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創新力與城市高質量發展的動能轉型_風聞

新中國成立70年尤其改革開放以來，神州大地正在經歷從站起來到富起來到強起來的歷史性飛躍，朝着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邁進。學界研究認為，站起來是由新中國建立解放初期的工業化鑄就的，富起來是由改革開放以來的城市化實現的，強起來則必將拓展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實現路徑。中國城市化可以用“神速”形容，用30年左右時間走完西方100多年曆程，可以説創造了人類城市文明奇蹟。然而，不容置疑的是，我國是在農耕社會的基礎上快速推進工業化並實現城市化的，既有成功的經驗也有值得思考化解的“難點”與“痛點”。

無論是城市規劃還是城市建設，無論是新城區建設還是老城區改造，都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聚焦人民羣眾的需求，合理安排生產、生活、生態空間，走內涵式、集約型、綠色化的高質量發展路子，努力創造宜業、宜居、宜樂、宜遊的良好環境，讓人民有更多獲得感，為人民創造更加幸福的美好生活。文化是城市的靈魂，城市歷史文化遺存是前人智慧的積澱，是城市內涵、品質、特色的重要標誌。要妥善處理好保護和發展的關係，注重延續城市歷史文脈，像對待“老人”一樣尊重和善待城市中的老建築，保留城市歷史文化記憶，讓人們記得住歷史、記得住鄉愁，堅定文化自信，增強家國情懷。

這就昭示我們：如何實現城市化在螺旋形上升的更高層面創新轉型發展，尤其是如何迴歸城市“以人為本”理念，彰顯城市作為“文化容器”的最本質價值魅力，成為值得關注思考的理論與實踐命題，成為新時代再出發的新使命擔當。

一、快速城市化及其發展中的“痛點”思考

新中國成立與改革開放進程極大改變了中華民族的命運，我國2019年GDP總量逼近百萬億，對世界經濟發展的貢獻率連續多年達到30%，經濟快速發展給城鄉面貌、基礎設施、製造能力、軍事實力等帶來了一系列變化。

舉世矚目的鉅變，快速城市化進程功不可沒。城市是人類文明的結晶，是當今世界人類活動最集中的地方，也是各類要素資源最集聚的平台，城市化是工業化、現代化的必由之路。中國城市成為經濟高增長載體，成為財富聚集區，成為先富起來的人與年輕人追夢淘金的樂園。但是，從總體上看，中國的城市化既強勁又脆弱，城市擴張很快，但質量低下，不僅過程充滿了風險，城市現狀也充滿着巨大不確定性。

（一）城市化財富創造對富起來功不可沒

資料顯示，解放初期，我們國家農村總人口約佔總人口的89%，10箇中國人中只有一人生活在城市。之後很長一段時間農村人口都是中國人口的絕對主力，一直到1978年農村人口依然佔總人口約82%。改革開放使我國經濟得到快速發展，也提供了大量非農就業機會，大量人口離開家鄉故土從農村遷移到城市，扭轉了農村人口增加趨勢。基於最新數據，我國現有600多座城市，400多座是大中城市，其它是小城市，2018年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達到59.58%。

兩組數據的比較，可以更深地認識到中國城市化的神速。2016年末，世界主要國家城市化率為：印度33.1%；意大利69.1%；德國75.5%；法國79.8%；美國81.8%；加拿大82%；英國82.8%；巴西85.9%；日本93.9%；俄羅斯73.9%；韓國82.4%，等。同期，我國城市化率排名前八城市：上海87.6%；北京86.5%；天津82.93%；廣東69.2%；江蘇67.7%；遼寧67.37%；浙江67%；福建63.6%。學者研究認為，由於山川河流大地等自然資源的天然構造，中國城鎮化極限是65%。從某種意義上觀察，中國城市化拓展空間變為受制約的有限資源，現在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走出一條城鄉融合發展新路，這是快速城市化帶來的邏輯選擇。

多維度觀察我國城市化進程，是廣大農村農業為城市發展提供了大量原材料、勞動力、新移民、大市場；快速工業化中的鄉鎮企業、農民企業家為發展了中低端製造業；市場化進程盤活不可再生土地資源，地產經濟使城市財富效應飛速膨脹等。人類生存發展的最基本需求是衣食住行，其中住就是住房，其本質是為人們提供温暖安全棲息地，是人們生產生活的必需品。“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居住功能是住房的本質屬性。嚴格意義上説，住房是社會準公共物品，同教育醫療衞生一樣，涉及財政收入公平分配、減少消除貧困、縮小貧富差距、實現社會公正等人類社會治理基本命題。

快速城市化使物質財富大量湧現，其中顯著標志之一就是老百姓住房得到很大改善。以上海為例，早在上世紀80年代，住房緊張連同交通擁擠、環境污染是上海城市病三大頑症。1985年上海市區180萬住户中按國家部頒標準統計竟有89.98萬住房困難户，幾佔市區住户一半，位居全國之首。其中人均居住面積低於4平方米的擁擠户有21.6萬户，居住不方便户有24.3萬户，人均居住不到2平方米特困户有16660户。“鴿子籠”在飄搖，“鴿子籠”裏的居民飽嘗着酸苦艱辛滋味。

據記載，法國社會問題專家朗茲先生曾來上海考察，他詭秘地竄進大街小巷，將自己所獲全部感受灌輸在一篇札記字裏行間：“我瞥見一條凝滯不動的小河邊搭建而起的一間小木屋，屋頂披着歪斜的油毛氈，上面壓着幾十個瓶瓶罐罐。窗户的玻璃全部破裂，顯示着利齒般形態。至多隻有10平方米空間，卻居住着一個5口之家，時時可聞腐爛的蔬菜氣息盪漾在小屋四周。這情景讓我想起了孟買、加爾各答和新墨西哥城……”

浦東開發開放一聲春雷喚醒了黃浦江兩岸，大規模舊城改造與新城開發神奇般地改變了上海城市面貌，住房緊張這一城市頑疾也快速得以診治疏解。據權威調查發佈，目前上海市常住居民家庭户均居住建築面積達71.04平方米，人均居住建築面積為24.16平方米。不少人搬進了寬敞明亮新居，享受着舒適居住帶來的身心愉悦和幸福生活。

然而，事物總是帶有兩面性的辯證法則。現在面臨的問題是，在艱難跋涉走出居無定所、空間狹小、環境惡劣的住房困境過程中，市場化供給的商品房發展模式使住房成為不斷漲價的昂貴商品，同時被人們當做一般等價物進行交換。這種市場化導向，使得一部分先富起來的人將住房視作個體、家庭、族羣投資利得致富的工具，五花八門的“房產顧問”、“炒房團”、“房姐”、“房叔”、“房爺”等應運而生，形成房地產市場一片亂象，造成了圍繞“房子”產生的新矛盾。

