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向】清明節，陳平、盧麒元等吹響“為人民鬥爭”號角！_風聞

大彩蛋預警！

（陳平）人民，而非資本或財產，是人類命運的基礎。為人民利益而奮鬥的英雄，是人民生存和發展的脊樑。在歷次戰爭和危難中犧牲的烈士和民眾，是我們活着的人們的榜樣。我們宣誓，我們要繼承他們的遺志，實現他們未盡的願望：備戰備荒為人民，保障人類可持續的小康。

（陳平）救火有序更有智。來自我的朋友的寓言一則：

某連片小區的房子着火了，有一人家行動快，先撲滅了自家的火，其他人家的火卻越燒越大。他如果見死不救，難保別人的火不再次燒到自家，但如幫人滅火，又面臨三個難題：

一是恐遭鄰人猜忌：大家都着火，你怎麼能把火先滅掉？肯定是你家先起火，才連累的大家。不行，你不能只救我，還得賠我！

二是救誰不救誰？先救誰？怎麼救？火有大小，人有親疏，先救火大的，還是先救關係好的？

三是救了這家，那家火又大起來怎麼辦？因為在這個連片建築區內，只要還有幾處在燒，哪怕只是闇火，都有可能大火重來，再次燒到你頭上。所以完全見火不救還不行。

有人建議：在自家周圍建一道防火牆，讓火過不來就行了。可這樣你就等於把自己的出路也封死了，最後被困在周圍的大火中，不能外出打工掙錢，也不能從鄰家購買或交換吃穿用物，只能坐吃山空。如何是好？

於是這家人便求教於智愚二老。

智叟答曰：大家都是一根繩上的螞蚱，大火當前，誰也跑不掉。所以只能捐棄前嫌，協手互救，才有小區的美好明天。

愚公聽後只笑不語。眾人問他何故？答曰：大家都是一根繩上的螞蚱不假，但大家忘了火未起時，有些螞蚱是怎麼用鋒利的牙齒和有力的大腿，對待其他螞蚱的了嗎？

一句話點醒眾人，救火策略頓時明確，一，所有人家的火，能救都要救：二，但有些人家的火，要等把它的牙齒和大腿都讓火燒掉後再救，這樣，滅火者事後安全。於是，救火行動開始。

（陳平）六十年代我在中科大讀大學。文革期間我們長征從北京走到太原，走八路軍晉察冀邊區的偏遠山區。這張照片是零下20度時赤腳趟過冰河（中間是激流，兩邊是冰塊）。過河以後，餓得一頓吃了2斤半玉米窩頭，加辣椒醬。我能活到今天，看見中國崛起，就不虛此生了。對我們來説，磨難是上社會大學。對傷痕文學家來説，磨難只是痛苦的回憶。（方方）

（陳平）盧麒元的這篇文章（附在文末）説到全球化逆轉的根源，在里根的供給側經濟學，擴張了金融資本，架空了實體經濟。在美國不僅對中國 而且對全世界發動貿易戰，金融戰，和超限戰的時候，中國境內外的金融投機資本極盡所能地推動中國政府內的求和派，繼續和國際金融投機資本接軌，擴大國內輿論的分裂，是中國維護主權獨立的主要威脅。

中國改革四十年，只注重物質建設，忽視精神建設。只注重和國際接軌，【不警惕顏色革命】。只強調市場擴張，不注重制度建設。才有今天投機資本坐大，人心和民生兩極分化的局面。

中國在疫情拐點過後的工作重點，不僅是恢復生產，而且是抓住美國自顧不暇的寶貴戰機，首先整頓自己的隊伍，補齊體制的漏洞，清理各級領導機構的指導思想，凝聚獨立自主的發展共識。真正讓人民主導民族資本，而不是讓國際資本控制各國民生，不停製造動亂和戰爭，不惜犧牲人類和地球。

（盧麒元）瑞幸咖啡告訴我們什麼？金融業，“專業人士”騙子比例，遠遠高於夜場婦女的失足比例。至於，“機構經濟學家”和跑場的財經演員，“失足”比例幾乎接近全軍覆沒。你們還記得，財經演員們為非法集資站台的囧事吧！老百姓的憤怒，如同面對寇仇！可恨，我國媒體，也在“失足”，他們比瑞幸好不了多少！（薛兆豐、郎鹹平、崔化鈉、施建祥、林宸、葉檀……）

（盧麒元）我們祭奠英靈。我們祭奠的方式很樸素，保護好他們的孩子。決不允許比病毒更毒的人的傷害。是的，決不允許黑幫發國難財！我們眾志成城，我們嚴防死守。

（觀察者網精彩評論）盧教授提到的廉價資金就是翟教授曾經説過的，我們為了上美國這條船提供了“鉅額船票”，而絕非他們口中的搭便車，實際肥了美國一干金融資本@觀視頻工作室: 【美國沒能力“重建”中國，反而靠中國才續命到今天】

#一勺思想# 

美國主導的金融體系，實質上是對發展中國家的雙重剝削！一方面，發展中國家生產出了廉價產品，等於補貼了發達國家；另一方面，發展中國家還需要把賺來的錢換成發達國家的貨幣作為外匯儲備，因為隨着全球經濟逐漸金融化，只有這樣才能維護髮展中國家本國貨幣的穩定性。而中國人民，正是在這三十年間通過這樣的方式，“鉅額補貼”了那些操弄遊戲規則的發達國家，才換來今天產業鏈的地位。

