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方文化交流離不開古代印度？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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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印度是東西方交流的樞紐，佛教及其藝術在交流過程中成為重要領域。

隨着國家“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絲綢之路及沿線國家歷史文化的研究成為重要課題。印度作為“一帶一路”沿線上的主要國家，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古代印度是東西方交流的樞紐，佛教及其藝術在交流過程中成為重要領域。然而，有關古代印度早期社會對外交往的學術著作近年卻較為缺乏。本文梳理了相關著作和文章，從南亞、中亞佛教藝術變化的角度分析印度早期社會的對外交往。下面以時間順序介紹古代印度（下文如無特別説明，均指“古代印度”）各個時期對外交往的情況。

哈拉帕文明時期的

水陸交流

哈拉帕文明也稱印度河文明，其存在時間大約為公元前2500 年至公元前1900 年，是印度迄今為止已知的最早文明。哈拉帕文明的對外交往主要涵蓋三個區域：哈拉帕文明的周邊地區、兩河流域和伊朗高原。哈拉帕文明在有重要資源的周邊社會建立衞星城市進行控制，這樣的衞星城市主要位於阿富汗和德干高原的納爾馬達河一帶。

阿富汗擁有天青石，納爾馬達河一帶出產瑪瑙。哈拉帕文明控制了出產這兩種礦物的城市，然後通過水陸交通將礦產運輸到大型城市進行加工製造。最後，再通過水陸交通與兩河流域進行貿易。哈拉帕文明與兩河流域的交往主要是通過迪爾蒙（今巴林）進行，而兩河流域的貿易形式則體現為大量進口經印度河地區加工後的天青石、瑪瑙、銅和黃金等。

印度河谷的印章，約刻於前2500—前1900

在兩河流域出土的印章中，有一塊刻畫了來自麥路哈的使者到阿卡德王宮進貢的畫面，麥路哈就是指印度河谷。**伊朗高原處在印度河文明與兩河文明之間，可能成為了雙方陸路來往的交會處。**位於伊朗高原東南部的吉羅夫特遺址發掘出了哈拉帕文明的印章，這可以作為雙方於此進行過物質文化交流的佐證。

哈拉帕文明時期，南亞次大陸的文明集中在西北印度河流域一帶。此時，印度西北地區通過陸路、海路與西亞來往。哈拉帕向西亞出口手工業製品。同時中亞的阿富汗、印度河文明中心區域以外的次大陸納爾馬達河一帶也受到該文明一定程度上的控制。在哈拉帕文明滅亡後，該文明培育的農作物、馴養的牲畜繼續繁育，其餘物質文化基本湮沒於歷史長河之中。

吠陀時期雅利安人

活動範圍的拓展

吠陀時期大約起自公元前1500 年，止於公元前600 年。雅利安人逐步由中亞向印度次大陸內部遷徙，約在公元前800 年雅利安人開始使用鐵器，吠陀文明從印度河流域向恆河流域拓展。之前雅利安人的生活區域侷限在古印度西北的印度河流域；之後，拓展到印度東北部的恆河中下游。這樣，因雅利安人的遷徙，恆河流域和次大陸以外的地區有了交流。

古代雅利安人生活在南俄草原—中亞地區。由於內外原因的影響，雅利安人開始遷徙。一部分人向西形成雅利安人西支，一部分人向東形成雅利安人東支。在公元前1500 年左右，雅利安人東支抵達阿富汗一帶並開始進一步分化。繼續向東進入印度河流域的人口形成印度—雅利安人，並創造出吠陀教和印度—雅利安語；進入伊朗高原的人口形成伊朗—雅利安人並創立祆教和印度—伊朗語。

