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苦難,為了不能忘卻的紀念, 為了不再犯類似錯誤_風聞
大江生物-2020-04-04 13:08
“歷史給人的唯一教訓,就是人們從未在歷史中吸取過任何教訓” --- 黑格爾
腦科學研究發現,遺忘是人類大腦發展的重要功能,讓人能以樂觀的態度向前行,但這對於歷史教訓的汲取卻未必是好事。
半個世紀以來,中國發生了很多重大事件,但從社會學的眼光來看,留下來的幾乎是一片空白,能反映這些重大事件的音樂、電影、好的小説都沒有,頂多有點零星的個人回憶。
孔子説,君子最高的操守是“不遷怒,不貳過”,可事實上,一個人要想“不貳過”是很難的,因為人是有慣性思維的。在我看來,能在反思中做到不遷怒、不諉過就很好。要正視自己的錯誤,敢於認錯,自己的鍋還得自己揹着。過去,在中國的歷史傳統裏,是有認錯文化的,是鼓勵人們敢做敢當的。
1000年後, 後人翻閲2020年中國歷史, 有紅旗飄揚, 醫者逆行, 也應有平民眼淚。
國務院發佈公告:2020年4月4日舉行全國性哀悼活****動!
作者:張文靜 胡珉琦 李芸 中國科學報
反思苦難,為了不能忘卻的紀念, 為了不再犯類似錯誤
編者按:
慎終追遠在清明。2020年的這個清明節註定將讓我們更多一層緬懷、追撫與思考。
遠的不提,當我們回憶起17年前,會發現此時與彼刻有太多的相似。面對苦難,人類彷彿總在經歷,也總是遺忘。難道黑格爾説的“歷史給人的唯一教訓,就是人們從未在歷史中吸取過任何教訓”是真理?
忘記苦難也許是人類趨樂避苦的一種本能,但記住苦難、反思苦難卻是人性光輝的底色。唯有如此,人類在漫漫歷史長河中才有不斷向前的底氣,也不枉面對那些逝去的生命所付出的沉重代價。這樣我們才能走出“後人哀之而不鑑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的怪圈。
從一個災難性事件到形成一段集體記憶,並永久地固化下來、流傳下去,我們該做些什麼?具體到這次的新冠肺炎疫情,我們將用怎樣的方式紀念它,才能達到記錄歷史、悼念逝者、教育後人的目的?
《中國科學報》邀請了幾位醫學史、科學史專家和作家,談談我們對苦難的遺忘與記憶。
我們為什麼容易忘記苦難
《中國科學報》:黑格爾説:“歷史給人的唯一教訓,就是人們從未在歷史中吸取過任何教訓。”你怎麼理解這句話?我們對苦難歷史的記憶呈現一種怎樣的態度?
劉士永:人是仰賴記憶的生物,但非常可惜,歷史記憶常因時光遠去而褪色甚至扭曲。就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來看,不管是SARS或流感,甚至是更早以前的鼠疫,都在不同國家被提出來作為防疫警示或參考基準。 但事實上,無論是官方或民間在運用歷史例證時,多半都只是剪裁符合自己需求的歷史片段,而對整體的歷史場景與脈絡毫不關心。如此做法造成的歷史誤解,比不學習歷史教訓更嚴重。
大疫當前,專家的聲音往往被最簡單、最日常的思考與用語所掩蓋。大疫過後,又因為人性急着要遺忘恐怖氣氛,不願回想、不願檢討,以為把一切拋在腦後就能迎來光明,當然就更容易讓歷史的經驗和以重大犧牲換來的教訓歸於泡影。
20世紀80年代的腦科學研究發現,遺忘是人類大腦發展的重要功能,讓人能以樂觀的態度向前行,但這對於歷史教訓的汲取卻未必是好事。
實際上,歷史仍在人性的底層發揮作用,只是我們毫不自覺或刻意不反省而已。如果不想讓以史為鑑只成為一種口號,那就得迴歸歷史專業,並且直刺人性卑劣懦弱的底層。
李俠:一方面,人的記憶是會衰減的,隨着時間的推移,記憶的分母越來越大,一個災難事件所佔的分量也會越來越小。最後,隨着經歷者的逝去,留下的記憶也會變得微不足道。
另一方面,個體記憶雖會消失,可一旦無數個體記憶被固化下來,上升成為民族的、社會的集體記憶,這種記憶就可以被傳遞,就像基因一樣。但遺憾的是,只有極少數的事件最終能夠真正變成集體記憶,成為一種精神財富,起到推動社會進步的支撐作用。
比如當年的非典,2003年至今17年過去,整個SARS事件留給我們的更像是一個符號化的東西,它豐富的內涵隨着時間的新陳代謝,已經被稀釋了。它帶來的愴痛,對於整個社會集體而言,也許不那麼大。相較而言,幾次大地震因為傷亡比較嚴重,在人們心目中的痕跡會更深一些。在災難性事件中,對記憶影響巨大的是人類犧牲的規模。
餘世存:中國人確實特別善於遺忘,對於西方人來説,則是現代文明的成就讓他們忘乎所以。
我們雖然號稱是一個歷史記載、歷史寫作傳統很悠久的民族,但我們的歷史記載是缺乏理性的,這與中國文化缺失理性、邏輯有關聯。其中一個最重要的方面,是中國人普遍缺乏社會學的訓練。
就拿普通人來説,我曾經給學生出考題,讓他們寫個人的成長史、家庭史,但很多人連爺爺奶奶、外公外婆的出生日期都不願意去調查,只説不知道就把作業交給我。我們在精神意識當中缺乏這種觀念,很多人寫回憶錄寫得過於感性。
一個家庭是如此,一個社會更是如此。比如,半個世紀以來,我們發生了很多重大事件,但從社會學的眼光來看,留下來的幾乎是一片空白,能反映這些重大事件的音樂、電影、好的小説都沒有,頂多有點零星的個人回憶。從個人到社會,我們都缺乏社會學的、理性的梳理和總結。
《中國科學報》:現在,新冠肺炎疫情已經蔓延到全球,歐美國家成為疫情第二波的中心。此次西方在吸取當下和歷史的教訓方面表現如何?
