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中心的意大利：深陷黑手黨、腐敗和信任危機的國度_風聞

本文摘自弗朗西斯·福山所著《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從工業革命到民主全球化》

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日裔美籍學者，哈佛大學政治學博士，現任美國斯坦福大學弗里曼·斯伯格里國際問題研究所奧利弗·諾梅里尼高級研究員，此前曾任教於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尼茲高等國際研究院、喬治·梅森大學公共政策學院，曾任美國國務院政策企劃局副局長、蘭德公司研究員。著有《歷史的終結與最後的人》、《信任》、《政治秩序的起源》等。

弱國家與黑手黨的興起

黑手黨——讓外人聯想起西西里的第一乃至唯一的東西——不是以某種方式存活至今的古老制度。猶如坎帕尼亞地區的卡莫拉（Camorra）和卡拉布里亞地區的光榮會（’Ndrangheta），它在19世紀的意大利南部有其特定的起源。有理論稱，黑手黨原本是富裕佃户（gabelloti），利用夾在地主和貧農中間的角色來向雙方敲詐租金。

但迭戈·甘貝塔（Diego Gambetta）以一個優雅的經濟學理論來解説黑手黨的起源：黑手黨只是民營企業家，功能是保護個人產權，因為所在社會沒有國家的保護。換句話説，如果一方在私人交易中受騙上當，在秩序良好的法治社會，通常會上法院去告他的交易夥伴。但在國家腐敗、不可靠和乾脆缺席的社會，必須去找私人保鏢，僱用他去威脅對方，如不付錢就要打斷對方的腿。

《解碼黑社會》內容簡介：犯罪分子隨時都在玩察言觀色、聲東擊西的遊戲。他們既要隱藏自己的身份，又要尋找同夥，同時還要提防卧底的滲透和線人的出賣。他們之間的溝通方式非常隱秘，非常需要衝破社會習俗和文明規則的約束。他們形成了一整套溝通潛規則。牛津大學社會學系的狄亞哥•甘貝塔教授跟蹤研究黑手黨長達十年之久。他在《解碼黑社會》中結合一線調查、新聞報道、黑幫電影等資料，利用博弈論和信號理論的分析，為讀者全面解讀黑道溝通密碼。

由此看來，黑手黨只是簡單的私人組織，提供通常是國家職責的服務——換句話説，以暴力威脅（有時需要實際的暴力）來強制執行產權。甘貝塔表明，黑手黨崛起的意大利南部某些地區，恰好充斥基於土地、流動財富和大量交易的經濟衝突，外加1860年後國家變質引起的政治動亂。

使用暴力來保護產權，本來應該是合法國家的壟斷權利，這樣講當然有很好的理由。如果沒有壟斷，保護市場本身也可成為激烈競爭的對象。黑手黨成員很容易從保護轉向敲詐，先造成威脅，再提供保護。私人保護也很容易演變成其他非法勾當，如賣淫和販毒。甘貝塔認為，黑手黨在西西里那樣的低信任社會大有作為，可在短期內提供可靠保護。但它延續暴力和恐懼的氛圍，從而降低了整個社會的信任程度。

黑手黨是發源於意大利的一個秘密社會組織。根據地在西西里。18世紀歐洲掀起向美洲的移民浪潮，黑手黨人湧向美國，紮根於紐約，活動於美國各地，操縱美國的賭博業、色情行業及販賣毒品、走私軍火，從事職業性的犯罪活動，諸如綁票、殺人、搶劫等。黑手黨內部有各個幫派，頭目對幫派實行家族式的統治。

國家力量和犯罪組織之間的反比關係，在意大利的法西斯階段得到很好説明。法西斯主義通常被理解為威權政府的一種，比19世紀歐洲傳統的專制政府更為強大，它囊括大眾政黨、指導思想、對國家的徹底壟斷、魅力型領袖、對公民社會的壓制於一身。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建立法西斯政權，但他的版本從未達到像希特勒政權那樣的中央集權，更別説斯大林的蘇聯。墨索里尼的法西斯黨從來沒能深入南部，重組以羣眾為基礎的政治。它無法容忍的是暴力遊戲中的競爭對手，所以發動一個成功鎮壓黑手黨的運動。但沒有完全拆除其網絡，也沒有殺害或監禁其領導，只是將之納入現有體系。所以，當1946年民主政權成立，黑手黨迅速重新崛起。

