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超應該降薪嗎？球員反對，俱樂部都不願意第一個出頭_風聞
观察者网用户_273775-2020-04-06 15:56
來源：新華社
作者：丁文嫺 樹文 公兵 周凱 劉暘
拜仁慕尼黑、多特蒙德、尤文圖斯、巴塞羅那……這是一份不斷增加的“足壇降薪大名單”，那麼，這份名單中是否會出現廣州XX、上海XX、北京XX等名字呢？
同樣受到新冠肺炎疫情重創的中超聯賽和俱樂部，是否也會降薪？新華社記者近日多方採訪，梳理了有關中超降薪的各種聲音。
虧到心痛，不願出頭，也不方便出聲。這是中超俱樂部相對普遍的心態。
收入為零，純支出——青島黃海俱樂部總經理孫迪曾對媒體這樣形容俱樂部近期的狀態。“聯賽不開打，招商贊助就舉步維艱，就很難很難，然後球票包括方方面面的售賣也都是停滯的。所以説俱樂部原本還可以有一些收入，現在就為零，真的純支出了。”此外，許多外援、外教由於疫情原因還沒歸隊，但俱樂部依然需要支付酬勞。
這也是中超俱樂部面臨的共同困難。
儘管如此，不少中超俱樂部在接受採訪時都表態暫不考慮降薪。一支傳統勁旅就表示：“暫時沒有具體的降薪想法和方案，回頭跟球員一起商量一下。”
某中小俱樂部負責人進一步指出：“這不是一個簡單的降薪問題，新賽季還沒開始，特別是有保級任務的俱樂部，如果球員因為降薪問題出現牴觸情緒，比賽失控，那就得不償失了。”
還有俱樂部分析，是否降薪要看疫情發展態勢，要看對賽事的整體籌劃，薪資和賽事的開展程度密切相關；不建議強行推進，也不建議對工作人員薪資進行大幅調整；降薪是整個職業聯賽需要統籌考慮的事情，“如果説是俱樂部自發的單方面行為，是否合理值得商榷”。
另一支近幾年衝超成功的俱樂部雖然表態“傾向於降薪”，但又提出，還是要看國際足聯和中國足協的政策，如果有，俱樂部會參照執行。
有俱樂部更是直言：“各俱樂部都在觀望，問題是誰都不願意第一個出頭。”
有消息稱國際足聯將於近日出台關於降薪的建議，中國足協方面則還沒有公開發聲。一位足協內部人士表示，最近可能要組織俱樂部管理層和球員代表一起商討，“個人建議先設一個保底，有一個基礎保障，剩下的工資按照比例，比如今年聯賽恢復了100%那就發100%，70%就發70%”。
另一名足協相關人士也對適當降薪表示贊同，認為具體措施應因人、因俱樂部而異，“但最終還是要由俱樂部去做，協會去呼籲或者要求可能都不太合適”。
作為可能的利益受損方，球員怎麼看？從新華社記者瞭解到的情況而言，不少國內球員並不太願意接受降薪，但他們也不願意公開表態。
一名老牌俱樂部的隊員表示：“俱樂部還沒聊過降薪的事，但都不希望降薪。”
武漢卓爾隊的艾志波算是少見的公開發言的球員。他在社交平台主張減薪應“中歐有別”——中超俱樂部營收不主要靠轉播分成和俱樂部周邊，疫情短時間內難以造成傷筋動骨的影響；歐洲球隊球員都放假回家了，而中國球員大多仍在集訓；合同中相關條款不健全，降薪缺乏法律依據。
的確，中超職業化程度相對較低，俱樂部受停賽的衝擊不同於五大聯賽。足協曾公開的一份職業俱樂部財務成本分析顯示，2016賽季中超16支俱樂部總收入70.82億元，虧損39億多，收入64%來自商業贊助。
至於艾志波列舉的第二點，大多數人仍堅持訓練，也是很多球員反對降薪的理由。有球員就表示：“從去年12月起一直跟隨着俱樂部訓練，按時出勤，做好了自己該做的事情。”
