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誰勾起了當代中國人的三次“口糧焦慮”? | 文化縱橫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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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範可 | 南京大學社會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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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民以食為天。新冠疫情影響之下，越南、泰國等產糧大國紛紛限制糧食出口，使得國內一度出現關於糧食安全的激烈爭論。如論者所言，“飢餓是人最重要的政治屬性”，而糧食安全自始便是一個關乎政治安全的宏觀命題。本文作者認為，自新中國成立以來，國人關於“食”的焦慮經歷了糧食安全、食品安全與轉基因風潮的時間變化。無疑，新中國早期的糧食安全問題關涉國家工業化的積累與國際政治安全，同時也隱藏有國人的飢餓記憶；近年來不斷湧現的食品安全問題關涉食品法治水準與經濟秩序安全，其是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產物；而一度甚囂塵上的轉基因大戰將多重安全隱憂聚合一身，展現出政治安全、政治懷舊、反智主義、反新自由主義等多重思想面向。綜合來看，以上三者反映出同一命題：糧食與食品絕非孤立之物，它將制度構建、經濟發展、民族情感、行動選擇、政治信任、國際關係等要素輾轉於一身。當下，面臨糧食安全新的形勢變化，也許更需要我們冷靜思考與認真對待。

本文原載《江蘇行政學院學報》2017年第4期，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諸君思考。

當代中國的“食之慮”：

糧食、食品安全和轉基因問題

民以食為天，“食”自然也是人類學的研究對象。在本文裏，筆者考查自計劃經濟時代以來有關“食”的“焦慮”。這種焦慮在不同的時期有着不同的聚焦，而每一不同的聚焦都反映了政府和社會公眾的關懷所在，這些關懷又同特定時期具體的社會政治條件密切相關。

我們將首先討論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後國家提出的有關方針。在計劃經濟時代，對“食”的考慮主要是政府的事，民眾無緣置喙。當時的説法是 “糧食安全”。本文裏的“糧食安全”是計劃經濟時代糧食政策的概括，與後來應聯合國的呼籲而制定的糧食安全策略沒有關係。

其次，改革開放之後，隨着食品工業的興起，人們的生活水平提高，出現了另一種食之慮——食品安全。而在這些年裏，則是轉基因成為食之慮的焦點所在。本文將説明，雖然在半個多世紀裏食之慮的焦點有所變更，但每一次都與特定時期的社會政治狀況有某種親和性。每一次不同的聚焦都與特定時期的整體社會狀況有關。食之慮既來自權力，也來自平民百姓。廟堂的焦慮關乎社稷，而社會的焦慮有時卻也為廟堂排憂解難。在中國的具體條件下，三種食之慮都與體制息息相關, 而究其核心則多有相似。具體而言，皆關乎信任。

**▍**食之焦慮一：糧食安全 

糧食與食品是兩個有所交叉的不同概念。糧食指的是五穀和一些可以作主食的塊根類作物，豆類也列入糧食的範疇。正因為傳統上糧食是為主食，國家投之以關注是很自然的。

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説過大體類似的話：誰控制了石油，就控制了所有國家；誰控制了糧食，就控制了人類；誰控制了貨幣，就控制了全球經濟。一語道出了糧食的重要性。

糧食安全一直被中國政府視為國家事務中的重中之重。時至今日，迅速的發展和大規模的房地產開發，導致中國可耕地面積鋭減。但“18億畝”可耕地是政府力保的紅線。這一規定説明政府對糧食安全的關注度。關注糧食安全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的傳統。歷代政府雖然也對糧食高度重視，但不同的是，對於改革開放前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而言，糧食安全不僅僅是為了防災賑災，而是還有其他方面的需要。因此，糧食安全作為食之慮首先與國家政體性質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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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中國在歷史上一直是個“饑荒的國度”，因而我們不能無視饑荒頻仍的歷史記憶之影響。對曾經長時間奉行計劃經濟的中國來説，糧食不僅用以果腹，同時還是重要資源。

