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文章之關於斯大林問題_風聞

關於斯大林問題

二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

　人民日報編輯部

　紅旗雜誌編輯部

（一九六三年九月十三日）

　　斯大林問題，是一個世界範圍內的大問題，曾經引起了世界各國一切階級的反響，至今還在議論紛紛。各個不同的階級，代表各個不同階級的政黨或政治派別，意見不同。估計在本世紀內，這個問題還不可能作出定論。但是，在國際工人階級和革命人民範圍之內，多數人的意見其實是相同的，他們不贊成全盤否定斯大林，而且越來越懷念斯大林。就是在蘇聯，也是如此。我們同蘇共領導人的爭論，是同一部分人的爭論。我們希望説服這一部分人，以利於推進革命事業。這就是我們寫這篇文章的目的。

　　中國共產黨一向認為，赫魯曉夫同志利用所謂“反對個人迷信”，全盤否定斯大林，是完全錯誤的，是別有用心的。

　　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信件指出，所謂“反對個人迷信”，是違反列寧關於領袖、政黨、階級、羣眾之間的相互關係的完整學説的，是破壞黨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則的。

　　蘇共中央公開信對我們提出的原則性的論據，避而不答，只是給中國共產黨人扣上了什麼“個人迷信維護者和斯大林錯誤思想的傳播者”的帽子。

　　列寧在反對孟什維克的時候説過：“不回答論敵的原則性的論據，硬給論敵扣上‘激動’的帽子，這不是爭論，而是謾罵”。蘇共中央公開信的態度同孟什維克的態度是一模一樣的。

　　儘管蘇共中央公開信用謾罵來代替爭論，我們卻要用原則性的論據，用大量的事實，來回答蘇共中央公開信。

　　偉大的蘇聯是世界上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這個無產階級專政國家的黨和政府的主要領導人，起初是列寧，在列寧逝世以後，是斯大林。斯大林，在列寧逝世以後，他不僅是蘇聯黨和政府的領導人，而且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公認的領袖。

　　從十月革命開始的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歷史，到現在只有四十六年。斯大林作為這個國家的主要領導人，近三十年之久。無論從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上説，或者從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上説，斯大林一生的活動，都佔有極為重要的地位。

　　中國共產黨一貫認為，怎樣認識和對待斯大林的問題，不只是對斯大林的個人評價問題，更重要的是，怎樣總結列寧逝世以後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的問題，怎樣總結列寧逝世以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經驗的問題。

　　赫魯曉夫同志在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全盤否定了斯大林，對於這樣一個關係到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原則問題，事前不同兄弟黨商量，事後又要強迫兄弟黨接受既成事實。如果誰對斯大林的評價和蘇共領導不同，誰就不僅被認為是“維護個人迷信”，而且是“干涉”蘇共的內部事務。可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認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國家的歷史經驗的國際意義，不能否認斯大林曾經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領導人的這一歷史事實，因而也就不能否認，對斯大林的評價問題，是關係到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共同的重大原則問題。蘇共領導人有什麼理由禁止其他兄弟黨對斯大林提出實事求是的分析和評價呢？

　　中國共產黨歷來認為，必須用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按照歷史的本來面目，全面地、客觀地、科學地分析斯大林的功績和錯誤；而不應當用歷史唯心主義的方法，任意歪曲和篡改歷史，主觀地、粗暴地全盤否定斯大林。

　　中國共產黨歷來認為，斯大林是有過一些錯誤的。這些錯誤，有思想認識的根源，也有社會歷史的根源。如果站在正確的立場，採取正確的方法，批判斯大林確實犯過的錯誤，而不是憑空加給他的所謂錯誤，是必要的。但是，我們歷來反對採取錯誤的立場、錯誤的方法，對斯大林進行不正確的批評。

　　斯大林，當列寧在世的時候，他曾經為反對沙皇制度和傳播馬克思主義進行了鬥爭；在參加了以列寧為首的布爾什維克黨中央的領導以後，曾經為準備一九一七年革命進行了鬥爭；在十月革命以後，曾經為保衞無產階級革命的成果進行了鬥爭。

