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面前，龍應台的矯情不可笑嗎？_風聞

作者：李小飛刀

龍應台女士近日在推特上發了一段短文，取名叫“2020後”。

龍女士説，我們正在目睹二戰後最關鍵的歷史時刻，“本來就是極權的，現在利用疫情加強控制手段，並且合理化極權體制。本來是開放的，現在憂慮‘瘟疫’這個敵人是不是給強人和極權送上了温牀”。

她説，曾經歷過“極權災難”的德國人正在辯論：社會應該容許政府的手伸入？政府擴權，後果是什麼？

她警告，對自由主義的威脅，可以趁着瘟疫的翅膀無聲無息地入侵、滋長。

在此次新冠肺炎全球疫情當中， 大規模的檢測、集中隔離及人身限制措施被證明有效，大政府相對小政府更有能力將分散的醫療和社會資源集中起來。

在法國，馬克龍聲稱要反省“民主國家所暴露的缺陷”，奪回國家對民生醫療行業的控制權。

在德國，龍女士口中正在“辯論”的德國人實際上為另一件事心有餘悸：如果疫情在明年暴發，失去了默克爾（將在2021年退休）這樣一位“強人”的德國該怎麼辦？

在龍應台眼裏，相對於病毒，大政府才是人類更為可怕的“敵人”。這符合冷戰中及結束後西方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將蘇聯體制與納粹政府、古拉格與奧斯維斯嫁接到一起的話語邏輯。

然而，這樣一種小知識分子的意識形態話語，不符合人類千年來與疾病搏鬥，尤其是數百年來與天花、霍亂、麻疹、鼠疫、傷寒等等在內的流行病鬥爭的血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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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花是人類歷史上最古老也是死亡率最高的傳染病之一。

16世紀，天花病毒隨着西班牙殖民者登上美洲大陸，在當地造成了可怕的種族滅絕。1521年天花疫情第一次大流行，差不多一半的阿茲特克人死去；1545年、1564年、1576年三次暴發，“新西班牙”（大致相當於今天的墨西哥、中美洲及美國南部）土著從約2000萬減少到不足200萬，秘魯印加人從約700萬人減少到約50萬。

在18世紀初的歐洲，天花是“嬰兒殺手”，除了腹瀉外，天花奪走的小生命比其他任何疾病都要多。在英國，一個人口不到5000的城鎮，1769年到1774年有589個兒童死於天花，其中466人在3歲以下，只有一個孩子活過了10歲；在倫敦，85%死於天花的人不到5歲。在德國柏林，差不多同一時期，98%死於天花的是12歲以下的孩子。

天花這種病有兩個特徵：一是痊癒後可獲終生免疫；二是臨牀表現為重症和輕症兩種，重症病死率為25.5%，輕症病死率為0.1%～1.0%。在長期的經驗累積中，人們發現，可以把一個輕症病人的組織或者分泌物注入到接種者身上，使對象獲得終身免疫。

在中國，大夫從輕症病人快乾的痘瘡上取下結痂，把痂碾成粉吹到接種者鼻子裏；在奧斯曼帝國，醫生從膿包裏劃出一點膿，用刀在接種者身上劃一個口子，把膿揉進去。這兩種方法被稱為種人痘。

從歷史上看，與疾病做鬥爭，最大的敵人反而不是疾病。

18世紀時，歐洲科學界已經知道土耳其有種人痘的方法，但是沒人敢嘗試，打破沉寂需要有超越常人的勇氣。1717年，土耳其駐君士坦丁堡大使夫人叫來了幾個倫敦醫生，當着他們的面給自己5歲的女兒接種，這個孩子後來發病很輕，她的試驗給英國上層人士留下了深刻印象。

但大使夫人的個人勇氣不足以推動整個社會的醫療變革。由於人痘接種後並不一定是輕症，100個人裏還是有兩三個人死亡。又有人懷疑，個人接種增加了病毒攜帶者，反而會讓病毒傳播更廣。人痘因此名聲不佳，在歐洲推廣度很低。

在北美，一個叫博伊爾斯頓的醫生首先採用人痘法，他給自己6歲的兒子和兩個奴隸種痘，成功後又接種了244人，其中6人死了，博伊爾斯頓被指控傳播疾病，勉強逃過私刑，只能洗手不幹。

