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時報在報道中國悼念新冠病毒公祭日時繼續甩鍋並捏造事實_風聞

清明節紐約時報發表的一篇名為“中國默哀的一日，伴隨着對其病毒死難者數量的懷疑”的文章中，仍然不改其一貫的作風，不遺餘力地充當西方甩鍋陣營的排頭兵，並繼續向讀者宣揚中國“警察國家”的印象。

文章開頭介紹了在北京舉行的默哀儀式。隨後畫風一轉，聲稱“紀念活動可能並不足以撫慰武漢許多家庭”。文中稱，官員催促遇難者家屬“迅速而安靜地埋葬死去的親人”，並且“壓制網上對中國病毒遇難人數真正數量的討論”。

文中説，如果中國的數字被嚴重低估，正如CIA在二月初警告白宮的那樣，對美國和其他國家的預測模型就會被拋棄，或者失去很大一部分數據。

文中聲稱：“武漢的警察已經被派出拆散新冠病毒遇難者家屬組成的微信羣”、“政府屏蔽了社交媒體上家屬排隊在武漢殯儀館領取骨灰的圖片”。文中説，官員在家屬選擇葬禮地點、領取骨灰盒及埋葬的過程中派出監視人員跟蹤他們。文中採訪了一位遇難者家屬劉培恩（音），44歲的金融行業從業者，據稱其父親在武漢醫院感染新冠病毒後去世。他説，官員堅持陪伴他去殯儀館領取他父親的骨灰。之後，他們跟着他到墓地埋葬了他的父親。這個人聲稱看見一個監視者拍下了葬禮的照片，並持續了20分鐘之久。

紐約時報在這篇炮製出來的文章中依然和以往文風一致。看起來做美國媒體駐華記者是個相當輕鬆的職業，畢竟身在美國寫出的文章與在中國沒什麼兩樣，或許這些記者們在中國只顧着遊山玩水了，實地採訪考察這種事情做不做都一樣。從這篇文章中可以明顯看出，紐約時報的記者和編輯還是活在冷戰時代，美國人在那個年代的反共宣傳似乎烙在了這些人腦子裏。提到共產主義就必定聯繫到警察國家的洗腦已經把這些人變成巴甫洛夫的狗，徹底地與時代和現實脱節。

在中國國家公祭日為遇難者哀悼的時候，這些西方媒體不僅沒有對死難者表現出尊重，反而大啖人血饅頭，利用道聽途説和不知哪來的被採訪對象，持續對西方民眾渲染中國政府“監視人民”、“監視社會”的刻板印象。在他們眼中，所有發生在中國的事件都可以用來攻擊政府，所有犧牲的烈士和遇難者都可以成為他們攻擊的工具。當反華變成一種習慣和看事物的出發點，這些媒體的所作所為必然反噬其身。當一月末中國採取嚴厲措施時，這些媒體和西方政客出於反華的慣性對中國“人權”大肆攻擊，抹黑封城封路等控制疫情的必要措施。殊不知正是他們營造的這種輿論氛圍，讓他們自己的政府和國民喪失了警惕性，最終成為了新冠病毒的幫手。

在我看來，縱觀美國主流媒體界，竟然沒有比政治娛樂節目“Daily show with Trevor Noah”報道更靠譜的媒體。節目主持人Trevor的南非人身份無疑使節目組的視角更跳脱出美國人傳統的政治觀念，而無論是美國傳統媒體還是普通民眾長久以來的傲慢與偏見使得自己一步步走向了固步自封。在當下美國疫情如此嚴重的時刻，美國媒體甘願充當黨爭和反華的工具，卻沒有人反思自身的制度性問題。過去的實踐證明，在中國發生了嚴重的應對突發事件的決策失誤，一定會上上下下展開反思整改的大浪。中國決策失誤的負責人承擔了政治責任，美國尚未見到任何一個政客因為應對疫情不利而被迫下台。與之相對的是，武漢的李文亮約談之後回去正常工作生活了，而無數個美國“李文亮”們被禁口、被下崗、被調查。美國傳統媒體已然成為了美國政治制度的既得利益者，阻礙着其自身改革發展的道路。

正如大多數眼睛雪亮的中國人所看見的，當下美國的政治制度僵化，讓人聯想到晚清的中國。比晚清更可悲的是，我們尚未見到美國“譚嗣同”們的出現。或許，他們尚未成年就會被紐約時報們磨滅了獨立思考的心智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