房地產亂象的負面效應日益顯露，其中有一點值得特別警惕，就是人們財富價值觀的偏差迷失：到底憑什麼致富？怎樣的獲得感才能在心靈深處感悟並品味到真實的幸福感？在一些人看來，千辛萬苦不如一個“拆”字，勤勞一輩子不如買一套房子，愛情至上敵不過房產誘惑。説到底，資本利得大大高於勞動利得，導致一部分人靠炒房賺錢、拆遷補償成為新食利階層，對全社會勞動價值觀帶來嚴重損害。令人可期的是，面對房價緩升—攀升—飆升這個折騰中國人的最大社會熱點困局，上下同焦慮、齊憂愁、共思考，正逐漸達成共識：資產泡沫非強國之策，土地財政難以持續，飆升高昂的房價導致各類綜合性成本上揚居高，已經成為城市創新發展競爭力的制約瓶頸，房地產市場亟待規範健康發展。

（二）城市化內外部環境發生變化

我國快速城市化至今，面臨着一個迴避不了值得思考的難題：城市經濟如何支撐快速城市化，即用怎樣的城市經濟支撐快速城市化高質量、可持續發展？以江蘇省鎮江市潤州區為例，30年前還是傳統意義上的農村，現在已快速開發建設成為鎮江主城區之一，主要靠的是房地產業、傳統商貿服務業、中低端製造業。潤州的商業設施面積人均超3平方米，遠超國際上公認的人均1平方米標準，不少看上去大型豪華的商業店家經營困難，難以為續。與潤州類似在快速城市化中崛起的新興城區，如何突破快速城市化所積累的後續生存發展問題？這就要破解城市經濟難題，大力發展高質量城市經濟，因為城市發展的內外部環境已經或正在發生着很大的變化。具體觀察分析有——

觀察一：城市發展模式層級提升。改革開放40年來長三角區域發生的巨大變化，帶來城市螺旋形發展層級提升的新需求。改革開放以來，長三角滬江浙皖大多數地區由傳統農耕社會發生城市化變革並大步進入工業化社會，像上海、杭州、南京、合肥、寧波等特大城市正在進入新工業化社會。長三角城市發展模式由單個城市自我“內生性成長”，發展到以小時計都市圈協同發展階段，再發展到如今高鐵時代城市羣一體化發展新階段。一路走來，長三角地區面對的問題是同質化競爭嚴重，產業轉型升級艱難；協同度柔性不夠，行政壁壘與本位利益制約整體發展；一體化程度較低，尤其是10年、20年前規劃建設的交通基礎設施，明顯成為“同城化”的短板瓶頸；城市經濟處於快速城市化發展慣性中，普遍面臨着轉型升級、脱胎換骨、鳳凰涅槃的巨大壓力。

觀察二：城市發展取決於新動能。正在孕育發生的世界新科技革命，帶來改變經濟發展模式與人類社會生態的新機遇挑戰。互聯網+、大數據、區塊鏈、物聯萬物、人工智能正在改變物質生產方式、財富積累方式與人類生活方式，由信息社會進入智能社會。人類社會形態由農耕社會—工業社會—信息社會—智能社會，城市發展模式進入城市羣協同發展階段，城市羣發展模式正在由原先工業化時代以製造業為主，轉型升級為後工業化時代以知識與思想生產引領創新推動發展的新工業化時代。面對新全球化再平衡的世界競爭，城市及城市羣在全球經濟、金融、貿易、技術、信息、人才等要素配置集聚輻射的能級，主要取決於創新發展的新動能，比如融入世界的互聯互通網絡、科技創新和知識產生能級、人才培養與集聚吸引力等。這些能動能賦能城市經濟，是城市煥發活力與提升競爭力的必然趨勢。

觀察三：國際優質資源流向選擇與競爭日趨激烈。全球優質資源集中體現在資本、技術、人才等方面，尤其是國際資本並不流向窮國、落後國家即所謂的“失敗國家”，國際直接投資集中度趨強，70%集中在幾個國家，比如發展中國家有5個其中包括中國接受了一半以上國際投資。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數據顯示，2018年1-6月全球海外直接投資同比大幅下降41%，對發達國家直接投資大幅減少69%，對美國直接投資也大幅減少73%，對新興市場直接投資略降4%，但佔比依然創出創歷史新高，佔全球海外直接投資總額的66%。值得一提的是，中國吸引的直接投資最多，巴西和印度也位居前列。在全方位對外開放中，城市經濟的發展應當參與國際優質資源的競爭，使城市繼續成為優質資源的集聚平台。

觀察四：經濟全球化朝着經濟區域化演變。美國現在和中國打中美貿易戰，嚴格意義上觀察，美國不單單和中國打貿易戰，與歐盟、日本、墨西哥、加拿大等都在打貿易戰。全球貿易戰的結果是美國開始對內收縮，在經濟全球化中的角色與作用在調整，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鏈也許會由美國主導主控的全球化朝着區域化重組，貿易格局從多邊朝着雙邊或區域發展成為必然趨勢。按照國際慣例，吸收剩餘資本的方法，一是時間修復，即投資於長期資本項目，例如建成環境或教育研發等社會開支，從而推遲過剩資本再次進入當前乃至未來的流動；二是空間修復，即到其他地方尋求與開拓新市場、新產能、新資源、新社會與勞動力的可能；三是結合時空修復手段，進行資本有機流動佈局。區域發展應當認清大勢，明確區域定位，瞄準成長中的新興市場，比如我國能否成為亞洲發展“頭雁”，做實“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合作共贏，這就給城市經濟如何吸引資本與輸出資本帶來新的選擇取向。

觀察五：全球消費主體國家變化。美國建國後長期實行的是保守的內生型“孤立主義”政策，只是二戰以後崛起為全球新興全國，也成長為世界消費大國。現在美國面臨挑戰，一是經濟全球化中資本流動與勞動力流動不匹配帶來的嚴重收入分配不均與貧富差距削弱了消費社會能級，二是對外開放的國內加槓桿能力被削弱，由此會由擁抱全球經濟轉向逐步脱軌全球經濟。中國能否成為全球新消費主體國家？這是一個值得關注與深入探討的課題。有一點是看得清楚的

，即貿易戰壓力倒逼推動中國從“中國生產，美國消費”模式中解脱出來，讓中國消費成為中國經濟持續繁榮的不竭動力源泉與世界經濟增長重要引擎。2017年，最終消費支出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達到53.6%，自2012年以來已連續6年佔比超過50%。按照國際經驗，最終消費佔GDP比率逐步提高到美國1970年時80%左右的水平是大勢所趨。對發展城市經濟來説，在消費升級中加快消費城市建設，推動消費市場能級上新台階，成為城市綜合競爭力的體現。

