡與戰爭：防毒面具發明的動力源

尋找防毒面具誕生的源頭，我們最早可以追溯到天才發明家達芬奇那裏。他曾經提出過一種防毒護具的構思：用浸沾了水的細布蓋住士兵的口鼻，防止受到毒氣、毒粉的侵害。

當然以16世紀冷兵器時代的戰爭水平，也製造不出有什麼威力的毒氣武器，也自然用不到像樣的防毒面具。

而另一個思路清奇的發明是在1619年，為防止“黑死病”的流行，當時處理瘟疫防控的醫生Charles de L’Orme第一次穿戴起了更多起到“恐嚇”作用的鳥嘴面具。

畢竟當時人們也並不知道黑死病是真正原因，人們注意到烏鴉似乎並不懼怕這種疫情，試圖通過模仿烏鴉的形象來增強防疫效果。而醫生們在鳥嘴裏填充的草藥、木炭則無意中起到了類似現代防毒面具一樣的過濾和消毒作用。

這讓防毒面具的形象第一次牢牢地跟“死亡”聯繫在了一起。

1868年，著名物理學家丁德爾研發出一種供消防人員使用的防毒面具，該面具可過濾空氣中的微粒。從當時的設計圖看來，防毒面具由三層密實的棉毛組成，每兩層之間由石灰、木炭浸泡了的羊毛層隔開。

這一面具已經具備現代防毒面具的雛形，儘可能使用了多層填充物來吸附和過濾有害物質。但當時有限的應用範圍和頻次，實在是無法刺激更為實用的防毒面具的發明。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1915年4月22日，德軍首次使用氯氣（含有氯的84消毒液現在成為我們居家必備之用品）發動了世界上第一次毒氣襲擊，造成英法聯軍1.5萬人的傷亡。

僅僅過了四天，法軍就為部隊配發了浸以硫代硫酸鈉、甘油和碳酸鈉溶液的防毒口罩，不久之後，英軍也配發了裝有以上三種化學試劑的“黑紗口罩”。

最初的現代戰爭真的是成為了化學工業的實驗地，毒氣戰的出現大大加速了防毒面罩的研發進度。此後隨着更多劇毒武器投入戰場，真正意義上的防毒面具開始出現。英軍研製出了可以把頭部完全包裹起來的海波帽和類似的PH防護帽，成為應對德軍毒氣的臨時防護裝備。

此後隨着毒氣戰的升級，英美、德雙方都對防毒面具做了升級，特製濾毒罐、吸氣和呼氣活門等發明，大大增加了防毒面具的使用時長。濾毒罐中的活性炭，也通過增加各種過濾紙和藥劑，大大增強了活性，可以有效防護多種有毒氣體和病毒。

真正意義上的現代防毒面具才正式誕生。戰爭這台殺戮機器，將人類的想象力、創造力變成最為殘忍的武器投放到對方身上，然後又從殘酷殺戮中推動着科學發明的進程。

令人唏噓的是，一戰期間這些過於反人道的生化武器的使用，使得二戰時期歐洲戰場上，沒有再出現毒氣戰。反而在二戰中，幾乎無反抗能力的中國軍民，備受當時裝備精良的日軍的毒氣戰和生化戰的禍害。

恐怖主義與反恐：防毒面具的“象徵性”意義

就如同大劉在《三體》中所描述的“黑暗森林法則”一樣，防人之心不可無，幾乎是不同文明、不同羣體之間總是陷入永無休止的猜忌和攻擊的零和博弈心理。

儘管主要國家都簽署了禁止化學武器和生物武器的條約，防毒面具和防化訓練仍然是每個國家軍隊的必備裝備和科目。儘管目前我們已沒有大規模戰爭的危險，但是層出不窮的恐怖活動以及低廉的生化武器成本，仍然讓防毒面具成為一種必不可少的軍用物資。

雖然是防患於未然，但防毒面具在軍事反恐上的實際防毒防生化攻擊的使用機會並不太高，反而是防毒面具本身的威懾作用和隱藏身份的作用更大一些。英國SAS特種部隊的反恐訓練和軍事行動，通過影視節目的傳播幾乎為所有軍迷們熟悉，其中標誌性的防毒面具的裝備和步槍刺刀更是深入人心。

此外，受恐怖主義、核威脅等因素的影響，防毒面具成為某種意義上的一種突發災難的“安慰劑”，成為很多家庭繼防核戰爭的地下防空洞、保質期長達數年的末日求生罐頭之外，最能夠安慰人心的末日裝備了。

從當年的9·11襲擊之後，到今天新冠疫情的蔓延，可以想見，美國家庭都會開始恐慌地囤積防毒面具。但是，如果沒有真正大範圍的空氣污染和生化武器的攻擊，這類防毒面具的使用機會並不會太高。

而在實際的應用場景中，現代的防毒面具更多是逐步擴展到工業防護、勞動保護和應急救援等領域；美國家庭當年搶購的防毒面具，大多數也都是在車庫裏落灰，偶爾地會在男主人有興致時，在進行房屋修理、油漆噴漆時使用。

