運用信息技術抗疫，西方和澳大利亞的唯一希望_風聞

一，見證澳洲疫情的蔓延

2020伊始，新冠病毒猛烈來襲。此時在墨爾本的我，每天一早急急打開電腦查詢新聞，心裏七上八下的，為遠方的親人和祖國擔心。

中澳民間和經濟關係緊密，大量回國過春節的中國留學生和華人在二月分會陸續返回澳洲，他們會不會把病毒帶回來？那時澳洲媒體和華人微信圈裏有各種擔心，但總的來説沒有大的波瀾，大家不覺得會失控。

春節過後，中國形勢愈加緊張。澳洲政府在2月1日宣佈暫時對中國公民關閉邊境，並組織專機從武漢撤僑。

雖然如此，在澳洲各大學的呼籲下，澳洲政府對非湖北籍的中國留學生仍然網開一面：中國留學生可以在第三國自我隔離2周後進入澳洲。為了爭取更多的中國留學生回來，澳洲一些大學提供8000澳元甚至更多，抵衝中國留學生曲線回澳洲的花銷。

從中國回來的留學生和華裔澳洲公民應該不在少數。根據“新快網”引用的聯邦內政部數據，2月1日旅行禁令後困在中國的留學生高達10.7萬，其中2.5萬在第三國自我隔離14天后飛回澳洲。

二月分，停靠日本橫濱的鑽石公主號郵輪漸漸演變成一個令人矚目的國際性事件，幾經周折，澳洲政府在2月19日將180名從鑽石公主號上撤下來的澳大利亞人接回澳洲北部的達爾文隔離。此前從武漢撤回的幾百人分別在聖誕島和達爾文隔離。

那時，回到澳洲的上萬中國留學生和華人，從武漢撤回來的以華裔為主的澳洲公民，從鑽石公主號上撤回的人員，都十分配合政府的隔離政策，他們中確診的新冠患者也只是零星少數。雖然有一位從鑽石公主號撤回的70多歲的男性病人過世，但其他的病例大都在幾周後治癒了。中國留學生和華人沒有造成新冠在澳洲的傳播，最近澳洲總理莫里森指出華人社區為遵循政府防疫規定做出了榜樣。

記得二月初政府決定從武漢撤僑時，亞裔集聚的購物中心有些緊張，不少人戴口罩；但二個星期後隨着隔離人員相繼回家，緊張氣氛隨即消失，亞裔超市裏戴口罩的也成了個別。

轉折點在二月下旬，韓國，日本，意大利，伊朗，疫情不斷爆發 。隨着澳洲人從伊朗，美國，意大利，英國的歸來，當地傳染的病例不斷在媒體上報道，先是理髮店，養老院，後來是學校和診所。

3月8日從悉尼前往新西蘭的紅寶石公主號郵輪啓航，乘客2650，船員1000多。那時澳洲和新西蘭航線被認為是低風險地區，但啓航後不久，就有乘客出現發燒等症狀，郵輪隨即隔離了3名病人。但是郵輪結束13天航程回悉尼後，有關當局竟然未組織周密的檢測和隔離，放乘客回家自行隔離，日後與這批乘客相關的確診病例多達600多。

繼紅寶石公主號後澳洲各地先後靠岸了多艘郵輪，確診了很多病例。郵輪成為澳洲新冠疫情擴散的重要源頭之一。另外美國也是澳洲病例的重要來源，總理莫里森在3月20日的廣播電台節目中表示，澳洲80%的新冠病例是輸入型的，而且主要和美國有關。

二，澳洲的防疫戰略

疫情初起的一月和二月，澳洲社會對病毒相當輕敵，普遍認為新冠是一個大號流感，扛一下就過去了。澳洲媒體對中國疫情的評論，帶有政治和意識形態色彩的文章遠遠壓倒對防範新冠病毒的探討和研究。

