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先富帶後富_風聞

國土面積狹小，耕地面積極其有限的日本，人口密度高達347.8人/平方公里，缺乏發展大農業的先決條件。

其實日本土地面積並不小（比德國還大）

關鍵是全國基本為山區，耕地少得可憐

（底圖來自：shutterstock）

然而這裏的農民可不窮。根據日本農林水產省2017年發佈的《農業經營統計調查》，2016年日本農户户均年收入為521.2萬日元（約合33.3萬元），而同期全國户均年收入為 563.3 萬日元（約合36萬元），二者收入差別並不大，農民甚至比一些地方醫生的收入還高。

雖然同樣是水稻為基礎的農業

日本農户的收入水平在東亞比較是非常高了

（圖片來自Craig Hanson / shutterstock）

日本跌跌撞撞地發展了幾十年農業，最後發現，利用資源實行專業化集約經營，才是農業的根本出路。

農業基礎的建立

二戰中，日本工業遭到嚴重破壞。戰後，日本從美國等工業國家引進技術，確立了本國的技術體系，工業迅速發展，並形成了比較明顯的工業聚集。

先是北海道、九州等煤炭基地的經濟有了起色，東北、中部山區、南九州等地山區的水力發電和電化學工業比較突出，接着京濱、阪神、中京、北九州四大工業地帶得到了空前發展。

直到今天，日本的產業和人口仍然集中在這三大區域

（圖中愛知、岐阜、三重為縣級，名古屋屬愛知縣）

當然，這些的工業聚集區也吸引了大量農村人口。

不過到了60年代，即便發展順暢，工業的過度集中依舊暴露出各種問題，產業和人口過度密集導致的交通癱瘓、缺水、工業污染等問題集中顯現，使得工業開始向農村地方分散。

日本也是走的先污染後治理道路

水俁病就是其中一個典型的環境公害事件

（水俁病資料館-紀念雕塑）

（圖片來自：wikipedia@Bobo12345）

而農村之所以能夠吸納工業轉移，是因為政府在背後的政策支持。

為滿足國民的糧食需求，耕地面積極其有限的日本在二戰後推行了農地改革，調整農業發展結構，實現了糧食基本實現自給。1961年，日本政府制定《農業基本法》，旨在實現農業生產技術現代化，進一步提高農業生產效率。

不過此時是日本城市化、工業化、人口的高增長期

城市和工業是不斷擴張的，農業用地壓力很大

大城市周邊逐漸變為“城市包圍農村”

（日本-愛知縣北部）

（圖片來自：google map）

日本政府通過中央及地方財政預算，為農民進行農田建設、購買農用機械提供了大量投資和貸款；還配合使用現代農業科技以及管理技術，將不同農產品部門集聚在一起，生產、加工和流通等環節逐漸開始緊密結合，農業產業化經營開始出現。

土地面積完全不能和美式大農場比

設備倒也是小型化的，也算是因地制宜

（圖片來自：Trialist / shutterstock.com）

同樣是在60年代，《新工業城市建設促進法》、《工業整頓特別地區整頓促進法》的頒佈加速了工業有規模地向地方分散。

隨之，勞動力的分佈也開始漸漸發生變化，由此前的“農村向城市工業地帶轉移”，轉為“向農村的工業新地帶轉移”。工業人口普查數據也表明，向已有工業區轉移的19歲以下農民人口從1955年的1523萬人降至1970年的851萬人。

對於傳統重工業來説，沿海是一個重要條件

但沿海城市的土地和人力成本更高

最適合的方向是高度自動化，減少人力開支

（日本-大阪-沿海巨型人工島）

（圖片來自：google map）

可如此一來，原工業區的勞工卻出現了缺口。從1964年開始，日本工業區的完全失業率維持在1.1~1.4%的水平，意味勞動力供求比較緊張。而勞動力供求緊張也推高了用工成本：工資水平在1969至1974的五年間以每年約15%的速度增長。

所以，讓工業機會更多地進入農村地區就顯得更有必要。

農村有着更便宜的土地和勞動力

對農户來説，或許還可以打兩份工，工業農業一起幹

（日本-愛知縣-豐田市-眾多豐田汽車廠之一）

（圖片來自：google map）

1970年代初，日本政府先後制定了《農村地區引進工業促進法》（農工法）、《二次僱傭對策基本計劃》和《工業再配置促進法》（公配法）等法律，目的概括起來就是：推動工業由工業聚集區向聚集程度較低的地區以及農村地區轉移，鼓勵農業就業人員在引進的工業中就業，推動工農業均衡發展，推動僱傭結構升級。