　　斯大林，在列寧逝世以後，他領導蘇聯共產黨和蘇聯人民，同國內外的一切敵人進行了堅決的鬥爭，保衞了並且鞏固了世界上的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

　　斯大林，他領導蘇聯共產黨和蘇聯人民，在國內堅持了社會主義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的路線，取得了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成就。

　　斯大林，他領導蘇聯共產黨、蘇聯人民和蘇聯軍隊，進行了艱苦卓絕的戰鬥，取得了反法西斯戰爭的偉大勝利。

　　斯大林，他在反對各種機會主義的鬥爭中，在反對列寧主義的敵人托洛茨基分子、季諾維也夫分子、布哈林分子和其他資產階級代理人的鬥爭中，捍衞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

　　斯大林，他的一系列理論著作，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不朽文獻，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斯大林，他領導的蘇聯黨和政府，從總的方面來説，實行了符合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對外政策，對世界各國人民的革命鬥爭、包括中國人民的革命鬥爭，給了巨大的援助。

　　斯大林，他站在歷史潮流的最前面指導鬥爭，是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的不可調和的敵人。

　　斯大林的活動，是同偉大的蘇聯共產黨和偉大的蘇聯人民的鬥爭緊密結合在一起的，是同全世界人民的革命鬥爭分不開的。

　　斯大林的一生，是一個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的一生，是一個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的一生。

　　斯大林，作為一個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和無產階級革命家，在他為蘇聯人民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建立功勳的同時，也的確犯了一些錯誤。斯大林的錯誤，有些是原則性的錯誤，有些是具體工作中的錯誤；有些是可以避免的錯誤，有些是在無產階級專政沒有先例的情況下難以避免的錯誤。

　　斯大林的思想方法，在一些問題上，離開了辯證唯物主義，陷入了形而上學和主觀主義，因而有時脱離了實際情況，脱離了羣眾。他在黨內和黨外的鬥爭中，有的時候，有的問題上，混淆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這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和處理這兩類矛盾的不同方法。他領導的肅清反革命的工作，正確地懲辦了很多必須懲辦的反革命分子，但是也錯判了一些好人，在一九三七年和一九三八年，曾經造成過肅反擴大化的錯誤。他在黨和國家組織中，沒有充分地實行或者部分地違反了無產階級的民主集中制。他在處理兄弟黨和兄弟國家的關係方面，也犯過一些錯誤。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他也出過一些錯誤的主意。這些錯誤，給蘇聯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造成了一些損失。

　　斯大林一生的功績和錯誤，是歷史的客觀存在。斯大林的功績同他的錯誤比較起來，是功大過小的。他的主要方面是正確的，錯誤是第二位的。每一個正直的、尊重歷史的共產黨人，總結斯大林的全部思想和工作的時候，一定會首先看到斯大林的主要方面。因此，在正確地認識、批判和克服斯大林的錯誤的同時，必須保衞斯大林一生的主要方面，保衞他所捍衞過和發展了的馬克思列寧主義。

　　對於斯大林的只佔第二位的一些錯誤方面，應當作為歷史教訓，使蘇聯共產黨人和各國共產黨人引以為戒，不再重犯，或者少犯一些，這也是有益的。正、反兩面的歷史經驗，只要是總結得正確，合乎歷史實際，而不加以任何歪曲，對於一切共產黨人，都是有益的。

　　列寧曾經不止一次地指出，馬克思主義者對於有些雖然犯過錯誤但仍不失為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如倍倍爾、盧森堡等人所採取的態度，同第二國際修正主義者完全不同。馬克思主義者並不掩飾倍倍爾、盧森堡等人的錯誤，而是通過他們的錯誤例子，“學會避免這些錯誤，應當符合革命馬克思主義的更嚴格的要求”。與此相反，修正主義者對倍倍爾、盧森堡的錯誤，只是“幸災樂禍”、“歡喜若狂”。為此，列寧引用了俄國的一個寓言諷刺修正主義者説，“鷹有時比雞還飛得低，但雞永遠不能飛得像鷹那樣高”。倍倍爾、盧森堡是“偉大的共產黨人”，雖然他們犯過錯誤，但他們始終是“鷹”，而修正主義者，則是“工人運動後院糞堆裏”的一羣“雞”。