劉士永:除了人類對苦難共通的態度之外,此次歐美國家忽視中國疫情發展,也是其歷史與社會成見的產物。19世紀以來歐美的“黃禍論”觀點從未消失。從1894年香港鼠疫、1900年舊金山唐人街鼠疫甚至是更近的1968年香港流感、韓國MERS、2003年非典,歐美一貫的思考就是骯髒的亞洲才是病源。這樣的心態一直都未消散,而且在中國暴發新冠肺炎疫情的初期更加發酵,最終導致了中國以封城為代價換得的寶貴時間,遭到忽視且白白浪費了。
類似的問題不是沒有發生在亞洲或是國內。非典期間,韓國以個案數少宣稱泡菜內的酵素有抗SARS功能,俄羅斯則口耳相傳伏特加酒有體內滅菌效果。其它地區則歸咎於廣東人什麼都吃的飲食習慣,甚至是中國公廁的污穢嚴重等等。這些指控除了強化民族主義情緒與歸咎他人外,實在看不出對了解病情與日後防疫有什麼實質幫助。人心的輕忽與浮動、各種成見帶來的僥倖心理,造成了現在歐美的困境。
餘世存:西方有點忘乎所以了,明明知道可以人傳人,但錯過了這麼多時間和機會。這與他們對於現代性的理解、對技術文明的迷信有關。他們總認為技術能解決一切,技術能把人類帶入到一個黃金世界中去,卻不知道文明再怎麼發展,總會伴隨着負面的東西。全球化本身也是,西方文化認為自己才是全球化的火車頭,以為自己不需要包括中國在內的東方文化以及其他文明,如印度古典文化、阿拉伯文化,認為後者都是有求於西方的,這個觀念很成問題。
《中國科學報》:中國古代在面對苦難方面有什麼思想?
餘世存:其實中國人的思維方式是很適合應對災難的,因為中國人有對稱性思維,或者叫陰陽思維。比如,有善必有惡,有好必有壞。
應對災難,中國人也有一些重要的辦法,比如問責。道光、咸豐年間,京城附近出現了旱災,皇帝連下三次詔書問百官最近幾年的政策有什麼問題、有什麼不當,大家暢所欲言。
《中國科學報》:一提到對苦難的反思,我們很容易想到鄰居日本。日本與中國、西方面對苦難的態度,又有何相同與不同?
王一方:日本國民面對災害的鎮靜與淡定,是在災害頻繁降臨中習得的。關東大地震、阪神大地震、引發福島核事故的2011年東日本大地震,幾乎是隔幾十年就週期性地發生,更不用説5級以下的中小地震,每年、每月都有可能降臨。危機中,他們練就了穿越苦難,繼而駕馭、超越苦難的心態和技能。
餘世存:日本是脱亞入歐,學西方學得很像,所以在這方面做得更好一些。比如這次疫情,日本雖然開始時也有點問題,但總體來講,能夠激發國民自身的理性和智慧。
田松:一種文化特質其實是可以被建構的。很多時候,它和輿論場有關。社會機制本身具有一種篩選能力,這種篩選能力極其厲害。當記錄那些苦難的、悲傷的甚至陰暗的情緒和信息是不被鼓勵的,甚至可能帶來風險的時候,那麼它的傳播就必然會減弱。漸漸的,人們就會適應一種被篩選之後留下的文化。
於是,我們對苦難的記憶力就越來越差,我們對苦難的共情能力也在下降,感受不到唇亡齒寒、兔死狐悲。
我們為什麼要記住苦難
《中國科學報》:如果説趨樂避苦是人類的一種本能,那麼我們為什麼一定要“違揹人性”、記住苦難呢?
李俠:趨樂避苦可以説是個體的一種本能,但是從社會、民族的層面來講,這種趨樂避苦的傾向是有害的,有可能加深災難。它會讓人失去理性,失去敏鋭性和警惕性。苦難本來是人類為進步所付出的代價,而羣體的遺忘,會讓這種代價徹底淪為沉沒成本。
當我們建構集體記憶的時候,也許會無數次觸碰到那些比如失去至親的人的傷痛。對他們而言,那是撕心裂肺的東西。
這對他們來説是傷害嗎?剛開始是,但從長遠來看,只有理解和正視它才能真正走出痛苦,從這個意義上來説,集體記憶其實是一種羣體性疏導。
悲傷的東西是不是應該忘記?人天然地想要回避悲傷,在迴避的過程中很可能會讓我們拒絕去作更多思考。如果只把悲傷當成禁忌,那麼它只會在心裏成為一種包裹。
我們之所以要建立集體記憶,不是為了讓人們沉湎於苦難之中,變成一種心理負擔,而是通過反思和學習,改變我們的觀念,提升整個社會的認知水準。這是一股積極向上的力量,是不甘讓受傷的人們白白付出巨大的代價。
餘世存:要記住苦難是因為,我們太容易陷入一種進步、發展的很輕浮的狂喜當中,包括現代性,我們以為現代性就是一馬平川地走向輝煌、走向不斷的享受,但實際上,人類永遠擺脱不了這種負面的東西。用中國《易經》的話來講,就是有泰也有否,無論是否極泰來還是泰極否來,我們必須有這樣的心理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