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冠狀病毒與《華盛頓共識》的終結_風聞

作者：華中師範大學國外馬克思主義政黨研究中心

2020-4-3

【編者按】近日，知名醫學雜誌《柳葉刀》主編理查德·霍頓在BBC一檔節目上猛批英國防疫措施是“國家醜聞”，指出“這是一個悲劇，它原本是可以避免的！中國傳遞的信息非常清晰，我們卻浪費了整個二月，英國政府的反應相對遲鈍。”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貝爾福科學與國際事務中心教授斯蒂芬·沃爾特(Stephen M. Walt)指出，“新冠疫情將加速權力和影響力由西方向東方的轉移。歐洲和美國反應遲緩、應對失策，這進一步損害了西方的‘形象’。”若新冠肺炎疫情最終像許多人預料的那樣重創西方國家，那麼美國及其領導的國際秩序將遭受驚人打擊。回望2008年，可以説是美國冷戰後未受挑戰的主導地位終結；日後回顧2020年，或許會發現這是華盛頓全球權威真正開始瓦解之時。本文是《Aydınlık Daily》和《Yacht Magazine》的專欄作家葛德尼茲於2020年4月1日發表於土耳其左翼網站“聯合世界國際”（United World International）的評論文章。

   全球領導權和霸權主義大約每100-150年就會更迭一次。當這種變化發生時，全球體系的主導力量也會發生變化。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條約》(Treaty of Westphalia)和法國大革命(French Revolution)等重要里程碑，就是17和18世紀此類變化的例子。19世紀，英國從拿破崙時代後的維也納會議(1815年)開始，成為歐洲的主導力量。美國成為了新的全球領導者，從足球到英語，從紡織到航海，在各個方面影響着世界。

20世紀美國的領導地位

   在美國提供貸款的援助下，英國發動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儘管他們最終取得了勝利，但英國經濟已經陷入全面崩潰的境地。戰後帝國時代走向了終結，俄羅斯的社會主義和土耳其的凱末爾主義開始興起：世界上被壓迫民族正在覺醒。國際聯盟(由英國創建)未能阻止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儘管英國和其他盟國成功脱穎而出，但倫敦不得不承認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尤其在經濟實力方面。美國1890年的產量超過了英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成為經濟巨人。美國霸權的時代開始了，蘇聯是唯一一個可以制衡的因素，特別是在核技術方面。結果，世界經歷了一段相對穩定的時期，直到1989年柏林牆在冷戰的最後幾年因相互保證銷燬和核武器的威脅而倒塌。從那時起，世界人口和財富急劇增長起來。

20世紀70年代，世界人口為35億；而到21世紀初，人口增長為75億。1971年，美國以一種相當狡猾的手段鞏固了美元在國際貿易中的地位。1970年，新自由主義經濟體系發生了轉變。衞生、醫藥、食品、電信和運輸部門的發展如此之快，以至於20世紀70年代以後，大西洋主義的全球經濟體系開始將不斷增長的世界人口視為潛在的消費人羣。

後冷戰時代

1989年蘇聯解體後，美國霸權開始在全球化的旗幟下於世界範圍內推行新自由資本主義。在單極化時代，許多政府被推翻，世界地圖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隨着國家權力的萎縮，私有化和大公司經歷了它們的黃金時代。與此同時，金融資本部門的增長超過了其歷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當這個制度開始憑空造錢時，金融戰勝了生產，消費戰勝了配給，物質享樂戰勝了精神和道德。

公眾已經在更廣泛的地緣政治理論允許的範圍內發生了轉變，成為了完美的消費者。蘇聯解體後，俄羅斯也成為了資本主義大國，而中國在20世紀70年代末已經轉向混合經濟模式。