觀察六：城市羣發展成世界共識戰略。城市羣是城市發展到成熟階段的最高空間組織形式，是指在特定地域範圍內，一般以單個超級城市為核心，由至少三個特大城市構成單元，依託發達的交通通信等基礎設施網絡所形成的空間組織緊湊、緊急聯繫緊密、並最終實現高度同城化和高度一體化的城市羣體。城市羣是在地域上集中發佈的若干特大城市和大城市集聚而成的龐大的、多核心、多層次城市集團，是大都市區的聯合體。國家整體發展，北有京津冀協同發展、南有粵港澳大灣區、海南自由貿易區等重大國家級發展佈局帶來的新使命。長三角區域一體化發展上升為國家戰略，對於長三角的目標定位共識正在形成：不斷推動長三角地區實現更高質量的一體化發展，更好引領長江經濟帶發展，更好服務國家發展大局，長三角地區要建設成為全國貫徹新發展理念的引領示範區、全球資源配置的亞太門户、具有全球競爭力的世界級城市羣。

（三）更高起點“再城市化”探索

總體上看，中國城市化進程發揮了城市集聚資源要素與財富創造的功能作用，同時也帶來諸多問題，其中之一就是單個城市趨大化，這種狀況是在經濟實力家底並不厚實下實現的，用一位領導的話説“是窮人搞城市改造與開發建設”。

這就導致一些顯而易見的問題，主要體現在：一是舊城改造與新城開發速度太快，使我們對城市原有具象的美好記憶消失，使精神情感層面對城市鄉愁的寄託無處安放；二是在大規模城市化進程中沒有充分有效地遵循城市內在發展規律，城市肌理沒有得到有效延伸和保護，由人類活動累積形成的城市文脈未得到應有傳承；三是體現城市個性特色的歷史性舊建築、標誌性老街區、人文性遺留物等沒有得到切實有效保護，城市延續的歷史被割斷了，厚重的城市記憶在消失；四是在城市開發建設中缺乏地區特徵、民族特點、個性特色，缺乏原創的克隆城市給人一種似曾相識燕歸來的感覺，很難從情感上激發人們的想象，也就很難令人產生一種敬重與愛戀；五是過快的城市改造開發速度、資本追逐利潤的粗製濫造，不難使人們隨時隨地感受到城市品質的粗劣低下，時不時給人一種遺憾的感受。這些現象的產生，説明在城市化快速推進過程中，在城市這個物化的載體上，我們人類的城市敍事行為值得研究，亟待調整以糾正偏向。

小橋流水、江南人家的姑蘇城，自唐宋以來中華文明由北南漸，成為“誰不憶江南”的富庶之地，成為大運河文明時代“上有天堂、下有蘇杭”的魚米之鄉。改革開放以來，依託毗鄰上海的獨特區位優勢，蘇州城市化推進速度快，開發強度已逾28%，如除去水域面積陸地開發強度超過50%，越過江蘇省開發強度25%的控制線，遠超國際上公認的開發強度15%為宜居宜業的標準。今日之蘇州，可以説與開發強度達36%的上海一樣，給人們感覺已成為一座“鬧哄哄”的城市。

按照《江蘇省城鎮體系規劃(2015-2030)》，到2030年，江蘇將有南京和蘇州兩座特大城市。相關研究認為，蘇州已經從蘇錫常中脱穎而出，不僅是蘇中-蘇南的一箇中心區，還是長三角重要鐵路樞紐，成為聯繫滬、浙北、蘇錫常-寧、蘇中的跨省十字通道中心。從某種意義上説，蘇州邁上特大型城市快車道，曾經的蘇州也許永久成為人們腦海中的美好記憶。

有鑑於此，蘇州吳中高新區明確提出“再城市化”，這無疑順應城市化發展趨勢的明智選擇。城市化發展是一個有序的、由低到高發展過程，一般要經歷城市化、郊區化、逆城市化和再城市化這四個階段。逆城市化是城市化率達到50%以上才會出現的趨勢，城市化與逆城市化並不是對立的發展過程，逆城市化對城市化具有促進作用。隨着逆城市化的進程，大量富裕人口帶着資本和技術來到鄉村或小城鎮，在一定區域內產生經濟拉動力，使農村人口匯聚，產生新的城市，促進城市化發展。“再城市化”就是採取措施，調整產業結構，大力發展高科技企業和第三產業，積極開發市中心衰落區，進一步提升城市化能級和內涵，在市域內實現人口增長。

經歷快速城市化、郊區化、逆城市化過程，在更高起點上邁步從頭越推進“再城市化”，無疑是新的嚴峻挑戰與實踐探索，成敗與得失關注度高。如何實現高質量“再城市化”，上海及相關城市開發建設經驗教訓提供了一些寶貴的思考建議——

一是更高起點：規劃超前，定位準確。科學的發展理念和一流的規劃定位，是“再城市化”成敗關鍵。站在新時代建設新城市高度，構築“蘇州南城首善之區”，吳中高新區應立足蘇州全域整合和長三角城市羣融合互動，進一步明確在整個蘇州城市佈局、乃至蘇南與長三角範圍內的功能定位，堅持規劃為先、建管並重理念，把握好戰略定位、空間格局、要素配置，做出科學化、高起點、高水平、高質量的規劃，形成一本規劃、一張藍圖，落實“多規融合”，着力提升城市核心功能，形成職能明確、優勢互補、分工合作、錯位發展的局面，避免同質化競爭，促進城市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二是更強能級：產城融合，宜居宜業。圍繞提升高新區能級與核心競爭力，應注重產業支撐，着力構建多元化產業結構體系，提供足夠就業機會。城市是需要產業支撐的，一個區域要想發展為獨立性新型城市，就必須具有多元化產業結構體系和就業體系；如果沒有強大的主導支撐產業，就很難建成一座擁有長久發展潛力的新興城市。吳中高新區創新引領，產城融合，加快產業轉型升級，着力培育總部型、研發型、雲端型高精尖企業集羣，聚焦共享型、戰略型新經濟業態，打造以機器人與精密智造產業為主導和總部經濟、文化創意、科技金融為支撐的產業體系，可説是思路清晰、目標明確，久久為功、必見成效。

三是更有温度：集聚人氣，平衡發展。城市最重要元素是人，人口導入、集聚人氣是重頭戲。按照“再城市化”追求，應樹立“平衡發展”理念，一方面注重整個高新區城市功能開發平衡，注重居住、就業、商業、購物、辦公、文化娛樂、休閒、公共設施等方面的平衡協調發展，為居民提供多元化、綜合化的城市服務，滿足多元化需求；另一方面注重人與自然之間平衡，創造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綠色生態的新型社區。通過構建“和諧、平衡”的城市大環境，創造眾多相對獨立、功能齊全、結構完善、環境良好的“邊緣城市”與社區，使城市具温度、可閲讀、富人文、有魅力。