而轉機來自於很多人印象中的“自由鬥士”本傑明·富蘭克林與華盛頓，在兒子死於天花後，富蘭克林向華盛頓積極介紹了另一位醫生基爾帕特里克倡導的大眾種痘計劃，而華盛頓就此強制在軍隊中推廣種痘，還為此專門建立了醫院。北美的經驗傳回歐洲，方才又引起歐洲的興趣。

但人痘風險高的問題還是沒有解決。1796年，英國人愛德華·詹納從“擠奶姑娘最美麗”的傳説中發現，一個人在擠牛奶的過程中可能感染牛痘，而牛痘對人體的危害很小，人傳人的風險也低。經過多年的嚴謹試驗，他把這一成果向公眾公開，卻引起激烈反對，種人痘是門賺錢生意，詹納斷了別人財路；教士在講壇上大罵把動物的病傳給人是罪惡，詹納成了歐洲漫畫家當時最愛貶損的主題。

整個19世紀到20世紀初，反對種牛痘的聲音一直不絕，在英國，反對者的矛頭主要集中於政府強制種痘。1837—1840年，一場天花流行死了3.5萬人，《柳葉刀》編輯托馬斯·沃克利直接指責種人痘，英國議會接受了他的看法，通過一項法案，規定接種人痘是犯罪，卻沒有強制執行這項法律的機制，許多人都在規避。

1870—1873年是比較關鍵的年份，普魯士全面推行強制種痘，軍隊徵兵都要重新種痘，而法國沒有強制種痘計劃。1870年普法戰爭爆發，戰爭中普魯士軍隊有4835人染上天花，278人死亡。而在普魯士關押的法國戰俘中，14178人染上天花，1963人死亡。

法國的流亡者逃到英國，進一步加劇了英國疫情，給嬰兒種牛痘的呼聲更加強烈。1897年，英國政府制訂了一項“道德條款”，允許在經兩位兼職治安官或一位專職治安官同意後可以免種。可能是因為這樣的豁免相當麻煩，在以後的十年中，嬰兒種痘的人數增加。從1911年到1921年，英國年度公佈的患者數每10萬人中從315人下降到只有7人，死亡人數從30人下降到2人。

由於種牛痘取得了成功，各國開始打算在全球範圍內消滅天花。

1851年，巴黎召開了一次國際會議，着手在各國之間統一檢疫標準。

1907年，第一個有關世界衞生的組織——國際公共衞生署在巴黎成立。

1923年，國聯接手並擴大了其工作範圍。1946年，在紐約召開了一次國際衞生會議，合併了巴黎的衞生署和國聯有關機構，並於1948年4月7日成立世界衞生組織。

到1979年，世界衞生組織宣佈，除了實驗室的一些標本，全世界天花病毒已經在野外滅絕。

在《疾病改變的歷史》這本書中，兩位作者——英國科學院院士卡特賴特及雷丁大學榮休教授比迪斯對人類最終戰勝天花的論述十分精彩：

“詹納所做的工作以及他造成的影響改變了傳染病的類型。雖然他本人渾然不知，但他實際激發了一場社會革命。在許多國家接種牛痘，使得官方介入其中，在歷史上政府第一次在全國範圍不斷努力，積極地去消除疾病。個人選擇的自由讓位於羣體的利益，國家所做的努力最終匯為一場大規模的國際性戰役。”

“雖然有許多人反對，有時理由是要求得到尊重，但毫無疑問，大規模強制種痘將天花由一種本地的常見病變為罕見的外來疾病，最後將其消滅。對接種的得失有再大的爭議也不能改變這樣一個不爭的事實，強制接種是人們第一次為消除疾病而採取的大規模行動。因而，預防並最終征服天花是社會史上的一個里程碑。”

2

中國也不例外。

在此次新冠疫情中，許多人追念中國現代醫學及教育之父伍連德。在清末民初那段最黑暗的歲月裏，伍連德是一盞明燈。

為了抗擊疫病，他放棄南洋安穩的生活，舉家回到風雨飄搖中的祖國；告別愛妻幼子，衝向東北疫區第一線。三戰鼠疫、一斗霍亂，在列強的懷疑和否定中爭取支持，在內憂外患的情況下奔走呼號，在軍閥買辦間周旋，與千年的頑固習俗纏鬥，在積貧積弱的中國建立最初的公共衞生基礎，與世界各國不卑不亢的打交道。 他的能力與勇氣可謂大矣，可他的個人努力與浸透他心血的東北，卻不能扭轉整個舊中國的苦難。

