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崇禎皇帝與亡國之君_風聞

論崇禎皇帝與亡國之君

（欒德乾20160616）

據《明史紀事本末》記載，崇禎十七年（1644年）三月，農民軍迫近京師，北京城岌岌可危，崇禎皇帝召集大臣討論局勢。在羣臣皆勸南遷走避、以圖恢復時，崇禎怒嘆:“朕非亡國之君，諸臣盡亡國之臣爾!”。一句話，競也成史學家千古爭論。

崇禎皇帝是明朝的亡國之君，這是板上釘釘的史實。但崇禎皇帝的意思是，我的所作所為不能劃到亡國之君裏面，都怨你們這些無用的大臣啊。按照中國儒學的傳統，崇禎皇帝説的也不錯，只有桀紂、隋煬帝、陳後主、李煜等這樣的暴君、昏君才是亡國之君。且看崇禎皇帝繼位以來力挽狂瀾、剪除閹黨、勤奮節儉、勵精圖治等等作為，哪裏有半點亡國之君的影像呢？

但是我認為，崇禎皇帝就是亡國之君。為什麼呢？因為大明朝是在錯誤的時間、把一個錯誤的人放在了錯誤的位置上，此人就是崇禎。

從中國傳統儒家的價值觀去看，崇禎本人的人品、道德、能力，都堪稱完美。但是如果讓他當一個普通農户家長，應該是個典範：節儉不奢、勤奮勞作、不淫不亂、自律自責，等等，多麼完美的好人啊，一個理想的管理者啊。但是這樣的所謂好人，卻是導致大明朝亡國的首要原因。

那我們再看崇禎皇帝的另一面，皇帝是需要管理上億人口的大明王朝的，對皇帝的需求是完全不同於好人的，至少需要他有一定的戰略思維和大局觀。再看崇禎皇帝，恰恰最缺乏這些，反而他的一些缺陷對整個國家是致命的。小農思維的大家長最大的缺陷是缺乏大局觀和戰略思維。因為小農家長最相信自己，雞毛蒜皮什麼都要管，事必躬親、處處插手，心胸狹隘、不容差錯。

另一方面，大明王朝內憂外患，處於很危險的局面，這時候不是需要皇帝有多麼好的道德和聲譽，而是需要他具備最起碼的戰略判斷，認清形勢，做好全局的戰略佈置，然後支持團隊去執行應對。而這時候，把崇禎這樣一位好人、小農家長放到皇帝的位置上，又那麼的剛愎自用、輕狂好動，不亡國才怪了。而且這種小農意識也決定崇禎皇帝用人的錯誤和無能，“不用能人而用所謂好人”是很多小農統治者的通病。

所謂韓非子的“宰相起於州縣，猛將發於卒伍”是非常有道理的，從一個國家官員隊伍到一個公司團隊，用好人是不錯，但更要用能人，能承上啓下，帶團隊完成任務、拿到成果，這才是真理。人品道德再好，高談闊論再妙，有什麼用？而崇禎皇帝非要反其道而行之，信用所謂好人，而且其本人又是焦慮性格，猜疑多慮，總是信用一些所謂自己信得過的人。結果就總派一些外行文人去帶兵打仗，壓制前線有軍事才能的武將。處理地方和後勤，又走太監行事的老路，地方官吏辦起事來，處處掣肘。好不容易有幾個能幹的武將，如毛文龍、盧象升、賀人龍、洪承疇等，殺的殺、跑的跑，用袁崇煥等文臣管兵事，損失也太大了，好不容易鍛煉出有些打仗的能力了，又迫不及待地凌遲殺掉。

而且還是好人亂用，國家財政被掏空，導致大明朝被內賊釜底抽薪。東林黨人，固然受魏忠賢等迫害，但其本質就是一羣自私的祿蟲。表面上看，他們非常符合所謂儒家好人的風範，總披着學者外衣，到處慷慨激昂、高談闊論、斥責貪腐，實則裹挾民意、結黨營私。這種人其實對社會的危害最大，往往總能迷惑一些所謂不知真相的人民羣眾。

結論：崇禎皇帝就是另一種的亡國之君。讓一個侷限於小農思維的好家長，去領導一個上億人口的國家，又處於那麼一個內憂外患的危難局面，不亡國才是奇了怪了。

末後，插兩段題外之話啊。

老子説“治大國若烹小鮮也”，是非常有道理的，按照中國中古王朝時代金字塔的統治模式，管理總是單向的，最高統治者在上邊用力一揮鞭子，不過一二尺，但鞭子的尾部已經十數米出去了，鞭子頭已經是超音速，發生音爆了。這就是我命名的所謂“鞭子效應”。管理層級越多，鞭子就越長，鞭子效應就越明顯，音爆越大。再看看崇禎，其實就是輕狂好動，不放心，到處插手細節，對前線將士和地方官吏的執行，產生了過多的干擾和掣肘，音爆效應也產生了巨大的破壞。很多明史學者，總把明朝滅亡歸罪於從嘉靖萬曆時期就埋下的禍根，其實崇禎皇帝真還不如他爺爺，他爺爺不行，可以幾十年不上朝，最起碼還有張居正等人維持局面。萬曆等皇子皇孫身居大內，沒有基層閲歷，並不具備領導國家的能力，如果萬曆也和崇禎那樣親力親為，怕是明朝早就滅亡了。

再説説《萬曆十五年》，黃仁宇是以一種東西方的全局觀去分析中國中古社會的結構性缺陷的，已經大大超越了普通中國歷史學者的思維了，是巨大的進步。但是，我認為中國中古王朝時代的衰落是必然的，《萬曆十五年》説是結構性缺陷，靠道德治國，還不夠深度和本質。我認為正是生物學的基本原理，即“競爭是生物的本性”，決定了中國中古王朝必然走向封閉、內斂和道德治國，必然衰敗。因為沒有競爭啊，只想保持壟斷統治和安逸啊。所以從宋代以後的，特別是以朱元璋為代表，統治者者的理想都是二元制的小農社會，耕讀被上升到無比的道德高度，統治者只希望保留勤儉的小農底層和官僚統治階級，很討厭有大地主、商人、市民等中間階層存在。目的就是保持壟斷和安逸。相比還處於類似春秋戰國時代的歐洲，那是高度的競爭啊，沒有大一統，仁義道德一分錢不值，只要結果和利益，辦事用能人，交易用協議。所以説，無論怎麼，中古的中國，衰落是必然的。

當然，1840年後，中國又被拋進全球範圍內的春秋戰國時代了，那中國的改變和復興其實也是順理成章而不可阻擋的。（欒德乾20190616於龍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