而如果沒有中國這樣高效的生產能力加入全球化體系，這種過度金融化的遊戲根本是不可持續的。所以不但“美國重建中國”是無恥的笑話，正相反，是中國為那些依靠金融遊戲收割世界財富的國家“續命”了很多年。而當中國開始尋求主導規則的時候，當然就招致了赤裸裸的扼制和打壓。

1979年，35歲的中科大物理系研究生陳平給中央做報告的【成名作】（導師是嚴濟慈先生）

單一小農經濟結構是我國長期動亂貧窮、閉關自守的病根

陳平《學習與探索》1979 年第 4 期

2000 多年來，中華民族的農業生產就是以種糧為主，肉奶製品在占人口多數的漢族農民中佔有很小的比重。而西歐一直是半牧半農，以牛羊為主，奶肉在食物構成中佔有重要的地位。

到現在，中國以世界上 1/4 的人口，密集在世界 7% 的耕地上搞糧吃，路子越走越窄；而歐洲、美國都保持牧農林的混合經濟結構，5%~10% 的農業人口為全民提供了高營養的食物結構。

近幾百年來，中國分工協作的發展始終步履艱難，小生產的傳統緊緊地捆住了我們的手腳；而歐洲、美國和日本的工農業生產方式和經濟結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這一切都促使我們把眼光放得遠些，從全球性的經驗，從整個歷史的角度，來重新審查評價中國以糧為主的單一農業經濟，究竟是通向現代化的大路，還是小生產的絕路？

為什麼每朝每代都獎勵開荒、興修水利，但自然災害不僅沒有得到根本治理，反而日益頻繁？看來一個極其重要的原因是；中國曆來的經濟政策都只考慮政治特別是軍事的需要，而不顧慮這些經濟政策是否根本上違反了客觀的科學規律，甚至根本不承認中國自然條件對經濟結構所施加的基本限制。

然而，違背科學規律是不能不受懲罰的。2000 年來，中國農業勞動生產率的不斷下降和週期性的土地危機，就是單一農業經濟的直接惡果。

對當前農業問題的討論，我們希望從單純技術經濟的角度上升到整個歷史和全球的觀點來加以考慮，否則難以徹底解放思想，選擇良方。

1. 單一小農經濟結構形成的歷史原因

從歷史上看，造成中國以糧為主的單一小農經濟結構，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是多山少地、交通阻隔的自然條件；二是土地戰爭產生的經濟政策。這兩方面是中國特殊的歷史條件的必然產物,並不取決於個別帝王的意志。

1.1 多山少地、人口增長，促使農牧混合經濟轉變為單一農業經濟，並進一步從大土地經營（井田制）瓦解為小土地經營（地主制）

牧業經濟的基本特點是所需勞力少，但是單位面積可供養的人口也少。因此有無充分的土地資源是古代能否發展牧業的前提。

歐洲、美國和中國的緯度、面積大致相當，但是歐洲和美國的平原面積佔一半以上，中國平原面積只有 1/10。歐洲宜墾土地面積為中國的7倍。而且西歐雨量豐富終年不斷，使長草遠比除草容易。因此，歐洲一直保持牧農林混合的經濟結構，牧業產值歷來高於農業產值。中世紀的西歐，農業佈局的一般方式為耕地分成幾個長條，中間隔以草地，耕地之外是牧場、林地，始終有大量末墾荒地存在。到現代西歐仍然保持這種混合的經濟結構，森林覆蓋率高達 1/3，而且均勻分佈。因此西歐氣候良好，農業區基本上不存在土壤沙化、鹽鹼化的威脅。

中國 2/3 是山地，海拔 1000 米以上的佔 40%，中國很早就感到耕地不足的威脅。考古證明，早在夏代畜牧業就以喂糧的豬狗為主、食草的牛羊次之。祭祖用牲，商代數百頭，西周降為 1 牛 1 羊 1 豬，春秋以後大牧場幾乎不存在。所以可能早在西周，至遲到春秋戰國，中國已經由農牧混合經濟轉變為種糧為主的單一農業經濟。春秋各國爭霸，競相獎勵生育，人口激增。按人平均土地下降，不足以供養增多的人口，迫使人們毀林開荒、擴大耕地。到戰國時期，造成井田制的瓦解，從大土地種植轉為小土地種植，產生了中國特有的地主小農經濟。這種情況，從商秧以後持續了 2000 多年。值得注意的是，井田制的瓦解不是生產力發展引起的生產關係的革命，而是土地危機的加深逐漸造成的經濟結構的惡化，儘管當時的生產工具逐漸進步，但經濟結構的惡化不僅沒有提高反而降低了勞動生產率。

應該指出，西歐的經濟以牧為主，不需要大量人力，無需獎勵人口生育，整個中世紀的西歐人口基本穩定。在我國的西藏原有一妻多夫的風俗，原因是草原的載畜量有限，增人難增畜，母親不願畜羣分散，要求幾個兒子共娶一妻。與此相反，種植業需要大量勞力，誰家壯丁多、墾地多，誰家就相對實力強，這就刺激人口增長，多生男子一直是農民的傳統願望。其結果是進一步導致按人口平均的耕地下降，構成惡性循環。理解農業經濟的這一特點，對分析中國曆代的經濟政策有重大意義。值得注意的是，中國歷史上，奴隸社會只存在到商代。奴隸社會的瓦解比西歐早得多，而不少遊牧民族的奴隸制一直保持到近代。這可以從農業經濟比牧業經濟更多地依靠人力的因素得到解釋。周代的農業以農為主，牧業為次，看來這和周代己進大了封建社會有密切的關係.

