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田| 武漢疫情親歷記：對於“吹哨人假設”進行事後的推演與覆盤_風聞

　　本次武漢疫情期間，有關吹哨人的輿論風潮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依據這個假設：如果聽信吹哨人提供的信息並及時做出決策，就可以避免後續大部分惡果。實際上，依據孤立信息做出正確決策還能夠全部實施，解決大部分或者全部問題，這個想象力實際上是一個反向構建的“官場超人”假設。我們今天有條件對吹哨人隱含的“官場超人”假設，進行一次事後推演和檢驗，看看避免大部分惡果的官場超人在現實中間是否能夠存在。這個推演和檢驗，之所以值得做，可以藉此檢驗出今日中國輿論場合的意見生產，以及相關的接受機制中間的某些隱秘機制。

　　一、有關吹哨人假設的事後推演

　　有關吹哨人的輿論狂歡，席捲了中國高端知識精英的大部分，應該説，此種狀況近乎完全反智。

　　老田在很小範圍內跟朋友一起推演過：如果我們帶着今天對於新冠肺炎的認識——極高的傳染性和潛伏性、值得付出大代價去遏制，穿越到元月初去找一個官場超人，讓他擬定最合理防控措施，能否在武漢避免疫情大爆發呢?結論是：大概率避免不了。

　　要避免後來的嚴重惡果，需要做到“早發現、早隔離、早治療”，才能在一開始就能夠控制傳染源和切斷傳播途徑。而做到這一點，依賴於展開針對性的排查和發現病人，以及各種密切接觸者。我們時候推演發現，這有三個關節點的措施，始終很難貫徹，故官場超人的假設並不能成立，後續各種惡果大部分依然會出現。

　　一是幾乎不可能透過應收盡收而第一時間隔斷傳染源——首先是提早發現病人以隔離傳染源並不現實。目前所知的第一個患者是海鮮市場賣蝦的女店主，她病後以為是感冒，到對街的小診所看病，數次輸液無效之後才選擇去醫院，時間是一月中旬。在醫院輾轉求醫，也拖了差不多兩週，月底才取樣送檢得到新冠病毒感染結論。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到，小診所接診階段只是發現抗生素治療無效，而最初的那家小診所接診過4位患者，最初的第一個星期時間是這樣耗掉的。然後在月末的住院治療過程中間，送外地檢測發現冠狀病毒，但正確的基因測序結果，並不能推斷新的病毒的傳染特徵。而這幾位病人，在發病後的兩週時間內，均密切接觸者眾多，估計數以萬計。

　　二是排查密切接觸者與隔離觀察措施，也無法進行。春節後，在四川和廣東開展過大規模排查和追蹤，並隨後隔離密切接觸者進行觀察，其依據是確診患者使用長途交通工具的實名制信息。而這在武漢近乎不可能做到：最初證實的感染者在潛伏期內，都大量使用過短途的市內公共交通工具，還在人流很大的市場中間活動，密切接觸的人數過多，難於追蹤、排查和隔離。而人們在市場和短途交通工具中間的活動，均不具有實名性，同一個時點內的空間範圍內“可能的密切接觸者”數量過大，估計有數十萬之多，這就不太可能被追蹤到和全部隔離觀察。例如一月底在中心醫院就醫的陳先生，並沒有華南海鮮市場接觸史，他也是在12月中旬就開始發病和求醫——從江夏區人民醫院到武漢市中心醫院，後來回溯他的外出行程至11月底，都找不到任何疑點，最後勉強推測可能是在地鐵上與病人有過近距離遭遇，這就從反面證明了武漢疫情早期“傳播渠道”的匿名性和不可見特點。所以，那些事後在外地證明有效的強有力措施——透過排查做到早發現和早隔離，都不可能提前反向抄襲到武漢，進行預先控制，武漢至今也沒有做過這樣的排查隔離措施，短途交通工具使用者一是具有匿名特點，二是數量過大，這樣的排查舉措，今天回顧依然做不了。即便我們假設海鮮市場是唯一的傳染源，從這個單一地點傳播出去的病毒，在密切接觸者羣體內的傳播，依然無法透過排查手段去發現、隔離和阻斷。