匈牙利經濟學家科爾內(Ja’nos Kornai) 在他著名的《短缺經濟學》（Economics of Shortage）一書裏，對計劃經濟體制下的經濟有着令人信服的解釋。在他看來，當年社會主義國家裏常見的短缺現象並不是因為真正意義上的匱乏所導致的，而是制度上的設計所致，所以是制度上的短缺或者體制性短缺。計劃經濟的前提是相信資源是稀缺的（這本身並沒有錯），所以必須通過行政權力進行配置。因此，科爾內稱之為“資源約束型體制”。既然糧食被視為資源，其安全自然被政府視為要務。由於特殊的歷史條件，計劃經濟時代的糧食生產不僅要保證國民有飯吃，還得保證其發揮資源的功能。

1949年以後的中國在很長的時期內，政府一直把糧食安全視為發展工業體系的保證。直到現在，代表體制的聲音還認為，中國政府自1949年到1978年所執行的糧食政策，即：統銷統購，對糧食徵税的做法，“為國民經濟恢復發展和工業化初期的原始積累作出了巨大的貢獻”。當時，中國共產黨秉承了蘇聯的路子，把國家的經濟發展和安全壓注在發展重工業上。在當時的領導層看來，一個國家發達與否是以重工業為標準的。重工業不發達意味着國家不發達，國家不發達意味着必然在國際上被動挨打。

因此，在所交往國家極為有限，又缺乏外匯的條件下，中國政府常常是通過輸出農產品來獲得積累，進行貿易結算。所以，計劃經濟時代糧食安全政策的一項重要的任務是為工業發展服務。毛澤東在1962年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所提出的“以農業為基礎，工業為主導”的發展國民經濟總方針，總結和道明瞭糧食生產與工業發展之間的關係。

為了保證有足夠的勞動力從事農業生產，就必須防範人口離開土地。於是，户口制度的確立與糧食安全之間就有了因緣關係。二者看似無直接關聯，但細究之餘，即可發現二者間之親和性。新中國成立之始，即在發展上挪用了斯大林模式，此即西方學者所謂的“傳統社會主義發展策略”，大幅度地推動工業化進程。如同發生在其他國家那樣，此舉迅速拉大了城市/工業和農業部門之間的差距，直接導致了農村人口流入工業領域和城市。

户口制度自古有之，但主要作為生命信息收集和納税依據的機制而存在。雖然在有些朝代裏，户籍制度也按所從事的行業起了劃定身份的作用，但主要功能用於嚴格限制人口流動的户口制度則產生於計劃經濟時代。由此，我們領略到了户口制度對人口流動的限制與糧食安全之間的關係。當時的工業領域的產業規模無法吸納太多的流動人口；而服務業經過三大改造之後幾乎不具規模。大量滯留城鎮的農民不僅加大了糧食支持上的壓力，而且在大躍進期間還導致了有些農村在收穫季節缺乏人手，導致了1958年夏天大量的糧食和棉花無人收成而歉收。同時，缺乏外匯的中國繼續吸納先進的技術來實現工業化，這必須通過農副產品來進行資金積累與結算。

户口制度在1951年恢復，但在當時主要是在把城鎮居民記錄在冊的同時，稽查城鎮居民中的反政府人口。從1955年開始，户口制度涵蓋的人口擴大到所有城鄉居民。1958年，全國人大通過“户口登記條例”把户口對人口流動的限制推向了極致，並且所有國民被歸為“農”與“非農”兩大類別，此舉意在保證有足夠人手來從事農業生產。因應此需，自然得把農村人口固着在土地上。

通過户口制度把當時占人口總數約85% 的農民綁縛在土地上之後，農民徹底淪為為城鎮和工業領域提供便宜的糧食、廉價勞力與資本的“農業人口”。這些服務性功能只有通過集體化方能得以實現。廣大農業人口無由享受國家福利和其他補貼，他們的唯一任務就是在國家決定的很低的價格上生產糧食和其他可作為原材料的作物如棉花等，來支持幾乎全被國家壟斷的工業生產。隨着這一户口制度的確立，城市居民——也就是非農業居民，可以享受國家提供的住房（通過所在單位）、招工、教育、公費醫療等福利和糧食定量配給。

