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劍濤 | 道義理想主義：中國外交的政治邏輯 （下）_風聞

**四、**就內政做外交：道義理想主義的擴展  

中國外交的內政邏輯主導，乃是受中國政黨-國家意識形態、傳統的道德理想主義所共同主導的貫通邏輯。其中，政黨-國家意識形態一直是起決定作用的因素，而傳統的道德理想主義一直髮揮的是輔助性作用。但在國家的實際運行中，中國的內政邏輯對外交的影響，受到理想定位與現實處境的兩種力量的交互影響。在國際社會中，中國相對弱小的時候，道義理想主義是為主調，現實主義是為輔調。在國家強大起來的時候，道義理想主義是底色，現實主義浮動在台面。之所以如此，從精神的內在原因上講，是因為中國還是建立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意識形態基礎上的“人民共和國”，國家的精神基礎決定了國家的政治方向，這完全是意料之中的事情。而從國家運行的實際狀態上講，在國家實力不強的時候，訴諸道義，自然是聚集國家力量的一種必然方式。即使這樣聚集起來的主要是精神力量，而不是物質力量。但比之於對國家力量完全失於動員的狀況，對國家的存續自然是具有絕頂重要意義的。況且在面對外交強國的時候，這種道義感讓“侵略者”西方國家心生愧疚感，讓中國富有道德底氣。而在中國強大起來的時候，訴諸道義，讓政黨-國家意識形態中設定的解放全人類的宏偉道德目標重新主導外交行動，就是題中應有之義。國家實力與國家確立的人類義務攜手，又為國家的外交行動注入了新的精神動力。

一般而言，外交是一個國家相對獨立的活動。這是因為，外交受國際政治、國際經濟、國際社會、國際文化等多重因素影響，因此，一個國家基於這個國家的內政邏輯，是很難順暢貫通到外交事務上的。外交是國家間的活動，因此，超出一國的主權範圍，或者説在主權邊際上展開運思和採取行動，乃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這對較為典型意義上的民族國家是足以成立的。但對中國來講，外交活動有着容易被人忽視的特殊性。這就是中國已經是超出一般民族國家意義的特殊國家，國家的建構有着十分濃厚的意識形態色彩，而且意識形態的理想主義指向又十分鮮明。這就讓接受其意識形態屬於“我們的”陣營、不接受或反對這一意識形態的便屬於“敵人的”陣營的“敵我”劃分，絕對主導着國家的外交活動。從戰略佈局上，這樣的影響體現在以意識形態認同劃分外交陣營，一旦在意識形態上趨同，不管國家間關係究竟有多麼久遠的歷史衝突，在地緣政治上兩國間具有多少潛在危險，在實際的經濟貿易往來中存在多少可欲利益，那都在所不計，勢成外交上值得深交的友好國家；一旦在意識形態上分野，不管國家間幾乎不存在歷史性衝突，無論地緣政治上多麼符合遠交近攻的古訓要求，不計國家間往來可以獲得或已經獲得多少利益，那都不予考慮，絕對屬於國家的敵人。即便不得不與後者不往來，也必須提高警惕性，並且在利益交往之外，保持中國的國家屬性認知和執政者長遠的使命意識。這是中國國家性質註定的國際思維。　　

這樣的外交思維，儘管直接得自內政，但也促成了中國簡單明快的國際關係認知。新中國成立之初，中國在國際政治場合都守持一種“非黑即白”的、確定敵我關係的進路。非黑即白的判斷，本來源於內政。因為革命處境中的敵友劃分，是革命勝敗的決定性因素。“誰是我們的朋友？誰是我們的敵人？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中國過去一切革命鬥爭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為不能團結真正的朋友，以攻擊真正的敵人。革命黨是羣眾的嚮導，在革命中未有革命黨領錯了路而革命不失敗的。我們的革命要有不領錯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團結我們的真正的朋友，以攻擊我們的真正的敵人。”〔15〕將這樣的思路擴展到外交上，非黑即白的敵我截然區分，便促成了毛澤東在建國之際確立外交方針時單一的陣營選擇，特別反對騎牆態度。“積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經驗，中國人不是倒向帝國主義一邊，就是倒向社會主義一邊，絕無例外。騎牆是不行的，第三條道路是沒有的。”〔16〕　