四是更有眼光：敬畏土地，合理開發。土地是城市十分珍貴的稀缺資源。應對土地懷有敬畏之心，珍惜寸土寸金，做到合理開發。大量實踐表明，應控制好土地的合理價位；控制好地塊供應面積不過大；控制好土地供應節奏；控制好各類地塊不被炒作、轉讓，實現地價與開發能力、實力門檻的綜合設定等。在合理利用土地方面，有一個很重要理念叫“糾偏”，就是在實施中一旦有不合適地方就通過“控制、糾偏”來促進完善。更重要一個方面，是當看不清未來發展時就採取像中國書法藝術佈局裏的境界做“留白”，預留土地供未來建設者、管理者使用。這樣，使城市在未來發展中不至於發生大的動遷，不至於有阻礙新發展的力量存在，現在就未雨綢繆在技術層面、物質層面留足留好空間。

五是更深融合：城鄉一體，協調發展。要牢牢把握有利機遇推進城鄉發展一體化，着力形成以工促農、以城帶鄉、工農互惠、城鄉一體新型工農城鄉關係，將城鄉發展一體化水平推上新高度。早在1988年，同濟大學教授金經昌老先生接受青年報記者採訪時談上海“城市病”與城鄉關係，表述了至今仍具有認知價值的一些觀點：德國有兩句著名城市規劃名言，即“城市在森林中，森林在城市中”；不是鄉下人擠進城裏就是城市化，應當城市向鄉村疏散發展，鄉村向城市功能發展；消滅城鄉差別就是提高鄉村現代化水平，將城市功能融入鄉村，將鄉村元素融入城市，實現一體化發展。

六是更實舉措：創立平台，平衡投資。“再城市化”需要大筆投入，就需要強大資金保障。應注重開拓包括政府、民間、外資等為主的多元化籌資渠道，籌措足夠的建設資金。而投融資機制的創新和多元化開發，成為“再城市化”可持續推進重要源泉。政府可通過財政貼息和轉移支付等方式與手段，推動和扶持建設單位向金融市場籌集資金，使每年有限的政府建設預算變為籌資槓桿；通過把籌資、投資、建設責任與開發收益權利掛鈎，增強企業籌資能力和自我平衡能力；開闢優質的地塊和區域，吸引市、區及海內外企業參與開發；通過設施資本的經營和出讓，向資本市場籌集資金。

七是更強保障：機制創新，培育團隊。注重開發建設與運營管理團隊培育，是“再城市化”重要元素。應大力創新機制，使政府推動與市場化運作以及和諧推進有機結合，着力創建學習型團隊，力求每一個幹部和員工都成為專家，每個人都能掌握一個國家、一個地區、一個行業、一家企業的情況，掌握一個領域的理論知識、專業知識、法律知識，成為某一個領域的專家。應將團隊定位在城市建設先行者、各類資源提供者、城市開發建管者、城市發展服務者，並由此產生建設城市、發展產業、集聚人氣、培育文化、營造環境等工作板塊。在員工中應大力倡導勇挑重擔的勇氣、艱苦奮鬥的豪氣、堅持真理的正氣、探索創新的鋭氣、合作共事的大氣、育人用人的膽氣，集合大家的智慧，發揮團隊的凝聚力和創造力，為“再城市化”建功立業。

二、城市最珍貴价值魅力在於“文化容器”

快速城市化使我們思考：城市到底是什麼？到底有什麼用處？本質競爭力是什麼？核心軟實力是什麼？

（一）城市本質是服務於人的美好生活

城市不單單是物理構造，其核心是人類為追求美好生活而創造的。那什麼是美好生活?更美好生活，不是簡單的吃喝玩樂生理層面的需求，而是更多來自精神層面。城市能讓我們更加自由的放飛靈魂，能進行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自我的靈魂交流，也就是説，城市能讓我們更多的享受文化。根據我個人的觀察，有以下幾個觀點：

1、城市是我們人類為自己創造的“諾亞方舟”，城市的本質是為人服務，而非人為城市服務，所以城市應當“以人為本”，服務於人的美好生活。

2、城市不應當成為商品，不能被資本綁架，更不能被金融資本綁架。一位在香港工作生活30多年的旅遊業人士認為香港問題的關鍵是被金融、地產綁架了，現在香港年輕人買不起房，租房住付租金，租寫字樓也付租金，香港城市經濟行為都離不開“地產金融”，都離不開以李嘉誠為代表的“四大家族”。城市變成了商品，成為資本牟利工具，城市的性質發生了改變。

3、城市是富人的，也是窮人的，城市應該平衡和諧發展。巴西奧運會時，央視白巖松到里約熱內盧訪問，他去了里約熱內盧貧民窟，點評里約熱內盧充滿魅力，因為它不單單是富人的城市，也是窮人的城市。巴西有很多足球健將和演藝明星都來自於貧民窟，這裏充滿人文的關懷。

4、城市敍事給人們帶來的記憶、想象和認同，應當有一些“鄉愁”。現在有一些學者認為，我國不是“鄉愁”，而是有一些“愁鄉”，城市發展使鄉村凋零。所以現在的思考是，怎麼用“鄉愁”來化解“愁鄉”值得關注。

5、城市化不是簡單的農民進城，把農民搬到城裏，而是要將鄉村文明導入城市，將城市功能導入鄉村，實現城鄉一體化發展。早在上世紀90年代初，同濟大學城市規劃學家金經昌老先生就認為：現在城市化的推進，觀念是錯誤的，不是把農民搬到城裏就是城市化了，要把鄉村文明導入城市，把城市功能導入鄉村，這樣一來城鄉差別變小，城鄉一體化發展。原來農耕社會具有鄉村文明，鄉民在村裏都是互相關照、其樂融融，這種文明需要引進城市；城市的功能比如道路、廁所等公共衞生設施等，需要將這些功能植入鄉村，提高鄉村生活品質。哈佛大學一位教授曾説：“中國的城市化還要大力推進”是一個誤區，美國早已開始城鄉一體化，在美國已經分不出哪裏是城市，哪裏是鄉村了。有錢人都住到了鄉村，鄉村比城市生活品質更高。鄉村具有了城市功能，還具有人文品質，與鄉村相比，城市應該有一些“鄉愁”。

鄉愁是什麼？鄉愁是我們對居住地也就是家鄉所懷有的揮之不去的深沉情感，這種情感是永恆和不變，這種永恆和不變使我們久久地沉浸其中。從學術角度講，鄉愁是一種終極價值，是一種思維起源。鄉愁跟現代性是矛盾的，因為現代性是追求發展，而鄉愁是一種永恆和不變。現在從某種意義上講，城市已經成為“鄉”，因為已經有59.58%的人居住在城鎮。對中國人來説，特殊意義的“鄉”有鄉土的概念，包括農業文明、亞洲文明、東方文明，但更多的是記憶之故鄉、現實之故鄉，這種“鄉”是我們的生活之源、精神之根。按此定義，城市已經成為我們現代人的故鄉，是我們寄託鄉愁的物化，如果“物化”出現問題就是我們的生活之源、精神之根受到了挑戰。