貝尼託·阿米爾卡雷·安德烈亞·墨索里尼（Benito Amilcare Andrea Mussolini，1883年7月29日～1945年4月28日） ，1883年出生於意大利費拉拉省，意大利國家法西斯黨黨魁、法西斯獨裁者，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元兇之一，法西斯主義的創始人。

依附主義來了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意大利開放選舉權。十年後由於墨索里尼崛起，這一民主實驗遭到中斷。在這段時期，第一批大眾政黨湧現出來。左邊的是菲利普·圖拉蒂（Filippo Turati）創建的社會黨，成立於1894年，分裂於1921年。其激進派改名為意大利共產黨（Partito Comunista Italiano, PCI），加入第三國際。右邊的是西西里教士唐·路易吉·斯圖佐（Don Luigi Sturzo）構想的人民黨（Partito Popolare）。它是以羣眾為基礎的天主教政黨，試圖組織農民合作社，推動土地的再分配。所有這些政黨在墨索里尼時期均遭到取締，等到法西斯主義在1943年倒台後，很快又重新出現。 

基督教民主黨（Democrazia Cristiana, DC）作為人民黨的繼承者成立於1943年，原先設想是以羣眾為基礎的進步政黨，欲與意大利共產黨爭奪選票。它像早期的美國政黨一樣，在戰後共和國的第一次民主選舉中，面臨如何讓羣眾選民前去投票的問題。它與組織起來的北部天主教工人保持着緊密聯繫，但遇上如何深入南部的問題。那裏的社會，仍以地方精英和庇護式網絡為中心。在戰後的早期大選中，君主主義和民粹主義的普通人陣線（Uomo Qualunque）等右翼政黨在爭取選票上相當成功。於是，基督教民主黨改變戰略，轉而利用當地既存的庇護式傳統。它借用現代的組織方式，建立總部設在羅馬的等級制政黨，以政黨老闆的網絡在依附主義基礎上招募選民。 

在阿明託雷·範範尼（Amintore Fanfani，20世紀50年代長期擔任總理一職）的領導下，基督教民主黨變成以羣眾為基礎的現代依附式政黨。在許多方面，這個轉變與19世紀40年代至80年代美國政黨的轉型非常相似。美國的轉型是從庇護式政客的臨時聯盟，到組織良好的全國政治機器。意識形態——尤其是天主教與馬克思主義亞文化的分裂——在戰後意大利政治中繼續發揮關鍵角色。但像社會黨那樣的團體，為了保持競爭力，必須愈益求助於依附式戰術。

依附主義在南部因政府的經濟政策而獲得加強。現代意大利仿照法國建立中央集權國家，羅馬可在全國範圍重新分配資源。19世紀後期的自由主義政府，為了緩解南部貧困，開始大量投資於基礎設施，儘管這往往有助於北部工業對南部的優勢。1950年，新共和國的政府設立發展部門南方基金會（Cassa per il Mezzogiorno），旨在促進南部的經濟增長。它還充分發揮工業重建研究院（Institute for Industrial Reconstruction）的功用，這是一種國有工業的大型集團，能夠提供融資、就業和政黨庇護。國家在基礎設施上花了不少錢，還對鋼鐵、石化和其他重工業作出重大投資。 

工業政策的結果非常複雜。南部的人均收入和工業產值大幅增長，大批農民脱離土地。從1951年到1971年，農業就業人數由人口的55%降至30%；有些去了南部和北部的城市，但許多人離開意大利，前往美國、歐洲和拉丁美洲。此外還有社會指標的巨大改進，如識字和嬰兒死亡率，使其時的南部與19世紀時相比，不那麼像“非洲”了。從1951年到1981年是南部的追趕期，其中南北之間的差距有所收縮。但這些投資並沒有將南部建成自給自足的大工業基地，南部許多成功公司只是北部公司的分支。意大利的北部增長更快，到20世紀70年代，儘管有鉅額資金的支援，兩個地區之間的發展差距仍然懸殊如初。像希臘一樣，意大利南部也是“無發展的現代化”的案例。

