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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太監比皇帝更着急？

據説清末有一位法國使臣叫羅傑斯，有一天他對中國皇帝説：“你們的太監製度將一個健康人變成殘疾人，其實很不人道啊。”可沒等皇帝回話，貼身的太監姚勳立刻搶嘴道“這是我們陛下的恩賜，奴才們心甘情願。你怎可詆譭我大清國律，干涉我大清內政！”，這個故事令人發笑，卻引發了一個古老的問題：為何太監比皇帝更着急

在這個故事中，太監的反應看起來很荒謬、很可笑，卻是符合他所處的病態心理的。太監姚勳作為一個生理和心理上都嚴重殘疾的人，我們如何能期待他能進行理性的思考呢？每個人都需要獲得生存的意義感，對一個健康的人來説，這種意義感是通實現自我而獲得的。從心理學上來説，當一個人跟隨內心真實的情感，成為了他自己，這個過程中便可獲得人生的意義感！但如果一個人被剝奪了自我意識，泯滅了內心的訴求，認同了自己“奴才”的地位，那麼，他通過內心情感和意志獲得人生意義的通道就被堵死了，這種健康的獲得人生意義可能性就被閹割掉了！那麼，這些身心都被閹割的太監們怎麼辦？他們是否可以像狗一樣度過他的“人生”呢？不可能的，即使被閹割了，被奴化了，他們依然是人類，依然不可能像狗一樣成為“純粹的奴才”，所以，他們會通過心理的變態機制進行補償！

這裏的 “補償”是一個心理學上的概念，指當人無法通過健康渠道獲得心理需求的滿足時，便會通過其它的方式來代替或模擬這種需求。比如在性方面，太監會通過一些變態的方式來補償自己的性需求和性挫折感，同樣，他們也會通過一些方式來補償他們被閹割的“獨立人格”。如何來補償呢？就是完全的放棄掉自我意志，將自己依附於一個強大的他人的意志，通過實現他人的意志，來獲得一種補償的意義感。比如在前面的故事中，太監將皇權、皇帝的意志無限拔高，然後將自己所遭受的傷害解讀為實現這種“偉大”的必要條件，從而給自己的傷害賦予意義！所以，當法國使臣羅傑斯譴責太監製度的殘忍時，太監感到的不但不是關愛，而是威脅，因為這威脅到太監的自我價值感。如果太監接受了＂閹割制度是一種惡＂這樣的觀念，那麼他們人生的毫無意義就大白天下了，這會造成其內心價值感完全崩塌，而這種崩塌是任何人都無法承受的！所以，太監 會比其他人更強烈的維護太監製度的合理性！也就是説，皇帝接受對太監製度的譴責比太監本人容易的得多，因為皇帝的人生意義感並不是建立在太監製度上，太監僅是他的生活工具而已，而對太監本人來説，太監製度的意義幾乎是他人生意義的唯一來源，是生死攸關之地。瞭解到這一點，我們就會很容易理解北航的韓德勤教授為何當街毆打老人了，因為這位老人對極權的質疑，威脅到了韓教授的人生意義底線！

類似太監姚勳這樣的受虐狂心理一直廣泛的存在我們周圍，其症狀表現就是：長久的遭受某種傷害後，受害者者反而是維護施虐者最堅決的人！比如著名的斯德哥爾摩綜合症（Stockholm syndrome），就是指犯罪的被害者對於犯罪者產生情感，甚至反過來幫助犯罪者的一種情結。這個情感造成被害人對加害人產生好感、依賴心、甚至協助加害於他人。太監的自我辯護便是這種症狀的表現，即當人徹底無法獲得自我意志時，他就轉而安心的服從他人意志，並對此賦予積極的意義！很多喪失了自我意識和獨立人格的所謂學者，也有類似的情結，他們並不關心獨立思考和自由意志（因為他們這方面的能力已經泯滅了），他們反而極力歌頌剝奪他們獨立思想的人、極力的讚美權力、讚美暴力，從而給自己的平庸和犬儒賦予意義！比如當街打人的韓德強教授就説，“大象走路的時候自然不會顧及螞蟻和螳螂”，並自豪的宣稱“我願意成為被國家利益踐踏的螞蟻”，其強烈的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症狀暴露無遺！

可見，人類對獲得自身生命意義感的欲求極其強烈，強烈到飢不擇食的程度！當人無法獲得健康的意義感，他會不顧一切的把任何施加於他的傷害解讀為“偉大、必須、不可避免＂，從而給自己的傷害賦予意義！沒有意義感，人一天也活不下去，認識到這一點是很重要的，因為，很多時候我們交流的對象就是這樣的人。他們關心的不是理性和學術，而是他們的精神世界不要崩塌！他們只是在極力的維護他們內心最後的價值底線而已。傷痕累累的他們已沒有任何退路，一旦這個防線被突破，他們的精神也就崩塌了！對於這樣的病人，進行理性溝通和宣揚終極價值，都是殘忍的的，因為他們並不是健康人。對你而言，只是在討論一個觀點，而對他而言，是在捍衞自己的生存，捍衞他可憐精神世界的最後支柱！如果我們真的具有普世的人道主義關懷，那麼，請暫停對這些病人憤怒的批判，而是想想治療的方案！所有這些病人都是社會之惡的受害者，對他們進行治療是社會必須承受的成本！我們真正需要警惕的是：如何避免這些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患者掌握權力，並將他們的病態價值觀強加於整個社會！這才是最最可怕的事！

人對人生意義感的極度渴求，並有病態的補償心理機制。瞭解這一點很重要的，這樣能幫助我們避免很多不必要的“溝通”。我們不可能靠溝通來勸説一個渴求吸毒的成癮患者，因為他們需要的治療而不是勸説，同樣，我們也無法靠討論來解救一個受虐傾向病人的認知模式。當下的中國，遭受心理創傷的人很多，甚至很多人還獲得了所謂的學者身份，這往往使我們忽略了他的心理狀態，而是假設他是一個健康人進行“理性溝通”，這是沒有任何價值的！當下的中國，急需理性和邏輯學的普及，但更需要的也許是心理學的普及！

所以，我們在溝通中經常會犯這樣的錯誤，就是假定對方是理性的、是心理健康的，然後在這個虛假的前提下進行“理性”的溝通，結果得到的往往是爭論和分歧。理性需要系統的教育訓練，心理健康需要人性化的社會結構，而這兩個條件我們幾乎都沒有。可以説，在中國文化中，理性和心理健康都是奢侈品，甚至可以説是罕見的東西，這就是我們難以獲得共識的重要原因。太監姚勳的變態反應雖然可悲，但給他造成傷害的並不是他自己，而是宦官制度！太監比皇帝更着急，更急於為宦官制度辯護，並不是他過於愚蠢，而是整個制度給與他的傷害過於深重。我們每一個人，都需要為社會的理性和健康付出努力，否則，每個人都可能變成比皇帝更着急的太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