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致勝能力之二_風聞

 “冷戰所爭奪的正是人心的向背。”前總統喬治·布什在數年前寫道，“這是一場對生活方式的鬥爭。”《人心之爭:美國*、*蘇聯與冷戰》

馬雲根2019/9/27

   冷戰的陰雲曾籠罩全球達半世紀之久，當這場意識形態和政治對抗於1990年戛然而止時，哪怕再見多識廣或權傾一時的人也不禁大驚失色。冷戰究竟因何終結？又為何延綿瞭如此之久？對於這場喬治·H·W·布什總統口中的“人心之爭”，著名歷史學家梅爾文·P·萊夫勒基於新近公佈的檔案在本書中給出了獨到的詮釋。 

  美國弗吉尼亞大學歷史系教授梅爾文P.萊弗勒在其《人心之爭:美國*、*蘇聯與冷戰》一書中，認為華盛頓和莫斯科的官員們時不時地理解到冷戰的後果，瞥見了和解的可能性，也向往和平，但他們無法逃避自己的恐懼，也無法放棄自己的夢想。全球各民族都在努力想要弄明白自己的將來，也在爭辯不同生活方式的益處，所以冷戰所爭奪的正是人心的相背。這場長達八十餘年的“人心之爭”在鐵幕落下的時候就註定了結局：斯大林佔領東歐的目的是保衞蘇聯，而美國是要保護“生活方式”。

  本書是從意識形態的視角出發來認識冷戰，以五個冷戰中具有特殊意義的“時刻”進行描述，其對當下中美貿易戰也有所警示。美蘇兩國領導人試圖緩解敵對狀態，總是無功而返：1945年斯大林和杜魯門適時規劃了新政策；1953年馬林科夫和艾森豪威爾探尋了和平的機會；1962年肯尼迪、赫魯曉夫、約翰遜嘗試緩解緊張局勢；1975年勃日列涅夫和卡特旨在維持緩和狀態。萊弗勒指出，這些領導人無不窺探到了和平的曙光，然而由於意識形態和政治壓力、同盟國和附庸國的施壓、國際體系的發展態勢，以及自身的不快回憶，他們還是任由自己深陷似乎週而復始的敵對怪圈。

  馬克思主義是關於歷史的科學研究。社會是為一定的法律所統治的。共產主義象徵着未來。變化無可避免，鬥爭必不可少，理當奪取和保持權力。

  沒有革命理論就沒有革命運動，斯大林對此深信不疑。理論和思想為理解世界和詮釋事件提供了框架，為認識威脅和把握機遇提供了指導，使得人們能夠清晰地看清階級力量的萬變聯繫，洞悉帝國主義強權的行動和陰謀。 　

  斯大林相信“每場革命的根本問題都是權力問題”。共產黨不得不在蘇聯國內保留其權力。由於還不存在實行社會主義的條件，共產黨只得動用國家力量來建設社會主義，僅以此證明其權力。斯大林寫道：“蘇聯的社會主義建設將會成為人類歷史上一個重要的轉折點，是蘇聯工人階級和農民的勝利，為世界歷史開創了一個新紀元。”     

   蘇聯固執的認為，從歷史的角度來看，資本主義終將被埋葬，共產主義代表着更優越的生活方式。美國方面則表示資本主義的自由民主觀念是社會的發展方向，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不可動搖。

   美蘇雙方都認為人類的發展模式是要沿着自己認識的方向前行，都將對方視為發展的最大障礙，二者之間只有替代沒有共存。

   作者認為由於意識形態上的禁錮，美蘇領導人一次次的與結束冷戰失之交臂。他們的信念與回憶左右了他們對世事的理解，構成了他們對威脅與機遇的認識，激發了他們對如何在國內外有所建樹的夢想。

  序言          

 “冷戰所爭奪的正是人心的向背。”前總統喬治·布什在數年前寫道，“這是一場對生活方式的鬥爭。”                                                     