　　倍倍爾、盧森堡等人在歷史上所起的作用，遠不能同斯大林相比。斯大林是一個歷史時代的無產階級專政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偉大的領導人，對他的評價，應當更加慎重些。

　　蘇共領導人指責中國共產黨為斯大林“辯護”。是的，我們是要為斯大林辯護。在赫魯曉夫歪曲歷史、全盤否定斯大林的情況下，為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利益，我們理所當然、義不容辭地要起來為斯大林辯護。

　　中國共產黨為斯大林辯護，是為斯大林的正確方面辯護，是為十月革命創造出來的世界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國家的光榮鬥爭歷史辯護，是為蘇聯共產黨的光榮鬥爭歷史辯護，是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在全世界勞動人民中的聲譽辯護。一句話，是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實踐辯護。不僅中國共產黨人要這樣做，一切忠實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共產黨人，一切堅決革命的人，一切正直的人，也都已經或者正在這樣做。

　　我們為斯大林辯護，並不是為他的錯誤辯護。對於斯大林的一些錯誤，中國共產黨人是早有切身體會的。中國共產黨在歷史上曾經犯過“左”傾和右傾機會主義的路線錯誤。這些錯誤，從國際方面的原因來説，有幾次就是在斯大林的某些錯誤的影響下產生的。早在二十年代末期和整個三十年代，隨後又在四十年代的初期和中期，以毛澤東同志和劉少奇同志為代表的中國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就在抵制斯大林的某些錯誤的影響，並且逐步克服了“左”傾和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路線，終於把中國革命引導到勝利。

　　但是，由於斯大林的一些錯誤主張，是被某些中國同志所接受和實行的，中國人自己應當負責，所以我們党進行的反對“左”傾和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從來只限於批評我們自己的犯了錯誤的那些同志，而沒有把責任推到斯大林身上。我們進行批評的目的，是為了分清是非，接受教訓，推進革命事業。對於犯錯誤的同志，只要改了就好了。如果他們不改，也可以等待他們在實踐經驗中逐步覺悟過來，只要他們不組織秘密集團，暗中進行破壞活動。我們採取的方法是黨內的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正常方法，是從團結的願望出發，經過批評或鬥爭，在新的基礎上達到新的團結，因而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我們認為，這是人民內部的矛盾，不是敵我矛盾，所以應當採取這樣的方法來處理。

　　赫魯曉夫同志和蘇共其他某些領導人，從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以來，對斯大林採取了一種什麼態度呢？

　　他們不是對斯大林一生的活動進行歷史的、科學的全面分析，而是不分是非，全盤否定；

　　他們不是用對待同志的態度對待斯大林，而是用對待敵人的態度對待斯大林；

　　他們不是採取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總結經驗教訓，而是把一切錯誤都推到斯大林身上，或者把任意編造的所謂“錯誤”硬栽到斯大林身上；

　　他們不是擺事實，講道理，而是用煽動的、蠱惑人心的語言，對斯大林進行人身攻擊。

　　赫魯曉夫咒罵斯大林是“兇手”、“刑事犯”、“強盜”、“賭棍”、“伊凡雷帝式的暴君”、“俄國曆史上最大的獨裁者”、“混蛋”、“白痴”，等等。當我們不得不列舉這些污穢的、下流的惡言毒語的時候，我們實在擔心弄髒自己的紙筆。

　　赫魯曉夫咒罵斯大林是“俄國曆史上最大的獨裁者”。這豈不是等於説，蘇聯人民在長達三十年之久的一段時期內，不是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生活，而是在“俄國曆史上最大的獨裁者”的“暴政”下生活的嗎？偉大的蘇聯人民和全世界革命人民絕對不能同意這種誣衊！