1.2 土地戰爭、徵兵積穀強化了以糧為主的單一農業經濟

春秋戰國時代中國已經形成單一農業經濟。此後中國曆代的羣雄爭霸,農民起義，實質上進行的都是土地戰爭。地多則糧多，人多則兵多。有糧則有軍，有軍則有權，這是中國 2000 年來內戰的規律。司馬懿説，“滅賊之要，在於積穀”。朱升向朱元璋獻策，把廣積糧作為稱王的經濟基礎。秦修馳道，隋開運河，目的都是為了運輸征收的糧食進京。歷代帝王興修水利、獎勵生育、厲行屯田，都是從維持統治所需的軍隊出發。

據統計，公元 3 世紀羅馬帝國的人口大致在 1 億左右，以後變動不大。中國西漢到明代的人口大致不超過 5000 萬。但是中國歷史上戰爭的規模和軍隊數量為歐洲的 10 倍以上。公元前 4 世紀，亞歷山大的遠征軍為三四萬人，中世紀的十字軍也只幾萬人。歐洲歷史上只有羅馬帝國建立過高達 20 萬人的常備軍。但是牧農混合經濟無法支撐這樣龐大的官僚和軍事機器，造成大農場的破產和城市商業的衰落。蠻族人侵時西羅馬帝國不堪一擊，導致奴隸制的瓦解。中國自戰國起戰爭規模都在幾十萬到幾百萬兵力。其基本原因是中國的農民軍隊以步兵為主，給養以糧食為重。糧食易於儲積和運輸，因此易於徵集、囤積，以維持龐大的常備軍。牧業為主的國家以騎兵為主，給養中肉食有相當比重。肉類無法久藏，掩肉數量也不易多。西歐騎士作戰須自帶給養和侍從，秋天打仗、冬春休戰，無法維持龐大的常備軍。中國土地戰爭的結果進一步強化了歷代皇朝實行的重農抑商政策。中國曆代的改革家都沒有觸動過中國分散經營的土地制度和單一農業的經濟結構。

1.3 山嶺縱橫、交通阻隔造成了封閉的經濟體系，阻止了農牧業經濟的混合

歐洲山脈不高，東西走向，海岸曲折，交通方面。加上肉類不易儲藏，需要東方的香料來製作醃肉，壓制臭味，因此東西方貿易一直是歐洲經濟生活中的重要環節。從公元前 6 世紀希臘人開始的商業殖民，到中世紀的十字軍運動和近代的英西戰爭，實質上都是商業戰爭，目的在於爭奪陸地和海上貿易交通線的控制權。這與中國的土地戰爭，具有全然不同的目標。中國地形複雜，全國分割為許多大大小小的經濟自給區。中國北部地區，遊牧民族的主要產品牲畜，在中國多山的內地極難趕運。粗重的皮革、羊毛也由於運輸困難不受歡迎。相反，中國輕便的絲綢、棉布銷路很廣。除了漢、唐兩代中國從西域換得大批馬匹用於軍事之外，中國單一的農業經濟加上交通困難的地形限制，使中國經濟對外來經濟的需求極小。築長城雖然是基於軍事上的考慮，但在客觀上分割開農業區與牧業區，強化了單一農業的封閉體系，阻止混合經濟的發展。

2. 單一產業封閉經濟造成的嚴重惡果

在世界歷史上，大國之中只有中國形成了單一小農的經濟結構，只有中國存在災害頻繁的地上黃河，也只有中國患有改朝換代週期動亂的頑症。特別要指出的是，直到今天中國單一種植的農業結構和分散經營的小農思想，頑強地抵抗勞動分工的發展和科學技術的進步。在中國，專制僵化的小農思想是這樣的頑固，從經濟根源上看，都來之同一病根。因為單一小農經濟結構是產生地主官僚專制制度和封建宗法思想的深厚土壤。

2.1 自然生態破壞，造成農業勞動生產率的遞減

牧農林混合經濟結構的最大優點在於保護了地球的自然生態系統，而毀林開荒、消滅草場徹底破壞了長期形成的生態結構，導致水土流失、氣候惡化、地力貧瘩，這就從根本上動搖了農業生產的自然基礎。我國人口密集的文明發源地-黃河流域首先遭到過度開墾的嚴重破壞。漢書記載，陝西綏德一帶"富饒多畜牧"，漢長城到明長城向內推移的地區，由昔日的牧場變成今日的沙漠。半乾旱地帶片面開墾的荒地不可能維持。黃河水災的週期不斷縮短，據統計，秦漢間平均 26 年一次，三國五代 10 年一次，北宋為 1 年一次，元明清為 4~7 個月一次，到北洋軍閥和國民黨時代竟 3 個月一次。2000 年間黃河決口 1500 多次，其中大改道 26 次，河道高出地面 3~10 米，為世界害河之冠。中國改朝換代政權不穩。連年戰爭，放火燒山，代代新修宮室，又不像歐洲那樣採用石料，而用無法耐久的磚木結構，因而大量耗木。尤其北宋年間大興土木，加劇內地森林的毀滅。同樣系多山之國，日本森林覆蓋率為 68%，中國僅 12%，且都在邊遠地區。中國的農民越墾越窮、越窮越墾，陷入惡性循環；水利工程代代修，常常垮，工程越拉越大，效果越來越差。此外，森林伐盡造成農村的能源危機，只好將可作綠肥的寶貴秸稈充作燃料。精耕細作、複種套種，加上灌溉不當使地力不得休息，土壤沙化、鹽鹼化日益嚴重。據統計，我國現有耕地的 1/3 為低產土壤，農田平均有機質含量只有歐美國家的 1/2 到 1/5。儘管中國漢代以後鐵器農具和耕作技術高於西歐，農民辛苦的程度舉世罕見。單位面積產量緩慢增加，按人平均的糧食產量卻不斷下降。按范文瀾的數據估算，西漢年均畝產約 50 斤，北宋蘇州地區畝產可達 700~1000 斤以上，這並不比現在的水平低，西漢按農業人口平均的糧食在 1500 斤左右，既高於北宋時代的水平，也高於現在的水平。這就充分説明單一農業經濟的弊病。2000 多年來，中國的農業週期性地處於破壞與恢復的循環之中；整體看來卻處於絕對貧困化的趨勢之中。