對一個剛剛建立的國家來講，由於長期處於被西方帝國主義強國欺凌的受辱境地，因此，對它們表現出強烈的憎恨之情，誠屬正常；反過來講，對那些表示同情、支持和援助中國革命與建國的國家，心存感激、寄願結盟，也符合常理。非黑即白的陣營選擇，對一個百廢待興、百業待舉的新生國家來講，可以實現少耗費國家資源就確立起自己的外交大局的目標。但這樣的判斷，因為深度切入國家肌體，因此一定會成為在中國長期發揮作用的深沉外交理念。人民共和國前三十年的外交事務，基本上是向蘇聯的“一邊倒”。從時間維度看，差別只是在於，在中蘇兩國關係修好的情況下，兩個國家是在意識形態、國家關係、經貿往來、國際互動諸方面的全面友好關係。在中蘇交惡之後，國家往來、經貿關係、國際互動明顯走向敵對。但讓人看到的一個特殊現象是，中國在意識形態上對蘇聯的深度認同，仍然頑強維持着。　　

觀察中國與西方發達國家的外交關係，情況就大為不同。由於西方列強在近代以來侵略中國、掠奪資源、壓制國權，因此是中國的兇惡敵人。這樣的敵人意結難以化解。試問何故？首先在於根深蒂固的政治意識形態對立。政治意識形態是政治行動的觀念基礎，人如此連接觀念與行動，國家也同樣如此。在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剛性劃分模式中，一系列對峙性的選項不容國家有絲毫的輕慢：國家主導與市場競爭、權力謀劃與個人自由、國家引領與社會自治、當下目光與長遠打算，兩相對峙的方案，只能決絕地選擇其中之一，絕對沒有妥協的餘地。社會主義誠然需要補發展生產力的課，不過絕對不是屈從於資本主義模式，而是為了夯實社會主義的物質基礎，為戰勝資本主義提供物質條件。社會主義經由強大的物質基礎與歷史發展規律的交互作用，在你死我活的競爭中的最終取勝，才有足夠的保障。這就讓人們能夠理解何以中國與西方國家的關係總是磕磕碰碰，難以成為真正盟友的深層緣由。　　

改革開放後，中國的政治思維與社會思維出現分流。國家權力判斷不再直接構成社會公眾判斷。因此，在國家運行的現象層次，表現出社會思維與行為的極大靈活性。但是反過來，我們一定要看到，社會公眾的判斷從來都無力主導國家的國際關係政策，更難以撼動中國的外交思維。對現代國家來講，外交政策是國家權力方面行使的，公眾輿論可以施加影響，但無以決定國家的外交政策。中國亦是如此。這讓中國外交的意識形態主導思維，就此具有持續發揮作用的可能。　