著名社會哲學家芒福德從時間維度看城市，着眼點在於城市的特殊功能，即城市的文化貯存、孕育和傳承功能。芒福德認為，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通過不斷擴大交往和共同活動，城市各種文化彼此融合，相互碰撞，並且在衝突和碰撞中不斷地被選擇、提升和更新，進而冷卻和沉澱與傳承，城市成為我們人類行為的文化容器。從空間維度上看，城市是由恆久的意義和永恆目的生髮的強烈磁力線而形成的文化磁場，城市就是文化磁體。城市是人類社會活動的劇場，而藝術、政治、教育，商業等，都是為了讓這個“社會戲劇更具有影響，精心設計的舞台能夠儘可能地突出演員們的表演和演出效果”。

（二）怎樣書寫重構宏大的城市敍事

從城市發展角度觀察，意大利古城羅馬，羅馬古城遺址真實保留了公元790年火山噴發災難來臨前人們生活的樣子，讓我們看到當時龐貝人生存的精神狀態，洋溢着鮮活的人類生活氣息。陝西韓城，中國保存最完好的一座古城，始建於隋唐時期，距今有1300多年，是司馬遷的故鄉，歷史風貌原汁原味保存下來，譽稱“古城活化石”。麗江古城，作為保存濃郁地方民族特色與自然生態美妙結合的典型，具有特殊價值，保存了歷史的真實性。早在1997年12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就將其確定為世界遺產。現在人們再去麗江古城會感覺那裏的商業氣息過於濃厚，事實上是聯合國所致力保存的真實價值正在逐漸消弭。

上海石庫門，具中國特色的居民住宅，現在已經成為上海的一個縮影，成為上海一個標誌性象徵；田子坊文化創意園區成為上海的文化形象，是上海的寶貴財富。在大規模城市改造中消失的上海“三灣一弄”令人惋惜，那是蘇北裏下河人民逃難時窮人的集聚地，是生活在上海這座城市不同人羣的生命脈絡。如果當時保留下一片“三灣一弄”，上海的根脈就顯得完整，這座城市開埠過程的艱辛、難民生存的經歷，都在大規模城市改造中成為消失的記憶。

在觀察城市變遷時，不得不反思快速城市化帶來的“痛點”，主要體現在：一是成為故鄉。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發生了人類歷史上最大的遷徙，即六七億農民告別土地，告別故鄉來到城裏，使城市成為自己的故鄉。二是記憶消失。一座城市外觀的變化是非常快的，甚至於超越了人們的記憶與想象，所以現在有價值的需要保護，像上海就在保護經典的鄔達克建築。三是面貌雷同。數百城市如同一母所生，都是簡單的克隆複製，不管到哪裏，看到的都是沒有個性色彩的城市建築，單從外觀來看，都搞不清楚這是哪裏。像央視“大褲衩”、蘇州“秋褲樓”、安徽阜陽“白宮”，這些克隆複製都説明城市同質化現象嚴重，缺少地方特色，缺乏文化元素。四是人文缺失。城市房價都漲上去了，但是這些房子是鋼筋水泥物理構造，沒聲音、沒温度、沒文化，不能給你記憶和想象力。現在不論一二線城市還是三四線城市，共同的問題是空置率高，很多城市街區變成了空城、睡城、死城，沒有人文氣息。這種空置是對人類創造的社會總財富的犯罪和浪費。五是城市病集中爆發。梁思成當年曾説：“世界上很多城市都長大了，早晚有一天你會看到北京的交通、工業污染、人口等等，將來會有很大的問題，我們不應該走別人走錯的路。”現在，梁思成的預言已成為現實，首都變“首堵”，京津冀協同發展的“牛鼻子”就是要紓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化解城市病對人類的報復。

2019年8月，文化和旅遊部發布消息，對山西省晉中市喬家大院景區予以取消質量等級處理。國家5A級景區、熱門電視劇拍攝基地、山西地標性景區……頭頂旅遊業無數光環的喬家大院卻在一夜間跌落神壇。文化和旅遊部暗訪報告與遊客感受一致：過度商業化、環境衞生差、門票性價比不高。喬家大院靠着導演張藝謀電影《大紅燈籠高高掛》走入大眾眼簾，在學者餘秋雨散文《抱愧山西》中展現風采，最後在電視劇《喬家大院》播出後得以揚名，這部宣傳晉商文化的電視劇為喬家大院注入了靈魂：敬業、勤奮、刻苦、謹慎，而且具有羣體精神。喬家大院直接被取消5A資格，主要與景區內部管理混亂、商業氣息過濃、建築管理不到位等有關。還有觀點認為，近年來該景區內部過度商業化，與其背後經營企業股權頻繁變更私有化過程密切相關，而喬家大院商標使用權之爭、票價畸高亂收費等問題都備受業界詬病，讓經營方內部經營管理問題被重新擺上枱面。喬家大院跌落神壇，無疑是晉商精神文化之魂的流失。

快速城市化使我們的城市鄉愁無處安放，城市記憶沒能有效延伸，城市文脈沒能得到應有傳承，城市歷史被割斷，城市記憶在消失，城市缺乏個性特色，城市難以激發想象。30多年快速城市化，到底有什麼樣的價值？從高質量發展維度觀察，快速城市化不應在原有慣性道路上超前推進，而是應當謀求實現高質量轉型升級，中央提出鄉村振興戰略，推進城鄉一體化發展，某種意義上説，就是基於城市品質有待提升的背景。

這些“痛點”説明，快速城市化在人類城市敍事方面出了一些問題，怎樣書寫重構宏大的城市敍事是我們面臨的問題。城市敍事，主體性應當體現“以人為本”的理念；歷史性應當注重歷史人文的沉澱與積累、發掘與弘揚；豐富性應該強調個性和特色，使其多姿多彩；科學性要延續塑造城市內在肌理，給人類提供審美藝術的想象空間。

（三）順應城市發展模式實現轉型升級

按照城市學家研究，從人類社會發展階段與世界城市發展史角度來看，人類社會發展可以分為三個階段：一是前工業社會及農業社會，人類主要依賴自然界提供原料和人的體力，經濟主要是由農、林、漁、礦業構成；二是工業社會，人們對自然界的依賴減少，用能源代替體力，依靠技術和機器從事大規模商品生產，經濟主要是由製造業、交通運輸業、商業等部門構成；三是後工業社會，人們依賴信息，主要致力於發展服務業。事實上，現在正在進入第四個階段即智能社會。按照這種人類發展階段的分割，世界城市發展史大致也可以分為四個階段：城市產生及早期發展階段、中世紀階段即前工業化社會時期、工業化時期、當代與後工業化時期。