十年前當我着手編寫這本書時，我還沒意識到自己會以這樣的視角來看待冷戰。1989至1990年間，我剛剛完成了一本有關杜魯門當局在國家安全政策方面的書，當時的事態發展令我震驚不已。東歐出現了自由政府。柏林牆倒了。德國統一了。蘇美在第三世界的競爭減弱了。冷戰結束了。我之前從未料想到這一切會發生在我的有生之年。就在不到十年前，冷戰還似乎剛進入嚴重的僵滯狀態。1979年12月蘇聯入侵阿富汗之後，美國與蘇聯的關係陷入了自1962年古巴導彈危機以來最敵對的狀態。要員提出發動並贏取核戰爭。莫斯科與華盛頓的人們讀到有關偷襲的報道。這兩大意識形態迥異的敵國心懷惡意，伺機而動，想抓住有利時機佔據優勢。如果官員沒有警覺之心——這是莫斯科與華盛頓通用的語言——敵人便會利用其軍事力量施以脅迫。一步退則步步退。同盟國會喪失信心，庇護國則會感到被出賣，世界大國平衡會被打破，而至關重要的安全利益也會遭受損害。莫斯科和華盛頓的領導人不厭其煩地對民眾表示其生活方式已危在旦夕。由此看來，冷戰不在未知中延續，便在災難中終結。           

     隨後，1985至1991這六年間的風雲變幻讓多數人大為震驚，國際秩序重新進行了勢力分佈，一場席捲全球近半個世紀的意識形態鬥爭落下帷幕。                         

    怎麼會這樣呢？重權在握的羅納德?里根和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將歷史的進程改頭換面。但如果他們能如此決斷地做這件事，我不僅要疑惑其他領導人是否也該有此行動。冷戰究竟為什麼持續瞭如此之久？如果像里根和戈爾巴喬夫這般意識形態大相徑庭的人都能奮力改善蘇美關係，他們的前任不也該這樣做嗎？難道他們不曾想過走這一步？若是想過，為什麼他們失敗了，里根和戈爾巴喬夫卻成功了？

     一些令人頗感興趣的檔案和回憶錄在莫斯科、布達佩斯、柏林、華沙、布拉格和北京陸續問世。當我讀到眾多書籍和文章涉及這些新近發表的檔案材料，當我開始研究這些檔案本身，我發現了一個反覆出現的驚人事實，該事實常被間諜行動、破壞活動、核震懾與傀儡戰爭等更為戲劇性的細節所淹沒：莫斯科與華盛頓的領導人往往認識到他們的競爭是事與願違的。他們通常瞭解冷戰的動態發展會有哪些不利因素。他們知道正因為這種全球範圍的對抗，國內資源分配何者為重、何者為次也發生了變化，軍備競賽毫不明智。他們意識到冷戰將他們捲入了亞非的內戰和地區衝突，而這無關於他們自己國家的重大利益。他們明白千里之外的區域危機可能令他們將應對措施升級，這或許會導致局面失控並引發核交火。                                                                                                                                    

一方面，這些新檔案指出，冷戰中的領導要比我想象中更明斷，或起碼更有見識。他們清楚自己正在冒的險，也估量了自己所做的權衡。儘管耐人尋味，這同時也令人費神。為什麼他們要繼續這樣一場為全人類招致災難的鬥爭？為什麼他們知道某些資源明明是國民所需要的，但他們卻還是不得不把這些資源轉移到美蘇對抗上去？為什麼他們不滿足於用軍備競賽和傀儡戰爭以外的方式展現其生活方式的優越性？如果他們能夠哪怕偶爾領悟到避免、緩解、脱離冷戰將會讓他們收穫頗豐，他們為什麼不這麼做呢？而為什麼到了20世紀80年代事態又發生了轉變？                                                                                                                  

 人們就冷戰期間兩個超級大國的行為給出了諸多解釋。這些解釋多着重於位高權重的人，譬如約瑟夫?斯大林這樣出奇殘暴的人，或是像約翰*F*肯尼迪這樣倡導自由與多樣性的人，他們大權在握，對世界隨時都可以翻雲覆雨，這樣的人都對我們有着莫大的吸引力。                                                                       

另一些解釋則聚焦於國際體系的勢力分佈。他們認為，所有政府對國際環境發展態勢的反應都超出其控制。他們試圖填補權力真空，要不就力爭在遍佈威脅的危險世界中立足，在這樣一個世界中，天真的人受罰還算走運的，而不走運的話便會萬劫不復。                                                                              