通過農業積累來支持國家的工業化説明糧食安全對當時的國家而言，主要不是在於保證人人有飯吃，而是在為工業化服務。大饑荒使得政府和國人對“糧食問題有着異乎尋常的敏感，避免糧食危機，保障糧食安全已成為一種強烈的民族心理反應”。毛澤東在延安時期説過的的話：“閒時吃稀，忙時吃幹，平時半乾半稀，”再度廣為人知。“大躍進”狂潮過後，人們經常聽到一些要求大家節衣縮食支持國家建設的施政方針以及標語口號，這些話語裏不乏聳人聽聞者：“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世界上還有三分之二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凡此種種。

與這些話語相接的往往就是如何“支持世界革命”的主題。因此，節約——以及有關的糧食安全的話題——就成為支援“世界革命”的一種立場和一種方式。毛澤東在不同時期説的一些有關節約的話語因此而廣為流行，如：“節約鬧革命”；“節約每一個銅板，為了戰爭和革命事業，”等等。

中蘇交惡之後，潛在的戰爭風險使得政府把糧食安全作為備戰的重要條件。當然，饑荒的陰影持續存在，因而後來，涉及糧食安全的最重要的口號便是“備戰備荒為人民”。二十世紀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中蘇軍隊在兩國邊境發生武裝衝突，蘇聯在中蘇、中蒙邊境陳兵百萬，引起了中國領導人的極大不安。

“備戰備荒為人民”就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出現的。面臨來自與美國抗衡的超級大國的軍事威脅，中共中央於1972年12月10日轉發國務院11月24日《關於糧食問題的報告》時，傳達了毛澤東“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的指示。毛澤東強調戰備問題，要儲存糧食、布匹，修築工事和防空洞。全國各地不僅大力儲備糧食，許多地方還到處開挖防空洞，稱“人防工程”。這種狀況在1976年之後還持續了一段時間。當年各地大概都貯存有糧食，因而城市居民難以享用新米。

在本人記憶裏，人們常年吃的都是陳年舊米。糧食國家專賣，非農業户口消費的商品糧都是到專門的糧油專賣店去購買。想來，每年的新米大都貯存起來，給居民吃的則是過去貯存的陳年老米。

總之，計劃經濟時代首先考慮的是國家發展，並因此完善其獨一無二的户口制度。毫不誇張地説，計劃經濟時代的工業體系建設是以廣大農民的無私奉獻為基礎的。國家在“大躍進”之後提倡的各種節約、節糧措施，強調貯存糧食，備戰備荒，除了考慮到戰爭的因素之外，在一定程度上是對那場飢餓記憶反思結果。

另外，信任也應該是我們思考糧食安全的維度。在那個時代，由於意識形態上的分歧，當時不僅奉行計劃經濟的國家結成陣營，而且因為中蘇對立，中國與計劃經濟國家集團的其他國家之間也互不信任。也只有強大的工業化才能保證國家不受到威脅和保持穩定。在這樣的思路下，糧食安全的考慮必然與戰備有關。實際上，在那個時代在糧食安全的考慮中，民生實際上並不是擺在第一位。

**▍**食之焦慮二：食品安全 

食品安全與糧食安全是不同的話題。首先，食品是各種以糧食、水果、肉類為原料，經過一定的方式、程序生產的供消費者享用的產品。食品在面貌上未必與它的原料相同。其次，食品安全成為社會問題來自消費者對發現，是消費者對自身基本權利的維護，是真正意義上的食之慮。食品安全是近十多年內出現的術語。它所攜帶的意涵讓人即刻想到健康的問題或者人身安全的問題。而此前存在了很長時間的“糧食安全”則聚焦於社會安全，乃至於國家安全。今天，從國家的觀照看問題，二者都涉及到了社會穩定。但除了上述提到的特殊原因之外，糧食安全要保證的是有飯吃，這是一個社會保持穩定之最低限度的條件。食品安全主要是保證不吃出病來。