據不完全統計，1900 年到1949年，全國鼠疫發病人數超過115萬人，死亡超過100萬人。血吸蟲病的流行範圍達200 多萬平方公里，患病人數在1100萬人以上。黑熱病患病人數在 53 萬人以上。絲蟲病患病人數在 3000 萬人以上。結核病的患病率高達4%左右，死亡率高達 200/10萬以上。麻風病患病人數不下 50 萬。

20133 張。有限的衞生資源分佈極不均衡，大部分集中在城市，農村居民所享有的衞生資源極其稀缺。

此外，醫藥供應非常不足，絕大部分化學藥品國內不能自制，最簡單的醫療器械也要依靠進口。

醫療條件落後使得中國人健康水平十分低下，人口的死亡率在25‰左右，嬰兒死亡率在20%左右，人口平均壽命35歲。

千村薜荔人遺矢，萬户蕭疏鬼唱歌。

國已如此，人何以堪。1937年日軍發動大規模侵華戰爭，伍連德苦心孤詣20多年建立起來的醫療體系在戰火中毀於一旦，不願與日寇為伍的伍連德舉家避往南洋小島，此後再沒能回到祖國。

真正扭轉這一局面的，是新中國，是中國共產黨帶領人民發起的“愛國衞生運動”。

據史料所載，當時“全華東地區為宣傳愛國衞生運動編印了衞生宣傳小冊子101.41萬多冊， 各類大標語、宣傳畫、幻燈片等宣傳品更是不計其數。各地黨的宣傳員、報告員和科學工作者、醫務工作者、教師及學生組成宣傳大軍奔赴城鄉開展廣泛深入的宣傳。全華東地區有95%以上的羣眾接受愛國衞生運動的教育。福州、寧波等城市95％以上的人口投入到愛國衞生運動中。”

“據不完全統計，整個華東地區半年來，清理垃圾1.188億擔，疏通溝渠51.6萬條，修建廁所42.7萬所，捕鼠2.1千萬只，撲滅蠅蛹148.8萬多斤，滅蒼蠅 2.53億隻，滅蚊1.28 億隻。”

2017年，愛國衞生運動獲世衞組織頒獎表彰。世衞組織代表稱，中國為世界奉獻了社區主導的初級衞生保健的最早典範之一。

在與疾病鬥爭的過程中，新中國培養出更多伍連德式的科學家和醫生。

我們很多人小時候吃過的“糖丸”，它的發明者病毒學家顧方舟，為試驗脊髓灰質炎疫苗，在第一期臨牀試驗中先是自己喝下疫苗，又瞞着妻子，給剛滿月的兒子喂下，帶動整個實驗室效仿。從25歲時國家送他去蘇聯攻讀博士學位，到2000年74歲的他在“中國消滅脊髓灰質炎證實報告”上簽字儀式，顧方舟把一生都獻給了與疾病鬥爭的事業。

3

從成規模的羣居開始，瘟疫就伴隨着人類。在它面前，任何皇帝與先知都顯得渺小，一切個人都微不足道。

在與疾病做鬥爭的過程中，疾病往往不是最大的敵人：在現代醫院的起源教會收容所中，祈禱與施洗才是良藥；直到上世紀60年代以前，“瘟神”劉猛廟的數量在中國民間也遠大於醫院；儘管東羅馬帝國時期的君士坦丁堡人已經認識到隔離與火葬可以有效抑制鼠疫傳播，歐洲民眾依然將“黑死病”遷怒於猶太人，一批一批地把他們綁上火刑架；在工業革命時的倫敦，相比霍亂，擁擠的宿舍、骯髒的下水道和毫無人性的剝削，才是工人最大的殺手。

直到今天，人類也沒有找到確定有效治療天花的方法，防疫和隔離依然是僅可依靠的兩大手段，而這無疑又依賴強而有力的政府所制訂和執行的公共政策。抗疫遠不僅僅是治病，更是一場觀念革命與社會革命。人的生死存亡等不及社會的自然生長，而社會啓蒙也是人主動為之的結果。

沒有一個個人可以單獨戰勝疫病，每一個人都要為此做出犧牲，而犧牲最大的，是那些在人類與疾病千年搏鬥中奉獻出一切的偉大靈魂，是詹納，是伍連德，是顧方舟，是在抗擊新冠疫情中犧牲的377名醫護工作者及其他各行各業工作人員，是全世界犧牲在戰疫崗位上的“逆行者”。

星光殷殷，其燦如言。它沉默，也在訴説。

在它面前，小布爾喬亞式的矯情，小知識分子的牢騷，不顯得卑微和可笑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