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 歐美為何拒認中國戰疫? 一場新舊世界主義之爭箭在弦上 | 文化縱橫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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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小云 | 中國農業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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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不但對人類公共衞生體系及生命價值構成巨大沖擊，而且也對既有的東西方文化價值及發展模式的構成挑戰。疫情之下，浮現在東西方輿情表面的是洶湧的民族主義、國家主義及意識形態偏見的喧囂，而其背後，則指向人類社會的價值和道路選擇問題。疫情之後，是東西方決出勝負，還是各有損傷？是東西方價值撕裂，還是雙方互鑑互學、創造新的價值體系？中國農業大學李小云教授透過疫情現象，深入根本的價值衝突領域，回溯西方幾百年來形成的世界主義價值觀，以及這種價值觀的“非世界性”。與之對應，以中國為代表的古老文明，在借鑑西方現代性時以自身文明與文化為依據，走出了一條新的具有普遍性的道路，也就是官方話語體系中的“制度自信與文化自信”。這大概是今天疫情之下東西方觀念尖鋭碰撞的根本原因所在。那麼，如何構建東西方之間的統一？作者主張，西方應讓渡部分文化空間，而中國則應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之下，探討更多新的理論和思想，與西方的世界主義價值相對接、相融合，創造出新的世界主義。

**本文為“疫情改變中國與世界”文化縱橫專欄特稿，由作者授權原創發佈，**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諸君思考。

全球抗疫戰：新世界主義的未來想象

新冠病毒的流行發生在人類社會進程的一個特殊時代。

具有馬克思主義傳統的西方新馬克思主義者將其作為資本主義全球化的終結標誌。大衞·哈維認為，以美國為代表的諸多資本主義國家因為盲目自滿和錯誤估計使得疫情發展接近失控。病毒對於經濟和人口的影響，應該歸咎於支配性經濟模式中早已有之的裂痕和缺陷。北美，南美和歐洲四十年的新自由主義模式，使得公眾完全暴露在一場沒有充分準備的公共危機之下。哈維認為，這場危機帶來的需求和消費的萎縮意味着最富裕的國家中占主導地位的消費主義的內部螺旋正在崩潰。很多自由主義的思想家們也將此次疫情看作全球權力關係調整的分水嶺：比如，斯蒂芬·沃爾特認為新冠疫情將加速權力和影響力由西方向東方轉移；羅賓·尼布萊特甚至認為新冠疫情是壓垮經濟全球化的最後一根稻草。

目前，輿論上圍繞着新冠病毒流行出現的病毒冠名的爭議、以及不同國家抗疫戰略的爭議等等，都深陷意識形態、東西方文化、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的漩渦。爭論的含義遠遠超越了公共衞生的範疇。無論中國社會精英如何評判西方的疫情應對，中國大眾的整體印象是西方在應對病毒流行時的混亂與無序。這一社會印象並非完全是中國官媒的輿論製造，相反，它恰恰是新冠病毒在西方流行的客觀呈現。雖然批判政府是西方政治與媒體的傳統邏輯，但是西方輿論對於其政府疫情應對的批判，也並非來自針對疫情應對的理論假設。比較起來，西方對於中國抗疫戰的質疑，除了“疫情隱瞞論”以外，還有“代價論”。中國對此的回應是“生命優先論”和“體制優勢論”。與此同時，西方認為中國出手援助其他國家充斥了“彌補責任論”和“戰略機會論”，而中國的回應則是“人類命運共同體論”。

**在有記載的人類歷史上出現的全球性公共衞生危機中，新冠病毒恐怕是最富有意識形態化的一個了。**僅僅從地緣政治的視角理解這場危機的應對是不夠的，需要從全球化形成的歷史文化演變中需求某種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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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除了爭議背後不同的地緣政治邏輯和不同文化的應對行為在疫情場域遭遇以外，雙方爭議背後核心的問題則是兩種政治治理實踐彼此間深深的敵意。這種敵意深深地嵌入在全球化演化過程的歷史長河中。應對疫情之戰之所以演化為“輿情之戰”，折射出了自本世紀以來逐漸明顯化的傳統世界主義的危機問題。雖然各方都認為疫情將會極大地影響全球未來的政治格局，但是，在已有的全球政治經濟和社會文化情景下解讀這個隱喻並尋求共識是困難的。

