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苦難，為了不能忘卻的紀念, 為了不再犯類似錯誤_風聞

 

“歷史給人的唯一教訓，就是人們從未在歷史中吸取過任何教訓” --- 黑格爾

腦科學研究發現，遺忘是人類大腦發展的重要功能，讓人能以樂觀的態度向前行，但這對於歷史教訓的汲取卻未必是好事。

半個世紀以來，中國發生了很多重大事件，但從社會學的眼光來看，留下來的幾乎是一片空白，能反映這些重大事件的音樂、電影、好的小説都沒有，頂多有點零星的個人回憶。

孔子説，君子最高的操守是“不遷怒，不貳過”，可事實上，一個人要想“不貳過”是很難的，因為人是有慣性思維的。在我看來，能在反思中做到不遷怒、不諉過就很好。要正視自己的錯誤，敢於認錯，自己的鍋還得自己揹着。過去，在中國的歷史傳統裏，是有認錯文化的，是鼓勵人們敢做敢當的。

   1000年後, 後人翻閲2020年中國歷史, 有紅旗飄揚, 醫者逆行, 也應有平民眼淚。

    國務院發佈公告：2020年4月4日舉行全國性哀悼活****動！

作者：張文靜 胡珉琦 李芸 中國科學報

反思苦難，為了不能忘卻的紀念, 為了不再犯類似錯誤

編者按：

慎終追遠在清明。2020年的這個清明節註定將讓我們更多一層緬懷、追撫與思考。

遠的不提，當我們回憶起17年前，會發現此時與彼刻有太多的相似。面對苦難，人類彷彿總在經歷，也總是遺忘。難道黑格爾説的“歷史給人的唯一教訓，就是人們從未在歷史中吸取過任何教訓”是真理？

忘記苦難也許是人類趨樂避苦的一種本能，但記住苦難、反思苦難卻是人性光輝的底色。唯有如此，人類在漫漫歷史長河中才有不斷向前的底氣，也不枉面對那些逝去的生命所付出的沉重代價。這樣我們才能走出“後人哀之而不鑑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的怪圈。

從一個災難性事件到形成一段集體記憶，並永久地固化下來、流傳下去，我們該做些什麼？具體到這次的新冠肺炎疫情，我們將用怎樣的方式紀念它，才能達到記錄歷史、悼念逝者、教育後人的目的？

《中國科學報》邀請了幾位醫學史、科學史專家和作家，談談我們對苦難的遺忘與記憶。

我們為什麼容易忘記苦難

《中國科學報》：黑格爾説：“歷史給人的唯一教訓，就是人們從未在歷史中吸取過任何教訓。”你怎麼理解這句話？我們對苦難歷史的記憶呈現一種怎樣的態度？

劉士永：人是仰賴記憶的生物，但非常可惜，歷史記憶常因時光遠去而褪色甚至扭曲。就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來看，不管是SARS或流感，甚至是更早以前的鼠疫，都在不同國家被提出來作為防疫警示或參考基準。 但事實上，無論是官方或民間在運用歷史例證時，多半都只是剪裁符合自己需求的歷史片段，而對整體的歷史場景與脈絡毫不關心。如此做法造成的歷史誤解，比不學習歷史教訓更嚴重。

大疫當前，專家的聲音往往被最簡單、最日常的思考與用語所掩蓋。大疫過後，又因為人性急着要遺忘恐怖氣氛，不願回想、不願檢討，以為把一切拋在腦後就能迎來光明，當然就更容易讓歷史的經驗和以重大犧牲換來的教訓歸於泡影。

20世紀80年代的腦科學研究發現，遺忘是人類大腦發展的重要功能，讓人能以樂觀的態度向前行，但這對於歷史教訓的汲取卻未必是好事。

實際上，歷史仍在人性的底層發揮作用，只是我們毫不自覺或刻意不反省而已。如果不想讓以史為鑑只成為一種口號，那就得迴歸歷史專業，並且直刺人性卑劣懦弱的底層。

李俠：一方面，人的記憶是會衰減的，隨着時間的推移，記憶的分母越來越大，一個災難事件所佔的分量也會越來越小。最後，隨着經歷者的逝去，留下的記憶也會變得微不足道。

另一方面，個體記憶雖會消失，可一旦無數個體記憶被固化下來，上升成為民族的、社會的集體記憶，這種記憶就可以被傳遞，就像基因一樣。但遺憾的是，只有極少數的事件最終能夠真正變成集體記憶，成為一種精神財富，起到推動社會進步的支撐作用。

比如當年的非典，2003年至今17年過去，整個SARS事件留給我們的更像是一個符號化的東西，它豐富的內涵隨着時間的新陳代謝，已經被稀釋了。它帶來的愴痛，對於整個社會集體而言，也許不那麼大。相較而言，幾次大地震因為傷亡比較嚴重，在人們心目中的痕跡會更深一些。在災難性事件中，對記憶影響巨大的是人類犧牲的規模。

餘世存：中國人確實特別善於遺忘，對於西方人來説，則是現代文明的成就讓他們忘乎所以。

我們雖然號稱是一個歷史記載、歷史寫作傳統很悠久的民族，但我們的歷史記載是缺乏理性的，這與中國文化缺失理性、邏輯有關聯。其中一個最重要的方面，是中國人普遍缺乏社會學的訓練。

就拿普通人來説，我曾經給學生出考題，讓他們寫個人的成長史、家庭史，但很多人連爺爺奶奶、外公外婆的出生日期都不願意去調查，只説不知道就把作業交給我。我們在精神意識當中缺乏這種觀念，很多人寫回憶錄寫得過於感性。