新自由主義災難

21世紀初，由新自由資本主義和大西洋主義的民主所形成的社會心理氣候創造了一大批享樂主義者，他們心甘情願地掠奪自然以獲取商品，背離了基本的人道主義價值觀。新自由主義創造了一個個人主義橫行的社會，他們不予思考而隨意消費。在對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亞和敍利亞進行血腥干預的期間，要麼為了獲取能源和原材料資源，要麼為了創造新的市場，戰爭爆發了。大多數人沒有質疑他們的政府，而是屈從於人為的恐怖威脅。當弱國在政治浴血中分崩離析時，富有活力的金融資本精英們支持了揹負着消費者債務的中產階級的增長。

與此同時，這些精英也一直在尋求擴大自己的市場。中產階級的需求日益增長，其中許多人的上一代人就處於貧困之中，這是由在地緣政治和經濟鬥爭中冷酷無情的政府支撐起來的。《華盛頓共識》為每個人提供了在自由民主體制下像美國人那樣生活的理想。要做到這一點，就要求這些人不僅要立足於消費的框架內，還要遵守西方的價值觀。那些反對這些價值觀的人會被視為敵人並受到懲罰。

枯竭的世界

    然而，事實證明，美國夢難以“出口”。《華盛頓共識》實際上鼓勵全球化從廉價勞動力中獲益：在新的氣候下，全球製造業一體化是在相互依賴的基礎上進行的，特別是在亞太地區。中國和印度的經濟呈指數級增長，貿易軸心轉向東方。這是一個成功的標誌，在過去的25年裏，全球有26億人進入了中產階級，但這一戰略事與願違。在亞太國家生產力提高的同時，美國的經濟體系卻朝着相反的方向發展，消費模式變得更加龐大。

在這一點上，環境的破壞也是不可避免的。從二氧化碳排放到消費品供需平衡，全球體系被證明是遠遠不可持續的。1973年，船舶載貨量增加到35億噸左右，而去年是120億噸。如果全球化繼續這樣發展下去，到2030年可能將達到250億噸左右。環境的破壞從全球變暖到空氣污染，從海洋酸化到塑料垃圾島的形成。長期以來，人們一直認為這種做法是不可持續的。

誰來結束這一切?

有人需要終結金融資本的世界，建立一個新的、可持續的體系。必須有人阻止全球化的蔓延，停止對日益增長的消費的依賴，停止對國界的破壞。政府需要改組，不僅是為了特定少數人的利益和福祉，而且是為了全體人民的和平與繁榮。

COVID-19警告

冠狀病毒對世界來説都是一個重要的警告。在打破全球地緣政治斷裂線和改變地緣政治範式方面，一種微觀病毒比《威斯特法利亞和約》(Peace of Westphalia)、法國大革命(French Revolution)和1956年蘇伊士危機(Suez Crisis)更加有效。新冠肺炎疫情危機不是一場武裝衝突，但其影響足以與世界大戰相提並論。仔細觀察這一病毒大流行的後果，就會清楚地看出這個問題有多麼複雜。一些環保人士表示，自從隔離措施實施以來，世界終於可以自由呼吸了。例如，武漢的空氣污染實際上已經消除了。

另一方面，依賴美元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體系正在崩潰。這種情況為在金融資本廢墟上重建實體經濟體系打開了大門。在這一點上，改變利率或向市場釋放資本將不足以讓空置的工廠重新生產麪包，就像應對2008年金融危機時所做的那樣。

每個國家都要靠自己

最近的大流行向我們表明，所有國家基本上都是孤立的。即使是像歐盟或北約這樣的超國家組織也無法應對這場危機。他們完全無法幫助那些需要幫助的人。這個問題是全球性的，但解決方案是全國性的。Covid-19提醒世界，在以利潤為導向的資本主義迫使人們放棄社會道德的環境中，公共領域至關重要。另一方面，中國在道德和經濟上保持了強勢領導力，為21世紀提供了一個穩定的模式。隨着全球化的萎縮，各國政府將繼續走上自給自足的道路。隨着經濟轉向國內，鄰國之間的區域合作和貿易將會增加。這種自給自足是非常重要的，特別是在農業和水資源方面。