 但是，政府並不僅僅對國際環境的變化作出反應。管理政府的人們一方面足智多謀，而另一方面也不忘記歷史。他們的信念與回憶左右了他們對世事的理解，構成了他們對威脅與機遇的認識，激發了他們對如何在國內外有所建樹的夢想。                                                                                               

然而這些人並不總能為所欲為，因為他們還要受到利益集團、公眾輿論和重大機構的制約。倡導民主的政治家們對國內的選民，及立法與行政間的關係很為敏感，他們有時也會關注那些與其觀點不同的經濟利益集團。集權主義甚至威權主義國家的領導人也會和具有不同目的和關注的政府機構進行鬥爭。制定政策時毫不顧及國內選民、政府機構及利益集團，任何地方都找不出在權力真空中這般行事的領導人。                                                                                               

那些領導人也擁有國外的支持者、正式的同盟者，以及那些不時非正式地受到庇護的人，對於有其利益所在的國家，他們極力追逐自己的利益，時而奸猾詭詐，時而真誠無畏。這些同盟國與庇護國從不似表面上那般弱小，大國在謀求霸權時無法不予理會。                                                                              

 為了弄清冷戰為何會持續如此之久，我就人類能動的作用進行了思考。我瀏覽了所謂的現實理論，其關注焦點是權力與生存，並強調了國際體系中的權力分佈。我研究了思想概念、意識形態與歷史回憶的影響，尋思官員們如何構建自己的現實狀況。我權衡了國內輿論、利益集團與政府機構的作用，在這其中軍火業與工業也是相輔相成的。我嘗試了分析同盟國與庇護國的角色。我渴望追隨證據中的蛛絲馬跡，時時考慮到那些對冷戰中大國行為的種種看似有説服力的解釋。當然，這種説法太過天真。這意味着我並沒有刻意堅持某一理論，而是易於接受不同思路的解釋權。我想考慮所有的理論，用它們與證據相抗衡。                                                              

文獻資料吸引住了我。1989年在莫斯科及其他共產主義國家中重新公佈的檔案極為有趣，而多數學者在冷戰期間從未想過能看到這些內容。它們當然並不完整，但撩人聯想。過去十五年間，接觸俄羅斯材料的機會時有時無。我很大程度上依賴於由“冷戰國際歷史計劃”、國家安全檔案館及弗吉尼亞大學米勒中心所翻譯的文獻。為了接觸到美國的檔案，我在總統圖書館和國家檔案館耗費了大量時間。通常情況下，二十五年之內的美國國家安全文件只是少量是對外開放的，而許多最為關鍵的內容如今則可見於“冷戰國際歷史計劃”及國家安全檔案館的收藏之中。這些組織及其在美國和全球範圍內的成員組織保有“口頭歷史”會議，與會的都是冷戰中的主要決策人。這些會議的重要文檔得到了解密，我對其進行了系統的利用。在本書的後幾部分中，我在考察70年代緩和政策失敗及80年代冷戰結束時用到了這些檔案。其中，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與傑拉德?福特總統會面的文字記錄引人入勝，戈爾巴喬夫與里根之間討論的文字記錄更是發人深省。倘若我能傳達出這些資料的豐富含義，我便頗有成就感了。                       

 可是，本書並不是冷戰的敍事史。確切點説，本書研究了冷戰中的五個“時刻”，也就是莫斯科與華盛頓的官員在考慮避免或緩和美蘇極端緊張與敵對狀態時的我所選取的五個作為例證出現的“時刻”是冷戰中耐人尋味的段落。美國與蘇聯的領導人始終都在與紛繁交錯的困擾作抗爭。戰後歐洲的動亂、亞非的非殖民化與革命性的民族主義、德國（與日本）國力的復甦，這些總體的狀況都受到了莫斯科與華盛頓決策人的關注，並限制了他們的選擇。但他們認為可行的選擇也深受他們那些思想觀念與歷史回憶的影響。形勢往往超出哪怕世上最有權勢的人的控制，而由這些形勢所引發的對於威脅與機遇的認識是在信念、意識、信仰及經驗中形成的。短暫間隙。通過探究他們的動機並分析他  們之所以作出那些決策的原因，我希望闡明冷戰全局中潛在的發展態勢。