更重要的是，從政治方面考慮，南部的政府投資增長最終讓政治依附主義走了鴻運。用一位觀察家的話説：**“從來不是國家或國民整體撥來款項支持這個或那個項目、房屋或學校的建造、公共工程或工業項目；永遠是多虧了這個或那個地方議員、或當地基督教民主黨書記的關心。”**像希臘一樣，政治關係和操縱國家的能力成了通向財富和人身安全的途徑，比私人創業更為可靠，從而強化了現有的南北差距，促成即將失控的政治偏袒文化。此外，龐大的公共支出，給更公開的腐敗提供了充分機會。黑手黨在戰後南部發揮重要作用，確保基督教民主黨的選民基礎。像許多國家一樣，他們通過對公共承包的控制而獲得報酬。20世紀60年代從薩萊諾到雷焦的公路竣工，與光榮會的興起有關；那不勒斯在20世紀80年代重建，又與卡莫拉的興起相連。

“賄賂之都”與冷戰結束

像希臘一樣，共產黨是意大利政黨中受依附主義影響最少的，它是以意識形態為基礎的組織。但它是莫斯科的盟友，被懷疑只想以民主過程奪取政權，所以被排除在執政聯盟之外，即使常常獲得25%至30%的選票。也像希臘一樣，美國盟友從中施加影響，寧可選擇蒙受腐敗污名的民主政黨，也不願接受非依附式的共產黨。意大利社會黨和其他小黨能夠提名總理的機會很少，支配戰後意大利政治的是基督教民主黨。政府內閣經常有變，但體系高度穩定，督導意大利成功崛起為主要的工業強國。

1989年冷戰的結束，使這一切突然發生變化。隨着蘇聯的崩潰以及馬克思主義作為合法化思想的衰落，意大利共產黨與莫斯科失去聯繫，於1991年宣佈解散，為左翼民主黨（Partito Democratico della Sinistra）所取代。國內共產黨威脅的結束，反過來又削弱了基督教民主黨繼續掌權的理由。其時，它已把整個國家拖進腐敗和犯罪的泥沼。新政黨湧現出來，特別是地方性政黨北方聯盟（Lega Nord）。它以中小型企業家為基礎，煩透了意大利國家的腐敗和南部的不斷領取補貼。北方聯盟好幾次提議，為了躲避南部的腐敗，乾脆讓自己從意大利分離出去。 

**許多人相信，黑手黨、依附主義和腐敗代表傳統社會習俗，隨着經濟的現代化將會逐漸式微。但久而久之，這三個現象反而變得更加強勁，衝出南部堡壘，污染了整個意大利。**到20世紀80年代，有罪不罰的文化已經抬頭，到處都是以公共資源來謀取私利，對此可以聽聽老一輩政客的下面一段話： 

也許我太天真。我從不敢相信，會出現如此根深蒂固、四下瀰漫的腐敗。我一定能想象繳納公益會費、資助會議、設晚宴招待和出版宣傳刊物等，這些都要花費大筆金錢。但——我堅持，這都是確實的真相——我從來都沒想到，他們竟是如此明目張膽的盜賊。當我發現，各黨各派在定期按百分比收取公共合同的回扣，我感受到莫大的震驚。

這一切在1992年的“賄賂之都”（Tangentopoli）醜聞中暴發出來。出人意料的是，它並非出自南部，反而涉及來自米蘭的社會黨政客馬里奧·基耶薩（Mario Chiesa）。被捕時，他正試圖將六千美元的賄賂衝下抽水馬桶；很快發現他還捲入一系列更大的醜聞。調查的擴大導致社會黨總書記貝蒂諾·克拉克西（Bettino Craxi）的入獄。這證明在攫取戰利品時，社會黨像基督教民主黨一樣貪婪。