就中國而言，**一方面中國政治實踐中的傳統國家主義意識形態始終都影響着中國人的觀念，這一觀念影響了中國人對於個體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影響下的西方疫情應對邏輯做出客觀評價；另一方面，自清末以來，雖然現代性的傳統世界主義與“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或全盤西化論的反覆糾纏，但中國社會在很大程度上從自身需要現代化的自強邏輯角度上接受了西方世界主義的價值。**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傳統的世界主義或西方的理性哲學以“發展”為化身，影響了中國社會的每個角落，“發展”和“改革開放”成了中國社會的“共識”和“硬道理”。但問題是，如果中國社會產生了某種以西方為主體的價值預設，對於中國發展的獨立價值意義的評價就會變得十分困難。

就西方而言，除了對於自身疫情的處置方式存在公共性批判，以及相對理性地呼籲共同應對以外，西方普遍認為的非競爭性民主體制劣勢的價值預判，既影響了西方社會客觀看待中國的疫情應對邏輯，也影響了西方社會從根本上評判自身疫情應對的客觀性。雙方雖都在講共同應對危機，但是雙方在政治文化傳統的交匯點上看待危機的處理機制無疑是分化的。這當然也有民族國家和民族主義的利益問題，但是背後則是各自關於民族和世界的關係問題。**在西方的世界觀裏，雖然“民族”和“世界”在地理上是分離的，但是在他們的價值觀念上兩者又是一體的。因為西方民族概念之上是普世的價值。**按照古希臘的哲學和基督教的教義世界是一樣的，人的理性是普世的。基督教在全球的傳播就是這一世界觀具體的實踐形態。而在中國人的視角里，雖有天下觀，但是在社會生活實踐中，“民族”和“世界”無論在地理上還是在觀念上都是分離的。直到本世紀初，西方一直都完全生活在“西方”的“世界”裏， 他們對待中國的發展成就也不過是將中國作為西方學生的經驗看待而已。但是，隨着中國日益強調自身發展的政治文化的特殊性時，這一局面便迅速開始發生變化。

在歷史上，類似的疫情大多都會按照西方的應對邏輯來處理，這是傳統世界主義的慣性。疫情初期，西方社會對於中國的所謂經驗應該説不屑一顧。然而超乎人們想象的是，中國呈現了一個不同於西方的、超越了個體自由主義邏輯的國家應對戰略；更重要的是，這個戰略初步顯示了有效性。新冠病毒的防控爭議正在越過公共衞生的技術層面，逐漸演化為政治文化的紛爭，並有可能引發新的民族主義和全球化的破局。疫情之下，一個普遍的共識是未來全球權力的格局將會重組，中國的影響力也會上升。因此，如果按照多數人預測的“西衰東昇”，那麼顯然，未來的全球化不可能像過去那樣完全基於傳統的世界主義的理念，當然也不大可能按照中國傳統的天下觀來構建。一個真正世界性的未來需要尋求新的思想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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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力圖剝去套在疫情外面的各種民族主義、民粹主義和地緣政治的外衣，嘗試還原西方世界主義的歷史原型和中國百年遭遇西方文化的衝擊以及其迅速成長的世界意義，並借用中國近十多年來思想界針對中國傳統“天下觀”所提出的新世界主義的概念，將新冠疫情引發的傳統世界主義意識形態下的全球化危機作為具體的案例，討論自本世紀以來出現的全球政治經濟權力變動的世界意義。