與此相關，中國外交承接革命時期必須確立的非黑即白、非此即彼、非左即右、你死我活的大思路，以簡馭繁，應對改革開放後的外交局面。從中國當代外交的歷史線索上看，在三個世界劃分的思路中，兩強主導世界的局面，讓中國雙線作戰，到後來明智地調整為聯美抗蘇政策，出現尼克松訪華為標誌的“1972轉向”。到蘇聯陣營崩潰後，中國認為世界出現了一強多極的國家局勢，因此着重處理中美外交關係。當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躋身世界前列以後，在歐洲內部紛亂的情況下，中國認為多極國際政治局勢，已經變為中美之間主導的世界格局，此時，中美國(Chimerica)概念爆紅，“中美共同體”論題不脛而走。但是這樣的國際局勢迅速出現變化。當中美貿易摩擦趨於緊張之際，中國外交思維本未鬆動的陣營意識，被輕易調動起來。在此時，國家層面儘量表現剋制，但社會公眾受制於傳統外交思維所表現出的“中美必有一戰”，不僅出現在微信、微博這樣的公眾言論空間中，也出現在社會精英人士的中美關係評論裏。更關鍵的是，中美對立的外交關係明顯引領中國當下的外交思量，足成呈現中國外交思維精神特質的標誌性事件。甚至在一些人的解讀中，中國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主張，實施的“一帶一路”倡議，都是為了應對美國的封殺而做出的戰略反應。“中美必有一戰”進一步引出中美誰能取勝的論題，將中美外交關係推向一個極富張力的境地。對中美爭勝做出的回答，到目前為止，可以被認為都是基於道義的答案：在國家方面，以中國堅持多邊主義、自由貿易、互利共贏而站到了比美國更高的道德位置上；在公眾眼裏，霸凌成性的美國必然輸掉中美之間的競爭，而德性至上的中國必然贏得中美競爭的勝局。中國崛起勢不可擋，美國衰落勢難避免。如果説國家方面保持了外交理智的話，社會公眾方面自覺或不自覺地受道義感誘導的外交思維特點，醒目展現在人們面前。　　

至少從中國社會公眾的角度看，“贏家通吃”的外交思維具有極大社會影響。這是革命年代敵我尖鋭對立情況下出現的一種思維定式。因為在敵我對立、你死我活的境況中，確實如毛澤東所説，很難設想第三條道路。打倒帝國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的革命的唯一正確性，是保證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走向勝利的前提條件。非此不足以提供給革命以足夠的精神動力。這樣的思路新中國成立以後，強勢切入執政思路。因此擴展為“一邊倒”和敢於鬥爭等外交理念，外交的競合關係，因此收縮為競爭關係，進而收縮為拒絕共存的你死我活關係。更讓人感嘆的是，由於道德理想主義的傳統價值引導，道義理想主義的革命理念支撐，勝之在我、敗之在人的外交意念，時時浮現在公眾的大腦中，這對中國外交總是以一種勝負手思維確定行動，發揮了明顯的塑造作用。

五、中國外交思維：道義現實主義或是道義理想主義

中國的國際行為遵循的是一種什麼樣的價值理念，抑或中國在外交活動中秉承着意什麼樣的精神宗旨？閻學通提出饒有新意的“道義現實主義”概念，以此定位中國的國際行為價值基準。道義現實主義關切的核心問題是“崛起國是如何取代現行世界主導國的地位的，即‘世界權力中心’轉移的原理。道義現實主義理論對於上述問題給出的核心解釋是：崛起國的成功在於其政治領導力強於現行世界主導國”。為此，他在國際理論上確證，國際行動中道義的可以是現實，現實的必須基於道義原則，中國古人所謂“以身作則”堪為佐證。一方面，道義現實主義認為，權力是國家利益的最主要部分，它是國家外交政策要實現的目標。這些利益包括政治、安全、經濟和文化四大類。在國際政治領域，領土主權、海洋權益、國際組織投票權、外空開發權是國家利益的主要指標。同時，實力是界定國家利益的基礎，也是實現國家利益的工具。實力由國家的物質與非物質力量構成，分為政治、文化、軍事和經濟四類。政治是操作性實力，其餘三者是資源性實力。在國際政治中，無論一個國家怎麼想捍衞權力、提升實力，都遵循着低層次上諸如遵守盟約、不斬使節、償還債務、禮遇首腦等道義標準，在高層次上以誠信、權威、信譽等道義認受確立國際領導權。循此思路，閻學通指出，在守成國與崛起國之間能否形成替代關係，關鍵在於在國際政治中秉持王道、霸道還是強權。“強權國遵循實力規範，即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原則；王權國遵循道義規範，即其行為符合當時道義規則；霸權國遵循雙重標準規範，即對盟友實行道義規範，對敵國實行叢林法則。”〔17〕顯然，在道義現實主義的理論視野中，中國傳統色彩甚濃的王道政治，正是符合其價值設定的國際領導權形式。　