一般説來，食品安全問題不太會成為影響社會穩定的因素。因為，第一，並不是所有的食品都存在安全隱患；第二，某一有安全隱患的食品僅對消費它的那一部分人構成健康上的威脅；第三，即便發現某種食品存在着健康隱患，想繼續享用這種食品的人還有其他選擇，比如，他們可以選擇其他品牌的同樣食品。在理論上，這三種條件的存在可以把食品安全問題所可能引起的社會隱患降到了最低限度。但是，如果食品安全問題與其他社會問題有親和性的話，也完全可能成為最終導致社會動亂的社會怨氣的發泄孔道。

閻雲翔指出，“食品安全”話語在20世紀90年代出現於媒體，在世紀之交成為了日常語彙, 但事實上從上個世紀50年代開始，中國就已經出現了食品安全的問題。閻雲翔在同一文章中對此做了調查。的確，自進入21世紀之後，食品安全成為社會公眾一大心病。追求市場效益的結結果，致使許多企業無視基本商業道德和社會道德，大肆在產品中做假，或者在產品中參入各種添加劑。這些引發了一系列問題。這些問題不但發生在各小業主經營的餐飲業裏，也發生在知名的品牌廠家。

在許多與食品安全有關的事件中，最引人矚目的事件之一是2008年發生的毒奶粉事件。事情的起因是許多食用三鹿集團生產的奶粉的嬰兒被發現患有腎結石，隨後查出他們所食用的奶粉中含有化工原料三氯氰胺。在產品中加入這種化工原料目的是為了滿足產品標準的檢測。奶粉需要表明所含的蛋白質成分有多少，但是檢測蛋白質本身技術複雜，三氯氰胺則因為其氮含量的緣故，可以幫助滿足檢測要求。

除了毒奶粉之外，比較引人注目的食之慮現象還有 “蘇丹紅”、地溝油、瘦肉精等。這些事件都是因為使用添加劑或者劣等、不安全的食材引起消費者的恐慌。蘇丹紅事件發生於2004和2005年間。起因是發現洋快餐肯德基的食物含有這種材料。蘇丹紅是一種工業燃料，可用以添加在食物中以增加食品色澤。在國外，許多食品都有添加劑，但是在量上有着嚴格的控制。但是，蘇丹紅在歐洲一些國家內禁止使用。蘇丹紅事件發生時，有專家出面解釋食品添加劑的毒理，認為對蘇丹紅沒有必要“過度恐慌”，並用食品安全科學和毒理學的基本概念“劑量決定毒性”來加以説明。

在這樣情況下，專家出來為國內食品安全進行背書。中國農業大學食品安全技術中心教授胡小松認為，“不管在外國還是中國，今天的食品已經是越來越安全，而不是越來越不安全了”。他接着還説，20年前的安全狀況與今天的安全狀況相比，有質的變化。”

隨着衞生條件的改善和各種化學肥料的使用，農家肥從農業生產日漸淡出，寄生蟲在大部分地區已經不再是個問題。所以，今天的食品安全考慮的對象與20-30多年前相比，不會是一回事。在當今的食品安全問題上，人們更注意加工過程和養殖過程技術手段。換言之，現在的食品安全問題是科學技術運用到食品工業產品生產和加工過程中所帶來的。瘦肉精事件是為其例。

直到21世紀的第二個10年的頭幾年裏，食品安全還是很嚴重的問題。根據中國消費者協會的數據，關於食品做假的投訴2011年比2010年多出了22%。而根據皮尤研究中心的調查，2012年有41%的被調查者認為食品安全“問題嚴重”，而在2008年如此作答的僅為12%。由於社會對食品安全問題反響極大，國家有關部門不得不對食品行業加強監管。在處理不良商家的過程中，屢有新的法律法規推出，在業內極大地遏制了不良做法。