公元前1500 年，印度—雅利安人來到印度河流域，此時哈拉帕文明滅亡已久，早期西方學者的觀點——哈拉帕文明的滅亡是由於雅利安人東遷造成的——已被學術界否定。印度—雅利安人由於馬拉輻輪戰車的優勢很快征服了印度河地區，印度—雅利安人與當地定居民族開始融合，成為半農半牧人口，信仰的神也變為半農半牧特徵的因陀羅和阿耆尼。同時，雅利安人和印度河土著形成了最初的兩個種姓：雅利安瓦爾納和達薩瓦爾納，達薩瓦爾納後演變為最低等級首陀羅種姓。這時吠陀文化也得到了發展，在早期吠陀時期（公元前1500 —公元前800 年）產生了《梨俱吠陀》。雅利安正統文化即吠陀文化逐漸形成，吠陀教得到了鞏固。

火神阿耆尼，約繪於19 世紀30 年代

**雅利安人從中亞遷徙至印度河一帶，溝通了中亞與印度西北地區的交往。**但這種交往並非是和平的，而是雅利安人通過馬拉輻輪戰車的優勢征服土著人而完成的。戰爭具有雙重性質：一方面，被征服人口中拒絕接受吠陀正統者成為了奴隸——達薩瓦爾納；另一方面，使印度西北的印度河流域與中亞的溝通更加密切。

不僅如此，從公元前800 年前後，雅利安人使用了鐵器，這樣他們可以利用鐵器開墾恆河流域的茂密森林。恆河流域的自然條件好，便於進行稻作農業和水牛養殖，同時又是富鐵礦區，雅利安人徹底成為定居農業人口，信仰的神為帶有定居農業特徵的濕婆和毗濕奴。在文化上，晚期吠陀時期最重要的經典《阿闥婆吠陀》形成。早期吠陀時期的《梨俱吠陀》多為對神的歌頌，這些神帶有遊牧社會的性質，反映出雅利安人與土著人融合並不徹底。但是《阿闥婆吠陀》多為咒語，這些咒語代表恆河土著的文化。因此，雅利安人在恆河流域徹底完成了定居農業化，與土著居民的融合更加緊密。雅利安人向恆河流域擴展的時期是晚期吠陀時代，在這一時期恆河流域與印度河流域得到了溝通。通過印度河流域的對外聯繫，恆河流域也隨之與次大陸以外的中亞、西亞建立了交流關係。

活躍的列國時代

印度的列國時代對外交往有兩大特點：一是恆河流域對外交往更加活躍；二是通過波斯、印度與東地中海地區建立了聯繫。這一時期大約開始於公元前6 世紀，止於公元前4 世紀左右，此時正值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統治古印度西北部。同時波斯帝國也征服了小亞細亞，南亞次大陸遂通過波斯與小亞細亞、地中海地區，特別是地中海東部的希臘人開始了交往。此時次大陸對外交往的主要區域依舊是恆河流域和印度河流域，而恆河流域相較之前更加活躍。

公元前5 世紀阿契美尼德王朝的黃金飾品，現藏於布魯克林藝術博物館

波斯曾將小亞細亞地區的希臘人流放到中亞的巴克特里亞（中國古籍稱大夏）。因此，在亞歷山大東征之前，希臘人就已經對印度有所耳聞了。根據中國學者楊巨平的研究，古代希臘人在小亞細亞的殖民地被稱為愛奧尼亞，波斯征服小亞細亞後，將愛奧尼亞波斯語化，隨着波斯勢力進入印度河流域而傳入印度，這個稱謂又被梵語化為耶婆那。亞歷山大大帝東征之後，成為對希臘人的固定稱謂。亞歷山大帝國分裂後，該詞專門指代生活在亞洲地區的希臘人，即塞琉古王國人。

公元前800 年前後由於鐵器的使用，雅利安人向恆河流域拓展。恆河流域為重要的富鐵礦區，部分區域鐵礦含鐵量可達70% 以上，鐵器的使用使得森林地帶可以開墾。農業生產過剩，大批城市興起，印度次大陸開始了自哈拉帕文明滅亡以來的第二次大規模城市化運動。這次城市化運動是因農業生產過剩而引起的，所以稱之為“農業—城市化”。這最終導致雅利安人成為定居民族，雅利安瓦爾納內部也因農業生產所產生的財富差異，分化為對立的貴族瓦爾納和平民瓦爾納，平民瓦爾納最終成為第三等級吠舍種姓。