　　第一批患者從診所到醫院的求醫過程看，都不具備早發現早隔離的可能性，而且沒有後來的財政兜底，一般人生病都是到了撐不住的時候才選擇去醫院，而醫院也是在嘗試常規治療手段無效之後，才會選擇抽取患者肺泡灌洗液樣本對外送檢的，這意味着會病人會在“病毒一切未知”時期內，在外活動很長時間——包括在醫院實現對醫護的感染。那個一切未知的時間段內，後來確診患者的密切接觸範圍和潛在傳播範圍，都已經很廣了。到了12月底，估計潛在感染者，保守估計過千，具有密切接觸者的時間與空間條件的人數，估計以數十萬計，而且這些人的身份大多無法追索，也幾乎不可能被排查出來。也就是説，到了吹哨人得到信息的時間點——12月30日，武漢疫情後續失控的各個關鍵因素，均已實際存在並散播開來了，還難於用常規手段排查並阻斷其後續傳播的可能。

　　第三個最為關鍵短板，是醫療擠兑和搞攤醫院。這個今天回顧，肯定難於避免，要麼什麼都不説，那市民就還是不重視;要麼為提升市民重視，公佈病毒傳染性和嚴重性，這樣肯定又會有大批感冒發熱市民反應過度去大醫院排隊的——就跟封城令發佈後那幾天情況一樣，交叉感染還是會大量發生，同時還把醫療服務能力弄攤大半。這個是兩難，始終無法避免，除非事先暗地裏完成封小區措施和進行社區排查，這個依據後來的經驗——做到這一點沒有一個月根本完不成。

　　所以，有關吹哨人的輿論風潮，及其背後隱含的官場超人假設，對照了確診病人早隔離、密切接觸者排查觀察以及封城令初期的醫療擠兑這三個“關鍵傳播機制”之後，就會發現：在武漢疫情早期找不到阻斷傳播擴大的有效措施。這倒不是任何別的原因，帶來後續疫情擴大化的三個內在機制，均超出了政府執行力的最高水平，各種有效措施即便決策出台了，也很難在短期內貫徹落實，故決策是否及時帶來的負面影響是有的，但並不是決定性的。

　　不惟如此，今天疫情復發風險仍然居高不下，原因是各種無症狀感染者的存在，這依然很難排查出來加以隔離，這個狀況與初期的疫情潛在傳播風險類似，還是找不到很好的預先處置辦法。硬要排查的話，就得搞全民檢測，而由於測試誤差和假陰性問題的存在，即便付出巨高成本全測，結果肯定還是無法預先揭露全部潛在風險，故全民檢測的措施大概率不會推行。

　　有人説提前五天或者十天封城會怎麼樣，這個假定有一點可能成立，但也還涉及到決策是否具有充足依據的問題。如果不是疫情嚴重到一定程度了，就不會被浙江的專家李蘭娟關注到，也就不會有衞健委的第三個專家組到武漢，更不可能被專家組估算出極度嚴重性，直接提交國務院常務會議討論了。後續決策倒是十分迅速，李蘭娟院士接受訪問時説，她是16日向衞健委提出到武漢實地考察要求，18日專家組到武漢，次日閉門會議上李蘭娟已經提出武漢“不進不出”的建議，還直接奉召進京向主管副總理彙報並被請到國務院常務會議現場，20日衞健委公告“新冠肺炎為乙類傳染病按照甲類控制”。22日夜根據浙江本地減少輸入的及時把控要求，李蘭娟院士把建議提到最高決策層，次日最高決策封城令下達執行。

　　在1月19日專家組閉門會議上李蘭娟已經提出“武漢不進不出”的看法

　　二、醫療平台服務能力或工業產能才是真問題

　　在封城令發佈之後，最初幾天發生過嚴重的醫療資源擠兑，本地醫療服務能力被搞攤大半，結果醫院實際收治能力可能只有病人數量的幾分之一，故做不到應收盡收，也就始終無法控制住傳染源。