一個家庭是如此，一個社會更是如此。比如，半個世紀以來，我們發生了很多重大事件，但從社會學的眼光來看，留下來的幾乎是一片空白，能反映這些重大事件的音樂、電影、好的小説都沒有，頂多有點零星的個人回憶。從個人到社會，我們都缺乏社會學的、理性的梳理和總結。

《中國科學報》：現在，新冠肺炎疫情已經蔓延到全球，歐美國家成為疫情第二波的中心。此次西方在吸取當下和歷史的教訓方面表現如何？

劉士永：除了人類對苦難共通的態度之外，此次歐美國家忽視中國疫情發展，也是其歷史與社會成見的產物。19世紀以來歐美的“黃禍論”觀點從未消失。從1894年香港鼠疫、1900年舊金山唐人街鼠疫甚至是更近的1968年香港流感、韓國MERS、2003年非典，歐美一貫的思考就是骯髒的亞洲才是病源。這樣的心態一直都未消散，而且在中國暴發新冠肺炎疫情的初期更加發酵，最終導致了中國以封城為代價換得的寶貴時間，遭到忽視且白白浪費了。

類似的問題不是沒有發生在亞洲或是國內。非典期間，韓國以個案數少宣稱泡菜內的酵素有抗SARS功能，俄羅斯則口耳相傳伏特加酒有體內滅菌效果。其它地區則歸咎於廣東人什麼都吃的飲食習慣，甚至是中國公廁的污穢嚴重等等。這些指控除了強化民族主義情緒與歸咎他人外，實在看不出對了解病情與日後防疫有什麼實質幫助。人心的輕忽與浮動、各種成見帶來的僥倖心理，造成了現在歐美的困境。

餘世存：西方有點忘乎所以了，明明知道可以人傳人，但錯過了這麼多時間和機會。這與他們對於現代性的理解、對技術文明的迷信有關。他們總認為技術能解決一切，技術能把人類帶入到一個黃金世界中去，卻不知道文明再怎麼發展，總會伴隨着負面的東西。全球化本身也是，西方文化認為自己才是全球化的火車頭，以為自己不需要包括中國在內的東方文化以及其他文明，如印度古典文化、阿拉伯文化，認為後者都是有求於西方的，這個觀念很成問題。

《中國科學報》：中國古代在面對苦難方面有什麼思想？

餘世存：其實中國人的思維方式是很適合應對災難的，因為中國人有對稱性思維，或者叫陰陽思維。比如，有善必有惡，有好必有壞。

應對災難，中國人也有一些重要的辦法，比如問責。道光、咸豐年間，京城附近出現了旱災，皇帝連下三次詔書問百官最近幾年的政策有什麼問題、有什麼不當，大家暢所欲言。

《中國科學報》：一提到對苦難的反思，我們很容易想到鄰居日本。日本與中國、西方面對苦難的態度，又有何相同與不同？

王一方：日本國民面對災害的鎮靜與淡定，是在災害頻繁降臨中習得的。關東大地震、阪神大地震、引發福島核事故的2011年東日本大地震，幾乎是隔幾十年就週期性地發生，更不用説5級以下的中小地震，每年、每月都有可能降臨。危機中，他們練就了穿越苦難，繼而駕馭、超越苦難的心態和技能。

餘世存：日本是脱亞入歐，學西方學得很像，所以在這方面做得更好一些。比如這次疫情，日本雖然開始時也有點問題，但總體來講，能夠激發國民自身的理性和智慧。

田松：一種文化特質其實是可以被建構的。很多時候，它和輿論場有關。社會機制本身具有一種篩選能力，這種篩選能力極其厲害。當記錄那些苦難的、悲傷的甚至陰暗的情緒和信息是不被鼓勵的，甚至可能帶來風險的時候，那麼它的傳播就必然會減弱。漸漸的，人們就會適應一種被篩選之後留下的文化。

於是，我們對苦難的記憶力就越來越差，我們對苦難的共情能力也在下降，感受不到唇亡齒寒、兔死狐悲。

我們為什麼要記住苦難

《中國科學報》：如果説趨樂避苦是人類的一種本能，那麼我們為什麼一定要“違揹人性”、記住苦難呢？

李俠：趨樂避苦可以説是個體的一種本能，但是從社會、民族的層面來講，這種趨樂避苦的傾向是有害的，有可能加深災難。它會讓人失去理性，失去敏鋭性和警惕性。苦難本來是人類為進步所付出的代價，而羣體的遺忘，會讓這種代價徹底淪為沉沒成本。

當我們建構集體記憶的時候，也許會無數次觸碰到那些比如失去至親的人的傷痛。對他們而言，那是撕心裂肺的東西。

這對他們來説是傷害嗎？剛開始是，但從長遠來看，只有理解和正視它才能真正走出痛苦，從這個意義上來説，集體記憶其實是一種羣體性疏導。

悲傷的東西是不是應該忘記？人天然地想要回避悲傷，在迴避的過程中很可能會讓我們拒絕去作更多思考。如果只把悲傷當成禁忌，那麼它只會在心裏成為一種包裹。

我們之所以要建立集體記憶，不是為了讓人們沉湎於苦難之中，變成一種心理負擔，而是通過反思和學習，改變我們的觀念，提升整個社會的認知水準。這是一股積極向上的力量，是不甘讓受傷的人們白白付出巨大的代價。

餘世存：要記住苦難是因為，我們太容易陷入一種進步、發展的很輕浮的狂喜當中，包括現代性，我們以為現代性就是一馬平川地走向輝煌、走向不斷的享受，但實際上，人類永遠擺脱不了這種負面的東西。用中國《易經》的話來講，就是有泰也有否，無論是否極泰來還是泰極否來，我們必須有這樣的心理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