城市化過程中，農業剩餘產品由部落首領進行再分配，這種再分配的特權演化出兩種國家形態。一方面，雅利安人社會中的再分配特權通過父系家長制演化為王權，部落首領向王轉變，王國逐漸產生；原始民主機構薩巴和薩米迪的作用逐漸下降。這時需要用合理的理論解釋原始民主製為何被王權制取代，最佳的方式是神化王權，將王權取代民主部落社會刻畫為神的旨意。神化王權主要是通過祭祀，其中最重要的祭祀是馬祭。

利用馬祭，王的地位得到合法化。這樣，貴族瓦爾納中因職業分化，又演化出專門從事祭祀活動的第一等級婆羅門種姓和控制王權的第二等級剎帝利種姓。雅利安父系家長制社會逐漸演變為恆河流域的第一種國家形態——王國。另一方面，在恆河流域的非雅利安土著社會中，有一部分人口沒有接受吠陀正統，依舊保留了大量的民主殘餘。這種社會演變出了恆河流域的第二種國家形態——剎帝利共和國，音譯伽那僧伽，即眾多的集合體之意，這是恆河流域一種特殊的共和制，有別於古希臘的民主政體。

19 世紀的一幅壁畫中準備馬祭的場景

農業的發展使剎帝利的王權逐漸強化，婆羅門的祭祀活動卻大量燒燬牛羊，限制了剎帝利的財富積累，剎帝利和婆羅門的矛盾也逐漸加深。同時，城市中的吠舍種姓分化出專門從事商業活動的居士長者，這一階層的經濟實力強大。政治上受剎帝利的挑戰，經濟上又受居士長者的挑戰，婆羅門祭司的地位開始下降，隨之衰落的還有吠陀教。恆河流域的土著並非全部接受吠陀信仰，有一部分挑戰婆羅門的權威，這些反對派就是沙門教派。公元前6 世紀，社會變革導致恆河流域地區進入到百家爭鳴的列國時代，吠陀教逐漸轉變為婆羅門教。列國時代的恆河流域產生了反對吠陀祭司的沙門教派。佛教和耆那教是最有影響力的沙門教派。列國時代產生的佛教逐漸成為印度對外交往的主要渠道。

孔雀—巽加時代的外交

孔雀—巽加時代大約為公元前400 年至公元前200 年。孔雀王朝基本上統一了南亞次大陸，整個印度次大陸基本都參與到對外交流之中。這種交流是通過陸路、海路兩種方式與中亞、西亞和東南亞往來。巽加王朝的疆域小於孔雀王朝，控制着恆河流域和印度中部，巽加王朝時期主要是這兩個區域與外界交流。在孔雀—巽加時代，波斯人、希臘人以及部分中亞人遷徙至印度，帶來了物質文化上的互動。

孔雀王朝的遺蹟，約公元前250 年

列國時代恆河流域的摩羯陀王國逐漸兼併其他區域，至公元前4 世紀末，以摩羯陀為中心的孔雀王朝統一了除印度南部地區以外的整個次大陸，王國制發展到頂峯，形成了中央集權的大帝國。孔雀帝國時期，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為希臘人建立的馬其頓王國所滅，印度西北地區處在希臘人的統治之下。孔雀王朝遂與西北的希臘政權建立了聯繫。亞歷山大大帝薨逝後，帝國的亞洲部分成為塞琉古希臘王國，之後又在塞琉古的中亞地區分裂出巴克特里亞—希臘王國。