2.2 人口問題和週期性的土地危機

自然界週期性現象的出現都以一定的邊界條件為前提。對於一個封閉的經濟體系，波動較易激化為猛烈的週期性振盪。歐洲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出現週期性的商業危機。尤其在二次大戰前各資本主義國家企圖用關税壁壘保護本國經濟，對外轉嫁經濟危機，結果導致世界性的經濟危機。戰後，美國利用自己的經濟優勢，強迫西歐、日本等實行自由貿易制度，擴大了世界市場，再加上第三世界的市場不斷擴大，所以在相當程度上減緩了經濟波動的程度。戰後日本的經濟增長，如果不利用自由多邊的世界貿易體系，那是不可能實現的。當前有幾個重大的全球性問題:污染、人口、能源危機等。如何解決這些問題，都受到地球本身邊界條件的限制。我們分析中國的問題，不可不注意這一點。中國目前耕地約為 15 億畝。西漢墾地 8 億畝，黃河流域基本窮盡。唐代墾地 14 億畝，東南地區大體開發。西漢平均每人耕地 14 畝，唐代 30 畝，此後不斷下降。可見漢唐兩代的盛大，並不表明按人平均糧食有多大的提高，而是在於耕地面積的擴大，從而使朝廷可徵集的錢糧總數大大增加。從經濟結構上看，西周到戰國的 1000 年間為中國封建社會的上升期，西周經濟結構為農牧混合的井田制，社會穩定。春秋時期，演變為單一農業經濟。戰國時期，人口增長和土地危機導致井田制瓦解，地主製出現。秦漢到五代的 1000 多年間為停滯期，地主制確立，但大莊園還局部存在，出現週期性動亂。宋以後的幾百年耕地擴大走到盡頭，土地分割更加細碎，經濟危機全面加深，封建社會進入沒落期。西歐在中世紀土地不許自由買賣，長子繼承製使莊園保持很大的規模，到資本主義時期土地才允許自由買賣，使莊園轉化為資本主義經營的大農場。中國早在商鞍變法時就允許土地自由買賣，諸子平分制使土地經營向分散的小農方向發展，毀林開荒亦不受受限制。人口增長伴隨土地兼併的無限趨勢和有限的耕地面積發生不可克服的矛盾，造成周期性的土地危機或糧食危機，直到爆發大規模的農民起義和內戰，消滅大量人口導致大量荒地出現，才使危機獲得暫時的解決。

認真分析秦漢以後社會動亂的狀況，可以發現存在長短兩種週期。短週期在幾年到幾十年之間，主要系週期性的天災引起，當然統治者的暴政也是一個因素。長週期為一二百年左右，表現為全國性內戰或起義，有的還招致邊遠地區少數民族的人侵。週期的長短取決於上次大動亂的破壞對過剩人口消滅的程度。隋末農民戰爭造成大量人口死亡，·出現廣大荒地，使唐朝統治者的“均田“較為徹底，土地自然兼併的週期就較為長些。中國歷史上的週期性土地危機對生產力的破壞是世界上僅有的。以人口升降為例，戰國末年人口共 2000 萬，秦末農民戰爭後僅餘 1/10。西漢人口高達 6000 萬，三國僅剩 1%，到盛唐的 1000 年間都恢復不到西漢的數目。人口死亡 1/3~1/2 的破壞在中國 2000 年間至少發生了 10 次。西歐僅發生了 2 次，一次系蠻族入侵滅亡了西羅馬帝國，導致奴隸制的瓦解和封建制的產生。一次系黑死病導致勞力稀缺，價格革命，促進了工業革命和近代資本主義的誕生。此後西歐雖然教派衝突和各國戰爭不斷，但沒有再發生巨大的破壞，經濟穩定，資本主義生產關係逐漸發展。只有兩次世界大戰的破壞才達到中國 2000 年前戰爭的規模，但大戰的經濟基礎己是工業而非農業了。中國直到 20 世紀，農業危機的陰影始終籠罩着這塊大地。雖然我國目前的工業產值表面上已遠遠超過農業產值，從經濟的人口結構上看，農業人口的比例並末隨着工業的發展大幅下降。經濟運行方式、行政管理體制，到思想文化心態考察，中國仍具有古代單一農業社會的許多特徵。