　　在最初階段僅開放金銀潭醫院和肺科醫院800張病牀，集中收治重症病人，中心醫院艾芬説重病人轉不出去，就是這個時期。後來分批次指定多家定點醫院，到第四批醫院改造完畢接收新冠病人時期，此時是1月31日，全部病牀為4000餘張。醫療服務可及性依然到下降到只有幾分之一，可能四五個病人才有一個人得到機會住院。大量住不上醫院患者家屬上網控訴的，就是這個時期。

　　醫護感染的派生問題，與大批無症狀病人就醫有關。1月13日，協和醫院神經外科整個手術團隊被感染，這在醫護人員中間帶來極大的心理恐慌，此後一切科室的全部接診人員都需要穿上一級防護用具，相關需求瞬間上升百倍以上，羅掘俱窮都供應不上，醫護人員大量被感染也是在這個時候，李文亮醫生也是在一月初被患者感染的。此時實際情況是：確實是真的供不上一級護具，哪怕全球華人幫助在世界市場上掃貨，依然填不平巨大的供應缺口，醫護確實也處於危險中，但醫院是否需要就此停業(當然實際上已經癱瘓了大半)，就成為一個兩難選擇。

　　政府介入之後，強勢地採取各種措施去暴力提升產能(包括還安排軍工廠轉產防護服)，最後在2月10日前後，逐步填平防護物資供應缺口，這個對於工業產能的時間段考驗，雖然未能立即就滿足供應要求，但成績尚可。當今世界，實際上除了中國之外，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夠短期做到這一點，這個方面的表現也一樣不反應官府説的制度自信，而是直接取決於相關製造業基礎與規模。但此前，媒體已經藉此大好機會，徹底黑了一波武漢紅會，紅會恐怕各種問題都有，但防護物資短缺確實不是他們的鍋。

　　事後回顧，武漢醫護人員感染人數過多——高達1700餘人，其關鍵原因在一級防護具不敷供應的那三個星期時間內，是否堅持醫院繼續開業和收治病人，若是，則感染數量大的結果近乎無法避免。按照武漢醫護人員大批感染的教訓，凡屬潛在感染者過多的城市與國家，應該全部醫護均着一級防護具上班，但這樣一來，短期內的供應缺口就會十分巨大。如果安排一個全球防護具供應能力提升比賽，中國肯定第一，這也不體現制度優勢，而是源於製造業產能的實際狀況。

　　短期暴漲的需求無法迅速被滿足，才是真問題所在。防護具短缺嚴重存在於一月底二月初，等到3月初的時候，就看到防護服產能過剩，產品滯銷的報道。醫療服務能力也是如此，最初階段嚴重不足，各種暴力提升的需要都納入考慮，2月3日第一個方艙投建，3月10日全部方艙醫院休艙，然後3月20日開始逐步撤出近6成的醫療隊，部分醫院逐步地退出發熱門診恢復常規病患救治業務。

　　今天回顧，武漢本地執行力長期提不起來，才是真問題和短板所在。切斷傳播路徑的封小區措施依賴第二生活物資供應渠道，這個差不多花了一個月建設才初步順暢起來。而控制傳染源的能力提升，則完全依賴全國徵調醫護力量支援湖北，2月8日開始“一省包一市”以暴力提升服務能力，也花了差不多一個月時間才彌補上服務能力相對患者數量的巨大缺口。等到醫療服務能力，真的提高到能夠應收盡收，疫情管控就走出了第一個階段了。在2月底基本上能夠應收盡收，此時才第一次真的能夠做到控制住傳染源了。

　　所以，真要找官場超人，可以超越或者填平一切服務能力缺口去解決所有問題的，那就只有一個：他日常蹲在北京的中南海，還應該是集體形象才對。

　　看起來，有關吹哨人的官場超人假設，純屬想當然，其唯一利用價值在於據以批判官場無能和失德。在現實世界中間，官場超人依據有效信息做出即時決策避免大部分惡果的假設，在任何地方都不能夠成立，不管是傳播途徑切斷減少初期感染者數量，還是短期內提升服務能力達到“應收盡收”以切斷傳染源，都是無法做到的。實際上，連那個減少醫護人員感染的小目標，也有待於提升防護具工業產能提升之後，才能夠避免，要不然就只能選擇醫院關門。不過，醫院關門不算是個好方法，美國等西方國家都沒有選，哪怕西班牙醫護感染近萬，依然沒有選擇關門。