由於對個人在歷史上的能動作用及偶然性很感興趣，我把焦點集中到了領導人身上。我回顧了斯大林與杜魯門，馬林科夫與艾森豪威爾，赫魯曉夫、肯尼迪與約翰遜，勃列日涅夫與卡特，戈爾巴喬夫、里根與布什——在他們認為自己必須作出選擇之時。他們想做什麼？他們的目的是什麼？他們的動機呢？他們是怎樣受到局勢的限制、盟友或扈從的壓力、國內偶發事件的打擊、或是信念與歷史回憶的禁錮？這些人所努力作出的抉擇對他們的人民以及整個人類社會都至關重要。我希望能傳達出他們在面對壓力、思索選擇、作出抉擇時的感覺。他們那些往往令人感到痛苦的決定遠不及人們所以為的那樣有前瞻性。     

  這些決策者無法控制根本的發展態勢。第二次世界大戰帶來了超乎想象的破壞，激發了意想不到的政治與經濟發展，留下了國際舞台上未曾預見的力量分佈，並促使了避之不及的原子能軍備競賽。在那之後的三十年間，亞洲與非洲的人民疾呼獨立，嚮往迅速的現代化，提出革命性的民族主義言談，而這無論是其過去的殖民宗主國還是莫斯科或華盛頓都無法輕易控制的。戰後重建工作一旦展開，有關德日復甦的問題就縈繞在各國首腦的腦海中。對於莫斯科和華盛頓以及歐洲各首都的決策人而言，德國的將來無疑是重中之重。德國是否仍處於分裂狀態？德國會成為民主國家嗎？德國會享有和平嗎？       

國際舞台發展的含義受到思想原則和歷史經驗的影響。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民主資本主義塑造了決策者的觀點。莫斯科的領導人堅信他們政府擁有着引領美好生活的方案，而美國領導人的想法也不謀而合。實際上，新的檔案資料揭示了，公眾演講與私下談話之間的差異並不太大。不僅蘇聯與美國的官員相信自己國家體現了更優越的生活方式，他們的觀念與回憶也影響到了他們對“現實”的構建——他們在一個動盪不安的世界中對威脅與機遇的認識。領導人很難將自己從觀念與回憶中解放出來，即使他們知道那樣做是明智的。 

        因而，本書所談的是人及其思想、恐懼和希望，是意識形態與回憶，是結構與偶然性。本書認為華盛頓與莫斯科的官員們時不時地理解到冷戰的後果，瞥見了和解的可能性，也向往和平，但他們無法逃避自己的恐懼，也無法放棄自己的夢想。全球各個民族都在努力想要弄明白自己的將來，也在爭辯不同生活方式的益處，所以冷戰所爭奪的正是人心的向背。要想理解冷戰，就要認識到歐洲人在戰爭、蕭條和種族滅絕後數十年來的幻滅，就要了解德國的可能復甦所引發的恐懼，就要領會亞非拉人民對於自主、現代化和物質進步的渴望。        

       伴隨着如此多的動亂、恐懼與可能，自身的觀念與回憶、同盟國與庇護國的壓力、選民的要求、軍方與民間機構的推動、對國家利益的理性分析都影響了蘇聯與美國政治家。他們認為自己是在爭奪人心的向背。然而，在他們探求解脱與辯白的過程中，他們也看到了自己所作的決定是自相矛盾的。   

這段歷史中充滿了錯失了的機遇，然而它也説明了，操縱大權的領導人是在陷入形勢、思想和回憶的泥潭時才喪失了機遇。我們對他們的恐懼與希望表示同情，對他們的殘暴和愚蠢表示譴責。但最重要的是，我們應當努力理解他們的行為，並讚賞戈爾巴喬夫和里根（以及布什）的勇氣、想象力和決斷力，這使他們能夠跳出那種種曾經禁錮住他們的前任的勢力體系。這對於冷戰的終結並非不可避免。

——梅爾文·萊夫勒：《人心之爭：美國、蘇聯與冷戰》，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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