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融入世界市場，才是真正的獨立自主_風聞

改革開放融入世界市場，才是真正的獨立自主

——駁“脱銷的‘摺疊屏’背後, 是中國工業精神的死而復生”

楊瑞華

【共和國同齡老三屆紅衞兵知青安慶人民印刷有限責任公司機修工下崗觀大商店業主咬文嚼理獨編】

（“脱銷的‘摺疊屏’背後, 是中國工業精神的死而復生”簡稱——路文）

路文以國內，國際2條理由：

1.國內——如果説開放是經濟發展的前提條件，那麼在19世紀末到20世紀最初的幾十年間，在全世界的主要經濟體中，大概沒有比中國更開放的了。

但是，那個時候的中國不僅依然是一個貧窮落後的農業國，而且很快就遭到日本的全面野蠻侵略。

2.國際——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世界市場體系是由以美國霸權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所主導的

美國在橫跨“兩極”和“單極”的時代，一直同時是一個體系的製造者和特權的獲得者。這個體系具有的政治性質本來就排斥打破其秩序的任何社會革命，所以對新中國採取封鎖政策。

認定：

如果中國要在新中國成立之初融入世界市場，就不能堅持政治上的獨立自主——於是，中國“倒向”在意識形態和政治上更友好的蘇聯陣營。

路文的這2條理由是外交上——矛盾對立面——獨立自主與融入世界市場不可兼得的表現——根子還是在——“把中國的發展置於歷史的脈絡中，兩者之間就可能（實為肯定）存在矛盾”——導致外交方針政策陷入——以史為鑑，優先“獨立自主”的泥坑。

更有甚者——對於要在政治上保持獨立自主的中國來説，1960年代初的中蘇分裂是比美國及其西方盟國的持續封鎖更大的挑戰，因為它造成外部技術主要來源的全部中斷。

可見這種“以史為鑑”的“保持獨立自主”的僵化思想達到極端偏執程度——不問青紅皂白——拒之門外！——話不投機——翻臉！——不找自身的缺陷，反而怪罪他人，反而以此理直氣壯做為——“脱銷的‘摺疊屏’背後, 是中國工業精神的死而復生”的理由——思想僵化，夜郎自大！

一．路文編造的國內理由是表象——透過表象看實質：

自辛亥革命至新中國成立近****40年裏，名義上是中華民國，但是，國家一直處於軍閥割據，戰爭不斷羣龍無首狀態中——顯然這種動亂狀態無法正常的進行國家建設——一旦安定就可以了（後來處於安定社會環境的台海2邊的事實就是最有力的證明）。

二．路文打扮的國際理由也是表象——透過表象看實質：

二戰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看清了，不可能以武力改變社會主義國家，改用和平演變的方式。

和平演變靠的是社會主義國家能融入世界市場（西方市場）——不融入就不可能達到和平演變的目的。

所以，實質是歡迎社會主義國家融入——前南斯拉夫的方針政策談不上融入世界市場，但其方針政策，有西方市場化性質，都大受西方歡迎。

改革開放，就是全面、主動融入世界市場——大受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歡迎！

1980年8月26日，由吳南生牽頭起草的《特區條例》，獲得全國人大通過。深圳和珠海、汕頭、廈門一起成為中國首批經濟特區。

次日的《紐約時報》，以節制的驚歎寫道，鐵幕拉開了，中國大變革的指針，正轟然鳴響。

**30年改革開放，中國即融入了世界市場，又保持了獨立自主，**這就證明——路文的不可兼得論只不過是——庸人自圓其説！

有一首“我想去桂林”歌就是寫一種幹不成事，卻理由實足的庸人。雖是寫個人，就是——路文打扮歷史的自圓其説的真實寫照：

我想去桂林啊我想去桂林，可是有錢的時候我卻沒時間；我想去桂林啊我想去桂林，可是有時間的時候我卻沒有錢……

這歌很流行，因為它徹頭徹尾就是“不可兼得”的翻版。很無奈很無助，其實很無能，還很可悲。 真想去桂林，辦法總是有的，時間和錢就真的能綁住我們前行的腳步？這真是滑稽和荒謬，你這樣想並無比堅信的時候，只説明了一個問題——你是無能的，你的無能讓你先於腳步放棄了去桂林。

人的潛力是無限的，只要真正地去動腦，顛覆傳統觀念，擺脱限制，也不用刻意堅持自己之前的觀點；讓創新思維奔湧而出，並付諸實踐，完全可以把矛盾的雙方結合在一起，使事情做得盡善盡美。