社會學家涂爾幹（EmileDurkheim）指出，社會偏差行為和犯罪有其服務社會的功能, 可以促使法律法規更為完善。在他的《社會學方法原理》（The Rule of SociologicalMethod）中，涂爾幹認為，社會偏差行為不是個體特殊結構上的病理性行為，而是所有健康社會的有機部分。在所有的健康社會中，我們都能發現存在着犯罪現象，因此這些現象勢必起到了某種所需要的、積極的功能。否則它們應當隨着社會進步和日益複雜與文明的過程中消失。犯罪之所以正常乃在於一個社會不可能沒有犯罪。隨着社會的進步，不可接受的行為增加而不是減少。涂爾幹在他有關社會分工和自殺的著名討論中，也犯罪及其他統歸於社會偏差類別中行為發生及其功能做了解釋。

另一位社會學家凱.埃裏克森（Kai Erikson）延續了涂爾幹的思路，但從文化共同體的角度來思考問題，指出被社會所列出的社會偏差行為實際上構成了維護共同體所需的邊界。

總之，從涂爾幹和埃裏克森的觀點來看，犯罪和偏差是社會的自然過程。以上提及之食品安全所導致的社會焦慮和恐慌説明我們的法律法規尚有待完善，而這些惡行也確實促進了在食品安全上的立法進了一步。歷史證明，美國社會在19世紀和20世紀上半葉也曾爆發與食品安全有關的事故，這些事故最終促進了法律在這方面的立法和完善。

食品安全焦慮在社會上揮之不去還有另一個因素，那就是廣大公眾對公權力的信任出了問題。在中國這個特定的語境裏，人們認為執法人員易於被拉下水。人們總是自然而然地認為，官商必然勾結沆瀣一氣。在我們的社會里，人們喜歡求人，用金錢、禮物擺平事情。這種行事方式一旦在社會上被普遍認可或者接受，法律必然會失去人們對之預期的公正性。一旦在現實生活中立法者或者執法者被揭露出受賄的事實，就很難要求公眾對立法者、執法者，甚至對法律予以整體性的信任。

因此，在公權力和民眾中建立互信之所以難，除了尋租腐敗之外，還有文化上的緣由。一旦傳統的“禮數”在法律領域也有其空間，人們就很難對法律產生信心。況且不少人都相信，沒有什麼事是無法用錢擺平的，這樣一來，法律的公平性自然遭到質疑。當下中國社會人心浮躁，人人都夢想着賺大錢成為富人，以己度人，必然認為執法人員難以拒絕誘惑。因而，對於食品安全的焦慮實在繞不開一些文化上的因素。

**▍**食之焦慮三：轉基因  

雖然有關糧食安全和食品安全的食之慮持續存在，但情況今非昔比。糧食安全隨着中國經濟捲入全球化之後，似乎漸為忽視。根據路透社2013年的報道，中國一家智庫估計該年中國將進口550萬噸玉米，比上一年度（2012年）增加了300萬噸。同年9月，又有官員説，國家可能必須進口680萬噸小麥，而上一年度則是270萬噸。急速發展的工業化和城市化，使得原先糧食基本自給自足的中國不得不以世界的8%的可耕地養活五分之一的世界人口。在聯合國的糧食安全國家的序列上，中國在世界上僅列42位，僅比博茨瓦納提前一位。2011年，中國進口了約990萬噸糧食，約佔全世界糧食出口總量的4%。2012年，進口量略低，但也達720萬噸。2013年顯然超過前一年的數字。

但是，由於中國在下一個20年裏的人口將有約3億人成為城鎮居民，務農人口和可耕地將更為減少。面對這種狀況，中國領導人也有了糧食安全上的焦慮。國家領導人2013年在河北考察時就指出，國家的糧食安全必須靠自己。領導人希望中國的糧食安全必須更多地依賴於自身的農業增產。2017年3月7日上午參加遼寧代表審議時，領導人再度強調，中國的飯碗一定要端在自己的手裏，碗裏面主要裝中國糧食，或者説我們有能力生產足夠的糧食。但是，中國耕地僅佔世界的可耕地的8-10%，人口卻佔世界總人口的22%，條件堪憂。如何來保證碗裏裝的是中國糧食，端穩自己飯碗？