在現代國際政治理論的脈絡中，閻學通所論是自洽的，也能夠得到國際政治的經驗支持。基於現實主義國際政治理論的自身脈絡，離析出現實主義的實力因素與道義因素，並且給予雙關性闡釋，確實將國際政治領導權更迭的理論內涵揭示了出來。霸道與強權，確實是無法贏得國際認同的領導進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尚書·洪範》）

王道的國際政治模式，才足以讓一個國家富有權威和認同地行使國際領導權。但在當代中國獨特的國際政治行動中，閻學通的解釋可能會遭遇一些經驗和理論上的挑戰。首先，在理論上講，道義原則必定是理想主義的，現實原則肯定是實力型的。如果將理想主義原則貫穿到底，那就不僅沒有現實主義的實力強弱判斷的立足之地，也沒有基於利益考量的任何必要。正誼為謀利，明道為計功，這就是將道義工具化。如此一來，道義現實主義無法應對人們對其發出的以道義為名，以謀利為實的邏輯悖反的挑戰。其次，在實際的國際政治行動中，實力原則既然是首要的現實主義原則，那麼道義原則就只是一個行為修飾方式。唯其如是，實力原則才能貫穿到底。反之亦然。道義既成原則，就應當無視或輕視實力的增減結果，如此才能保持道義原則的一貫。兩種不同的邏輯，是無法隨意打通互用的。再次，在行動邏輯上，秉持道義的實力追求，可以説是人類所有行為中，連接動機與效果的理想境界。在現實狀態下，凡是秉持道義原則的行動，在結果上就是利益付出或實力受損。因為只有仗義疏財，才能證明主導行動的一方是具有真正的道義感的；只有實力受損，也才能證明主導行動的一方是為增進另一方的實力或收益。這是在一定時空條件下，利益是一個定數，而不是一個變數的定勢所決定的事情。即便是雙方或多方發生關聯，從總體上增進了物質利益總量，那也有一個按照何種比例分配的問題。主導雙方或多方行動的那一方，如果通過這種關係獲得了增進利益的較大份額，也可以説就此增強了自己的實力，那麼，它自己認定其行為的道義動機就會受到質疑，而謀利的實際意圖就會曝露在關係對象面前。這從中國傳統的王道政治理想乃“博施濟眾、老安少懷”上可以得到印證，也可以從霸道政治懷仁義、崇機巧、實農業、重兵戎的特點得到認知。前者為的是讓人心服，後者明顯相信以力服人。〔18〕此如孟子分析的王霸之道，具有根本性差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孟子·公孫丑上》） 這一區分，可以説是理想類型的劃分。但在實際對應上，也具有區分道義與實力兩種政治形態的指引功用。兩種類型的相斥性，顯而易見。

中國的外交思維可以“道義理想主義”命名。所謂道義理想主義，有兩個構成界面。一是古代構成界面。在古代，道義完全是基於單方面的理想主義動機，比如“我欲仁，斯仁至矣”（《論語·述而》）。在政治建構上，基於自我道德動機建立且不追求實力、而尋求“來者悦”的政治體，以均富和安適讓人心悦誠服。“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論語·述而》）

而在中國古代實際政治運行中，以五服制度、天下體系建構的中國古代“國際”政治邏輯，通過文野設定來建構世界秩序，被捲入天下體系的國家，都是文明程度不如中國的蠻性國家。因此，中國是他們的文明提升者、利益輸出者、危難拯救者。至於被納入天下體系的其他古代國家做何反應，不是這一體系設計者需要考慮的問題。趙汀陽認為，中國的天下體系是一個“漩渦模式”，中國按照自己的運作模式旋轉，別國是主動捲進來的，中國並沒有征服這些國家，但中國卻以和平方式處於不停的擴展狀態。①這樣的斷定，自然是中國自身基於自我高尚動機的“夫子自道”。論斷者對天下體系時代朝貢國家的感受是不加考慮的。即便朝貢體系中的國家將中國視為侵略者，辯護者也不改將其認作道義理想主義的國際秩序設計方案。