　　三、民怨的焦點問題：抗疫期間的醫療服務能力缺口及其表現

　　在病毒傳播過程中間，武漢大爆發的大多數後果，可能是難於避免的，當然衞健委和官場的瀆職和濫權，使得武漢在應付這個病毒期間付出了過高代價。這主要也表現為體系服務能力缺口問題，集中體現在三個方面：病患過多，收治能力在一月底時期可能只及實際數量的幾分之一，導致大量病人窩在家裏，還往往發展為重症和危重症;二是醫院的技術條件和照護能力沒有跟上，一些重病號由此喪失了康復機會，這裏頭有部分客觀原因可以講例如裝備不足、醫護過度疲憊且由其他科室轉入缺乏經驗等，但病人沒有得到合理的醫療條件和照護水平的後果不會變;第三是執行能力提升緩慢，不管是控制傳染源還是切斷傳播途徑，都比較拖拉，到二月底才基本上把兩個方面的執行力條件預備好。這兩個條件一達到，特別是應收盡收一達到，疫情就算是初步管控住了。

　　此外，由於醫療服務能力不足，還帶來一個派生問題，武漢大批醫院先後轉為發熱門診收治新冠病人——最多時有44家醫院轉向，其他各類病人喪失了就醫機會，這個派生問題引發的次生傷害也不小。

　　方方等人的鼓譟，能夠吸引人，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吻合了“醫療服務可及性的迅速下降、服務水平下降幅度很大、很長時間無法彌合服務缺口”這三個方面的實際，但她的解釋是扭曲的——統統解釋為政府和醫院的冷血和不作為，或者憑空説成是貽誤時機所致。公知們的言論，選擇性遮蔽服務能力缺口的存在，同時遮蔽了可歸因於政府“執行力不足”方面也是一個階級問題——按照北大教授潘維的説法就是四十年來已經出現了嚴重的“爛根”和“國民黨化”了，這樣才會導致領導跟羣眾很長時間對接不上，導致切斷傳播途徑的進展很慢，如果單位制的熟人社會還普遍存在就肯定很不一樣了。同時，公知們也不承認醫療行業的利潤邏輯，事實妨礙着政府指令的通行和效果——醫院要等到宣佈財政保底之後才放棄治病先拿錢的慣例。而且，執行力還體現為無法進行病人分流，集中醫療資源優先滿足危重症患者救治，大批輕症患者湧入擠兑醫療資源帶來的後果也很嚴重，這也是醫患信任赤字巨大帶來的惡果。

　　如果僅僅就武漢抗疫期間的醫患關係檢驗，這樣我們會看到有三個層次的醫患關係存在：方艙醫院的醫患關係是最好的，因為輕症病人生活能夠自理，照護水平是否充足，不帶來差距;外地支援的醫療隊的照護水平高於本地醫護，這個原因也容易理解，大多醫療隊來自ICU和傳染科(據説全國ICU力量被徵調過來十分之一)，原本一貫就是要照護病人生活的，一個上海護士小姐姐説他喂重病號吃一個包子一碗稀飯花了一個多小時，這個別的科室轉過來的護士恐怕很難做到，她們平時都不照顧病人生活的，都是家屬照護;所以，醫患關係滿意度最差的，就是本地醫院轉科接診的醫院了。此外，醫療條件不足和照護水平不足，同樣帶來的嚴重影響，各醫院都收治了過多的病人，技術設備跟不上，該上呼吸機的沒有設備可用，甚至吸氧設備早期在一些改建醫院都很缺。除了醫護力量跟不上之外，還遭遇到個人能夠承擔的工作強度的下降——穿上一級防護服之後人的體能精神狀態都下降很多，估計能夠維持住平時七成工作量就很不錯了，這樣一來，對病人的要求，回應就不夠及時和周到。