孔雀帝國的對外交往有一些新的特點。首先，除了傳統的對外交流區——印度河流域和恆河流域外，通過海路交通，併入帝國版圖的印度中部也和次大陸以外的地區發生了來往。印度西海岸的港口布羅奇至恆河流域的都城華氏城之間的路線要經過印度中部的魯布納特，布羅奇通往西亞地區的波斯灣和紅海，這樣中部地區就通過布羅奇和西亞有了溝通。其次，東部恆河流域通過港口塔姆盧克溝通了與東南亞一帶的來往。再次，印度南方被囊入帝國，南方與錫蘭島（今斯里蘭卡）之間的交往尤為顯著。最後，這一時期陸路和海路同時並舉。陸路依舊是依靠西北地區與中亞、西亞進行往來，整個陸路交通最重要的樞紐就是西北重鎮呾叉始羅。海路上，印度半島東西兩海岸都有對外交流的港口。東海岸有塔姆盧克和多薩利，西海岸有布羅奇和索帕拉。在恆河流域各大城市之間還會利用恆河水道，進行內部交往。

**孔雀王朝時期，印度中部是新徵服的地帶，處於部落社會狀態，屬於“化外之地”。**這裏是聯結東西海岸的港口，又是西海岸至首都華氏城的必經之道，因此加強對化外部落的控制是孔雀—巽加時代的重大國策。孔雀王朝和巽加王朝都採取利用佛教吸納當地部落人口進入主流社會的方針來綏靖統治。孔雀—巽加時代，印度中部修建了許多大型佛教建築，這些建築既有當地部落文化的信仰，又具異域文化的特徵。

孔雀王朝時期修建了桑奇佛塔。除了佛教本身的主題外，桑奇佛塔的雕刻還包含了大量森林部落和外族人的文化信仰和形象。

在桑奇佛塔中出現了大量的印度中部蛇族部落的形象。如大塔南門正面第二橫樑的雕刻——阿育王朝拜羅摩村，畫面右側馬車上人物為阿育王，左側是頭戴五頭蛇冠的蛇族部落首領。蛇族首領和阿育王同時出現在佛塔的雕刻中，一方面説明蛇族部落文化與佛教融合，另一方面也反映出阿育王想利用佛教吸引蛇族皈依，使之通過信仰佛教進入主流社會。桑奇大塔東門正面左柱內側第二格的雕刻——“降伏毒龍”，畫面中央用一個寶座代表佛陀，寶座前有一團火，寶座後又有一條五頭蛇。研究者認為，雕刻中的五頭蛇應該代表蛇族部落，意在吸引他們皈依佛教，而火焰則是為了吸引客居印度的波斯人信仰佛教，因為火在波斯人信仰的祆教中佔有重要地位。從這幅雕刻中可以看出通過對外交往，孔雀王朝時期的印度中部已有外來人口在此生活。

桑奇佛塔上還有更多帶有異域民族特徵的雕刻。如桑奇大塔北門右柱內側第一格的“大般涅槃”雕刻中出現了大量異域的樂器。其中有一個背對畫面合十禮敬的人物，他的頭髮是捲曲的，説明其可能來自中亞或西亞。**桑奇佛教建築羣的雕刻中還出現了騎駱駝的波斯人、騎馬的希臘人和帶有西亞風格的人馬獸形象。波斯、希臘以及其他區域的人物形象出現在中印度的佛塔雕刻上，再次證明中印度存在這類人羣。**他們的形象被刻畫在佛教建築上，表明印度統治者希望他們信仰佛教，並利用佛教這一強大的社會力量吸納其進入主流社會，實現社會流動。巽加王朝雖然是婆羅門復辟建立的政權，但是佛教依舊繁榮，並且統治者繼續實行利用佛教綏靖邊緣區域人口的政策。巽加時期建立的巴魯特佛塔刻畫了早期佛教藝術的重要主題——飛天。