貝蒂諾·克拉克西（Bettino Craxi，1934年2月24日—2000年1月19日），意大利政治家。出於米蘭，1983年8月4日至1987年4月17日擔任意大利總理。1994年7月29日下午，意大利米蘭法院宣佈，判處意大利前總理貝蒂諾·克拉克西和前司法部長馬爾泰利有期徒刑8年半，同案犯前埃尼集團副總經理迪·多納被判有期徒刑7年。

同時，黑手黨的影響也從西西里擴散到整個意大利。在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由於國際毒品貿易的興起，意大利犯罪組織的力量大幅增長，情形一如拉丁美洲。地盤爭奪，導致巴勒莫等南部城市的敵對家族參與血戰，特別是暴力派“科萊奧內人”（Corleonesi）得以崛起。南部許多個別政客本來就與黑手黨有聯繫，由於巴勒莫前市長薩爾沃·利馬（Salvo Lima）的反戈一擊，這些關係變得更加系統化。利馬前來投靠基督教民主黨的老牌總理朱利奧·安德烈奧蒂（Giulio Andreotti），所帶來的不只是強大的政治機器，還有與犯罪組織的廣泛聯繫。

當然也有對抗和抵消的力量。意大利司法部門在1968年全球起義後招募大批懷抱理想主義的律師，增強自身的自主性。這些左傾法學家在工作中穩步上升，到80年代，已有能力向根深蒂固的政治精英提出挑戰。司法調查的對象，包括安德烈奧蒂、克拉克西和貝盧斯科尼，反過來指控司法部門懷有政治動機。

這在一定程度上是真的。這些法官傾向於把矛頭指向右翼政客，而不是左翼政客。許多法官心甘情願持異常勇敢的立場，劍指腐敗政客和黑手黨頭目。還有不少富有使命感的法官，其家族傳統就是要承擔公民職責，與西西里的潮流格格不入。

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的調查，導致黑手黨向國家尚餘的廉潔部分發起虛擬戰爭，有些法官和檢察官慘遭黑手黨的高調暗殺。高潮是1992年喬瓦尼·法爾科內（Giovanni Falcone）及其妻子和保鏢的被暗殺，以及保羅·博爾塞利諾（Paolo Borsellino）稍後的遇難。

朱利奧·安德烈奧蒂（Giulio Andreotti ，1919年1月一2013年5月6日），意大利著名政治家，從上世紀50年代中期起，開始出任政府部長，先後領導過內政、財政、國庫、國防、工商、外交等重要部門，幾乎擔任過意大利所有重要的政治職位。1972，安德烈奧蒂首次當選總理，此後20年間又6度出任總理。1993年5月因涉嫌與黑手黨有聯繫被參議院取消豁免權後被拘留。2013年5月6日在羅馬逝世，享年94歲。

隨着警長阿爾貝託·達拉·基耶薩（Alberto Dalla Chiesa）、檢察官加埃塔諾·哥斯達（Gaetano Costa）和縣長羅科·奇尼西（Rocco Chinnici）的被殺，公眾輿論漸漸動員起來，以支持反腐敗工作。冷戰不再是腐敗保守政客的靠山，“賄賂之都”醜聞和其他調查結果，終於迫使總理安德烈奧蒂和基督教民主黨下台。該黨在1992年的選舉中表現很差，自1994年不再在意大利政治中發揮作用。

現代化的失敗

促使二戰後政治體系垮台的事件，假如能像20世紀初的美國一樣，為強大改革聯盟鋪平道路，意大利本來可以變得更好。不幸的是，事情的發展不如人意。媒體大亨貝盧斯科尼帶頭重組右翼，藉助自己的企業帝國建立新的羣眾基礎。以他為首的聯合政府包括翁貝託·博西（Umberto Bossi）的北方聯盟和詹弗蘭科·菲尼（Gianfranco Fini）的民族聯盟（Alleanza Nazionale）。這兩個政黨，加上他自己的意大利力量黨（Forza Italia），收留了不少基督教民主黨舊人。這個不同組合的聯合政府在意大利執政，先是1994年，中間是從2001年到2006年，後是從2008年至2012年。 