疫情在意大利的爆發是一個轉折點。澳洲社會中意大利裔的人數和影響力都不小，意大利疫情不可能不對澳洲社會產生巨大沖擊。

此時澳洲確診病例也在快速上升，根據相關數學模型澳洲已處於指數發展的早期，不加干預的話，不出一個月就會達到意大利那種不可收拾的境地，澳大利亞面臨危機！

意大利疫情的慘烈使得大號流感論迅速失去市場。輿論的焦點迅速轉向如何防疫，簡單的説有三種立場：

第一，當機立斷，速戰速決。這種觀點認為澳洲是個遠離各大陸的島國，能夠通過實行嚴厲措施在短時期裏把病例降到零。這些措施包括關閉國境，關閉學校，除必要人員之外，對大量民眾實行居家式社會疏離。澳洲著名智庫Grattan Institute 以及一些學者，在3月12日就呼籲關閉國境。

第二，不能吃猛藥先把自己吃死。持這種觀點的人對新冠的危害相對看得較輕，他們認為不能為了抵禦死亡率比流感略高的疫情而讓經濟停擺。他們不贊成關閉商店和學校，不主張實行嚴厲的社會疏離政策，強調大量的中小企業倒閉和大量的失業會對澳洲社會和經濟造成深遠和持久的負面影響。

聯邦政府最初的立場介於以上兩者中間，可以歸納為第三種立場：

三月18日, 莫里森總理和澳洲首席醫學官墨菲（Brendan Murphy）舉行記者會，發出了兩個綱領性的訊息：第一，澳洲不會實行為期兩週的嚴厲的“快速解決方案” ，來消滅COVID-19；相反政府準備至少六個月的持久戰，在抑制病毒傳播，防止醫療系統被擊穿的同時，保持澳大利亞經濟的持續運轉。

墨菲説的更清楚：“我們的所有專家都不建議用兩到四周短暫的封城方式關閉社會。” 澳大利亞既不可能“讓每個人呆在家裏， 也不可能靠封城在一個月內擊敗病毒”。

當時的社會疏離規定是室外500人以上，室內100人以上的集會不能舉辦，學校可以繼續開學，人員保持1.5米的接觸距離。澳洲於3月19日對外國人實行旅行關閉。

這些規定的實行的確減少了公交和商業中心的人流量。新冠病毒在武漢的傳播率RO是3，當時我感到澳洲政府的干預可以把RO壓到1左右，花上半年時間大概率可以控制住病毒在澳洲的傳播。

但現實證明我的估計過於樂觀，3月18日總理莫里森公佈抗疫綱領時，澳洲確診病例在500多，僅僅兩個星期多，已經跳到了5314（4月3日）。

這段時間，意大利，西班牙，美國紐約的悲慘畫面和令人揪心的數據不斷傳來，新冠死亡率在美國上升到2%，在意大利達到驚人的10％，在西班牙為8.82％，法國6.75%，德國的死亡率一直很低，但現在也爬升到1.07％，遠遠高於澳洲目前的0.42%。美國總統特朗普已經改口不在復活節開工；承認把美國新冠死亡人數控制在10萬以下，已經是上好的結果。

這次全球疫情以來，有一個現象：許多政府的防疫立場和政策常常在幾天內就會改變。澳洲國內確診數字的跳升加上國外疫情的惡化，逼迫澳洲政府不斷的修正政策，現在的社會疏離政策已經相當嚴厲了，中小學基本停課，大學實行網課，在墨爾本已經不能進行2人以上的集聚，悉尼的社會疏離規定更嚴。隨着這些規定的實行，航空公司，飲食和酒店業出現大批失業，失業人口可能突破百萬。

根據變化的形勢，3月30日總理莫里森宣佈在今後六個月投入1300億澳元，為受疫情影響的企業僱員提供每兩週1500澳元的補助，幫助企業留住員工。預計有600萬人將獲得這一補助（全澳人口只有2500萬）。昨天政府又撥款支持託兒所免費。

顯然，澳大利亞政府仍然準備打六個月的持久戰，但在抑制病毒傳播和保持經濟的持續運轉這個天平上，政府的立場明顯偏向了前者。其中的邏輯十分明顯：任何一個國家和政府都不可能在疫情流行，人員大量死亡的情況下維持經濟運行，只有把疫情穩定住才能有效的恢復經濟和社會生活。