2.3 阻礙分工、抑制交流的超穩定經濟結構

從現代科學觀點來看，事物適度的穩定性和進化度是任何一個生物物種或社會組織能否具有生命力的首要特徵。量子力學、控制論和非平衡態統計物理學都從不同的角度研究過這個問題。我們從經濟結構的角度同樣可以深入研究這個問題。單純遊牧經濟是極不穩定的經濟結構。以放牧、劫掠為生的民族具有極大的流動性。歷史上的亞歷山大帝國和伊斯蘭帝國都是短暫酌軍事行政聯合，很快就歸於瓦解，只留下部分穩定的已開發的農業區，如埃及和敍利亞。

單一小農經濟是類似於晶體結構的某種超穩定的簡單經濟結構，這是中國儘管動亂頻繁，卻始終維持一個再生機能極強的專制帝國的重要原因。歷史上以遊牧為生的鮮卑人、金人、蒙古人、滿人等少數民族幾收入侵中國內地，最後都從軍事貴族轉化為農業地主。其主要原因難以從儒家文化的保守性加以理解，而可以解釋為生態破壞是難以逆轉的演化歷程。地球是高度複雜的生態系統，森林、草原、各種生物之間相互制約的平衡關係是幾千萬年間形成的，一旦破壞就造成遺害無窮的後果。即使在科學技術高度發展的今天，要恢復局部的生態結構都要求大量資金和相當歲月，在技術低下的古代幾乎是無法挽回。黃河流域狹小的耕地要供養眾多的人口，在不能從外部輸入食物的條件下，只能走精耕細作，單一產糧的老路。中國傳統的農業政策恰如鴉片，越是病入膏盲越賴以刺激興奮。

在工業革命發生前，必然陷入不可自拔的危機。應該指出，中世紀歐洲農民在農奴制下受剝削的程度遠較在地主制下的中國農民為輕。中國的地租率在 1/2 以上，外加官府的沉重捐税。西歐教會的徵税額為 1/10，佃農向領主交納實物的慣例雞和蛋為 1/12，蜂蜜為 1/10。原因在於畜產品不能久藏，剝削量僅以貴族的適時消費為限。糧食的掠奪則少受產品儲藏問題的限制。中國的農民極端貧困，殘酷的壓榨使中國的單一小農經濟的勞動生產率極端低下，只能維持簡單再生產。中國穿衣主要用棉麻，植物纖維易於加工的性質與過剩農村勞動力的大量存在促使家庭手工業和分散經營的農業結合，造成工業、農業分工和發展的重大障礙。中國的運輸困難加上歷代實行的官商官工制度、户口保甲制度和閉關自鎖政策，這些都進一步抑制商品的流通、人員的交流和協作的發展。整個社會內外缺乏經濟上的聯繫。

社會體制不是一種複雜的多層網絡結構而是一種簡單垂直輻射系統。因之雖然政權極不穩定，但是經濟結構卻超穩定，外來資本主義也極難動搖中國傳統的經濟結構。西歐的牧農混合經濟，是一種亞穩態的經濟結構。其穩定性多基於農業，可變性多出於牧業。農牧混合經濟要求貿易和分工的發展。比如羊毛和皮革，牧民一般加工不了，使衣着用品的生產逐漸集中於手工業者和商人聚居的城市，貴族卻愛住在鄉下的莊園，以享受新鮮的肉、奶，這就形成了工業和農業的分工發展。對香料的需求，又推動着人們探求東方的航路，擴大了世界市場，產生了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

中國恰恰相反，儘管中世紀中國城市的規模比歐洲城市大十幾倍，城市卻是地主官僚聚居的軍事政治中心，商人和手工業者在經濟和政治生活中都不佔重要地位。農村對城市也不存在經濟上的依賴關係，而城市卻依賴農村而存在。這就造成了中國農民游擊戰爭得以發展和包圍城市的經濟基礎，同時也構成了中國商品經濟生長的重大障礙。由此可見，存在了幾千年的單一農業經濟結構，是長期阻礙中國發展分工協作的大生產方式和阻礙科學技術進步的一個根本原因抿此我們可以理僻鴉片戰爭以後為什麼中國的洋務運動，戊戌變法，辛亥革命屢遭失敗，至今官僚專制傳統仍然十分強大的病根。不改造保守的經濟結構，不可能建立革新的政治體制。

3. 我國農業在現代化中的地位和前途

3.1 我國農業現代化在客觀條件上受到的基本限制

要真正發揮主觀能動性，必須首先認清客觀規律，特別是客觀條件的限制，分清在目前條件下哪些事情可以做到，哪些是不可能做到的，否則會付出慘重的代價。

我國農業發展的第一個限制是，多山少地的自然條件形成的精耕細作的生產方式。解放後，儘管花了極大力氣，但糧食增長率只略高於人口增長率。要考慮到擴大耕地面積的可能性小，增施肥料對單位面積產量的提高也不能估計太高。更值得注意的是產糧區成本高，產值低，對農機的要求複雜，使得耕作機械化在工業高度發展以前，不可能成為糧食大幅度增產的根本出路。以日本為例，其耕作方式與中國相似，而和美國西歐不同。從技術經濟的角度看，農場越大，農機越大，效率越高，歐美國家就是這樣。而日本小塊耕作，農業投資遠高於歐美。日本同美國相比，單位面積投入的化肥高 5 倍，拖拉機台數高 30 倍，水稻工時高 30 倍，但每個勞力生產食糧僅為美國的 1/30，至今糧食肉類都不能自給。只是 60 年代以來，由於日本的工業高度發展，得以大規模生產廉價高效的農機以後，日本農業現代化才有較大的進展。