　　赫魯曉夫咒罵斯大林是“伊凡雷帝式的暴君”。這豈不是等於説，偉大的蘇聯共產黨和蘇聯人民在三十年內向全世界人民提供的經驗，不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經驗，而是在封建主義“暴君”統治下的經驗嗎？偉大的蘇聯人民、蘇聯共產黨人、全世界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絕對不能同意這種誣衊！

　　赫魯曉夫咒罵斯大林是“強盜”。這豈不是等於説，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曾經在一個長時期內，是以一個“強盜”為首的國家嗎？偉大的蘇聯人民和全世界革命人民絕對不能同意這種誣衊！

　　赫魯曉夫咒罵斯大林是“混蛋”。這豈不是等於説，在過去幾十年中進行着英勇革命鬥爭的蘇聯共產黨曾經是以一個“混蛋”為其領袖的政黨嗎？蘇聯共產黨人和全世界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絕對不能同意這種誣衊！

　　赫魯曉夫咒罵斯大林是“白痴”。這豈不是等於説，取得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的偉大蘇聯軍隊，曾經是以一個“白痴”為其最高統帥的軍隊嗎？光榮的蘇軍將士和全世界一切反法西斯的戰士絕對不能同意這種誣衊！

　　赫魯曉夫咒罵斯大林是“兇手”。這豈不是等於説，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在幾十年內竟然把“兇手”作為自己的導師嗎？全世界的共產黨人，包括蘇聯共產黨人在內，絕對不能同意這種誣衊！

　　赫魯曉夫咒罵斯大林是“賭棍”。這豈不是等於説，各國革命人民在反對帝國主義和反動派的鬥爭中，曾經是以一個“賭棍”作為自己的旗手嗎？全世界各國革命人民，包括蘇聯人民在內，絕對不能同意這種誣衊！

　　赫魯曉夫這樣咒罵斯大林，是對偉大的蘇聯人民的莫大污辱，是對蘇聯共產黨的莫大污辱，是對蘇聯軍隊的莫大污辱，是對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制度的莫大污辱，是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莫大污辱，是對全世界革命人民的莫大污辱，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莫大污辱。

　　在斯大林領導時期也曾參與黨和國家的領導的赫魯曉夫，現在這樣捶胸拍案、聲嘶力竭地咒罵斯大林，究竟是把自己放在一個什麼樣的地位上呢？是把自己放在“兇手”、“強盜”的同謀者的地位上呢？還是放在“混蛋”、“白痴”一類人的地位上呢？

　　赫魯曉夫這樣咒罵斯大林，同帝國主義者、各國反動派和共產主義的叛徒對斯大林的咒罵有什麼不同呢？為什麼對斯大林有這麼深的刻骨的仇恨呢？為什麼要採取比對待敵人更加兇惡的態度來攻擊他呢？

　　赫魯曉夫反對斯大林，實際上是瘋狂地反對蘇維埃制度，反對蘇維埃國家。在這方面，他所使用的語言，比起考茨基、托洛茨基、鐵托和德熱拉斯等叛徒，都毫無遜色，甚至有過之無不及。

　　人們正是應當用蘇共中央公開信中的一段話來質問赫魯曉夫：“對偉大列寧的黨，對社會主義的祖國，對在世界上首先完成了社會主義革命、在同國際帝國主義和國內反革命的極殘酷搏鬥中捍衞了它的偉大成果、在建設共產主義的鬥爭中表現出英雄氣魄和忘我精神的奇蹟、對全世界勞動人民誠實地履行着自己的國際義務的人民，怎麼能説得出這種話”！

　　列寧在《謾罵的政治意義》一文中説：“政治上的謾罵往往掩蓋着謾罵者的毫無思想原則、束手無策、軟弱無力、惱人的軟弱無力。”那些時時刻刻都感覺到斯大林的陰魂在威脅着他們的蘇共領導人，不就是用謾罵斯大林來掩蓋自己的毫無原則、束手無策和惱人的軟弱無力嗎？