三，技術抗疫，唯一希望

3月18日以來的抗疫政策，特別是最近一週更加嚴厲的社會疏離政策，已經有所成效。澳洲新冠發病率從3月初每天增長25-30%，回落到10%左右，但由於基數已超5000，即便新增病例在10%以下，每天還是有上百或幾百例確診。

能不能更有效的控制病毒？為什麼在中國，韓國等東亞國家和地區防疫更有效？澳洲主流媒體也在討論這些問題。

因為政治原因，澳洲媒體對中國的經驗報道很少，但他們把東亞地區成功抗疫的主要因素歸功於東亞的儒家文化。他們認為儒家文化講究服從，東亞地區的人民能夠很好地配合政府，自覺執行嚴厲的社會疏離規定，使得疫情得以有效控制。

這種解釋當然有道理，但未免過於狹窄。

中國的成功有一系列因素，很大一部分澳洲的確難以複製。 但即便如此，中國利用信息技術對疑似病例的追蹤和隔離仍然對澳洲抗疫有重大的借鑑作用。

根據中國衞健委截至4月2日的報告，全國確診病例8萬1千多，然而累計追蹤到的密切接觸者為71萬多，接近確診病例的9倍，這無疑是阻斷病毒傳播的關鍵因素之一。

近來英國帝國理工學院有關新冠病毒傳播的研究報告十分引人關注，正是這份報告，預計對新冠病毒“無為而治”會導致25萬英國人死亡，打消了約翰遜首相羣體免疫的念頭，轉向採取嚴厲的社會疏離政策。

然而，也是這份報告，描繪了西方依靠社會疏離政策抗疫的兩難境地。該報告認為在疫苗問世之前長達2年的時間內，新冠病毒將一直存在。長時間保持高強度的社會疏離必然帶來極大的經濟壓力和社會問題，例如家暴，精神疾病和吸毒；而倉促取消限制，則可能導致第二波感染潮的侵襲，使防疫的前功盡棄。

僅僅依靠社會疏離是不可能獲得抗疫的根本勝利，也許在一段時間裏能把發病的曲線拉平，甚至下彎，但很可能會死灰復燃。長期的反反覆覆對經濟和社會造成的傷害可能遠遠超過快刀斬亂麻的一時停擺。

面對兇猛狡猾的病毒，應當考慮運用錄像監控，手機定位，人臉識別等技術開展對病毒的有效追蹤和隔離。西方國家有這樣的技術和基礎設施，也許這是西方包括澳洲抗疫能否成功的關鍵。西方不可能複製中國抗疫的全盤結構和效率，但通過運用這些技術，至少可以建立一套主動出擊的機制來控制病毒，儘早重啓經濟。

據華爾街日報報道：英國官員希望推出一個新的智能手機應用程序，使用GPS，無線網絡和藍牙技術來追蹤感染者並向健康人員預警。該程序能夠繪製疫情圖並和政府共享信息。開發商説，英國政府可以在某個時候刪除數據，並保證不公開受感染患者的活動蹤跡。

​以色列內閣已授權其國安機構使用電話跟蹤技術來阻止冠狀病毒的傳播。總理內塔尼亞胡在電視講話中聲明要採取嚴厲措施保護公眾健康，儘管這“也將在一定程度上侵犯隱私”。

使用這些手段可能在澳洲社會引起反彈，但隨着疫情的擴大和變得綿綿無期，“民主，自由“這些口號會漸漸消退，西方社會包括澳洲應該能建立起一套技術支撐的遏制病毒機制。

另外澳洲總理莫里森在抗疫的過程中沒有參與對中國的污名化，表示澳洲新冠流行主要和美國有關，肯定華人社區在實行社會疏離中做出表率作用，這些值得讚揚。這顯示澳洲政府層面有在抗疫和恢復經濟中與中方加強合作的意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