　　這些不足，其中有些是難於避免的，但問題和後果都呈現為：服務不及時和不到位。方方們就是拿這一點做文章的。如果衞健委公開地講述這些方面的缺口的實存狀況，相信絕大多數民眾還是通情達理的，不會過多地怨天尤人，一些公知想要把民眾的怨氣帶偏就沒有那麼容易了，但衞健委堅決不説，打死也不説，這就助長了公知們的氣焰。

　　然後，最新的炒作是説排隊取骨灰盒，多少多少人失去了親人，這個也算是事實。但對於事實的解讀，卻埋伏和扭曲了很多。武漢市人口過千萬，按照人均壽命80歲計算，月病逝人口也會過萬，寒暑季節還是一年中間的死亡率高峯，新冠死亡人數只佔總數的極少一部分，當然還肯定有受新冠疫情影響就醫不及時而提前去世的。照説這個方面的數字沒有任何忌諱可言的，但也完全不予發佈，然後坐看公知們進行扭曲解釋和帶節奏，所以，很多“慣常”沉默的背後，説明內部很多怪異之處。

　　方主席一類的公知言説，説白了，就是代表錢家要放火燒了趙家的房子(因為趙家已經被他們徹底蛀空了)，然後利用一切機會見縫下蛆給趙家拉仇恨，趙家裏面身在曹營心在漢的人恐怕也不少，除了瀆職濫權不幹正事的人之外，明裏暗裏幫助和縱容方主席的人，看來也不會少。

　　四、抗疫決策與官民互動效果考察

　　武漢封城舉措，才是真正具備了“吹哨人”特徵的短期最大化效果，在看到了中央下了武漢封城這樣的最高決心之後，各地官員相當於被解除了全部政治上的後顧之憂——肯定再怎麼做都不會錯的，同時武漢的嚴峻形勢也最大化了官員們內心的重視程度，兩者結合，就敢於採取最尖端措施，放手進行本地防控，基本上到了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這個才算是吹哨人的應有效果——最大化行動能力，蘇浙滬尤其明顯。

　　我早期看到外地的一些措施還認為有點過火——湖北特別是武漢牌號車輛一下高速就被管制住，還有位貨車師傅抱怨説他的車到處都不讓出高速，這都還是在春節假期間，除掉這些不足與過火，最後證明各地的控制效果也都還可以的。

　　推測武漢的實際感染病例數字有一個先升後降的過程，2月12日的突增並非實際如此

　　這樣一來，全國範圍內就出現了一個巨大的落差和對照：武漢市的疫情非常嚴峻並逐日惡化，大量患者無法收治，窩在家裏造成聚集感染，患者數量天天增加，部分人由輕症向重症發展，越來越超過服務能力。但是在湖北以外地區的控制效果，卻短期內就最大化了，在封城令下達第12天，外省新增病例數就開始反轉並迅速下降，故能夠放心抽調各地醫療隊馳援湖北和武漢。

　　之所以等到2月8日開始大力執行“一省包一市”，除了春節假期隔斷和延誤之外，也兼顧了外地防控效果的初步觀察結論——各地大體上步入可防可控的狀態之後，開始相對放心地大力抽調醫護力量出援湖北。23日武漢封城到2月8日開始“一省包一市”，期間間隔了16天，恰好是一個隔離週期(14天)多點。

　　封城決策確實有效，但牽涉巨大，決心並不容易下，實際上也有許多公知大腕在明裏暗裏攻訐。所以，這個決策方面其實也存在着兩難困境：如果不是疫情嚴重到了一定程度，最高決策介入就缺乏依據，但到了具有足夠依據啓動最高決策那個時候，介入就在時間上就肯定相對拖後。

　　從決策角度看，封城令很關鍵，解除或者集中了政治場域的風險於頂層，最大化了官場的執行力，造成了最小化外地感染的結局，湖北之外地區迅速達到可防可控狀態，才是能夠集中全國力量救治湖北疫區的先決條件。此中，中央政府的主動性大於地方，地方政府主動性大於醫療體系。