▍“非世界性”的西方世界主義的邏輯

世界主義主張世界各民族相互包容並逐漸形成人類社區，這一主張超越國家概念。按照古希臘哲學家斯多葛理論，是要建立理性為支配的世界國家。這是在古希臘-羅馬語境下的一種普世主義的世界觀。傳統的世界主義具有一系列先驗的內涵，如正義，平等，自由博愛，無國界流動，人類社區等。這一思想的核心在於西方基督教基本精神的普天之下皆兄弟的理念。**理解世界主義需要首先理解基督教的傳教和從貿易開始的全球化浪潮。**這一浪潮從貿易、傳教和殖民主義到當代的全球化下的發展主義經歷了數百年的歷史。到了近代以後，西方基於世界主義的理念推動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國聯和二次大戰後聯合國的建立。理想的世界主義者一直都將這一體制看作是世界社區建設的核心機制。西方的理性主義通過商業資本主義、工業資本主義和全球資本主義的一系列過程逐漸主導了全球的文明形態。各種非西方的文明形態（除了中國等極少數以外），在這樣的過程中或者消失，或者被同化改造。

**西方理性主義在全球擴張的誘惑是普世主義的正義價值和物質的進步觀，其背後則是單一文化價值的霸權。**一旦理性主義的意識形態與物質的豐裕供給緊密相連的時候，對於非西方世界而言，僅僅依靠對於自身文化的美好記憶是無法抵禦西方文化衝擊的。西方打開中國這個古老文明的大門，就是靠了“物質的文明”這個武器。中國遭遇這個衝擊的第一個應對是閉關鎖國，然後則是被動應對。咸豐十一年，馮桂芬在《校邠廬抗議》中提出了“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的主張，奠定了至今仍然影響着中國與西方世界關係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 的應對策略。“中體西用”的主張是中國封建主義文化和西方資本主義文化結合的產物。這一思想一方面顯示了中國文化在外來文化衝擊下的韌性和西方資本主義文化的強大衝擊力，另一方面也是一種無奈的隱喻。100多年後的今天，當馬雲為紐約抗疫捐贈1000台呼吸機，騰訊為世界衞生組織捐贈1000萬美元，中國的醫療援助也以西方熟悉的物資和專家流向西方的時候，中國往日的那種無奈似乎正在轉化為文化復興的力量。“瓜民”的網上輿論恐怕也不能全然看成是無知的歡騰。沉澱在社會心理底層的那種時隱時現的文化恥辱似乎有了翻身的希望。但是，無論思想家如何評判全球資本主義的弊端，縱觀資本主義在不同時期的生存策略，似乎仍不能過於低估它的生存能力。因此，將新冠疫情全球流行看作是資本主義的終結的觀點，仍需進一步觀察。與其説西方思想家和政治家在擔憂世界秩序的改變，倒不如説他們更擔憂西方主導數百年的世界主義理想會因此而破滅。如果回顧一下西方世界主義意識形態的演化，則不難看出面對疫情所呈現的東西分野觀點背後的政治文化較量。

1326年的某一天，在古羅馬天主教皇的所在地阿維尼翁聖瑪麗大教堂的彌撒人羣中有三個人，他們是英國人威廉·奧卡姆，意大利人費朗西斯科皮特拉克和德國人麥斯特·約翰尼斯埃克哈特。彌撒之後他們各奔東西。他們自己估計從來也沒有想到他們的思想會對之後西方幾百年的歷史產生重大的影響。雖然説，西方的世界主義意識形態遠遠早於中世紀，可以追溯到古希臘的哲學思想，但是這三位神學家則是將西方社會從思想上推進為現代世界的重要人物。他們三位分別是政教分離、人文主義與文藝復興和西方新教的創立者。從某種程度上講他們為西方世界主義提供了基本的思想資源。

