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着挪動你的屁股——評“方方日記”事件_風聞

高曉松的媽媽張克羣女士在一次採訪視頻中説：“如果人躺在地上，你覺得連土疙瘩都是坎兒；如果你站起來，可能高樓是坎兒，高山依舊是坎兒，就覺得怎麼我老也過不去呢？但當你站在月球上一看，這整個地球都是特別光溜了，哪裏有坎兒是不是？所以人要站得足夠高，才能不把眼前的事情當事情。”

放在道德心理學語境下，就能夠很好地理解，各種觀念的衝突，無非是站的位置不同，人的視角不同。有的人“躺在地上”，把身邊人的喜怒哀樂看的很重；有的人站在地上，把整個國家或地區人民的幸福安康看的更重；還有的人，他們“站在月球上”，超越了時空界限，從歷史長河的角度來看待整個人類、生物界、自然界的興衰更替乃至星球的陰晴圓缺。需要説明的是，道德心理學中有個概念叫做“道德隱喻”，指的是我們往往會利用具體的概念來理解和表達抽象的道德概念。比如，在垂直空間維度上，我們習慣於用“高”來形容善的、好的，用“低”來形容惡的、壞的；在温度維度上，我們習慣於用“温”“熱”形容善，用“冷”形容惡。但是，為了更中立客觀地理解人們之間的道德觀念衝突，我雖然也會在這裏使用到高低維度，卻未有隱喻哪種觀念更好的意思。我始終相信，生活中大多數的道德觀念衝突都是由於位置和視角的不同導致的，用當下的流行語來説，就是“屁股決定腦袋”。站在自己的位置和視角，不僅無法理解持不同意見者，反而往往會導致羣體極化，進一步加深裂痕，加劇衝突。我更希望自己能時而躺下來，時而站起來，時而站到月球上，嘗試不同的視角，理解不同的觀點，這也體現了科學研究（尤其是社會科學）中“價值中立”的原則。

當然，要做到價值中立對於我來説也並非易事。我是一個“80後”中共黨員，從小到大接受了中國式教育，在我的成長過程中，也親身經歷了中國三十年多年來由弱變強的崛起史，親身感受了祖國強大給普通老百姓帶來的生活條件的變化，不由得同當下的多數年輕人一樣，堅定地熱愛祖國、擁護黨的領導、支持政府的總體戰略決策。這一“屁股”在意識形態上顯然是偏左的。但同時，我是一個社科領域的學者，有責任站在價值中立的角度去客觀地解釋生活中的種種現象。於是，我只能儘量地挪動自己的“屁股”，儘量地站在時左時右的位置去看待這些現象，也希望作為讀者的你，暫時放下自己的政治立場，跟我一起時左時右地挪動，從道德的角度來理解政治意識形態衝突。

從這個原則出發，讓我們一起來看看中國抗疫戰爭中的“方方日記”事件。為什麼要從《方方日記》説起？可以説，在整個中國抗疫戰爭中，無數的事件引發過人們之間的道德觀念衝突，而這些衝突在《方方日記》大火之後得到了集中體現。在正常狀態下，儘管這些道德衝突也會存在，但難以得到如此大規模的關注和如此激烈的爭論。因此，把《方方日記》作為一個剖面，能夠讓我們瞭解當下中國社會中的諸多道德困境，以及由此引發的道德觀念衝突和意識形態衝突。

2020年1月25日，中國農曆的正月初一，身在武漢的作家方方開始以日記的方式，記錄武漢封城後她在這座城市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感。“方方日記”一經發布，迅速流傳網絡，並引起了一場網絡論戰。支持者（以下稱“正方”）認為她仗義執言；非議者（以下稱“反方”）認為她“傳播負能量”，兩方的論戰有理性的表達，更有情緒化的謾罵。可以説，這一事件在羣體心理的作用下，引爆了左右兩派的政治觀念衝突。美國學者海特認為，政治觀念衝突的背後，反映的是道德觀的不同。為了理解雙方的道德觀，我們先後站在兩方的位置，看看他們的政治傾向背後反映出什麼樣的道德觀。