二是現代構成界面。在現代國際政治中，幾乎沒有國家以提升自己的道義境界，而以別國感動的方式讓其欽服的。國際政治中的霸道，總是以主動出擊而尋求實力增長的，幾乎無法見到提高文明道德水準而讓別國認同的。這是政治中古今邏輯一致性的表現，也是政治之為政治的本質屬性體現。古今政治之迥然異趣的地方，不在以反政治的道德方式解決政治問題，而在以制度約束的方式降低衝突的可能。這樣的制度建構，因為符合雙方或多方的利益訴求，而在道德上顯得可以接受。這是現實主義的外交思維貫通性地審查外交活動，可以得出的基本結論。但道義理想主義在國際政治中趨之若鶩的追求國家實力的大局中，是否能有其不可替代的位置呢？回答是肯定的。原因則簡單而明瞭：它在高階地位上具有提挈國際政治價值的作用，以此約束無規則的國家間競爭，而不至於讓國際政治成為叢林規則肆虐之地。即便是佔據國際強權地位的國家、全力爭奪國際霸權地位的新興國家，即便為國家功利所驅使，但也總是會以道義理想主義正當化自己的行動。此時，道義取向與現實訴求，構成兩種不同的邏輯，不在同一層次相互貫通。

道義理想主義以動人心魄、感人肺腑的道義感奠基。道義感可以有一種力量感，尤其是在國家社會強弱分明的情況下，在實力上不足以制衡強者的弱者方面，以道義譴責前者的霸凌或侵奪，總是在道德上站得住腳的。同時，在激起弱者反抗強者，爭取弱者當有的道德權利，以及相應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權利上，也確實有激勵弱者鬥志、指引前行方向、凝聚羣體力量的功能。毛澤東以此激發處在弱勢的中國挑戰帝、修、反，以此在中、美、蘇瘸腳關係中開闢中美外交的新局，證明了不靠實力支撐的道義理想主義，是可以在國際政治中發揮某些實際功用的。站在道義理想主義的高度上，讓人認定自己站在實質正義的絕對高度上，因此做什麼都是深有其理、無可厚非的。道義理想主義代表的是善的力量，極端現實主義代表的是惡的力量。如果將國際政治視為善惡的對決之局，那就更是容易激發人們內心深處的道義理想主義認同感，讓其具有實力政治所難以具有的道德號召力與力量感。以少勝多、以弱勝強的不少案例，是國際政治中雙方實力構成懸殊情況下，依靠道義力量勝過對手的事實支撐。

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的外交思維沒有出現過結構性的變化，道義理想主義是一以貫之的外交核心理念。對此人們會質疑，在文革中毛澤東適時對中美關係做出的驚天突破，難道不是現實主義的外交思維驅使的結果？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國際舞台上縱橫捭闔，成為經濟全球化的最大得益者，難道不是現實主義的外交思維促成的後果？對此，完全可以承認，這都是現實主義外交思維的行動果實。但這並不等於有理由説中國的外交思維模式就是現實主義的。一時一事上的現實主義外交行動，可以是在現實主義的外交考慮下做出的決斷。但外交思維模式不是應對一時一事而可以生成的，它依賴於長久積累的外交經驗、歷史記憶、價值積澱，不斷累積而成一個自我維續、高度穩定的思維模式。因此，它也絕對不會被輕易撼動。因為中國外交的道義理想主義思維模式，是建立在千古深厚的道德理想主義價值根基之上的，是為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的基本理念和價值信念所支撐起來的。只要這兩個條件沒有結構性改變，那麼，中國的道義理想主義外交思維就不會有什麼大的改變。