從長遠的觀點看，中國糧食安全形勢嚴峻。有鑑於此，國家有所未雨綢繆。但這似乎又存在着兩難。如果關注農業，那就不該繼續減少可耕地存量，而如果不把大量可耕地用作其他用途，地方政府又無法顯示治理績效。如果地方政府全都停止各種可能侵吞可耕地的基本建設和房地產開發，整個國家的GDP就難以上去。如果這些都真的發生，政府又當如何保證其執政合法性？轉基因作物上市之後，展現了另外一種前景，無疑引起了中國糧食專家和有關政府部門的高度關注。本文認為，轉基因作物的引入和技術開發就是在這種既要抓發展又要保證糧食安全的窘境裏開始的。

顯然，從市場效益的角度看，轉基因農業的確是贏家。根據英國“PG經濟學”有限公司的農業經濟學家布魯克斯（Graham Brookes）發表的轉基因作物全球社會經濟和環境收益報告，1996年至2014年間，轉基因技術使全球大豆產量淨增1.58億噸，玉米產量淨增3.22億噸，皮棉產量淨增2470萬噸，油菜產量淨增920萬噸。從這些作物的平均產量來看，玉米增產了11.7%，棉花增產了17%。換言之，轉基因技術在19年間，使得全球的糧食淨增5.14億噸。此外，2014年，轉基因作物直接帶來的全球農場收益為177億美元，相當於每公頃增收101美元。1996年至2014年的19年間，農場收入增長了1503億美元。

轉基因農產品第一次出現在國際市場上是在1994年。儘管時至今日轉基因食物產品在安全性、透明度、可追蹤性方面還存在着激烈爭論，但世界糧食市場之巨，依然使轉基因作物及其產品的吸引力與日俱增。在科學界，轉基因作物被視為農業生物科技的巨大成就。科學家預見，在不遠的將來，將有更多的轉基因食物衝擊市場。正是看到了這一點，中國的農業科研部門開始研發轉基因作物。同時，由於中國成為糧食進口國，轉基因作物如玉米、大豆以其低廉的價格自然得到了中國糧食進口商和有關部門的青睞，轉基因產品和作物也進入中國市場。

具有諷刺意義的是，與糧食安全舉措不無關係的轉基因農產品進口和研發在我國社會卻引起極度的焦慮。轉基因作物和轉基因工程在國際社會也常有公眾的反對聲浪，但所要求更多的是對作物進行標示和風險評估。這些要求都很理性，都值得關注和採取相應的行動。因轉基因作物和轉基因工程引發的焦慮在我國更多的是非理性的，不少相關話語有着強烈的陰謀論色彩。中國的反轉基因運動（以下為“反轉”或“反轉運動”）大致上可以分為三種類型。其中的兩種帶有強烈的意識形態訴求，另一種主要是訴諸道德。

具有意識形態的兩類反轉當中，一種完全是建立在堪稱陰謀論想像之上，同時也有強烈的反智主義傾向。他們相信轉基因作物進入中國完全是美國對華亡國滅種的企圖。這部分人都對計劃經濟時代表現出強烈的懷舊情緒，認為當今的中國已經走上的邪路。還有一部分以高等院校的精英為主。他們的反轉與反抗資本主義霸權緊密聯繫在一起。這部分學者在國際上似乎形成聯盟，他們對資本的抗議尤其是對新自由主義的強烈批判使他們對食品安全的考慮也帶有強烈的政治關懷。

在國際上，許多反轉與食品安全運動的參與者不同於我國，他們多半有着良好的教育背景與職業，雖然不少人態度激進，但總體説來理性得多。國際社會的反轉運動可視為世界整體性食物安全運動的組成部分。值得注意的是，國際反轉人士學術左派眾多，他們的基本觀點是將轉基因研發和流佈視為新自由主義氾濫與資本的貪婪合流的後果，而全球化帶來的資本無邊界流動則助長了這樣合流。這部分學院派反轉人士也是站在道德制高點上，資本在他們眼裏是貪婪、不道德的，社會不平等就是資本肆掠的後果。