京東方的王東昇就是這種人——將破產公司做成了2000億巨無霸，又把三星逼上絕路——力挽狂瀾，扭轉乾坤！

靠什麼？

1. 改革開放有句最響亮的口號——不換思想就換人！

換什麼思想？

換——“矛盾對立面不可兼得（中國工業精神）”為——“矛盾對立面可兼得（中國特色工業精神）”。

涉及到外交上，換——“獨立自主與融入世界市場不可兼得”為——“獨立自主與融入世界市場可兼得”上來。以“市場化、多元化、國際化”的發展戰略為獨立自主立國之本；企業生存、發展之本。

破產公司原班人馬思想不能轉變，換上王東京——思想突破傳統“獨立自主與融入世界市場不可兼得”的桎桔——融入世界市場——不僅達到“獨立自主與融入世界市場兼得”——更是一技獨秀！

2. 王東京也沒有什麼獨特的方式，就是虛心學人家（日本、韓國）行之有效的普世“三段式”——引進外國先進技術→實現國產化→達到獨立自主，自主開發而已。

1992年王東昇接手744廠的時候，面對的是一個千瘡百孔的“爛攤子”。

那時744廠還叫北京電子管廠，這是新中國成立初期由蘇聯援建的一個重點項目，一度是中國最大最強的電子元器件廠，被譽為“中國電子器件工業的搖籃”。

改革開放，這個被譽為“中國電子器件工業的搖籃”，代表“中國工業精神”巨無霸。由於思想僵化、當電子管技術被半導體技術取代、產品與市場脱節之時，不能及時把“中國工業精神”轉換到“中國特色工業精神”上來，導致虧損7年，瀕臨破產，企業老員工因不能按時拿到工資以至於要到菜市場撿白菜幫子謀生。

王東昇是浙江人，自認為是中國改革開放後的第一代“北漂”，當初來到北京電子管廠，廠裏的師傅們像對待家人一樣對待他們。危難之時，時年35歲的總會計師王東昇臨危受命，出任廠長。

面對產品老、設備老、技術老、觀念老的現實，王東昇開始大刀闊斧地改革。但是對於一家資產負債率高達98%的廠子，沒人願意投資。不得已，1993年4月，王東昇帶頭出資5000元，帶動2600多名員工，湊出650萬資金，讓774廠順利改制成了北京東方電子集團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更名為京東方科技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王東昇任董事長兼總裁。

經過存量調整和資源優化，京東方在1993年改制當年，就實現扭虧為盈。

對於剛剛起步的京東方來説，首先想到的就是把企業從——“中國工業精神”轉換到——“中國特色工業精神”上來——融入世界市場。

當時的國際化主要是指以“請進來”的方式，通過國際合作，特別是與國際大公司的合作，引進他們的技術與產品，學習他們的先進管理經驗。

1993 年11 月，在原有產業的基礎上，京東方與日本旭硝子株式會社合資成立北京旭硝子電子玻璃有限公司，生產顯象管玻杆及低熔點焊料玻璃，投產後玻杆的國內市場佔有率達到62％，國際市場的佔有率達到20％，成為世界上顯示領域精密零部件製造業的一支新軍。

此後，京東方又分別與日本端子株式會社、日伸工業株式會社達成了生產端子及其連接器、電子槍金屬零件的合作。

京東方利用電真空技術基礎，通過合資合作，發展新型電真空器件產品。經過幾年的調整，京東方逐漸形成了日漸清晰的產品羣：

不鳴則已，一鳴驚人——偉大轉折！

京東方在2003年宣佈以3.8億美元併購韓國現代顯示技術株式會社(HYDIS)的TFT-LCD(薄膜晶體管液晶顯示器件)業務，迅速切入TFT產業鏈核心環節，從源頭獲得了韓國現代在TFT－LCD領域內的3條完整生產線，及其擁有的全部TFT－LCD專利技術、全球營銷網絡和包括IBM、夏普等跨國企業在內的廣泛客户羣等無形資產。一舉成為世界排行第九位的液晶面板廠商。