**六、**校正中國外交的價值基準 

在道義理想主義的外交思維中，全局、深層、長遠的考量，總是蓋過局部、表層、當下的思慮。在某種意義上，後一種思慮，讓現實主義、哪怕是道義現實主義的外交行動，具有了廣闊的施展空間。這樣的施展，甚至讓人認為中國人秉持的是現實主義、實用主義或功利主義的外交理念。在這樣的判斷中，國人日常生活中表現出的非此即彼、你死我活、贏家通吃的習性，讓人以為它自然會貫通到國際行為之中。確實，在當下外交政策建言中，出現了不少這樣的高論。但這是被中國外交的表面現象所迷惑的結果。即便説中國在外交事務、國際往來、全球競爭中並不是不爭取國家利益，而且在改革開放以來，國家利益的自覺與實踐，愈來愈成為中國對外行為的鮮明特徵。但透過這些表面現象看，中國即便是在與國際社會、尤其是與西方國家競爭的時候，所爭絕對不是一時一事上的勝負。因為中國確信，自己一定會取得全局、深層和長遠的勝利。這樣的勝利幾乎是預先註定了的，這既是因為中國站在道德理想主義的價值制高點上，也是因為中國無產階級革命的絕對正當性支持，更是因為中國共產黨的立黨為公執政為民宗旨所致。這是全球範圍內無人可敵的優勢。這一優勢的悉數體現，需要時間、需要代價、需要積累、需要認同。但最後結局，已經設定。　

中國外交的道義理想主義，對身處當下的中國外交來説，是一種支撐全局和未來的高遠理念。如果説中國革命必須經歷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兩個階段，才有希望實現共產主義理想目標的話，那麼，中國外交的高遠理想，還需要首先面對現實的國際環境，並因應現實環境制定合理化的外交理念、實際可行的外交政策，才能夠不斷推進到有望實現其理想的境地。因此，與現實情況常常嚴重疏離的道義理想主義，可能確實是需要呵護的高遠理想。但與現實匹配的外交理念，則需要實際坐實，否則現實處境中外交活動的致效性就會下降，外交的國際受挫現象就有可能頻頻出現。這對基於全局和長遠的道義理想主義外交思維的維續，恐怕難稱福音。

為建構起基礎更為紮實和深厚的、現實取向的外交思維，中國需要確信下述幾點：第一，中國只不過是《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簽署以來逐漸浮現的200多個民族國家和地區中的一個。因此，中國必須學會跟民族國家世界的不同成員打交道。這是中國外交必須確立的國家形態支點，否則就難以確定中國是以何種國家形態在與別國打交道，就會陷入自亂方寸的境地。當下有人將中國定位為古今一貫的文明性國家，拒絕承認中國的民族國家屬性；也有人認為中國就是一個獨立成體系的“天下”，不僅不宜以西方歷史上的帝國視之，而且不宜以迅速稱雄世界的現代強國視之。這些論説，都具有一定理據，但都是擾亂中國外交的國家定位的説辭。尤其是在其他民族國家的眼裏，只要中國自稱非民族國家，其實就是試圖謀求全球特權與霸權，這對中國開展正常的外交活動，肯定會帶來極大障礙。　　