印度教寺廟上的飛天，約創作於1913 年

在沒有佛像的時代，佛教藝術主要表現佛傳故事、本生故事、部落信仰和飛天。劉欣如教授曾經對佛塔雕刻中的飛天形象進行過解讀。她認為飛天的原型是恆河流域母系社會的舞女，因為飛天的梵文帶有“水”這個前綴，漢語中被翻譯成飛天。雅利安人在使用了鐵器後，開始向恆河流域擴展，雅利安人屬父系社會，他們在武力上明顯強於恆河的母系社會。恆河母系社會人口被征服，逐漸邊緣化，但是他們擅長舞蹈，通過信仰佛教進入了主流社會，死後其形象被刻在佛塔上，成為偶像，並被主流社會所認同。巴魯特佛塔的飛天形象中有一個比較特殊的人物——施利瑪。施利瑪是城市內部產生的母系氏族成員代表，其舞女職業不為主流社會所認同，但她通過侍奉僧人，信仰佛教，傳説死後升入帝釋的天宮，其形象被雕刻在後世的佛教建築上。她的弟弟耆婆迦是當時著名的醫生，其醫術就是在西北交通要道呾叉始羅習得的。

巴魯特佛塔在表現佛教藝術時，展示了更多的邊緣人羣的文化信仰。如蛇王被刻畫為頭戴五蛇冠的形象，説明在巽加王朝時期依然鼓勵化外部落通過信仰佛教進入主流文明。桑奇佛塔和巴魯特佛塔中反覆出現的夜叉並不是佛教中原有的形象。夜叉源自樹神和藤蔓崇拜，次大陸氣候炎熱，樹蔭成為重要的納涼資源，中印度人對可以遮陽的植物有強烈的崇拜。夜叉是地地道道的原生信仰，被刻畫在佛教建築上後，又成為佛教文化的一部分，反映出早期佛教的開放性和包容性。巴魯特佛塔中還出現了阿修羅的形象，阿修羅其實就是客居印度的波斯人。波斯人信仰的神阿弗拉，在印度的語言環境中被替換成阿修羅，所以早期印度社會多用阿修羅稱呼波斯人。

綜上所述，孔雀—巽加時代南亞次大陸對外交往的區域擴大了，涵蓋了中印度和南印度，恆河流域又拓展了與東南亞的來往。交通路線上，陸路一直依仗西北的呾叉始羅溝通中亞、西亞與印度本土的往來；水路上，內河航運尤其是恆河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印度半島東西兩海岸也都有對外交往的港口。**此時印度對外交往的主要對象是次大陸以外的希臘化國家。**對外交往的一個表現是孔雀—巽加時代的佛教建築上刻畫了眾多部落羣體和異族人的形象。

貴霜帝國時期中亞與

北印度的直接交流

早期的貴霜是遊牧部落社會，在隨後的幾個世紀裏，貴霜建立起了龐大的帝國。貴霜帝國的興盛期大約在公元1 世紀末至3 世紀中期。貴霜帝國是中亞—南亞文化的結合體，領土包括中亞和北印度的印度河流域、恆河流域。中亞的物質文化直接與北印度進行交流，大乘佛教藝術也在貴霜統治境內繁榮起來。

約公元前130 年，貴霜人到達巴克特里亞，並接受希臘文化，印度西北的希臘文化區從公元前3 世紀一直延續到公元6 世紀。貴霜帝國征服了巴克特里亞—希臘和印度北部，這樣中亞和北印度直接連成一體，便利了雙方的交往。隨着希臘人及其文化的到來，佛像開始出現，原始佛教時期“不設像”的禁忌被衝破，大乘佛教產生。佛和阿育王逐漸被神化，各種各樣的菩薩也開始出現。佛教藝術中不僅有了佛像、菩薩像，還融入了大量的希臘文化因素，如戲劇、葡萄酒文化。貴霜時期的中亞存在眾多的希臘文化因素，例如巴克特里亞的阿伊哈努姆（位於今阿富汗，已毀）是一座典型的希臘化城市，城內有希臘式的劇場，劇場中還有被認為仿自希臘戲劇的人臉面具雕像。 