　　絕大多數蘇聯人，不贊成這樣謾罵斯大林。他們越來越懷念斯大林。蘇共領導人嚴重地脱離了羣眾。他們時時刻刻感覺到斯大林的陰魂不散，在威脅着他們，其實是廣大人民羣眾對於全盤否定斯大林表示非常不滿意。赫魯曉夫在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所作的全盤否定斯大林的秘密報告，至今不敢拿出來同蘇聯人民和整個社會主義陣營各國人民見面，其原因就在於這個報告是一個見不得人的報告，是一個嚴重脱離羣眾的報告。

　　特別值得人們注意的是，蘇共領導人在百般咒罵斯大林的同時，卻對艾森豪威爾、肯尼迪之流“表示尊重和信任”！咒罵斯大林是“伊凡雷帝式的暴君”、“俄國曆史上最大的獨裁者”，卻恭維艾森豪威爾和肯尼迪都“得到絕大多數美國人民的支持”！咒罵斯大林是“白痴”，卻歌頌艾森豪威爾和肯尼迪“明智”！一面對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無產階級革命家、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領袖口誅筆伐，一面對帝國主義的頭子頌揚備至，這種現象難道是偶然地聯繫在一起，而不是背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必然邏輯嗎？

　　赫魯曉夫如果不健忘，就應該記得，正是他自己，一九三七年一月在莫斯科召集的一次羣眾大會上，曾經正確地譴責那些攻擊斯大林的人説：“他們攻擊斯大林同志就是攻擊我們全體，攻擊工人階級，攻擊勞動人民！他們攻擊斯大林同志就是攻擊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學説！”正是他自己，多次地歌頌斯大林是“偉大列寧的親密朋友和戰友”，“人類最偉大的天才、導師和領袖”，“偉大的常勝元帥”，“人民真誠的朋友”，“自己生身的父親”。

　　人們如果把赫魯曉夫在斯大林活着的時候講的話，同他在斯大林逝世以後講的話對照一下，就會看到，他對斯大林的評價來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

　　赫魯曉夫如果不健忘，當然應該記得，在斯大林領導時期，正是他自己，特別積極地支持和執行當時的肅反政策。

　　赫魯曉夫在一九三七年六月六日莫斯科州第五次黨代表會議上説：“我們黨一定毫不容情地粉碎叛徒匪幫，把整個托洛茨基——右派集團從地面上消除掉。……這一點的保證就是我們黨中央委員會的堅定領導，我們的領袖斯大林同志的堅定領導。……我們將一個也不留地全部消滅敵人，要焚屍揚灰。”

　　赫魯曉夫在一九三八年六月八日基輔州第四次黨代表會議上説：“雅基爾分子、巴利茨基分子、柳比奇分子、查東斯基分子和其他壞分子想把波蘭地主引進烏克蘭來，想把德國法西斯分子、地主和資本家引到這裏來。……我們消滅了相當多的敵人，但還沒有消滅所有的敵人。因此必須提高警惕。我們應當牢牢記住斯大林同志的話：只要資本主義包圍還存在，敵人就會派遣間諜和破壞分子到我們這裏來。”

　　在斯大林領導時期，曾經參與了黨和國家的領導的赫魯曉夫，曾經積極支持和堅決執行了當時肅反政策的赫魯曉夫，為什麼把斯大林領導時期的一切都全盤否定，並且把一切錯誤都推給斯大林一人，而把自己洗刷得一乾二淨呢？

　　斯大林做錯了事，是能夠做自我批評的。例如，他對中國革命曾經出過一些錯誤的主意，在中國革命勝利以後，他承認了自己的錯誤。對於清黨工作中的一些錯誤，斯大林在一九三九年聯共第十八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中，也是承認了的。而赫魯曉夫呢？他根本不知道什麼叫作自我批評，他只知道把一切錯誤推給別人，把一切功勞歸於自己。