如果説，自古以來的國計民生必須以農業為基礎的話，農業現代化卻必須以工業現代化為基礎。日本在明治維新以後，首先抓的是教育和工業，工業中又首先發展很快能嫌取外匯的輕工業，大力擴展對外經濟交流的海運業，同時也照顧農業，這是一個歷史的事實。我國經濟還面臨第二個困難，即缺少優良海港和陸上交通網。在運輸首先現代化之前，不能像日本那樣利用優越的海運條件大量進口原料，迅速輸出製成品。西方國家進入資本主義階段以後，由於世界市場的發展，決定經濟命運的是工業而非農業。我國解放後，農業上的波動對整個經濟造成重大影響，不得不放慢工業發展速度，提出以農業為基礎的方針，其原因在於中國大體上仍然是一個處於世界市場之外的封閉的經濟體系。

我國工業企業的效率很低，工業品在國際市場缺乏競爭能力。農業商品生產的比例也很小，既不能像日本那樣用工業品換糧食，也不能像一些東南亞國家那樣用高產值的經濟作物去換取糧食。農業被迫自給自足，造成工業受農業拖累。從長遠來看，正確的方針不能因為交通困難而要求牧區糧食自給，反對南糧北調，反對進口糧食；而是恰恰相反，應該大力發展交通網，以促進多種經營，區域分工，發展商品生產和規模經濟。如果能充分利用國際市場，則中國的林、牧、漁業和經濟作物大有發展的餘地，即使糧食生產暫時縮減也是值得的，糧食可以部分依賴進口。算大賬，這是更有利的。

3.2 建立生態平衡的農林牧混合經濟結構是改造我國的百年大計

目前，大家都認識到在我國西北發展畜牧業和林業的重要性。雖然有人已警告長江流域有變為第二個黃河流域、東北平原有變為第二個黃土高原的危險，但是單一農業造成的生態危機遠沒有引起普遍的重視。在人類發展史上，中國傳統農業片面發展引起的生態危機在歷史上遠遠超過近代西方工業污染造成的第二次生態危機。只有不出國門、故步自封的人們才無法意識到中國的脆弱農業如同坐在一座活火山上。那高出地平面約10米的地上黃河比核戰爭的威脅更為現實。從長遠看，不僅黃土高原，而且東北、東南、西南等所有農業區都應逐步改造為生態平衡的農林牧混合經濟佈局。這樣做，在一個時期內耕地面積可能要縮小一些，但如果措施得當，仍然能夠提高糧食總產，而且可以開展多種經營，同時，在人口密集的農業區也應當擴大樹林和草地。這樣才能逐步恢復或者建立新的生態平衡系統，從根本上改觀單一的小農業面貌，打破 2000 年來的惡性循環。

由於我們的祖先缺乏遠見，給我們留下了一個如此沉重的包袱。我們必須從現在起就付出艱鉅的代價來為子孫後代造福。改造農業經濟結構是比農業機械化遠為根本的大事。我們需要的不是什麼愚公移山，而是愚公造林種草。由於生態學是一門極端複雜的科學。造林種草並且要求同糧食作物搭配得當，爭取儘可能高的經濟收益。這實質上比單純種糧更需要科學。為此必須開展大規換的科學調查，進行全面的規劃，投入大規模的農業基本建設資金。

3.3 解決農村的物資、能源的傳輸問題是農業發展的關鍵一環。

糧食的生產、林木的發展，只要因地制宜，政策對頭，措施得力，廣大農民有極大的潛力。問題在於工業究竟應該怎樣真正促進農業的發展。以往片面追求拖拉機數量的做法，不符合我國農村的實際狀況，不受農民歡迎。農業機械化的口號，也沒有研究分析農村實際，指明從何處化起。據美國和西德調查，農村户外作業中運輸量佔一半以上。中國地幅遼闊，地形複雜。估計中國農村運輸作業高達 50%~70% 是完全可能的。日本農户平均擁有的汽車數高於城市，而我國農村汽車很少，且不適合農用。目前，我國的拖拉機絕大部分用於運輸，效率只有汽車的十幾分之一。不大力發展農用公路和農用汽車，不建立汽車和拖拉機的合理地例，對於鋼材、燃料都是極大的浪費。

我國的林區牧區都是內陸和邊區，不發展運輸和農副產品的加工、冷藏、包裝工業，不僅無法輸出到國外市場，運到國內各地也很困難，使不少好東西就地腐爛。我國江南人多地少，發展傳統的園藝有很大潛力，但是隻有空運才能使花卉果萊一類的農產品具有更強的競爭能力。要想把我國農產品打入國際市場，落後的交通系統是目前的主要障礙。我國農業區能源短缺，秸稈不能還田。我國高原牧場載畜量歷來很低。美國西歐農牧業的現代化，從能量轉換的觀點來看，就是把大量礦物能轉換為食物中的化學能。例如電力，天然氣取代秸稈作燃料，後者即可用來肥田或喂牲畜。生產化肥，建設保温牛舍都要消耗大量能源。工業不向農村提供廉價高效的充足能源，農牧業就只能是古代的少米之炊，農業現代化就不可能實現。我國的高原和山區運煤是極其困難的，能量利用率也低。要解決這些問題，應該給交通不便的農村提供更多的電力、煤氣或燃油等便於傳輸的二次能源。這就向工業提出了一個尖鋭的問題，要想方法改造目前以燃燒固態煤為主的能源結構，發展便於傳輸的其他能源。