**西方的世界主義不僅是一個思想理念，而且也是一個政治經濟的全球行動。**1486年哥倫布提出遠洋中國和印度標誌着西方邁進了現代時代的大門。至此以後，西方的“世界”由歐洲人的想象世界開始從地理上走進了真實的“世界”。這當然也是全球化時代的開端，這一過程的經濟意義不需更多的贅述。重要的是這一過程徹底型塑了西方和非西方的關係。雖然對於馬可波羅是否真的來過中國在史學界尚有疑問，但是他的遊記在歐洲廣為流傳並激發了歐洲對於真正東方的世界的熱情，也算是事實。馬可波羅將中國描繪為文明、先進和富有的東方。暫且不論他描繪的元朝是否真的如此富強，但這至少反映出了那個階段東西方之間的對比反差程度。因此，歐洲人開始與非歐洲人展開貿易交往的時候，他們對於非歐洲人的印象只是這些人與自己屬於不同的文化，與自己是平等的。**這是歐洲與非歐洲之間文化交流的第一個階段，也就是説歐洲與非歐洲在文化上並無優劣之分。**甚至啓蒙主義時期，非歐洲人在歐洲人的眼中上升到了單純、高貴的原始人；當然也是這個階段，歐洲人雖然視非歐洲人為高貴的人，但是他們也開始認為這些人是“原始”的人。歐洲優越的結構主義文化萌芽開始出現。

十八世紀開始，歐洲人已經普遍認為非歐洲人是愚昧的野蠻人。到了十九世紀，歐洲的擴張已經遍佈全世界，歐洲人開始把開發和教化不文明的野蠻人付諸了行動。法國偉大的的思想家和文學家雨果甚至講“十九世紀，白人讓黑人成為了人，二十世紀，歐洲將造就世界的非洲，只有歐洲才能讓非洲成為文明的非洲”。**歐洲殖民主義按照歐洲的文明標準改造非歐洲的行動，到了殖民主義階段達到了高峯。世界的文明與不文明成為了歐洲和非歐洲的區分標記。**結構主義文化成為了歐洲人普遍的世界觀。歐洲經歷了長達600年的歷史，從理性主義的意識形態到政治文化和現代物質文化的傳播徹底統治了世界。十九世紀末期東方島國日本在明治維新的推動下形成日本民族主義思潮，挑戰了西方的霸權。一次大戰之後，日本成為了西方之外的強國。日本的東方文化統治世界的夢想，隨着二次大戰的結束而徹底破滅。儘管之後日本依然希望推銷其特有的東方發展模式，但是廣場協議最終使得日本成為了西方的犧牲品。**二戰之後，殖民主義徹底解體，全球進入了發展時代。歷史上文明與野蠻的二元範式轉變成了現代落後與發達的範式。****發展正義取代了殖民正義，成為了二戰之後西方與非西方關係的基本模式。**世界主義以新的形態獲得了全球的合法性，因為不論老的傳統國家如中國還是大量的新的民族國家，都把國家的經濟發展當做了頭等大事。

一次大戰給西方世界造成了巨大的災難，隨之產生了國聯。二次世界大戰同樣造成了巨大的災難，誕生了聯合國。無論從凡爾賽公約到佈雷頓森林會議，都呈現了世界主義的意識形態。但是，從殖民主義到發展主義，實現的只是表象上的正義，實質上還是改造非西方世界。在西方物質進步的支撐下，無論曾經的地緣兩極世界還是正在出現的多極趨勢，都沒有徹底動搖西方的文明優勢。以物質進步為價值基礎的西方權力和文化的統治性也從未有過根本性的動搖。西方的理論家基於西方理性主義哲學與物質進步而形成的理論和知識，為這一統治提供了堅實的基礎。儘管對於西方文化霸權的批判從未停止，但是由理性主義演化而來的西方政治體制和文化以及財富生產的機制在西方世界深入人心，培育了西方的社會性傲慢。這一社會優越感延伸到政治實踐和文化模式的方方面面。非西方世界大多都把趕超西方作為其發展的目標，理性主義的意識形態在非西方現代社會中演化成了追求經濟發展的邏輯。西方世界主義事實上也成為了某種意義上的全球性共識。這種被教化的認知，在非西方世界也生產出了廣泛的社會自卑。在物質文明的誘惑下，“非世界性”的世界主義逐漸演化成了“世界性”的世界主義，多元文明被一元文明所覆蓋。事實上，將長矛、利劍與槍炮的比較也只有在戰爭中才能呈現，一旦避免了戰爭，這兩類物品的比較也就失去了意義。在西方一元化文明統治的時代，文化的抵抗雖然從未消失，但是這種抵抗往往在強大的物質力量面前顯得蒼白無力。霸權並非總是痛楚的，西方文明對於非西方文明的消解很多時候都是在甜蜜中慢慢發生的。這也是西方文明統治世界的秘訣。