　　赫魯曉夫的這些醜惡的行為，發生在現代修正主義氾濫的時期，並不奇怪。正如列寧在一九一五年批評第二國際修正主義者背棄馬克思主義的行為時所説：“在講過的話可以忘記、原則性可以喪失、世界觀可以拋棄、決議和莊嚴的諾言可以扔到一邊的今天，發生這種事情是不足為奇的。”

　　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以來的一系列事件充分證明，由於蘇共領導全盤否定斯大林，已經招致了何等嚴重的惡果。

　　全盤否定斯大林，為帝國主義和各國反動派提供了求之不得的反蘇反共的彈藥。就在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閉幕以後，帝國主義利用赫魯曉夫反斯大林的秘密報告，在全世界掀起了一次大規模的反蘇、反共的浪潮。帝國主義、各國反動派、鐵托集團和各色各樣的機會主義者，都乘機向蘇聯進攻，向社會主義陣營進攻，向各國共產黨進攻，使許多兄弟黨、兄弟國家處於嚴重困難的境地。

　　蘇共領導反斯大林的狂熱運動，使早已成為政治殭屍的托洛茨基分子死灰復燃，叫囂要為托洛茨基“恢復名譽”。在蘇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會閉幕的時候，一九六一年十一月，所謂第四國際的國際書記處，在《致蘇共二十二大及新的中央委員會的信》中説，托洛茨基在一九三七年就説過，將來要“為受斯大林陷害者樹立紀念碑”，“今天這一預言實現了。在你們的代表大會上，你們黨的第一書記作了諾言將樹立這個紀念碑。”這封信特別要求把托洛茨基的名字“用金字刻在為受斯大林陷害者樹立的紀念碑上”。托洛茨基分子毫不掩飾自己內心的喜悦，他們認為，蘇共領導的反斯大林運動，“為托洛茨基主義打開了門户”，“將大大有利於托洛茨基主義及其組織——第四國際的進展”。

　　蘇共領導全盤否定斯大林，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

　　斯大林是在一九五三年逝世的，三年以後，蘇共領導在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大反斯大林；八年以後，蘇共領導在蘇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會上，又一次大反斯大林，並且搬屍焚屍。蘇共領導這樣一而再、再而三地大反斯大林，是為了掃除這個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在蘇聯人民和世界人民中不可磨滅的影響，也是為了否定斯大林曾經捍衞和發展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為他們全面推行修正主義路線開闢道路。蘇共領導的修正主義路線，正是從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開始，在蘇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會形成完整體系的。事情越來越清楚地證明，蘇共領導篡改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帝國主義的學説，關於戰爭與和平的學説，關於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説，關於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學説，關於無產階級政黨的學説等等，都是同他們全盤否定斯大林分不開的。

　　蘇共領導全盤否定斯大林，是在所謂“反對個人迷信”的幌子下進行的。

　　蘇共領導提出的所謂“反對個人迷信”，並不是像他們自己所宣揚的那樣，要恢復什麼“列寧主義的黨內生活準則和領導原則”。而是恰恰相反，違背了列寧關於領袖、政黨、階級、羣眾相互關係的學説，違背了黨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則。

　　馬克思列寧主義者認為，無產階級的革命政黨，要成為真正的無產階級的戰鬥司令部，就必須正確地處理領袖、政黨、階級、羣眾之間的相互關係，就必須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則組織起來。這樣的黨，要求有一個比較穩固的領導核心。這個領導核心，要由一批久經考驗的、善於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同革命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的領袖們組成。

　　無產階級政黨的領袖，不論是中央委員會委員，還是地方委員會委員，是在階級鬥爭中、在羣眾的革命運動中產生的，是對羣眾忠心耿耿，同羣眾有血肉聯繫的，是善於把羣眾的意見正確地集中起來和堅持下去的。這樣的領袖，是無產階級的真正代表。這樣的領袖，是羣眾公認的。一個無產階級的政黨有了這樣的領袖，是這個黨在政治上成熟的表現，是無產階級事業勝利的希望。