　　對照而言，意大利倫巴第地區封鎖令失敗了，結果疫情蔓延到了全國，要不然就不會今天這麼慘了，要是更早些動手且得到民眾配合而成功，那他們也有能力集結全國醫護力量，去打救倫巴第一個地區的。意大利封鎖令失敗的關鍵，就是缺乏民眾的自覺配合。所以，封城令除了在行政體系起作用之外，還有一個附帶的巨大宣傳效果——藉此把民眾心目中間的警戒水平提升到最高限度，然後求得民眾的主動配合與支持。

　　所以，中國封鎖令成功的關鍵，是得到了全國民眾的主動配合，故封鎖令的執行效果極好，要是西方民眾那種“吊兒郎當”的狀況，恐怕也很難達成目前這個相對好的結局。從這個地方看，中國的優勢最主要是個人性的——主要也是源於基礎平台的特點，大多數民眾都服膺於科學防疫要求，市民的自覺配合宅家和出門戴口罩——不僅是保護自己也服務於護佑他人，這個與西方人一比較，差距就格外顯眼。

　　同時，中國的醫護人員不管是否真心自願，只要是沒有逃避到疫區支援，就已經很不錯了，等同於輪到他們上戰場的時候，都沒有逃避，所以才能把一場疫情控制戰役打到了今天這個結果，這個應該高度肯定。岳飛説過“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怕死”，這個近似於上戰場，確實有很高風險，但他們沒有選擇逃避。

　　孔夫子還説過“臨財毋苟得臨難毋苟免”，確實大多數醫護人員做到了，等到他們自己應該擔負起來的時候，擔當都還是不錯的。雖然平時醫患關係不佳，整個醫護隊伍通過武漢戰役的檢驗，還是得到民眾信賴和肯定的，這説明是異化的醫改方向製造了醫患對立——不是人的問題而是惡劣體制的問題，這一點發現也很重要，現在迫切需要思考：如何才能夠逐步撤除錯誤醫改方向塑造的、在醫患之間製造無窮對立的異化醫療體制。

　　五、國際比較的一些顯而易見的結果

　　武漢疫情初期是否可控，其內在機制並不複雜，尤其是控制傳染源和切斷傳播途徑的種種措施，均在人們日常經驗和常識範圍內，只要認真思考就能夠做出相對靠譜的判斷。但是，相當多的人，特別是一些自視甚高的知識人，卻拒絕運用頭腦思考這個嚴肅的具體問題。

　　在相信和吹噓吹哨人的背後，是隱蔽召喚出一個官場超人形象——這個超人能夠就一個很有限的信息做出正確決策，避免後續大部分惡果。問題是，這個超人可能在現實中間存在嗎?知識精英號稱一個民族的頭腦，但恰好中國的這一批知識人的慣常選擇是：拒絕運用他們的頭腦。此種狀況的大面積存在，確實意味着整個兒的官場也好不到哪裏去了——畢竟官場成員都是從教育“生產線”上“透過機械複製程序”下來的產品，不可能完全擺脱學校塑造的缺陷或特點。

　　事後回顧，不管是疫情初起的控制傳染源和阻斷傳播途徑，都很難在現實中間實現，吹哨人假設的官場超人在現實中間不可能出現。除了封城與封小區這個極端選擇之外，民眾中間感染擴大的路徑很難阻斷，但要成功做到封小區，所花時間今天去做也不會更少(武漢花了差不多一個月時間才建立起網格生活物資供應渠道然後實現封小區)。哨聲一響，效果立見的可能性，在現實中間並不存在，現實中間能夠起作用的，就只有各種人力物力資源調度方案及其在何種程度上能夠達成預期效果。

　　不要説全面阻斷民眾中間的隱秘傳播路徑，就算是武漢醫護人員感染人數過多——高達1700餘人——這個更小的具體問題，現實中間也沒有太好的答案。其關鍵原因在一級防護具不敷供應的那三個星期時間內，是否堅持醫院繼續開業和收治病人，若是，則感染數量大的結果，就近乎無法避免。按照武漢醫護人員大批被感染的教訓，凡屬潛在感染者過多的城市與國家，全部醫護均應該着一級防護具上班，但這樣一來，短期內的供應缺口就會十分巨大，持續多長時間不敷供應，反映的是一個國家的工業產能提升速度。如果就此安排一個全球供應能力提升比賽，中國差不多花了三星期填平缺口，這個成績肯定全球第一，但這也不體現制度優勢，而是源於製造業產能全球第一的現實。