這一壯舉被媒體稱為“蛇吞象”。霎時間，京東方一下成為媒體焦點和公眾話題。時任北京市經濟委員會主任金生官評價説：“這一收購是我國建國以來國內企業收購海外企業的最大項目。”而台灣電子科技產業研究院分析師郭聖昌認為：“京東方只花了不到4億美元，買到的絕對的資產和技術至少價值20億美元。” 美國電子行業權威機構theregus則分析説：“這場收購標誌着中國科技企業已不滿足於利用吸引外資設廠的方式獲取技術，中國人要採取類似日本上世紀80年代的方式快速獲取核心技術。”

京東方與日立、LG形成的液晶技術標準集團，以比液晶老大夏普更先進的技術，佔據了一定市場份額。

2013年，京東方自主研發的110英寸4K超高清顯示屏，獲得了吉尼斯世界紀錄認證中心頒發的“世界最大的液晶電視”證書後，備受鼓舞的研發團隊緊接着投入到8K大尺寸屏幕的研發中。

8K面板研發同時，京東方也在加緊對柔性OLED技術的研發公關。2013年，京東方成立柔性OLED研發中心，2015年，京東方興建成都第6代柔性AMOLED生產線，2017年10月底中國首條第6代柔性AMOLED生產線提前量產。

京東方柔性顯示屏的出現，一舉打破了三星在該領域的壟斷地位，成為全球第二家實現柔性OLED量產的企業。

如今，京東方擊敗LG，成為全球最大的液晶屏供應商，在智能手機液晶顯示屏、平板電腦顯示屏、筆記本電腦顯示屏、顯示器顯示屏、電視顯示屏，京東方已拿下五個全球第一。統計報告顯示，京東方出貨5430萬個電視面板和3730萬個顯示器面板。

京東方的成功——改革開放融入世界市場，才是真正的獨立自主！

[附原文節選]

脱銷的“摺疊屏”背後, 是中國工業精神的死而復生

路風

文化縱橫

✪ 路風 | 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

【導讀】近期某國產5G可摺疊全面屏手機上市後瞬間售罄，使得摺疊屏的供應廠商京東方再次受到矚目。路風教授認為，京東方在面板產業上堅持技術創新，努力突破外部壟斷，其所採取的進取性戰略行動，在信念上源於中國工業精神的強大支撐。中國工業精神是在政治獨立自主、物質資源貧乏的特殊條件下，因應現代中國之“強國富民”的民族追求而生的一種頑強價值觀。

然而在改革放開後的一段時間內，“自力更生”一度被拋棄，完全依靠“技術引進”被當成一種必然，以至於中國工業精神進入一個衰落時代。

**進入21世紀後，“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中國工業精神重新復甦，國內很多產業都實現了引入技術和自主創新的有機結合，從而走出了中國人自己的路。**今天，在全球政經結構重組、大國貿易激烈爭端的變局下，作為這種精神的內核——自立自強——將會保持下去，並鼓舞中國人敢於走自己的路，不僅在技術上、在工業發展上，而且在制度上。只有想富強的人才會富強，只有想勝利的人才會勝利——這就是中國工業精神的意義。本文選自路風著《光變：一個企業及其工業史》，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諸君思考。

中國工業精神的涅槃

一個後進國家的企業不可能僅憑利潤動機就敢於進入本國原來沒有的高技術工業，而必須具有超越戰略的信念。

雖然企業領導人的個人品質和作用必須得到承認，但這種信念的來源是社會性質的——所以它不會在任何國家的任何階段隨機出現，而是往往勃發於某個國家的某個歷史階段。

追尋京東方的信念來源時，我們發現了這個企業的戰略行動與中國現代化歷史力量之間的聯繫——這就是中國工業精神，也就是驅使一些中國企業採取進取性戰略的“意識形態”條件。

▍什麼是中國工業精神

什麼是“中國工業精神”？從它在現實中的表現看，

就是在技術和工業發展上對於“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原則的信奉。

這種精神的特徵只能以這樣一個“古老”或“陳舊”的概念來刻畫，既説明中國工業精神形成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早期階段，也説明在經過長期衰落之後，它的留存還是保持着原始的表現形式。

中國工業精神起源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早期經濟發展所面臨的結構性矛盾：

一方面，從革命中誕生的新國家要改變極度落後貧窮的經濟狀態；

另一方面，她又要堅持走政治上獨立自主的道路。

為行文簡單化，我們這裏把前一個目標稱為“富民”，而把後一個目標稱為“強國”（兩個概念指的都是目標，而不是實際狀態）。

從表面字義上看，“強國”與“富民”之間應該是相輔相成的統一關係。但如果把中國的發展置於歷史的脈絡中，兩者之間就可能存在矛盾，由此造成兩者關係在不同歷史階段的變化影響了中國工業精神的興起、衰落和復甦。