第二，中國需要正視與強國打交道的處境。在中國經濟增長取得令人矚目成績的情況下，中國還需要相應積累起與強國交誼的理性經驗。從總體上講，由於明清兩朝的厲行海禁，長期閉關鎖國，造成了中國與外部世界的相對隔絕狀態，中國對外部世界是不太瞭解的。與外部世界打交道，中國自然有一種怯生生的感覺。與此同時，在人民共和國建政以後，由於反對帝、修、反的國策，讓中國再次陷入自我封閉的緊張境地，中國與外國打交道相形減少，無論與強國、弱國打交道的外交經驗都顯得明顯不足。歷史地看，從明代開始禁止海上貿易、阻止傳教士進入中國核心地帶，中國就形成了孤芳自賞的國家習性。相沿以下，英使馬戛爾尼到中國表達通商訴求，遭到中國皇帝的嚴辭拒絕，更是強化了自我封閉的國策。晚清對國際貿易規則的無視，引發了中西方的商業戰爭。民國時期，蔣介石對蘇聯式道路和西方國家的資本主義道路的同時拒斥，成為另類的自我封閉理念。直至“文革”，自我封閉加自我欣賞的習性上升到一個新的高度。可以説，中國適應民族國家構成的現代世界的時間很短，與各類國家打交道的經驗積累不厚，尤其是與強國處理外交關係的技巧明顯生硬。本來是志存高遠的道義理想主義外交思維，結果一時竟成為拒絕與外部世界往來的自我封閉理念。加之建國者斬釘截鐵地認定“外交無小事”，於是，隆甚其事的外交，變成了國家權力高層殫精竭慮思考和處理的專項事宜。社會公眾對外交事務一無關聯認知、二無判斷信息、三無介入渠道、四無參與熱情、五無評價意願，結果本應成為現代外交重要渠道的公共外交、民間外交便難有起色。

第三，中國外交需要確立大戰略與具體策略的貫通性機制。在大戰略上，尤其是在遠期戰略上，也許道義理想主義可以暫列其位。但如何在全局、長遠和深層上的取勝到來之前，穩紮穩打，贏得應當或可以贏得的外交競合局面，則是中國在外交上要考慮的重點。對此，時殷弘指出的中國需要避免戰略透支，是一個需要引起重視的論題。所謂戰略透支，就是國家的目的與手段、目標與資源的嚴重失衡——目的過於宏大，以至於手段無法跟進；目標太過眾多，以至於資源明顯匱乏。時殷弘明確指出，中國在改革開放取得顯著成就之後，近期“開闢或固化了那麼多‘新戰場’或

‘新戰線’，但其中沒有哪一個短期內是能夠定勝負的。因此，中國將在可預見的未來同時從事多項或多線‘戰鬥’。從戰略常理來説，這是一種令人憂慮的局面。如果注重兩條基本的軌跡，即中國經濟在近兩三年緩慢但頑固地持續下行，與此同時中國的國際介入和海外擴展急劇增長，那麼情況就可能更值得憂慮。打個比方，中國的‘存款’大概正在緩慢但頑固地相對減少，而中國的支出卻在相當急劇地增加。因此，根本的‘戰略透支’的風險或許正在上升”。為此，他強調，“中國成為偉大的世界強國是一項需要數代人前仆後繼、經久努力才能夠真正完成的偉業，每一代人可能獲取的最好成就何在?

就在於大致完成他們處於其中的每個歷史性階段的基本任務”。〔19〕這與筆者前述信守道義理想主義的全局性、長遠性、深層性價值，與處理好目前中國外交的複雜事務之間的有序關聯，在宗旨上完全是一致的。

可以説，基於中國目前的國際環境，中國道義理想主義的外交思維需要做出一些校正，並在此基礎上確立處理外交事務的基本行為準則。　

首先，我們必須為外交事務進行政治脱敏。外交事務非常複雜，在社會要素對應性上講，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社會、科技諸方面，都有外交事務作為的空間。尤為重要的外交領域，當是國家間的政治往來。在外交形式上，則有官方外交、權力外交、公共外交、民間外交種種形式。但如前所述，其中重要的外交形式，當然是國家權力之間的外交往來。在外交被作為極為嚴肅的國家政治事務的情況下，外交的開展就變成了高度敏感的政治事宜。但這不利於外交活動的活躍展開。因此必須為外交事務進行政治脱敏，使中國可以在跟不同意識形態、不同政治制度、不同經濟制度、不同歷史傳統、不同文化氛圍的其他國家打交道的時候，逐漸形成一種務實的邏輯。在中國對美國、歐盟、日本等國和地區的外交活動中，這一點顯得尤其重要。相對而言，在中國與伊斯蘭世界、亞洲其他國家、非洲、美洲國家打交道的時候，政治上的脱敏需求就不那麼強烈。這當然與中國近代以來的國家處境、中西關係、革命格局、陣營選擇、對立記憶、國際認同等等因素複雜交錯聯繫在一起。