　　列寧説得完全正確：“在歷史上，任何一個階級，如果不推舉出自己善於組織運動和領導運動的政治領袖和先進代表，就不能取得統治地位。”他又説：“培養一批有經驗、有極高威信的黨的領袖，這是一件長期的艱苦的事情。但不這樣做，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的‘意志統一’，就會成為一句空話。”

　　中國共產黨歷來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人民羣眾和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的學説，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領袖、政黨、階級、羣眾相互關係的學説，堅持黨的民主集中制。我們歷來堅持集體領導，但是反對貶低領袖的作用。我們重視領袖的作用，但是反對對個人進行不符合實際的過分頌揚，反對誇大個人的作用。早在一九四九年，中共中央就根據毛澤東同志的提議，決定禁止給黨的領導者祝壽，禁止用黨的領導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企業的名字。

　　我們這些一貫的、正確的主張，同蘇共領導提出的所謂“反對個人迷信”，是根本不同的。事情越來越清楚，蘇共領導提出所謂“反對個人迷信”，並不是像他們自己所説的，是為了什麼發揚民主，實行集體領導，反對誇大個人的作用，而完全是別有用心的。

　　蘇共領導的所謂“反對個人迷信”的實質，究竟是什麼呢？

　　揭穿來説，無非是：

　　一、藉口所謂“反對個人迷信”，把黨的領袖斯大林同黨的組織、同無產階級、同人民羣眾對立起來；

　　二、藉口所謂“反對個人迷信”，醜化無產階級政黨，醜化無產階級專政，醜化社會主義制度；

　　三、藉口所謂“反對個人迷信”，抬高自己，打擊忠實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者，為修正主義的陰謀家篡奪黨和國家的領導開闢道路；

　　四、藉口所謂“反對個人迷信”，干涉兄弟黨、兄弟國家的內部事務，力圖按着自己的意願顛覆兄弟黨、兄弟國家的領導；

　　五、藉口所謂“反對個人迷信”，打擊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兄弟黨，分裂國際共產主義運動。

　　赫魯曉夫提出所謂“反對個人迷信”，是一個卑鄙的政治陰謀。這種人，正如馬克思所説的：“如果説他在理論上一竅不通，那末他在幹陰謀勾當方面卻是頗為能幹的。”

　　蘇共中央公開信説，他們“在揭露個人迷信並克服其後果的同時”，“高度評價”那些“享有應得的威望的活動家”。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説，蘇共領導在把斯大林踩在腳下的同時，卻把赫魯曉夫捧到天上。

　　他們把十月革命時還不是共產黨員的赫魯曉夫，把這個在國內戰爭時期的低級政治工作人員，吹捧成“紅軍的積極締造者”。

　　他們把蘇聯衞國戰爭中的決定性戰役的巨大功績完全歸功於赫魯曉夫，説什麼在斯大林格勒戰役中“十分經常地聽到赫魯曉夫的聲音”，赫魯曉夫是“斯大林格勒人的靈魂”。

　　他們把核武器和火箭技術的偉大成就，完全歸功於赫魯曉夫，説他是什麼“宇宙之父”。但是，誰都知道，蘇聯造成原子彈和氫彈，都是斯大林領導時期蘇聯科學技術人員和蘇聯人民的偉大成就。火箭技術也是在斯大林領導時期奠定基礎的。怎麼能夠把這些重要歷史事實一筆抹煞呢？怎麼能夠把一切功勞都歸於赫魯曉夫呢？

　　他們把修正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並且認為列寧主義已經過時的赫魯曉夫，吹捧為“創造性地發展和豐富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的光輝範例。”

　　蘇共領導在所謂“反對個人迷信”口號的掩飾下所作的這些事情，正如列寧所説，實際上是“把一些胡説八道、滿口謬論的新領袖拉出來代替那些對普通事物還能持常人見解的老領袖”。

　　蘇共中央公開信把我們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誣衊為“企圖把個人迷信時期盛行的那些制度、意識形態和道德以及領導的方式方法強加給其他黨”。這種説法，進一步地暴露了所謂“反對個人迷信”的荒誕無稽。