以道德為訴求的反轉，央視前主持人崔永元是為典型。崔永元與科普作家、擁有分子生物學博士學位的方舟子之爭引起社會關注。兩人到了後來徹底翻臉，上升到人生攻擊並訴諸法庭。至於如何走到這一步不為本文所關注，但是崔永元為何反轉卻反映這個社會里不少人已經失去了對公權力的信任。他們簡單地相信，利益燻心會使人作出傷天害理的勾當。崔永元的焦慮與腐敗的流行有着相關性。

引入轉基因作物和轉基因工程説明關於糧食安全在決策層看來依然是個大問題。然而，因為公權失信，有人將此歸咎於政府決策，藉此懷舊計劃經濟時代。然而，科學家隨時都在關注業內的進步，研發轉基因應當早於官方決策。但是，對部分反轉人士而言，因公權力喜歡與科學結盟來為其各種社會工程獲取合法性，科學是否值得信任也成為問題。

事實證明，科學，在一個信任危機瀰漫的社會里，也會被視為權力的幫兇而失去部分公眾的信任。這也是反智主義彌撒的重要原因。崔永元質疑轉基因的安全性並轉向反智主義，在很大程度上與對公權失去信任有關。

反轉基因聲音最大的一批人，除了會促使一部分人對轉基因產生疑慮之外，他們幾乎不會對轉基因作物與技術在中國的發展進程產生阻遏，其原因在於，這部分人士情感遠多於理智，對這部分人士提供的所謂證據，科學界往往採取闢謠的方式來反駁。然而，由於聲浪大，還是會導致越來越多的公眾對轉基因作物的疑慮越來越深，甚至最終成為他們當中的一員。

上述兩類只是粗略的劃分，而者間並非沒有重疊之處。大體而言，道德訴求反轉者沒有對計劃經濟時代有懷舊聲音，但有具體的目標指向，比如糧食部門、農業部門，以及方舟子、方玄昌等轉基因的積極支持者。另一類則利用反轉積極反美，在反美的同時懷念計劃經濟時代的強人政治，相信當今政府已經背離了計劃經濟時代領袖的路線與理想。

來自學術界的反轉運動頗具意識形態的色彩。參與者同情底層，同情弱勢，反抗霸權，批判和反抗資本主義，對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席捲全球的新自由主義尤其憤怒。在他們看來，強調自由放任市場原則的新自由主義，推動了資本的全球性流動。資本貪婪的本質不僅使資本流出地的跨國壟斷集團通過剝削髮展中國家謀取暴利，也使資本流入地的各類利益相關者中飽私囊。大量的尋租機會的存在使生產第一線的勞動者淪落到社會最底層。而轉基因已經成為國際壟斷資本剝奪第三世界國家糧食主權的工具。

對於這部分人而言，轉基因作物是否安全似乎不在其主要關注點上，而諸如孟山都這類種籽公司到處攻城掠地才是他們不安所在。在他們的報告中，更多是對本土的農業如何在孟山都這類國際種籽巨頭的衝擊下走向凋敝的描述與分析。例如，中國本土大豆如何在進口轉基因大豆衝擊下徹底淪陷等。由此看來，這部分人的反轉，食之慮或者食品安全不是首要的問題，而是因為反轉可以是反抗國際壟斷資本的平台。應當説，他們的訴求具有一定的正當性。他們的反轉也有着強烈的道德訴求。但是，他們所尋求的道德制高點與崔永元不一樣的。他們所延續的是國際左翼運動興起以來，對社會不平等的抗爭和對底層的關懷的傳統，資本主義始終是他們批判的對象。

科學界斷言，基因工程使用於食品工業在生物科技高度發展的今天已經不可避免。在無法確證安全性如何的條件下，轉基因作物憑其在許多方面所佔有的優勢，受到了農業從業者的歡迎。雖然種植轉基因作物的中國農户往往是在不知情的情況下開始種植，但是作物受到農户歡迎是不容置疑的。由於種植轉基因作物少了許多常規農活的環節，農户的閒暇時間增多，他們的生活也起了變化。美國農民也宣稱，他們從轉基因作物種植和推廣中獲得更多利益。