西爾維奧·貝盧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1936.9.29－）生於意大利北部城市米蘭，畢業於米蘭大學法學系，意大利政治家和知名企業家，中右翼的意大利力量黨創始人，AC米蘭足球俱樂部的實際領導人和名譽主席。貝盧斯科尼四度擔任意大利總理，是二戰後意大利任職時間最長的總理。他一身橫跨商界、政界、體育界和娛樂界。2011年11月12日，貝盧斯科尼遞交了辭呈，正式辭職。

貝盧斯科尼在公眾眼中是現代開放的政客，走里根—撒切爾的路線，希望降低税收，改革和精簡國家機構，使之運行得像他的企業那樣有效。不幸的是，貝盧斯科尼自己就是舊體制的產物，他的依附式思維已經定型，只是為其添加上了新的媒體技術。如果説現代國家的精髓是公私利益的嚴格分開，貝盧斯科尼卻在奔赴截然相反的方向。他利用自己在報紙、電視和球隊的持股，建立起大眾政治基礎，在三個任期中，不僅未能啓動意大利公共部門的認真改革，而且激烈攻擊獨立的司法部門及其針對自己的貪污調查。他任命的部長人選和頒佈屏蔽被告人的法令，削弱了曾幫助摧毀舊政黨體系的淨手運動（Operation Clean Hands）。貝盧斯科尼讓議會多數派給自己提供豁免權，拒不遏制無論外在還是實質的利益衝突。在他的治下，南部的依附式政治持續不減，毫無變更。在2011年至2012年的歐元危機中，西西里無法控制自己的公共財政，以致被稱為“意大利的希臘”，更加劇了全國財政的虛弱。

“淨手運動”發起於1992年2月17日，當時的策源地就在米蘭，檢察人員從米蘭一家養老院院長受賄案查起， 順藤摸瓜地查出了1200多起貪污腐敗案件，共涉及8位前總理、5000多名經濟和政治界人士，有300多名議員接受了調查。“淨手運動”還引發了意大利政壇大變革，意大利天主教民主黨、意大利社會黨等一些意大利重要的政治黨派在連續的醜聞調查中紛紛解體。

改革聯盟未能在意大利出現，部分原因在於北方聯盟及其領導人翁貝託·博西。它的社會基礎在充滿現代氣息的意大利北部，主要是小企業主和中產階級的職業人，受夠了腐敗和意大利國家的低效。不幸的是，博西發展黨務的中心議題不是國家改革，而是民粹主義，如反對移民。他和他的政黨也用依附式方法來贏得選民，對貝盧斯科尼的滑稽表演表示默許，以便自己繼續執政。這個社會團體，本來應該是改革聯盟的中心力量，現卻變成中立派。

貝盧斯科尼和翁貝託·博西。翁貝託·博西（Umberto Bossi），現任意大利聯盟黨主席，是聯盟黨創始人及首任書記。

貝盧斯科尼的幾個總理任期中間還出現幾個左翼政府，但也乏善可陳，在上世紀90年代推出一些温和改革，重點放在大學、地方政府和官僚機構的繁瑣程序，具有一定效果。但從未出現強有力的領導和亟須改革的共識，來改變意大利國家的性質，讓它從庇護政治中徹底解脱出來，將更多經濟納入正規部門，控制國家行政的總體規模。

外部力量本來可以提供改革整個體制所缺乏的政治意志。意大利在1999年進入歐元區，給羅馬帶來強大壓力，非達到預算目標不可。一旦進去了，像希臘一樣，財政紀律卻又變得鬆懈了。第二次機會是2009—2011年的歐元危機，貝盧斯科尼被迫下台，換上非民選的技術官僚馬里奧·蒙蒂（Mario Monti）。不過到2012年底，蒙蒂也被迫下台。新大選的共識，如果有的話，卻是反對較為認真的結構性改革。中間偏左聯盟的新領袖馬泰奧·倫齊（Mattoo Renzi）能否改變這一體制尚有待觀察。 

信任的重要性

信任作為人的屬性，在本質上沒有好壞之分。如果我生活在充滿小偷和騙子的場所，輕易信賴他人就會讓我陷入麻煩。如果一個社會的成員都會遵循像誠實、可靠和開放那樣的社會美德，那麼信任就會作為副產品存在於這個社會，這樣的信任才會大有價值。信任只有成為守信行為的普遍條件才有其意義。在這種條件下，它成了合作行為的標誌與促進者。當然，機會主義者也可利用他人的信任來行騙。不過，如他想生活在社羣中，這樣做就會迅速導致他人的排斥和迴避。 