如此一來，國家鼓勵工廠逐漸從城市轉移至農村，不僅有利於改善農業結構，也通過解決外出打工等問題改善了農民的生產和生活狀況。

真是實現了工農服務業的均衡發展

土地是一點也不能浪費了

（日本-岐阜縣-可兒市）

（圖片來自：google map）

低迷之後的應對

70年代後期，日本經濟陷入低速增長，農村的廉價勞動力繼續縮減，但日本工業部門對勞動力的需求卻並未減少。

隨着造船、化工、礦業為代表的傳統制造業陷入困境，這些行業內的中老年男性勞動者大量離職。相比之下，逐漸發展起來的機械製造業、電子、電機等行業（正是這些部門支撐了80年代的日本經濟）吸納了更多勞動力，工業區位中心也從臨海工業地帶向首都圈、名古屋圈的內陸地帶、以及九州島高速交通體系周邊的工業園區轉移。

東京正在越來越大，越來越繁榮

日本是如此的富有，泡沫是如此的可口

誰還想去工廠苦熬苦夜呢？

（圖片來自：Sean Pavone/shutterstock）

兩種行業之間的僱傭機會差距在80年代以來不斷擴大。然而由於蕭條行業與新產業之間的地域差異和技術差異，勞動力難以在新舊行業間流動。

為了平衡新舊行業的勞動力分佈/比重，日本政府依舊打算從農村工業化下手擴大勞動者在傳統工業的僱傭機會

1988年，70年代初頒佈的《農工法》覆蓋對象得到擴大，將道路貨物運輸業、倉庫業、包裝業等行業包括了進去。

物流運輸可以挖掘出大量的勞動崗位

城鎮和農村的基礎設施越完善，對物流的需求也越多

（圖片來自：Phuong D. Nguyen/Shutterstock）

此時正是日本泡沫經濟發展的鼎盛時期，製造業、零售業都施行無庫存生產方式，交貨時間細化，讓快遞業得到迅速發展，如1985至1990年間，道路貨物運輸業和倉庫業就業人員增加了25%。同時，快遞相關行業對勞動力和土地的部分需求轉移到擁有大量土地的農村，進一步帶動了農村的工業化。因此《農工法》覆蓋行業的擴大推動了農村勞動力就近進入工業，也解決了運輸業勞動力不足的問題。

何況日本是造車大國

鐵牛要多少有多少，不缺車只缺人

（圖片來自：CAPTAINHOOK/shutterstock.com）

然而進入90年代後，高齡少子化趨勢加重，用工出現危機。

對於新勞動力的獲取，日本的做法是增加對非勞動力（高齡、主婦以及學生）的動員力度，增加臨時勞動力的僱傭比例，以及吸收外國勞動力（如技能實習制度）。

這種情況讓農村工業又逐漸陷入困境：先前農村工業發展優勢是這裏擁有大量的廉價勞動力，而新勞動力基礎的補充以及高齡少子化削弱了這種優勢。

這之後日本的老齡化問題越來越嚴重，還看不到盡頭

（圖片來自：google.com）

根據《工業統計調查》，在1993至2003的10年間，電氣機械器具製造業就業人數全國平均減少了69%，其中縮水最嚴重的都道府縣是巖手、秋田、山形、福島、鹿兒島，也就是大部分先前農村工業興盛的地區。

本來就是給幾個大城市打輔助的

現在連輔助的位置都岌岌可危了

（底圖來自：shutterstock）

農村工業的衰退讓農村就業崗位減少，導致農村青壯年流向城市，大量農用耕地被閒置，出現了農業“過疏化”現象。在農業從業者和耕地面積都減少的惡劣環境下，農村就業狀況以及工業發展也進一步惡化，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

日本的人口或許停滯，但東京的人口仍在增長

年輕人口的流向顯而易見

（圖片來自：google.com）

為擺脱農村發展困境，日本採取了新的農村產業化措施，“六次產業化”便是一個重點。

“六次產業”原本是農業專家今村奈良臣提出的概念，指 農業向二、三產業延伸，通過三個產業的相融，形成集生產、加工、銷售、服務一體化的完整產業鏈。因為一二三相加或相乘都是六，所以有了“六次產業”的説法。