3.4 應當研究經濟結構在生產力發展中的地位和規律，要推進農業現代化，必須建立合理的經濟結構

全部經濟史和科學技術史都無可置疑地表明，分工不斷發展，協作不斷加強是生產發展的必然趨勢。整個自然和整個社會經濟體系都是有機聯繫的整體。片面誇大單一技術部門的作用，以某種片面發展的技術路線來取代綜合平衡的經濟和技術政策，在歷史上造成了無數的災難。存在了 2000 年的我國單一農業經濟所帶來的惡果，就是明顯的例證。

今天，我們主張採用經濟結構的概念，全面研究“生態-經濟-科技-文化-政治”之間的相互關係與作用，以免重犯單一技術路線的錯誤。應當説明，目前通行的術語中，把社會經濟形態和社會經濟結構等同使用。為了避免概念上的含混，我們建議今後只限於用社會經濟形態來表示社會經濟制度，而把社會經濟結構理解為具體的經濟技術結構（如農牧混合經濟、各產業部門之間的比例關係，生產和流通、消費之間的關係，國內與國外市場之間的關係等等），經濟管理結構（如是垂直還是網絡體制），經濟生態結構（如生產的佈局與環境、人口、能源之間的關係等等）。

粗略地説，經濟結構主要研究生產過程中人與自然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我們前面已分析了我國農業的經濟結構如何對中國社會一系列特殊問題發生密切的關係。我們同時看到，近 200 年間科學技術突飛猛進的發展，使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結構發生了迅速的變化，生產關係也有一些變化。這使我們深深感到經濟結構是決定社會生產力的一個重要因素，同時對生產關係也發生一定的影響。馬克思把生產力的要素歸納為勞動對象、生產工具和勞動者 3 個因素。他強調了分工協作的意義。這實際上就是經濟結構的思想。我們建議根據當代生產發展的新實踐，明確地把經濟結構列為生產力的第 4 個因素，並深入研究經濟結構矛盾運動的規律。我們希望歷史學家和經濟學家都來討論經濟結構的規律，運用科學方法來分析中國的實際問題，探討實現現代化的正確道路。

【作者後記】

我在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物理系學習期間，在 1964 年下鄉參加四清工作隊，首次接觸中國的農業問題。1966 年 5 月 7 日，毛澤東發出“五七指示”，要求學生要學文、學工、學農、學軍。我開始系統調查工廠、農村、學校、研究所，研究近代中國落後的原因和李約瑟問題。

1968 年到 1974 年在成都昆明鐵路眉山電務段當工人期間，在業餘系統研究了世界技術史、科學史、及科技政策史，注意到李約瑟問題，轉而研究世界經濟史。在計算了中國歷史上按人平均的耕地和糧食的數據後，發現郭沫若的中國封建社會的形成理論無法解釋地主制的出現導致中國農業日益分散化、小型化、和貧困化的趨勢。

1973 年初讀到比利時物理學家普里高津在《今日物理》雜誌上發表的革命性論文“演化的熱力學”，認識到生命與社會系統能夠演化發展的前提是開放而非封閉系統。從而將近代中國停滯原因的探索從內因論（地主剝削，政府專制，儒家保守等）轉向閉關政策（重農抑商）的歷史原因。發現毛澤東的軍事戰略基於“廣積糧”的經濟方針，人口和糧食是中國土地戰爭的基礎，但是西歐列強爭霸的目標是控制海上交通要道，資源和技術的海洋戰爭的基礎，原因是西歐是牧農混合經濟，不能向中國單一小農經濟那樣自給自足，從而鼓勵勞動分工，而中國把國際勞動分工看成是對國家安全的威脅，強化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從而和柏拉圖－亞當·斯密－馬克思認為勞動分工是生產力發展的動力的現代化趨勢背道而馳。毛澤東文化革命的出發點不僅是反對修正主義，而是反對西方國際勞動分工的產業革命趨勢。中國的現代化光靠引進現代軍事技術是不夠的，必須改變小農經濟立國的土地戰爭的發展戰略，發展生態平衡的農牧林混合經濟，才能根除中國週期性的生態危機和土地戰爭，才能鼓勵勞動分工和科學技術的全面發展。

當時寫下幾十萬字的研究以《科學技術史研究札記》的形式，得到我在科大的恩師，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和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校長嚴濟慈先生的讚賞。在鄧小平同志復出後，轉交給國家科委主持改革的領導同志。此文是在國家科委領導的要求下，在一個夜間急就而成，為《農業現代化討論會》準備的一個討論稿，為改變毛澤東“以糧為綱”的農業路線，鬆動人民公社的政策投石問路。

編者記

本文先發在黨內作內部討論，然後於 1979 年 11 月 16 日同時摘要發表於《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最後全文發表於《學習與探索》雜誌 1979 年第 4 期。前面有國家科委副主任童大林的文章《中國農業到了一個新的歷史轉折點》，對陳平的文章作了高度評價，並提出四個新概念：生態平衡、食物構成、農村全面建設和經濟技術教育綜合體系。

《參考消息》立即轉載了日本《世界》雜誌的評論，美國曆史學家Elizabeth Perry、黃宗智、費正清（John Fairbank）、英國科學家李約瑟（Joseph Needham）、美國人類學家 William Skinner、美國政治學家 Lucian Pye、Richard Baum 等都相繼邀請陳平前往國外交流討論。

陳平 1981 年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和斯坦福大學的講演中，美國學者指出陳平的分析視角獨立發現了美國文化人類學家的工作，即從生態技術對經濟基礎的作用，拓展了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即文化唯物主義的新領域。