在小眾消費市場上，防毒面具更多成為了軍迷們的日常收藏品。而在以叛逆著稱的街頭塗鴉藝術家那裏，防毒面具除了起到一點防止身體損傷的作用外，更多是起到掩護身份，表現自己特立獨行的外在形象。

防病毒效果：防毒面具形式大於實質

此次新冠疫情的出現，幾乎成為廣大軍迷展示自己珍藏的大好機會。疫情之初，一張只有生死之交才敢約你出來玩的防毒面罩的圖片的火爆，可以説是又讓大眾再一次對防毒面具建立起新的印象。

而防毒面具是否能夠預防病毒？事實上，這確實要分情況。

專業的防毒面具，特別是佩帶專業供氧設備的隔絕式防毒面具，自然而然是防病毒的。

而我們普通人使用的一般都是過濾性防毒面具，因為濾毒罐要與外界的空氣相交換，其對氧氣濃度、温度、毒氣濃度都有一定要求。濾毒罐的吸附層，可以用來過濾有毒氣體或蒸汽，而過濾層可以過濾有害氣溶膠。

從我國防毒面具的國家標準看，我國過濾式防毒面具並沒有防護病毒的要求，佩戴普通的過濾式防毒面並不意味着萬事大吉。其中，在現有的民用防毒面具中，真正能能夠起到阻隔病毒作用的是濾棉芯，作用原理與口罩相似。

但如果長時間佩帶防毒面具，也需要及時進行消毒處理，並注意濾毒罐和濾芯使用時長，定期更換。而從成本和實用性上，其實還不如佩帶含有濾棉芯的一次性口罩更經濟實惠。

而在此次防疫的的實際應用中，只有在極少數高風險場景，才會真正用到防毒面罩和防護服。另外，對於很多騎手和外賣小哥，防毒面罩其實更多是起到防風和防寒效果。但對有些人來講，出於拉風炫耀的心理，佩帶一個造型別致的的防毒面具甚至防護服出門，那就另當別論了。

在對待防毒面具以及口罩的認知和態度上，由於這次新冠疫情的出現，突然成為了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由於文化以及生活習慣的關係，我國以及周邊的日韓國家，基本上沒有對公共場合佩帶口罩，甚至防毒面具有過度強烈的反應和牴觸心理。反而在歐美國家，佩戴口罩已經被視為你已經染病的信號，而使得人們產生厭惡排斥的心理，更不要説是防毒面具這種更為強烈的刺激信號。

由於對於病毒威力的低估，這一種本能的或者過於自大的心理認知，讓當前的歐美國家付出了巨大的代價。這一次的新冠病毒以一種不可思議的極低成本，幾乎在短短兩三個月之間就改變了全世界人們的社交、出行等生活方式。防毒面具這一在日常生活中，幾乎很少被人注意或者使用的發明，現在卻成為了曝光率極高的明星產品。

從現在歐美家庭又開始爭相搶購防毒面具和口罩的實際行動來看，再一次印證了“真香”定律。

防毒面具，人類為了應對天災人禍而發明出的這一“偉大”發明，作為一門廣義上的“災難符號學”的濫觴，成為人類災難史上最為公認的超級符號之一。這一工具，實際上帶給我們人類以下多個方面的啓示：

首先從功能作用上來説，誕生於毒氣戰爭當中的防毒面具，確實是我們人類在極端危險情況下得以生存的最後一道屏障。但實際上，如果未來沒有遭遇可怕的生化戰爭或者因工業污染造成的持續霧霾天氣，防毒面具並不會得到真正大規模的普及使用。

其次從文化象徵意義上來説，因為其可怖造型和從功能符號上建立起的危險符號意義，防毒面具更多產生的是一種心理學層面的負面影響。這也是防毒面具，會在眾多驚悚、末日題材的遊戲影視作品中頻頻出鏡的原因。

第三，從對人類心理層面，防毒面具更多起到的是一種心理安慰的作用。一方面因為其功能強大，穿戴之後可以起到嚴格防護的功效，一方面因其造型獨特，具有一種與眾不同的獨特心理感受。所以，人們對防毒面具會表現出既怕又愛的矛盾心理。一旦這個符號出現，我們會本能地排斥；而一旦危險真正出現，我們又想第一時間去搶購。

此次疫情，防毒面具的高頻出現，不過是人類這種本能的恐慌心理和尋求安全心理雙重疊加的一個應激反應。其實際功能價值遠遠小於可以規模生產的醫用口罩。

而對於大多數人而言，防毒面具更像一個面向現代社會的隱喻。我們人類依然處在自己製造的環境災難和生存威脅的恐懼之中，而防毒面具的存在，就像是人類面對危機的最後一道防線。如果不想身處一個人人都要佩帶防毒面具的世界，那就請好好善待眼前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