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西方的政府幹得太差了，手笨所以練就了一張“靈巧的嘴”_風聞

新冠病毒不認國家、種族、政治，在全世界發起猛烈攻擊，哪個國家抗疫做得好或者不好，一目瞭然。那些做得最差的國家，美國肯定是其中之一。然而特朗普總統的支持率不降反升。不僅他，在抗疫搞得同樣很差的英國，首相約翰遜的支持率升得更快。報道説，在10個“大型民主國家”，自疫情暴發以來，領導人的支持率平均上升了9個百分點。這是很大的增幅。

在美國，特朗普總統的表現如果按照嚴肅標準基本就是個笑話。他長期宣揚疫情“風險很小”，要大家不必擔心。他説的那些話比被唾沫淹沒的中國學者曾宣揚的“可防可控”不知道要誇張多少倍。他徹底轉變態度強調疫情的嚴重性還不到一週時間，但美國選民們不僅不記他的仇，很多人比平時更支持他了，真是有意思。

不僅特朗普沒有受到疫情大暴發的傷害，在美國的“震中”紐約州，州長科莫憑藉着天天開記者會，不斷上CNN與他的胞弟“公私兼顧”地聊天，扯當年父母最喜歡他們倆當中的誰，同樣支持率大幅上升。這位州長的實際履職表現要説糟透了，因為他沒有讓紐約的疫情得到任何緩解，但他居然被很多人捧為“英雄”。輿論已經預測他將是下屆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的有力競爭者，甚至有人鼓勵他這次就殺出去，取代在疫情中幾乎被邊緣化的拜登。

美國的抗疫差得出了圈兒，無論聯邦政府還是州政府都嚴重低估了風險，未做任何準備，之後又陷入一片慌亂。湖北當初發生的各種錯誤和問題正以放大數倍的方式在美國，也在其他歐洲國家上演。西方的老百姓此刻其實已經不指望政府拿出什麼有效辦法了，大家在做着不同的自我選擇：或者惜命待在家裏，或者無所謂，染上了拼低死亡率的運氣。

不像中國，出了大災難，政府真的要擔當，實質性領導抗災，保護人民。老百姓對此也充滿期待，政府做的稍有閃失，公眾羣起聲討，政府也非常在意，迅速就要做出調整。

如果仔細觀察美國官員們與公眾的互動，很容易發現了“一個秘密”，那就是，疫情催生了美國社會的焦慮，大家會比平時更關注政治人物，尤其是總統、州長們的表現，這給那些官員創造了更多在輿論中聚焦的機會。他們此時要做的不是認真推動一個非常有效而且有現實執行可能的抗疫決策，而是要判斷自己露面時什麼樣的表現最能對得上公眾的期待，有利於贏得支持。

比如科莫州長可以説他從中國訂購了1.7萬台呼吸機，但是聯邦政府與他競爭，削弱了他的計劃。他通過指責聯邦政府既推諉了自己當初沒準備好現在也無力搞到呼吸機的責任，反而獲得了很多紐約人以及全美受眾的同情。聯邦政府可以直接預測死亡人數或將達到10萬到24萬，把老百姓嚇死了，然後特朗普總統再説，爭取要把死亡人數壓到10萬以下，給了公眾驚悸中的希望，這樣一來，他的過錯與責任瞬間蒸發掉了大部分，他反而成了很努力保護人民的好總統。

這些美國政客根本沒有真心將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但他們都是表演天才，在輿論場上千錘百鍊。他們沒幹多少正事，但總能夠把與公眾、尤其是與自己支持者的交流做得很到位。疫情如此洶湧，人們的大量情緒需要釋放，得到照料，政客們的絕大部分精力都使到了這裏。

不信看看科莫的很多演講，説得真是有水平，讓人聽得心潮澎湃。但就是紐約州的疫情糟糕得一塌糊塗。特朗普總統前後説的話根本不能往一起擺，因為自相矛盾太多了。但他債多不愁，昨天説昨天的，今天説今天的。他之前對疫情風險輕描淡寫，支持者説他那樣做是為了安慰大家。現在他改口了，那些支持者又説他在採取行動，發揮領導力。反正危機到來了，社會有加強團結的內在需求，誰露臉多，參與的交流多，最後總的結果就很可能加分的。所以特朗普和科莫都賺了，最慘的是失去了抓手的拜登，他差不多“被忘掉了”。

西方其他國家的情況也都是這樣，政府幹得太差了，手笨所以練就了一張“靈巧的嘴”。

在中國，情況正相反。我們各地的幹部們很多屬於“會做不會説”型。湖北最危急的時候，幹部們很怕輿論追究他們在疫情初期的過錯，雖然也舉行了記者會，但很多時候是念稿子，沒能有效回應人們的關切和焦慮。他們希望公眾放手讓他們做事，他們有錯誤悄悄糾正就是了，理解不了輿論的較真。

湖北在抗疫初期出了問題，造成了嚴重後果，必須追責。但是加上後期的表現，湖北整體上要比紐約州要強得多。湖北的人口是紐約州的三倍多，但是紐約州目前的死亡人數就已接近湖北了，到疫情結束，紐約州死亡的人數肯定是湖北的好幾倍。事實擺在這裏啊，湖北的錯誤，紐約全都犯了一遍，但湖北的很多官員已經按照正常邏輯黯然下台了，而且一度牽連了中國官方的整體形象。紐約州長科莫反而成了民主黨新的政治明星。

上述例子充分説明，與公眾的溝通是多麼重要。多給輿論一些空間，讓那裏容納公眾的更多真實情感和情緒，也讓那裏形成官民更多的有效交流，其所產生的最終效果很可能是對官民溝通的幫助大於對社會緊張的推升。實事求是地加以改進，塑造中國輿論場的建設性，這是一個緊迫的課題，也是中國必須面對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