生活在高信任社會中有很多好處。合作在低信任社會中也是可能的，但要通過正式機制。商業交易需要厚厚的合同、訴訟、警察和執法，因為不是所有人都會兑現自己的承諾。如果我住在一個犯罪率很高的社區，我可能要隨身攜帶武器，或在晚上閉門不出，或換上昂貴的門鎖和警鈴，以輔助我聘來的私人保鏢。在許多貧窮國家中，要有人整天留守家中，以防鄰居來菜園偷竊或搶佔房屋。所有這些構成經濟學家所謂的交易成本，是生活在高信任社會的人無需擔心的。此外，許多低信任社會從未意識到合作的好處，致使生意無法起步，鄰居也不守望相助，等等。 

同樣道理也適用於公民和政府的關係。如果身邊他人都這樣做，人們變得更願遵守法律。在本書上一卷，我提出證據表明遵循規範的習慣是人性中先天就有的，源於基因編碼。在大多數社會中，政府監控和處罰違法的程度只能解釋一部分遵紀守法；絕大多數守法行為源於看到身邊他人都在遵守，自己也就遵循公認的規範。反之，如果官員看到同事受賄來讓人插隊，如果政客覺察到對手受惠於公共合同，他們就很有可能照葫蘆畫瓢。如果大多數公民都在偷税漏税（這在希臘和意大利是司空見慣的），繳足税金的人反而顯得是大傻瓜。 

所以，政府質量完全依賴於信任或社會資本。如果政府不履行關鍵功能——譬如，它不能保護我的產權，或不能保護我免受罪犯攻擊或有毒廢物污染——我就會考慮以自己雙手做自我保護。如我們在西西里看到的，黑手黨的起源就在於政府的失職，先是波旁王朝，後是意大利國家，都沒能履行好自己的職能。這也是人們僱用“光榮之士”來做私人保鏢的原因。由於黑手黨本身也不值得信賴，對政府的不信任，遂演變成對每個人的不信任。

低信任社會造成經濟學家所謂的集體行動難題。不信任在社會交往上的作用是適得其反的。如果大家都可信，每個人都會得益。但對任何個體來説，都沒有動力去成為第一個不受賄或第一個繳足税金的人。不信任會導致惡性循環，每個人都受困於所謂的低水平均衡。大家都變得愈益糟糕，卻無法脱身。相反，如果政府清廉、誠實並有能力，人們就會予以信任並追隨它的領導。 

希臘和意大利南部在19世紀和20世紀的政府，功能範圍很廣，能力或力量卻很弱。它們進入現代民主時代時，無緣繼承普魯士型的自主官僚體系。19世紀之前，它們都由外國人統治，這種與外國的關聯讓政府的合法性受到玷污。在名義上獲得獨立之後，希臘的制度和政黨仍受外部勢力的影響。在意大利南部，問題在於內部殖民，制定南部政策的是以北部為主的中央政府。在希臘和意大利，政府開始是庇護政治的來源，隨着整個體制的民主化和羣眾的政治參與，又變成公開依附主義的來源。

國家機構龐大但軟弱，社會信任徘徊於低水平，兩者關係究竟如何？它們的因果關係似乎是雙向的。正如我們看到的，對政府缺乏信任導致個人尋求民間的解決方案，以求獲得公共物品，如產權保護。解決方案可能以高度病變的形式出現，如黑手黨；也可以是家庭自救，視自身資源為可靠行為的唯一源泉。在一定程度上，這兩個社會中明顯的家庭主義只是自我防禦的措施，因為超越家庭的信任僅獲得異常軟弱的制度性支持。 

另一方面，社會不信任一旦形成文化，就會有自己生命力。對政府持懷疑態度，或擔心他人佔你的便宜，會促使你採取行為，反過來又會加劇最初的狀態。你儘量避免交税，因為你視政府為腐敗和非法的；即使你不願去利用陌生人，也不指望合作會有好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