通過網絡平台宣傳賣出去再快遞過去

是不是就算三產相融合了？

（圖片來自：kazoka/shutterstock）

2008年，“六次產業化”正式進入日本政策大綱，並在隨後多次出台政策扶持計劃地推動，鼓勵中小企業者和農業者聯合利用各自的經營資源，促進雙方共同發展。

這有點像中國各大互聯網公司採用的“精準扶貧策略”，它在日本的成效又有幾何呢？

放國內説法的話，那就是富士山下的三農博主

（圖片來自：Craig Hanson/shutterstock.com）

資源利用的典範

“六次產業化”中對資源利用的重視讓很多農村地區與團體受益其中。農林觀光、共享農場、農家餐館和農家民宿等新型農業經營形式的出現，既能避免農地撂荒、提高農業資源利用率，又能振興農村產業，推動當地就業。

有些村鎮確實能發展起很有特色的旅遊業

能做到一村一品固然好，日本在這方面很值得學習

（圖片來自：Tupungato/shutterstock.com）

如福井縣的舊今莊町（現為南越前町），為了解決農村人地“過疏化”，探索出了一條比較成功振興的城鎮振興方法。

今莊地區擁有多個山谷和兩條大河，霧多，温差大，自古以來就是粒小、質佳、味香的蕎麥產區，當地的今莊蕎麥麪也很是出名。於是當地決定依靠蕎麥來振興今莊。

當時，這裏60~70公頃的改作耕地全部被用來種植蕎麥。為了應對生產者因種植蕎麥收益低的不滿，町政府決定給與他們每袋蕎麥五千日元作為補助，以完成通過蕎麥振興本地的戰略。

在農協、町政府、農業改良普及中心等的支持下，今莊在全國率先建立蕎麥道場，成立了蕎麥和西紅柿加工中心，不僅並將蕎麥通過郵遞在全國範圍售賣，還在本地也建了設美味的蕎麥麪食堂。

而在食堂裏，工作的多是女性——原本是無所事事的農民女子。加入後，她們不僅從事手工蕎麥麪和料理的製作，還學會了操作原本對她們而言比較複雜的制粉機等機器，鑽研出了經營店鋪的門道。

同樣實現當地資源高效利用的還有“鰻魚屬”。

在著名鰻魚產地靜岡縣濱松市，名為“綠色宇宙庭好”的企業設立了名為“鰻魚屬”的紅薯品牌，利用濱松市加工鰻魚過程中的廢棄物作為肥料來種植農作物。

發展初期，公司由於技術、天氣等原因導致紅薯和其副產品難以正常流入銷售渠道，時常虧錢。但當時正值施行農林水產省的“六次產業化”地產銷售法規，“構建利用濱松產紅薯加工品的開發與銷售體質”獲得該法認定，從而得以運用補助金來完善儲藏庫和漿料工廠，實現產品順利流向了市場。

隨着法律的繼續完善，“六次產業化”經營方式日漸成熟，也積累起了一些典型的產供銷一體化的案例。

比如日本羣馬縣的“蔬菜俱樂部”，通過建立農業組織法人，實施生產加工銷售一體化。在生產過程中，農民將科技應用於農業生產，保證蔬菜的產量和質量，在收穫之後按照合同對其進行買賣。如果菜品出現次品，則加工成醬菜進行銷售。通過這種經營方式，農户的年收入達到了1億日元(約合639萬元，2011)左右，吸引並留住了人才。

以“六次產業化”為代表的日本農村振興方法，在新的時代為農户創收提供了新的途徑，也激發了新的農村發展活力。

與2007 年相比，2016年日本農業企業法人的數量從8571個增加至18857個，銷售收入增加了 12%；農產品銷售金額達到5000 萬日元以上的農業經營者的平均年齡降到了55歲，且隨着銷售金額的增加，經營者的年齡呈下降趨勢。在收入上，也達到農户均年收入521.2 萬日元（約合33.3萬元）的不俗水平。

在適齡勞動人口持續減少且農業用地如此有限的大背景下，日本做出如此顯著的重振農村經濟的成果，依然可以成為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在城市工業化與農村復興過程中學習的典範。

參考文獻：

[1]酒井富夫.等.《日本農村再生：經驗與治理》

[2]王娟娟. 日本農業“六次產業化”分析. 吉林大學. 2014

[3]陳言鴻. 論戰後日本產業分佈的地域變化及其原因

[4]賈磊，劉增金，張莉俠，方誌權，覃夢妮. 日本農村振興的經驗及對我國的啓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