　　按照蘇共領導人的説法，蘇聯在十月革命結束了俄國資本主義時期以後，又出現了一個所謂“個人迷信時期”。這個時期的“社會制度”、“意識形態和道德”，似乎不是社會主義的。在這個時期裏，蘇聯勞動人民遭受了“沉重壓迫”，籠罩着“毒化人民生活的恐懼、懷疑和彷徨的氣氛”，蘇聯社會的發展遭受了阻礙。

　　赫魯曉夫一九六三年七月十九日在蘇匈友好大會上的講話中大講什麼斯大林的“恐怖”統治，説斯大林“是用斧頭維持自己的政權的”。他描繪當時的社會秩序説，“在那個時期，當一個人去上班的時候，常常不知道他能不能回來，能不能看到自己的妻子，能不能看到自己的兒女。”

　　蘇共領導所説的“個人迷信時期”，簡直是一種比封建主義時期、資本主義時期還要“可惡”、還要“野蠻”的社會。

　　按照蘇共領導的説法，由十月革命建立起來的無產階級專政、社會主義社會制度，幾十年來，並沒有解除了勞動人民所受的壓迫，並沒有加速了蘇聯社會的發展。只是在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進行了所謂“反對個人迷信”以後，才解除了勞動人民所受的“沉重壓迫”，才突然“加速了蘇聯社會的發展”。

　　赫魯曉夫説：“唉呀！斯大林如果早死十年，那多好啊！”人們知道，斯大林是一九五三年逝世的，如果早死十年，那正是蘇聯衞國戰爭開始反攻的一九四三年。在那個時候，盼望斯大林死去的是誰呢？希特勒！

　　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敵人，利用所謂“反對個人迷信”之類的口號，誹謗無產階級領袖、破壞無產階級事業的勾當，並不是什麼新鮮的玩藝，而是早已被人識破的卑鄙伎倆。

　　第一國際時代的陰謀家巴枯寧，曾經用這類口號咒罵過馬克思。起初，這個陰謀家為了騙取馬克思對他的信任，曾經寫信給馬克思説：“我是你的學生，而且我是以此為榮的”。後來，當他篡奪第一國際領導權的陰謀失敗之後，就咒罵馬克思説：“作為一個德國人和猶太人，他從頭頂到腳跟是一個權威主義者”，是一個“獨裁者”。

　　第二國際時代的叛徒考茨基，也曾經用這類口號咒罵過列寧。考茨基誹謗列寧“像一神教的神一樣”，説列寧把“馬克思主義不僅僅降到了一個國教的地位，而且是降到了中世紀或者東方迷信的地位”。

　　第三國際時代的叛徒托洛茨基，也同樣用這類口號咒罵斯大林。他説，斯大林是“專制君主”，“斯大林官僚創造了卑鄙的領袖崇拜，給領袖加上了神聖的品質”。

　　現代修正主義的鐵托集團，也利用這類口號來咒罵斯大林，説斯大林是“個人極權制度中”的“獨裁者”。

　　可見，蘇共領導提出的所謂“反對個人迷信”，是從巴枯寧、考茨基、托洛茨基、鐵托一脈相傳下來的，是他們用來反對無產階級領袖，破壞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

　　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的機會主義者們用詆譭否定不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赫魯曉夫用詆譭也否定不了斯大林。

　　列寧指出，特權地位並不能保證詆譭得到成功。

　　赫魯曉夫可以利用自己的特權地位，把斯大林的遺體從列寧墓中搬走，但是要想利用自己的特權地位，把斯大林的偉大形象從蘇聯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心目中搬走，那是永遠不會成功的。

　　赫魯曉夫可以利用自己的特權地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做這樣或那樣的篡改，但是要想利用自己的特權地位，把斯大林和全世界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所捍衞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打倒，那是永遠不會成功的。

　　我們勸告赫魯曉夫同志一句誠懇的話，希望你迷途知返，從完全錯誤的道路，回到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道路上來。

　　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偉大革命學説萬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