印度瓦臘納西的恆河

貴霜大約在公元前130 年開始統治巴克特里亞。貴霜王米南達統治時，佛教得到大發展；丘就卻時，貴霜形成聯盟國家，開始進入印度次大陸；迦膩色伽時期，貴霜進入到印度恆河流域。考古發掘顯示貴霜帝國應為多民族、多信仰的國家。

貴霜與地中海地區有貿易往來，主要進口地中海地區的葡萄酒。因為中亞特殊的氣候條件，進口到貴霜的葡萄酒需要進行提純。在呾叉始羅發現的酒蒸餾器，可以證實上述觀點。阿富汗還發現有重要的銅礦區。貴霜境內的佛教寺院控制着酒貿易和銅礦業這些暴利產業，經濟實力雄厚，這一區域的佛教影響力也因此比較強大。

希臘文化和大乘佛教通過貴霜的征服影響到了印度本土。希臘人祭祀酒神的形象出現在佛教寺院的雕刻上。今巴基斯坦斯瓦特山谷的佛教寺院上雕刻有穿着希臘服飾，手持酒器的人物形象。這種帶有明顯希臘文化特徵的雕刻出現在佛教寺院中，表明希臘文化與印度本土文化顯著融合。

貴霜時期大乘佛教文化進入次大陸的證據表現在兩座佛教遺址上：一是旁遮普的桑尤佛教遺址。二是恆河流域的馬圖拉的松克佛教遺址。貴霜時期希臘文化和大乘佛教在中亞地區形成後，隨着貴霜帝國深入印度腹地，也一併傳入北印度地區。這時期中亞與北印度的印度河流域和恆河流域的關係更加密切、更加直接了。

早期印度社會對外一直都有交往。哈拉帕文明時期，印度河流域主要和中亞的阿富汗、西亞的伊朗和兩河流域進行交流。交流途徑包括陸路、海路兩種。吠陀時代雅利安人從中亞進入印度次大陸，並由印度河流域向恆河流域拓展。早期吠陀時代中亞、西亞與印度河流域交流密切。晚期吠陀時代，隨着雅利安人拓展到恆河流域，該區域也逐漸與次大陸以外地區進行了交往。雅利安人主要是通過馬拉輻輪戰車在陸路上溝通次大陸內外。

貴霜王朝的金幣

列國時代恆河流域得到大規模開發，因波斯帝國的擴張，東地中海地區和印度有了聯繫。對外交往中，西北的呾叉始羅成為重要樞紐，溝通了與中亞、西亞的交往。同時印度的思想領域也經歷了百家爭鳴的繁榮時代。孔雀—巽加時代，印度中部、南部也加入到了對外交往的行列。恆河流域開通了與東南亞交流的港口，南部地區與錫蘭島進行了往來，印度半島東西兩岸都有對外交流的港口，陸地上的呾叉始羅依然是對外交流的重鎮。印度的西北、中部和恆河流域都出現了波斯、希臘等異族人的身影。孔雀、巽加兩個王朝都利用佛教規化、綏靖森林部落和異族僑民，以便加強統治、發展經濟和繁榮文化。這一時期對外交往中陸路、海路全面繁榮，主要交往對象為希臘化國家。

貴霜是中亞和北印度的結合體，貴霜人接受了希臘文化，同時大乘佛教產生，隨着貴霜勢力深入印度北方，佛像、希臘文化因素、異族文化和人口，也一起進入印度北方。古代東西方交往過程中印度發揮過重要的作用，這種作用一直延續到現在。

在當代，我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的背景下，我們應當重視對相關史實的研究，瞭解古代印度在東西方貿易交流中所發揮的作用，從古代歷史中汲取經驗教訓，為我國當代的戰略發展提供智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