此外，據其他媒體報道，也有球員認為適度降薪可以理解，表示：“現在最重要的是，如果不降薪，還能不能支撐得住？如果説降薪能夠讓企業運轉得到緩解，那麼接受降薪就是與俱樂部共患難吧。”
因為中國足球成績的落後，民眾直接看到的，是落後的水平和高昂的薪水之間的對比。
在球迷之中，綜合網民評論以及記者的採訪，主流聲音傾向於“該降”，且“早就該降”。
在PP體育及網易發起的投票中，均有九成多球迷支持降薪；在微博投票裏，71%的人認為應該降薪，16%認為需要看具體損失。支持者的觀點是：“沒比賽就要減收入”“和疫情沒關係，本身就應該降”“正好是個全面降薪的契機”。
中超球員身價虛高問題早就存在。在“體育情報”網站發佈的2019年全球體育薪資調查報告中，中超以120.7萬美元的平均年薪排名足球領域第六，僅次於五大聯賽。足協在2018年底出台“四大帽”政策，對俱樂部薪酬等進行限額。
足協內部人士坦言：“如果是趁這個機會把薪酬標準調下來，對於中國足協下一步推行降薪政策可能會有一定幫助。”
除了高薪引發的關注，還有球迷認為疫情期間降薪意義不大。“歐洲降薪考慮的是降低運營成本，避免虧損，中超有不虧損的嗎？”
也有人反對：“因為母公司體量大且投資中超原本就虧錢，所以不應該減薪，這是‘流氓邏輯’。”
部分球迷指出，在球員堅持訓練的情況下降薪有失公平，如球迷侯潔玉認為：“日常訓練也是工作的一部分，何況聯賽後面還會恢復。”但也有人表示當下經濟不景氣，球員應體諒。球迷趙誠則説：“設身處地地想，幹多少活拿多少錢，沒比賽打就應該降薪。”
一名國安球迷預測：“應該降薪，但我認為不會發生，至少不會大規模發生。既然企業更多是為宣傳自己而不是賺錢，那沒必要為了幾個月的薪水和球員撕破臉。而且入籍球員也一起降嗎？”
專家：呼喚聯盟，共度時艱
“俱樂部和球員，在勞資關係上可能有一些對立，但總體來講，大家是一個利益共同體。”關鍵之道體育諮詢公司總裁張慶説。
他認為，從俱樂部購買的角度看，付給隊員的薪資是通過出售競賽表演性產品來獲取轉播收益、門票、贊助等，若賽事縮水，收益必然縮減。“從這個意義上講，我認為適當的降薪是合理的，而且作為球員也可以表達這樣一個姿態。”
體銀商學院聯合創始人、國際體育仲裁法庭仲裁員安壽志也贊同“共同體”的觀點，表示：“鼓勵球員適當考慮俱樂部受疫情影響的實際情況，與俱樂部共度時艱。”
但降薪最終能否發生，兩位專家都覺得説不準，畢竟中歐足球生態邏輯、談判機制等都有不同。
張慶認為，俱樂部會慎重考慮，“中國企業投資俱樂部，不是嚴格意義上按照一個投資生意去經營，所以疫情之下不會單單從收益成本損失的角度去考慮，還要考慮決策出來後可能造成的社會影響”。
還有媒體人指出，對不同俱樂部要分別而論，一些中小俱樂部普通球員的薪資可能並不高。安壽志也提示：“一些因財政困難已存在對球員拖薪或欠薪情況的俱樂部，如果貿然提出降薪，可能會激發原本已存在的薪資矛盾。”
降薪是個複雜的決定，如果最終施行，協商必不可少。一方面，多位受訪對象都提到，當前缺少一個協調各方利益關係的機構，疫情下更加凸顯成立職業聯賽理事會、中超聯盟的迫切性。
另一方面，就實際情況來説，安壽志介紹，如果球員合同有約定不可抗力或時勢變更的條款，俱樂部和球員可按照約定進行調整；如果沒有約定，則應當按照友好協商的原則進行溝通。他還建議明星球員發揮表率作用，俱樂部管理層也可主動降薪。
“無論降還是不降，都應當依法進行，各方的權利都應當受到尊重。”安壽志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