陳平 1987 年在德克薩斯大學奧斯丁校區普里戈金研究中心的工作，進一步將中西文明分岔的歷史演變放到生態人口演化動力學的角度研究，發展了非線性演化動力學的數學模型，給出勞動分工演進或退化的條件，以及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競爭模式的得失，並在 2005 年解決亞當-斯密理論的悖論，提出勞動分工演化過程中穩定性與複雜性的消長權衡關係。

感興趣的讀者，請參閲“引論：東西方文明的分岔與演化”，收錄陳平著，《文明分岔，經濟混沌，與演化經濟動力學》

這也是【陳平《代謝增長論》】的起點

【我覺得我以前讀的書是狗屎】！公知、邪教等更加重了農村教育的落後！

                      對決2020

（盧麒元）閲讀 83萬+

 中國人的目光，被中美之間激烈的博弈吸引着。然而，真正的對決，確實不在中美之間。那只是，中國內部對決的一個投影而已。準確地講，只要中國不犯低級錯誤，中美完成角色互換僅是時間問題了。並且，這個時間，已經近在眼前了。

 美國人走錯了路。將美國帶入歧途的人，正是那個戲子總統里根。非常遺憾，美國人毫無知覺，甚至小布什和特朗普都將里根視為偶像。里根的“偉業”有兩個：第一，摧毀了蘇聯（親手殺死了美國唯一的盟友）；第二，里根經濟學（臭名昭著的供給側經濟學翻版）。第一“偉業”，製造了歐洲一體化和中國崛起；第二“偉業”，放縱金融資本蠶食了產業資本。自此，美國開始走向衰落。

 美國慘烈的教訓，並未引起中國人的高度警覺。2008年開始，中國開始在經濟上模仿里根經濟學。五年之後，里根經濟學在中國成為顯學。請注意中國金融資本崛起的時間節點，也請注意中國金融資本蠶食產業資本的歷史進程。如果，你還弄不明白，就聽聽前美國財長的直白：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條。十四億國人是不懂金融開放的！什麼叫“金融開放”？中國的產業資本必須向美國金融資本繳械投降！美國人為什麼死磕華為？因為，必須砸斷你最粗的產業資本脊樑！有了華為，國人就不再聯想了，美國金融資本滿洲化中國的夢想就有可能半途而廢。

 我仔細研究了香港的衰落。那其實是英美金融資本吞噬產業資本最經典的東方範例。請注意，香港四萬家制造業企業，在八十年代初至九十年代初，全部被金融資本吞噬掉了。此間，港資流入英國，成全了“撒切爾主義”。我明白，香港問題説不得，因為裙子下面根本沒有底褲。須知，供給側經濟學，並沒有什麼國界，就如同金融資本完全跨國流動一樣。更嚴重的問題是，金融資本從不孤獨，牠總是帶着榮華富貴的教育學術傳媒一同遨遊。美國的思想家跪了，你還能指望紅脖子們改天換地嗎？他們想有所改變，可惜歷史跟他們開了一個大玩笑，他們千呼萬喚終於弄出來了一個特朗普。

 我想，我的文字，普京是能看懂的。因為，俄羅斯人有着徹骨的痛。我想，一部分香港人也是懂的，他們也有着刻骨銘心的痛。然而，我很清楚，我的文字，大陸人還未必能讀懂。因為，我國的教育學術傳媒，正帶着他們在夢中遨遊呢！“四萬億”、“供給側”、“新基建”，老百姓是弄不懂的！那麼，你們只需要問一句，為什麼東拉西扯，就是不搞直接税？答案是：直接税將遏制金融資本吞噬產業資本！此刻，在中國，兩股勢力在激烈角逐，一方拼死要將有限的資源導入資產泡沫，另一方卻真誠地希望保護產業資本完成再工業化升級。一場瘟疫，提供了天賜良機。令人作嘔的供給側經濟學人們粉墨登場了，幾乎全部照抄了“里根經濟學”的舊作業。在瘟疫中，我清晰地看到了比新冠病毒更毒的傢伙們！

 我從不反對開放。但是，我反對將卧室開放，更反對將保險櫃開放。原因是，這不是大同世界，更不是童話世界。或者，弱弱地問一句，美國會向中國開放金融領域嗎？不對等的開放，等於繳械投降！哪裏有什麼中美貿易戰？這是中國內部的激烈對決！這是關於中國主體性問題的最後思考，這是關於中國財政金融主權的最殘酷地爭奪。請記住，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是我們稀裏糊塗地放棄了香港的財政金融主權遺禍至今。請警惕，今天再也不能稀裏糊塗放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財政金融主權了。

 不要聽那幾個名嘴忽悠，中國根本不存在什麼周邊問題。只要不犯顛覆性錯誤，周邊問題將在十年內全部和平解決。中國甚至也並不存在什麼“修昔底德陷阱”。只要解決了中國內部的干擾，迅速推進信息產業化和產業信息化，十年內可以填平各式各樣的所謂“陷阱”。我反對在未完成直接税立法的前提下，搞金融大開放，搞金融大躍進。不能遏制金融資本，就不要打開那個魔瓶。

 説到底，這是一場思想的對決。人民的主體性復甦，將具有決定性的意義。擁有主體性的民族，才能真正的擁有他們的主權。毛澤東在1938年5月，抗日戰爭最危險的時刻，寫下了聞名於世的鉅著《論持久戰》。毛澤東説，兵民是勝利之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