依據這一概念解釋城市發展動力，有三種思維邏輯：一是傳統思維，就是從生產觀點來研究消費。在20世紀初期之前，傳統模式中所強調的生產元素，諸如土地、資金、勞動和管理，這些是推動經濟增長和人口流動，影響消費行為和居住模式，在城市發展方面起基礎性作用。二是人力資本模式，從人力資本角度分析工作和就業。上世紀90年代，大批人口融入城市，以製造業為代表的工業城市興起，在用傳統模式解釋城市發展動力時擴展到新要素即人力資本。該模式認為促進城市發展不單要運用土地和資本存量的增加，更要人的技能和知識的提高，就是所謂的“人口紅利”。三是設施便利模式，在探討人口遷徙和經濟增長問題時，提供便利的設施以吸引創意資本。上世界90年代，大批的製造業從城市中心撤離，取而代之的是休閒娛樂、文化創意等新興產業，城市形態由生產轉為消費，大城市的競爭優勢將集中在吸引高級人力資本的能力上。吸引創意階層人力資本就要提供文化藝術的實踐、自我表達的氛圍以及受創意人羣羣體歡迎的生活方式，這些因素就成為城市轉型發展的新動力。

城市發展正進入後工業時代即知識社會，城市模式發生了本質性變化，其核心競爭力在於知識生產和創意創新。後工業化首要與最簡單的特徵就是大多數勞動力不再從事農業和製造業，而是從事服務業，服務業主要指除了農業和製造業以外的商業、財經、交通、衞生、娛樂、科研、教育和行政工作，現在城市在朝這方面轉型，包括勞動就業問題。30年前快速城市化時，解決就業十人中七八人是農民工，二三人是受過高等教育的，現在的情況可能倒過來，二三人是農民工，七八人是大學生，就是生產方式與城市形態正在發生變化。

由此認知邏輯推導，應當順應知識社會的城市需求，致力於創意性工作，而非傳統的農業和製造業。現在香港就面臨老中青代際之間就業門類衝突，香港出租車司機與飯店服務員大都是中老年人，他們喜歡勞動，但青年人不在這些行列。知識生產時代城市圍繞知識、為了創新和變革來實施社會控制和指導，這樣就必須從政治上加以協調管理新型的社會關係，由此城市的文化動力隨之發生變化。

城市文化動力由三個要素組成：一是消費層次，二是創意階層，三是城市場景。消費層次，核心問題就是轉變生產方式，由原來的出口為主轉變為進口為主。世界上的大國強國，肯定是進口大國、消費強國，現在要實現消費升級，而消費升級主要載體就是城市。創意階層，也就是城市發展的精英羣體，他們是先進生產力代表，擁有消費能力和意願，尤其對於音樂、影視、動漫、服裝、餐飲、讀書等文化消費，這就與他們的父輩形成鮮明對比。在全球化時代，當大城市發展模式由生產推動變為消費拉動時，創意階層成了城市制勝的關鍵。城市場景，用場景讓創意階層久久沉浸其中，以此激發他們的創意，創新創造出新產品。

城市發展文化動力模式，聚焦於如何運用文化因素推動城市轉型。文化不是抽象的、模糊的，而是具象的，是與城市居民生活密切相關的，比如文化設施、多樣性組織、各種文化實踐構成的城市場景等等。城市文化動力模式包含多個維度：社區，物理結構，多樣性人羣，由社區、物理結構、多樣性人羣構成的組合型活動，由以上四個因素所表達的符號意義和價值。這種符號意義和價值可以定位這座城市所發生的、經歷中什麼是重要的，最珍貴的是厚重的歷史人文。

現在對城市文化創新來説，最值得關注的是人工智能為引領的新工業革命，正在成為城市創新發展的科技推動力。如今，八大技術即大數據、智能化、移動端、雲計算、神經元、類人腦、物聯網、區塊鏈正在不斷融合，推動第四次工業革命孕育發生，破譯人類大腦所特有的智人基因。如若聰明與智慧基因一旦被破譯，這將會給全人類帶來共享式福利，將會使我們進入智能化社會。

人工智能本身具有深度學習、跨界融合、人機協同、羣智開創、自主操控等創新文化，智慧城市建設就是要把人工智能創新文化用於人類的文化創新。人工智能被視為改變人類命運的戰略性技術，也是改變人類生產和生活方式的顛覆性技術，其本身所具有的創新文化也會帶來一系列文化創新，這種文化創新低層面是知識學習、興趣交流、思維模式、就業結構、分配方式、消費方式，高層面是法律制度、社會文理、人際交往，更高層面是國際關係、人類治理、世界大同。進入5G、6G時代，大力推進新型智慧城市建設，運用最新技術使城市通過雲網端實施實時在線集成、智能集成，互聯互通交互融合，數據驅動達到拓展新空間、優化新治理、促達新生活的目的，從而重構人與服務、人與社會、人與城市、人與自然、人與未來關係的經濟社會發展新形態，以及互聯互通、智慧服務、便捷高效、利己便民、數據驅動、協同創新的可持續發展。

​三、文化創新是城市高質量發展新動能

城市的價值魅力在於人作為生命體和城市作為物理構造所發生的關係，這種關係的互動就產生了文化，城市與文化的嫁接，就是城市文化。生活在城市，怎麼生活得更好？城市的什麼感動了你？2010年上海世博會主題是“城市，讓生活更美好”，期盼着城市讓生活更美好，城市文明給人們帶來心靈愉悦，能學到新知識，從心底裏產生對這座城市的熱愛，產生要對這座城市奉獻的情感，從而一起來構造這座城市的魅力，為這座城市更美好付出良好的情懷修養與言行舉止。這樣就引發出新的思考：什麼是城市軟實力，以及怎樣激發城市文化創新力、塑造良好的城市品牌形象？

（一）城市非物質要素力量總和

城市是一個劇場，每個人都在裏面表現，人在城市的聚集塑造着這座城市的魅力和風格，反過來城市又制約和改造人。城市裏的人如果品行不高，也會讓這座城市品質不高。人是城市中活的載體，人與城市的品質互為支撐。比如，紐約時代廣場是世界各色人羣匯聚之地，在此能體驗到世界各國人文交流；在巴黎香榭麗舍大街，能欣賞這座城市景觀，感受其獨特文化魅力。土耳其外宣片《Watchtower of Turkey》音樂很迷人，場景很抒情，歷史底藴厚重，帶有濃郁中東風情，讓人們感受到土耳其浪漫意藴的異國情調，感受其文化魅力，取得非常好的傳播效果。

城市的精妙之處在於體味和認知。巴黎聖母院失火燒燬令很多人哭了，因為巴黎失去的不僅僅是聖母院，更是巴黎的記憶、巴黎的象徵、巴黎文化的基石，儘管以後可以復建，但記憶已被割斷，傳承的已不是原來的巴黎聖母院。改革開放之初，港台文化就像韓流、日風一樣，對中國內地產生了非常大的影響，但是香港沒有真正的濱海文化。香港是一座工商業城市，商業氣氛濃重，遍地寸土寸金，無法提供更多的休閒空間讓人們享受生活，因此台灣龍應台曾説，“香港沒有一個地方可以讓你坐在星空下，伴隨着海風海浪，吃飯喝酒，唱歌談心，痴迷逗留一整晚”。