但是，正像學術左翼反轉者所激烈批評的那樣，種植轉基因作物的確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孟山都等種籽公司的控制。例如，農户每年都必須向這些公司購買種子；去除雜草的農藥也得專門向他們購買，等等。然而，我們不得不承認，轉基因農作物之所以在國際糧食市場上所佔比重越來越大，主要原因當與其價格低於常規農作物有關。中國大豆產業之所以全面淪陷完全是因為進口的轉基因大豆價格低於自產大豆所致。

**▍**結語

以上，本文討論了自計劃經濟時期以來，見之於我國社會有關“食”的焦慮所在。糧食安全是計劃經濟以來政府的基本策略。糧食安全不僅關乎民生，同時關乎社會政治與國際政治，它無疑構成政府治理術的重要部分。糧食安全聽起來似乎民生第一，但實質上是以國家安全為第一要務。而國家對自身安全的考慮更多地寄託於發展現代化工業尤其是重工業之上，而工業的發展在當時的條件下又與農業的支持分不開。它不僅需要將人口固着在土地上以保證生產足夠的糧食和農產品來提供非務農者和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所需，而且糧食和農產品在中國外匯緊缺的時代還不時在國家對外貿易中作為一種支付手段而存在。

總之，糧食安全在計劃經濟時代被視為國家安全的基本保證。對糧食安全的焦慮當然還與中國的歷史記憶有關，在一個歷史上饑荒頻仍的國度，國家不可能在治理上不受其影響。

考慮到當年中國所處的國際政治語境以及中國黨和國家所奉行的意識形態，糧食安全其實也是一個關乎信任的問題。當世界分為不同陣營時，爆發戰爭的風險感始終存在，儘管彼此間實力消長可以有所制衡。不言而喻，市場上交易的各方建立互信是為了抵消風險，但在國際政治舞台上，制衡之所以能抵消風險反倒是因為相互之間的極度不信任。因此，戰爭的風險感對持有對立價值觀和意識形態的國家陣營而言是永遠的，制衡產生的抵消作用是暫時的。簡而言之，計劃經濟時代的糧食安全的焦慮所在有三，即：發展、民生、戰爭。

前些年沸沸揚揚的食品安全今天似乎有些波瀾不驚，但這並不説明食品安全已經不再是個問題。今天的食品安全的改善應當歸功於監管力度加強。對食品安全的焦慮使人們注意到，不受約束的發展的確會使我們人類在事實上更為脆弱。

目前，對於轉基因及其一切的焦慮似有超乎食品安全和糧食安全之上的趨勢儘管其本身也是食之慮，本質上是糧食安全的問題。之所以如此，究其大部，蓋因反轉可以成為發泄不滿和民族主義情緒的最佳渠道。

本質而言，轉基因焦慮來自糧食安全焦慮，人多地少是引起該焦慮的主因。如果糧食必須靠進口必然關乎國家安全。政府無疑希望進口轉基因作物及其產品是暫時性的，中國最終應當有自己的轉基因農產品。但是，反轉聲浪的嘈雜，終使農業部門在2015年作出了轉基因作物進入市場分三步走的決定，即：“非食用、間接食用、食用”的推進步驟。

然而，將開發研究轉基因視為解決中國糧食安全的重要途徑已經態度明確。中國農業部副部長餘欣榮認為，農業部對待轉基因問題態度是明確的，簡而言之就是三條：一是在研究上積極自主創新，佔領農業生物科技的制高點。二是推廣上慎重，做到確保安全。三是管理上依法。而農業部門之所以作出“三步走”的決定，除了反轉聲浪之外，還因為擔心再度引起食品安全的社會恐慌。當代中國的三種食之慮既有一以貫之的焦慮也各有各自的焦慮所在；三者間未必有因果性，但彼此相關則是明顯的。信任危機在三者間也因應時代各有不同。

本文原標題為**“當代中國的‘食之慮’：糧食、食品安全和轉基因問題”，****原載於《江蘇行政學院學報》2017年第4期，篇幅所限，內容有所編刪。**圖片來源於網絡，如有侵權，敬請聯繫刪除。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繫版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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