美國時代即將結束

越來越明顯的是，美國將不再能夠繼續其主導地位。美國甚至無法自救，更不用説幫助其他國家了。以美國為首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拒絕了委內瑞拉在這一困難時期的貸款請求，而美國繼續對伊朗實施制裁，包括人道主義援助，所有國家都應該團結一致——所有這些都破壞了美國的全球形象。這種情況將進一步加劇美中之間的競爭，對於被壓迫國家來説，兩者之間的選擇將越來越清晰。

社會經濟海嘯

Covid-19促使在全世界恢復民族主義和孤立主義。儘管來自美國、法國和德國的七國集團領導人表示，他們正在與冠狀病毒作戰，但實際上，他們的努力是向新的全球經濟體系過渡而做準備的一部分。毫無疑問，隨着新的全球體系的建立，未來將面臨巨大的挑戰。儘管Covid-19最終會被淘汰，但它所引發的社會經濟海嘯將衝擊全球經濟體系，使其陷入混亂和衰退。與此同時，由於特朗普要求戰時授權，過去三個月美國的槍支銷量增加了40%。一個社會經濟危機的時代即將來臨，由於各國都在與失業和經濟不平衡作鬥爭，這種威脅現在不是來源於外部，而是生髮於內部。毫無疑問，在建立新的經濟體制之前，每個國家都將面臨嚴重的國內問題。

中國的崛起

事實證明，擁有強大中央集權國家結構的中國，是最能應對這種災難性局面的國家。毫無疑問，這場危機將極大地提升中國作為世界領袖的地位。它在很短的時間內取得了驚人的成功，利用了技術和政府應對致命性生物威脅的全部能力。毫無疑問，美國軍事戰略家將分析中國的戰略，並對其進行調整。很顯然，即使是核攻擊，中國人民也會以同樣的紀律來應對，更不用説常規戰爭了。毫無疑問，中國正在增加對生物武器威脅應對機制的投資。國防預算現在將與常規武器一樣，用於預防流行病和類似的生物攻擊。

土耳其的經驗教訓

我們國家從這個過程中得到的最重要的教訓，與100年前凱末爾主義教給我們的是一樣的。科學就是一切，真理只隱藏在科學之中，信仰只能支持科學揭示的真理。Covid-19再次告訴我們，科學是最具體的指南。另一方面，這場危機向我們表明，應該將人民的富裕安康置於政治利益之上。在擁有1500萬人口的中國武漢實行封鎖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土耳其出於一些原因沒有實施封鎖，它也無法維持對來自國外的人實施隔離的紀律性和有效性。

這場危機證明，土耳其公共衞生機構（Hifzisihha）的存在對政府極其重要。這一機構甚至比不上一個一般部門的地位，必須恢復它應有的職能和權力。

經濟的脆弱性

土耳其必須在21世紀內實現以生產為基礎的經濟，並在國家指導下采用混合經濟模式。事實證明，以消費和服務業為基礎的經濟非常脆弱。不幸的是，土耳其在1980年政變後落入了這個陷阱。當我寫下這些文字時，一些社會問題，例如冠狀病毒給我們的經濟帶來沉重的負擔，已經開始被公眾所討論。我們需要通過全國動員來克服這些問題。諸如伊斯坦布爾運河之類的不切實際的項目應該被放棄，它們不會為我們的社會和經濟提供任何收益。必須重拾伊茲密爾經濟大會的會議精神。大西洋主義的粉飾和義務，特別是關於歐盟關税同盟，應該予以修改。

帝國主義會抵制

由於病毒大流行危機，《華盛頓共識》正在垂死掙扎。因此，我們應該預料到，帝國主義會像Covid-19那樣，盡其所能地生存下去。因此，土耳其需要恢復其開創性價值，即凱末爾主義國家模式，並加強與亞洲特別是俄羅斯和中國的合作，借鑑歐洲和美國人道主義價值觀和危機管理失敗的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