綜觀世界各國各地城市，其具有競爭力的軟實力並不是鋼筋水泥構造的城市景觀，而是各種非物質要素力量的組合，即建立在城市文化、政府服務、居民素質、社會和諧、城市形象傳播等非物質要素之上的城市社會凝聚力、文化改造力、環境舒適力、科技創新力、區域影響力、參與協調力等各種力量的組合，這是城市社會經濟健康和諧跨越式發展的有力支持。城市軟實力的核心是人的行為，是文化力量。現在提倡的“夜經濟”，能否發展起來的關鍵要素是城市的軟實力就是文化。夜生活古已有之，但“夜間經濟”一詞歷史並不長。這一經濟學概念自20世紀70年代誕生之際起，就有着鮮明的拉動內需、促進消費等導向。夜經濟，是城市活力的重要指標。有研究者發現，全國夜間經濟消費東西差異明顯，北京與東南沿海最活躍。更要做強夜經濟的產業基礎，這是因為，夜經濟的繁榮説到底是以第三產業的發達為支撐的。因此，我們既需要在城市發展中積極引導，也要給予各種業態充分的生長空間。一方面，夜經濟需求比想象的更旺盛，增長潛力十分巨大；另一方面，諸多有價值的商業與文化資源，還有待激發。在餐飲消費、購物消費與城市燈光秀之外，如何給消費者創造更加多元、差異的夜間消費場景，有可供人們欣賞的豐富多彩的演藝活動，供人們閒聊聚會的各色酒吧，這些為人們提供的是精神上的享受，人們就願意花錢消費，而不能簡單地靠吃喝與看夜景，或將成為城市競爭的一條新賽道。

城市精神是提升城市軟實力的重要路徑。所謂城市精神，就是生活在這個城市的人的精神面貌的集中體現，它的外溢就是行為方式，就是號召市民圍繞城市打造及體現城市精神，讓“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傳統文化得以外化，貢獻社會。城市軟實力的實現路徑有助於增強城市核心競爭力，也有助於促進城市經濟增長，有助於城市影響力提升，有助於滿足市民對美好生活的需求。

城市精神是城市特色的集中概括，市民素質則是城市精神的重要內涵和基礎。“海納百川、追求卓越、開明睿智、大氣謙和”，是上海的城市精神表述。城市精神和廣大市民融為一體，是打響“上海文化”品牌、彰顯上海精神特質、增強城市軟實力的重要途徑。結合紅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上海策劃推出一批系列公益廣告，營造文化氛圍，彰顯新中國成立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的偉大成就和上海城市精神的豐富內涵。為使每個市民都能夠圍繞城市精神，做到實時修身、處處修身、人人修身，提升城市的文明程度和市民的文明素養，上海開展了貫穿“十三五”的市民修身行動。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引領，以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個人品德為主要途徑，以文化人、以德育人，突出城市精神，通過教育培訓、實踐養成，引導廣大市民崇德向善、知行合一。

作為人民的城市，上海始於2016年全面啓動為期五年的黨的誕生地發掘宣傳工程。一批紅色舊址遺存被挖掘修繕，如對陳望道舊居、茂名路毛澤東舊居、張聞天故居進行保護修繕，對中共中央閲文處舊址、《新青年》編輯部舊址的保護工作開展研究，完成一大會址紀念館、二大會址紀念館、龍華烈士陵園紀念館的改陳布展工作。舉辦了“中國共產黨的創建與上海”、“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夢”等主題學術研討，推出《偉大的開端》、《中國共產黨創立之路》等一批理論成果和資料彙編。打造了一批重大活動項目：舉辦“日出東方——上海市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95週年主題展”“不忘初心·繼續前進——迎接建黨100週年‘革命聖地系列展’”，發佈“紅色檔案”“復興之路”“激盪文學”“歲月如歌”“開天闢地”等全新紅色旅遊線路。建設改造了一批紅色文化展示基地，如“黨的誕生地·一線一站”地鐵主題文化長廊、依託豐厚紅色資源打造《忠誠與信仰》情景黨課、“走進黨的誕生地——SMG‘名、優、新播音員主持人’公益講解”等紅色文化傳播品牌，中共四大紀念館被中宣部命名為全國愛國主義教育示範基地。

（二）長三角城市提升文化創新力的路徑探索

城市的價值觀、歷史文化、城市精神、民族風情，這些是塑造外在形象的客觀載體，而市民素質和城市精神是反映城市精神面貌，凝聚城市思想的精髓。城市文化具有一些基本特徵：一是獨特性，城市既是一個景觀、一片經濟空間、一種人口密度，也是一個生活中心和勞動中心，獨特的城市文化才具有吸引力；二是差異性，城市的誕生和發展都有特定的自然條件、歷史因素和社會因素；三是集聚性，城市文明體現人類的社會屬性與羣體智慧，城市文化在城市形成伊始就帶有一定的羣體性；四是輻射性，中心城市對周邊城市具有綜合影響力、發展帶動力；五是開放性，城市人口、資金、技術、產業、商品在不同城市之間流動，使得城市的公共物品不斷擴散、傳遞和共享；六是兼容性，這是城市文化時空發展的必然產物，如果一個城市封閉、不兼容，那麼這座城市發展就會滯後。

長三角區域一體化發展上升為國家戰略，滬江浙皖“一市三省”大力增強提升文化創新力，推動城市轉型升級高質量發展。

上海將文化作為提升城市能級和核心競爭力的重要支撐，用好紅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資源，充分激發上海文化的創新創造活力，加快建成更加開放包容、更具時代魅力的國際文化大都市，努力使“上海文化”品牌成為上海的金字招牌。

悠長的歷史脈絡、多樣的傳統文化、豐富的歷史遺存、獨特的城市氣質為南京文化發展提供了肥田沃土，為南京建設創意名城提供了立體多元的文化體系，是南京凝練城市精神、打造城市名片、樹立城市形象的根基和源泉。南京大力推動文化建設高質量，着力打造文化發展高地，近年來緊扣文化傳承發展，打造了不少文化工程，培育了一批文化展會和文化活動，着力在國內外打響南京文化品牌，打造升級為全國重要文化創意中心城市。

作為中國七大古都之一，杭州歷史上就以風景秀美，特產豐饒而被譽為“人間天堂”，是國務院首批命名的國家歷史文化名城。近年來，杭州在加快城市國際化、建設世界名城的歷史進程中，始終把文化的傳承與發展擺在突出位置，堅定自覺地做好歷史文化保護利用和文化創新文章，精心培育城市文化品牌，不斷擦亮城市文化名片，厚植歷史文化名城的特色與優勢，呈現歷史與現實交匯的獨特韻味。