▍新冠疫情：新世界主義的鐘聲？

中國在遭遇西方的衝擊時，與其他非西方的民族具有共同的命運。以至於中國在過去四十多年中取得的巨大進步，往往被看做是“西化”的結果。但是無論中國以何種政治和經濟的形態出現，中國傳統的政治和社會文化形態總是頑強地延續着。基於傳統與現代二元對立的觀點的爭論，充斥於近代中國的歷史。進入本世紀以來，中國一改往日作為“西方學生”的謙恭態度，從開始的對於自身發展成就的自豪，逐漸演化為“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疫情防控戰的成功及對外援助和經驗分享大有成為“西方老師”的衝動。**客觀地講，儘管中國在過去幾十年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無論從物質文明的生產還是在影響世界的精神文明方面，中國顯然還不足以改變統治世界幾百年的西方思想體系。**社會輿論的喧譁雖有文化復興的衝動因素，但顯然也曲解了“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的深層次含義，它同時也會加劇西方社會的焦慮。雖然中國的國家力量與民間力量都有文化的一致性，但是，**國內的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顯然未能深刻理解中國官方不斷宣稱的中國發展並非取代西方領導地位以及中國堅持維護全球化行動的背後含義。**中國主流政治力量希望西方認可政治多元化和道路多元化，希望西方理解中國崛起的和平意義。這也是 “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概念的意義所在。

西方資本主義擴張在遇到非西方的歷史過程，幾乎是一路高歌。資本主義的政治和文化成為了任何希望實現現代化的模板。韋伯甚至將西方的理性主義看作是歐洲人的精神特質以及藴含在宗教裏的基本精神。在這種強大語境下，試圖按照已有的規範路徑試圖把中國的發展看作是自身文化和文明延續的結果是十分困難的。這恰恰是儒學詮釋中國發展的困境所在。因此，新儒學家們雖試圖探索中國本土現代性，但事實上是一種無奈的思想妥協。上個世紀70年代開始的東亞模式的探討似乎從實際上開闢了某種有價值的嘗試，但是，這一努力很快就被西方威權主義理論和發展型國家的理論所吞沒。

西方思想家和政治家關注新冠疫情全球流行的背後，是擔憂西方主導的全球化命運。他們大多不願意稱讚中國在疫情應對中的體制優勢，反倒擔憂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導致自由流動的全球化破裂。而中國則強調應對疫情的中國模式，尤其是舉國體制的國家治理。無論如何懷疑中國的疫情數據，中國對於疫情的有效控制及很多國家不同程度對於這一模式的認可也是客觀的事實。全球抗疫除了共同應對危機這個共識以外，真正的鬥爭恐怕還在疫情之後。如果中國既成功地抵抗了疫情，又能從經濟的休克中快速復甦，那麼後疫情時代全球格局中的權力關係重構就不可避免。在此假設下，一個重要的問題就是中國應該給世界帶來什麼？