對於開國一代的國家領導人來説，政治上的獨立自主是發展經濟的前提，而不是相反。這種思維並不主要是由意識形態所決定的，而主要是由中國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的歷史經驗和新中國成立時的國際形勢所決定的。

第一，如果説開放是經濟發展的前提條件，那麼在19世紀末到20世紀最初的幾十年間，在全世界的主要經濟體中，大概沒有比中國更開放的了。抗日戰爭前夕，外資控制着大約42％的中國工業資產。當時外資企業生產了中國60％以上的煤炭、86％的鐵礦石、80％的生鐵、88％的鋼以及76％的發電量；即使是在中國民族資本最強大的工業——棉紡織工業中，外國企業也擁有54％的紗錠和44％的織布機；外資還控制着中國造船工業和各種輕工業（包括木材加工、皮革、捲煙和飲料）一半以上的產量、73％的船舶噸位以及公用事業的大部分；中國的銀行業、保險、外貿則更是由外資主導着。但是，那個時候的中國不僅依然是一個貧窮落後的農業國，而且很快就遭到日本的全面野蠻侵略。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世界市場體系是由以美國霸權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所主導的，如一位美國的國際關係學家指出，自從1940年代末的冷戰開始以來，美國為了自身的經濟和安全利益，創造、保持、捍衞和擴大了一個世界自由經濟的秩序；同時美國又利用它在國際秩序中的特權地位來服務於自己特定的目的——美國在橫跨“兩極”和“單極”的時代，一直同時是一個體系的製造者和特權的獲得者。這個體系具有的政治性質本來就排斥打破其秩序的任何社會革命，所以對新中國採取封鎖政策。

很顯然，如果中國要在新中國成立之初融入世界市場，就不能堅持政治上的獨立自主。

於是，中國“倒向”在意識形態和政治上更友好的蘇聯陣營。

因此，“強國”優先在開國一代領導人的頭腦中沒有任何邏輯上的困難，由此所決定的經濟發展戰略首先體現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人民生活水平極低的階段卻奠定了一個大國的基礎結構，它在工業發展方面的表現就是建立完整的工業體系。由於發展重工業和上游工業需要更高的投資強度，所以在投資分配上必然表現出重工業優先的特徵。

對於要在政治上保持獨立自主的中國來説，1960年代初的中蘇分裂是比美國及其西方盟國的持續封鎖更大的挑戰，因為它造成外部技術主要來源的全部中斷。

但是，堅持“獨立自主”的中國沒有低頭，於是從1960年代初直到1970年代末，在技術進步和工業發展上走了一條以“自力更生”為主的道路。在存在霸權的世界體系下，一個發展中國家堅持政治上的獨立自主是一種極高的抱負，但中國又處於經濟貧困的狀態。於是，遠大目標與現實資源之間的巨大差距產生出要彌補這種差距的精神動力。雖然是在特殊歷史條件下的特殊表現形式，但“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就成為中國工業精神形成的標誌。

▍中國工業精神在工業發展早期階段的意義

從技術進步和工業發展的意義上説，“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針和精神促使中國工業從早期階段就開始了廣泛的自主開發，也激勵了管理人員、技術人員和工人的獻身精神和創造性。這種作用集中體現在已經成為象徵意義的“兩彈一星”上。

作為工程項目，“兩彈一星”開發成功的首要原因不是技術性的，而是政治性和戰略性的，其邏輯同樣反映出典型的“戰略意圖”。開發這些項目的決策不是依據當時中國具備的資源/能力（實際上中國當時並不具備足以開發“兩彈一星”的資源/能力），而是保持國家獨立自主和安全的必要。

一旦做出這種決策，遠大目標與現有資源/能力之間就立刻產生“繃緊”——但由於堅定的政治意志和獻身精神，這種“繃緊”反而促使開發者進行更高強度的技術學習和各種各樣的創新，而突破資源/能力瓶頸的要求本身就成為對所有參與者的激勵因素，最後的結果是使中國獲得了在通常條件下難以獲得的成就。從更大的範圍講，即使在封閉條件下開發出來的產品和工藝不一定具有很高的技術水平，但自主開發所導致的高強度技術學習卻奠定了中國工業的技術能力基礎。

“自力更生”階段最具標誌性的自主開發成果當然是“兩彈一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