擁有“中國(大陸)國際形象最佳城市”頭銜的寧波，遵循地方獨特性、歷史—現實—未來交融性前瞻性系統性、內外形象統一性原則，高度重視國際文化形象建設，以藏書博物文化、商貿文化、海洋（水）文化為基調的“三味”文化，打造一批城市標誌，作為“東方文明之都”國際形象符號，既包括有形地標如巨型雕塑、城市形象標識、文創產業基地、文化小鎮等，也包括無形符號如城市精神等，凸顯浙東特色建設東方文明之都。

揚州有着2500年建城史，昔日輝煌正從歷史書中走來，化為現代化建設多姿多彩的壯麗畫卷，生動地展現在世人眼前；有着“風物淮南第一州”美譽的儀徵，是寧鎮揚同城化中心地帶與南京都市圈核心城市，融入上海3小時經濟圈層，區位優勢明顯，後發潛力巨大，未來前景看好。揚州以及儀徵抓住承辦2021年世界園藝博覽會重大節慶活動機遇，上下同欲、精心謀劃、紮實推動，借力園博效應，提升發展質量，使儀徵全域經濟社會發展再上新台階。

湖州是絲綢文化的發源地、湖筆文化的誕生地，湖絲、湖筆、湖學是湖州文化三張名片，這片湖光山色大地上沉澱的歷史文化源遠流長、彌足珍貴。湖州有着“一帶一路”起源的歷史印跡，錢山漾遺址被命名為“世界絲綢之源”，湖州也被稱為絲路起點。這些珍貴的歷史文化資源是湖州的獨特資源，湖州高度注重保護髮掘、傳承弘揚，並在融入“一帶一路”中切實加以彰顯，以絲綢文化為鮮明標識，使湖州文化魅力風采走向沿線國家乃至世界，大力提升湖州城市品牌國際影響力。

蘇州吳中高新區來説，歷史悠久，文化底藴深厚，是吳文化的發源地，擁有京杭大運河、寶帶橋、五龍橋、石湖、蠡墅老街等眾多物質文化遺產和“商聖范蠡”“范成大”等文脈，自古鐘靈毓秀、人文薈萃。吳中大力挖掘傳承弘揚吳地山水孕育的文化資源，增強高新區獨特魅力。

崑山千燈鎮素有“金千燈”美譽，是擁有2500多年曆史文化名鎮，歷史人文源遠流長。該鎮大力發掘這片土地特有的歷史人文資源，比如一文一武2個狀元、25位進士，先賢顧炎武、“崑曲鼻祖”顧堅等文化巨擘，“良渚文化”遺址少卿山、“南朝四百八十寺”之一延福禪寺等歷史古蹟，還有歇馬橋、吳家橋、陶家橋等古村落，精準開發深價值，着力打造新亮點。

（三）更新觀念培育打造城市品牌

如今，快速城市化帶給人們關於城市與鄉村、文化創新力與高質量發展以及城市創新超越等多維度觀念形態的改變，至少在四方面實現着認知轉型——

一是城市轉型。城市由內生式個體成長到都市圈協同發展區域一體化發展，會拓展重構城市佈局空間；城市過度開發超越承載極限必然導致逆城市化、再城市化趨勢；城市由原先製造生產物質產品為主向以知識、創意、人才、品牌競爭轉化，使優質資源向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三生融合”市郊城鎮集聚。

二是產業轉型。發展模式由高速度到高質量、中低端到中高端轉型，產業由生產私人物品的傳統製造業到生產公共物品的先進製造業再到服務於人民羣眾美好生活需求的現代服務業升級；以人工智能為引領的第四次工業革命孕育發生，互聯互通網絡催生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正在重新整合產業鏈、價值鏈、供應鏈；鄉村振興戰略將進一步促進城鄉融合一體化發展，將城市功能融入鄉村，將鄉村文明導入城市；菜籃裏的食材、餐盤中的美味、舌尖上的安全，日益被人們視為健康美好生活的基本需求，成為捨得花錢、潛力巨大的朝陽產業。

三是生態轉型。人與自然對話：我是誰？我從哪裏來？我在做什麼？我到哪裏去？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建設生態文明是永續發展千年大計；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人民羣眾對美好生活的需求，很大程度體現在可續生存發展的高品質生態環境，即藍天白雲、繁星閃爍，清水綠岸、魚翔淺底，鳥語花香、田園風光，期望能提供更多優質生態產品以滿足日益增長的優美綠色生態環境的需求。

四是人文轉型。文化是生命基因、價值認同、行為方式、精神愉悦，是怎樣活着；隨着快速城市化的推進，人們認真思考是不是“城市讓生活更美好”，返璞歸真，喜愛鄉村小城鎮生活，要留得住文脈鄉愁，讓心靈安靜自由地放飛；不少人將自己國家與發達國家比，明顯差的地方可能就在這些用錢買不到的東西上面；不少人熱愛傳統文化、田野風情、民間非遺、簡約生活，這些精神追求與生活方式的變化使“新鄉土”成為人們嚮往之地。

怎樣理解認知“新鄉土時代”？徐州市委書記周鐵根認為，“新鄉土時代”既要注重新，也要保留鄉土。所謂“新”，從農村經濟和農業發展來説，農業正轉變為現代農業，農村正轉變成現代鄉村，農民正轉變成新型農民，現代農業使新型農民正在成為有吸引力的體面職業。所謂“鄉土”，一方面，在推進農村經濟發展同時，要切實保護好農村生態環境；另一方面，要保護好、傳承好農村傳統文化，讓人們看得見田園、記得住鄉愁。在保護好農村生態、傳承好農耕文化的前提下，利用現代化生產生活方式，大力發展農村經濟，切實帶動農民致富，建設生態美麗鄉村，這就是“新鄉土時代”。

站在新時代再出發新起點上，我國城市必將邁入高質量轉型升級發展新境界。如何增強提升文化創新力，實現文旅融合發展？其實現路徑的具體建議有：第一，文化基因解碼，對區域內的文化進行精準解讀，破譯文化基因，只有把文化基因搞清楚，才能把當地的文化產業做清楚，本土文化才能發展好。第二，優質資源整合，歷史文化都有區域性和本土性，一方水土上孕育成長起來的文化，一定要好好發掘整合這一這獨特文化資源，尤其注重其不可替代性。第三，城市品牌培育，作為品牌要特色鮮明，同時要與城市精神等軟實力相結合，用標識性知曉度嫁接軟實力美譽度。第四，人工智能融合，運用科技力量提升城市場景能級，提升城市對現代人的吸引力。第五，創意人才集聚，採取各項實在舉措吸引人才聚合人氣，不求所在但求所用薈萃創新創意。第六，文化旅遊共贏，在旅遊中體現更多文化元素，不單是看山水品美食，更應朝着精神層面發展，注重文化本真適應旅遊消費升級。第七，大力傳播推廣，好酒也怕巷子深關鍵在於善傳播，不但要善於利用傳統媒體，還要發動新媒體力量，網劇《長安十二時辰》把臨潼帶紅了，就是新媒體的力量。（此文繫上海社科院文學所《上海文化發展報告（2020）》總報告）

作者：何建華（上海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原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