雖然，中國的發展成就舉世公認，而且中國發展道路的獨特性也並非全無道理，但是，這仍不足以回答上述的問題。首先，中國需要從理論上闡明中國與世界的關係。如果否定西方與非西方的不對等的權力關係，那麼如何證明當中國成為世界強國，就不會成為另一箇中國的“西方”？中國的思想家希望從中國傳統的“天下觀”裏尋找思想資源，但這很難對接現代社會和西方思想意識形態。其次，中國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概念正是試圖回答這個問題，也得到了國際社會的積極響應。但是這一概念如何與普世性的世界主義相連接則需要探索。理想的模式可能是中國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與西方的世界主義敍事，共同建構一個新的世界主義。這就需要回答人類除了命運之外，還有哪些是共同的，也就是如何處理西方普世主義的問題。第三，可以強調不同文化的共存性，但是這必須要克服彼此對不同政治文化的排斥感。中國經濟發展的成功以及未來應對疫情可能的經驗會有助於增強對於中國國家主義文化的認同感。而真正讓渡出文化的空間，是西方自由主義思想家需要反思性探索的問題。最後，中國需要從全球化的角度闡述自身的利益與他者利益的關係。中國長期堅持的互利共贏和在疫情中竭力為其他國家提供援助是清晰的原則和積極的行動。但是如何克服西方固有的政治偏見也並非易事。

▍結論

新冠疫情的全球流行將對世界產生深遠影響幾乎是普遍的共識。人類的歷史往往都是因為很多突發的事件而發生改變的。人們對於過去全球化帶給世界的和平和財富的提升印象深刻，因此擔憂疫情會導致這一格局的解體。西方需要認真審視其長期堅持的世界主義的價值，這是西方得以繁榮並長期主導世界的基本思想資源。西方國家也需要認識到單邊主義、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正在消解這一理念，從而動搖西方發展的基本條件。西方需要按照其世界主義的原則，使世界主義成為“世界”的世界主義，這就需要踐行多元主義，讓渡出一定的文化空間，實現全球治理不同文化的共治格局。中國則需要堅持全球化的主張，需要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要素構成上與西方的世界主義找到結合點，從而尋求共治的基礎。在這方面，僅僅考慮經濟利益的共享是不夠的。中國需要在積極進取的同時避免盲目的衝動。

中國的思想家們需要在政治思想方面為中國和世界提供新的理論和思想資源。

後疫情時代的全球治理將會出現大的變局。無論中國是否願意，中國都無疑已經成為了這個變局中的重要角色。中國也將進入到後改革時代，曾經讓中國受益的對外開放和對內放活戰略的外部和內部條件都將發生重大變化。應對外部衝擊和促進內部經濟社會發展的雙重任務，需要按照中央確定的兩個一百年的目標加快發育現代國家治理的機制來實現，這理當成為中國的首要任務。

—《文化縱橫》4月刊目錄—

▍特稿

01.功能貨幣論與中國經濟的高質量發展

  史正富

▍封面選題：全球風險時代的國家治理

02.雙重社會轉型時代的國家治理難題

  強世功

03.從抗疫“總體戰”反思工業動員與工業文化

      嚴   鵬

04.高流動性與低組織化——中國社會危機治理的雙重挑戰

      劉炳輝

05.公共衞生專業化治理如何可能？——從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談起

      曹東勃  葉子輝

06.預防必須為主——中國疾控體系的四次危機及其教訓

      王紹光

▍歷史觀

07.商人治國——從貿易到戰爭的邏輯

      殷之光

▍世界觀

08.塑造“新美利堅”——美國現代國家構建的社會歷史根基

      牛   可

09.美國工會怎麼了？

      閻   天

▍後發國家發展道路

10.國家資本主義在摩洛哥

     張玉友

11.伊朗行記：日常生活的水與火

     黃婧怡

▍新國史

12.從“猓猓”到“彝族”——龍雲身份變遷的歷史過程與現代啓示

      趙   崢

▍觀察

13.文明對話應在開放的語境下展開——對“一帶一路”沿線文化交流的反思

  管世琳

本文為“疫情改變中國與世界”文化縱橫專欄特稿，由作者授權刊發，****原題為“全球抗疫戰：新世界主義的未來想象”。****圖片來源於網絡，如有侵權，敬請聯繫刪除。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繫本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