政治脱敏，就是要以複雜性的全球化思維應對國際政治問題，而不是以一個簡單草率的政治價值屬性來輕易劃出一個敵我陣營。政治脱敏，就是不要把政治當成你死我活這種對立性強的遊戲。對國際社會來説，不同國家之間的摩擦、衝突與對立必不可免。但相倚、合作與妥協，更是必不可少。訴諸國際規則，進行馬拉松式的談判，呵護合作契機、尋求共贏結果，是必須守持的外交信念。外交活動中切忌一遇衝突、一退到底，認定戰爭不可避免，認定只能你死我活。今日中國流行的、對待中外關係，尤其是對待與中國有衝突的國家的關係時隨時浮出的“不免一戰”話語，就是政治未能脱敏情況下的衝動性話語，這對中國在國際社會與人友好相處是不利的。中國要免於口號外交。政治脱敏就是要口號脱敏，叫囂口號對外交事務的妥善處置是沒有任何實際意義的。

其次，需要確立“他者”的思維。在道義理想主義的傳統思維中，中國確立起了出自自我道德立意的思維與行為進路，“他者”便成為這種外交思維的陪襯，可有可無。以我為主、以客為輔，自然是處理外交事務的主動性、進取心的表現，但同時也就很難在將心比心的國家共處環境中，催生“我”與“他”和諧相處、理性對待分歧、理智尋求合作的國際氛圍。對中國來講，長期習於以政治意識形態、國家政體形式、一貫敵友關係、自我道義衡定來處理與別的國家的關係，因此在外交上即便有條件承認他者，尤其是強勢的他者的存在，但也不願意與意識形態不同、政體形式相異、曾經相互敵對、不合自設道義的國家往來。即使不得不相互往來，在價值理念與深層關係上，依然將之視為敵對勢力。今日中俄關系的親善、中美關係的摩擦，差可證明這一點。中國必須學會與不同的、異質的“他者”打交道，才能成為一個成熟的現代國家，才能真正融入國際社會。　

再次，中國需要確立共贏的外交思維。改革開放以來，互利共贏成為中國處理外交關係的文獻原則。但要真正實現這樣的目標，還需要艱苦的努力。原因在於，中國長期是以你死我活、此消彼漲的行動思維對待強大國家與弱小國家的外交關係的。共贏，可以説是閻學通倡導的“道義現實主義”所接納的國際行為法則，儘管他更為關注守成國與崛起國的國際領導權替代。在國際社會中，一個國家基於現實處境，不能不更多地考慮自己的利益得失。但同時願意考慮對方的利益，也才能要求對方考慮自己的國家利益。在道義理想主義的精神氛圍中，一個國家容易自認對別的國家總是利益輸出。一種仗義疏財的自豪感，容易讓這個國家對對方國家、尤其是受援國家，生髮一種居高臨下的道德優越感。這樣反而可能造成“賠了夫人又折兵”的傷感後果：一方面，確實對對方進行了大量利益輸送，但另一方面，因為那種優越感可能傷害對方，結果對方對中國並沒有心存感激，甚至心懷不滿、心生怨恨。可見，承諾現代國家社會的每一個成員是真正平等的成員，然後理性相處、平等相待，中國才能夠與其他國家一起謀全局、謀長遠、謀共贏。

作者簡介：任劍濤，清華大學政治系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導師。

原載《黨政研究》202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