　　現在美國也做了同樣的選擇——強硬要求醫護人員在缺乏合適防護具條件下上班，估計醫護感染數字肯定會大於中國，持續時間也會更長。這其實都是同一個選擇：沒有一級防護具醫院要不要關門?不選擇關門，就會出現大量被感染的後果。西班牙不是醫護感染近萬嗎?這個數字還在天天擴大，肯定還會持續更長時間，這中間沒有任何別的原因，他們的製造業基礎遠不及中國。

　　説到最後，不加思考的地胡噴，説到底還是人品決定的，無關立場左右，通情達理的正派人不會過分去糾結某個具體的“岔子”不放，拒絕觀察全局和進行合理對照，再給出全面的評判。而總是揪住“岔子”不放的人，多半也會同時拒絕運用頭腦思考問題。在這個方面，泛左翼的表現遠好於右翼公知羣體，這並非簡單意味着立場優勝，而是平均人品得分領先。

　　而死抱住官場超人形象不放，振振有詞地批判別人或者官府的人，其實不過是一幫子試圖道貌岸然地裝一把正義的噴子而已;在較為隱秘的內心裏，還偷偷給自己發放了一塊智慧無雙的獎牌——我發現了一個原本可以避免重大損失的高招，我是多麼的不同尋常啊!無論是道義地位裝叉，還是假裝高明，都是一種隱秘的沙文主義心理作怪而拒絕運用頭腦。

　　説白了，這種死抱住官場超人形象説話的知識人，不過是潛意識裏自己給自己構建道義高位和智慧高位而已，體現的恰恰不是他媽的額道義和智慧，而是羣體性的異化——他們已經異化到了拒絕運用頭腦的高度了。在這些人異化的頭腦裏，信息和正確決策，自身就足以決定一切了，似乎精神直接就能夠干預物質世界了，現實中間的人力物力資源調度和運用的實際可能，似乎變得可有可無了。這隻有傳説中間的神仙，才真的可以免於物質世界的約束，可以呼風喚雨撒豆成兵，無需思考物質世界的執行力或者產能缺口問題。

　　説到最後，那些吹噓吹哨人的知識人，實際上還沒有準備好如何去思考物質世界的問題解決方案，甚至還沒有真正具備在現實世界提煉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此種浮誇的風氣在知識界裏大範圍存在，才會製造出此種毫無頭腦和毫無節制的輿論風潮。在這個風潮的反面，也揭示出官學兩界的實際能力到底咋樣了——他們都是同一個教育體系和同一個教師羣體教出來的學生，眼高手低且滿嘴胡噴的是絕大多數，官場也不見得更少只是表現機會沒有學界多罷了，這才使得整個抗疫成本沒有下降到合理程度。

　　不是官場不存在問題，但問題不是吹哨人狂歡指出的那一個問題，而是反過來，愚蠢的吹哨人狂歡才真問題所在——是知識人頭腦無能這一實存狀況的自我呈現，這個狀況也或多或少地存在於官場和醫管與疾控中心等相關機構中間。這才是解決問題能力不足的深層次原因所在——一事當前不是務實地去解決問題，而是先想着表現一把自己順便撈點私利，知識人的吹哨人狂歡(秀無腦的正義感)，疾控中心的專家們趕着發英文文章，官場秀政績秀能力或者報喜不報憂，就是很少人關注如何認真解決真問題。

　　官場是存在着嚴重的投機或者機會主義的，醫管體系和疾控體系同樣如此，但是相比較鼓譟起吹哨人狂歡的媒體和學界而言，前兩者的機會主義遠沒有那麼嚴重和露骨。

　　依據老田的判斷，鼓譟出吹哨人輿論風潮的媒體和學界，才是全中國投機性最強最頑固的羣體，沒有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