我們先把屁股挪到正方。方方在日記中除了記述了生活點滴之外，在很多地方清晰地表達出了她的自由主義政治傾向。例如，3月24日的最後一篇日記中，她寫道：“非常有意思的是，中美政客們在相互指責對方，懟得來勁時，而中美的醫生們卻聯合了起來，他們在商量怎樣拯救病人，討論用哪些藥物對於降低死亡率確實有效，哪種治療方式更好。也談怎樣防護、怎樣隔離之類的話題。在武漢疫情緊張時，華人掃空貨架上的口罩，捐贈回國，而此刻的美國醫生，卻遭遇到口罩和其他防護物資的缺乏。有華人朋友説，我心裏覺得好對不起他們。而醫生們，亦在討論怎樣解決這個問題。這些醫生，不帶政治偏見，沒有國別意識，彼此請教經驗，相互提供線索。你能感受到的，就是醫者的仁心大愛：這是對人類的愛，對人的愛。我心想，職業不同，果然看事物的角度和做事情的方式，也都完全不同。我喜歡這些醫生的職業精神和心理狀態。”字裏行間，體現出了對於普通人的愛。用中國傳統倫理來界定，是“仁”；用西方倫理學話語來説，是“關愛”（care）倫理。無論是“仁”，還是“關愛”倫理，都是人類在長久的道德實踐中被廣泛接受的倫理標準。方方女士與她的眾多支持者都“躺在地上”，從更貼近每個個體的角度來看待自我、他人、社會，也就更能深切理解每個人類個體（尤其是弱勢羣體中的個體）的喜怒哀樂。其背後是同理心，是感同身受。這種同理心超越了國家與種族，也是西方啓蒙運動之後所倡導的普世價值的一種。拋開“方方日記”的文學意義和現實意義，單純來看同理心，也是具有積極意義的。正是因為同理心，人類才能由愛而助人，由助人而合作。

接下來，讓我們再變換一個視角，站在反方的位置上，看看他們的觀點背後的道德觀。反方人數眾多，觀點不一。有人持“陰謀論”，認為方方是一個西方間諜，其目的在於抹黑中國。這種觀點的證據主要有二：一是，“方方日記”中，記錄了她自己在疫情期間的點點滴滴，同時記錄了很多武漢普通人的抗疫生活細節，但是很多網友認為其中的很多細節來自於網絡或者道聽途説，真實性引人懷疑，而 “方方日記”也確實出現了錯報女護士死亡的情況。二是，“方方日記”登上《洛杉磯時報》，成為西方抹黑中國在抗疫過程中“隱瞞數據”“不夠透明”的所謂“證據”。我個人不太相信和認同這種陰謀論觀點，因為我向來不善於以惡度人，我總相信每個人都是普通人，是光明與黑暗的集合體，差別只在於光明與黑暗的比例不同，或是光明與黑暗所處的道德維度不同罷了。我個人不熟悉方方女士，也沒拜讀過其作品，若不是這次輿論事件，恐怕不會知道其人。但是，我相信，方方女士也不過是一個普通人，既不是聖人，也不是惡魔。我從她的日記的字裏行間，能感受到她的善，但我不敢隨意地去推測她的惡。除了“陰謀論”，還有很多人持“自私論”，認為方方只關心個人，而對國家、民族抱有牴觸甚至仇視的態度。某網友是這樣評論方方的：她（指方方女士）捱罵，是因為她總是着眼於小人物的故事，過於個人主義，而忽視了全國人民和武漢一線領導幹部與醫務人員的做出的犧牲。無論是“陰謀論”還是“自私論”，背後反映的都是同一種道德觀：集體主義。中國向來被看作是集體主義文化特徵最顯著的國家之一，這種集體主義體現在中國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儘管改革開放以來，西方價值觀史無前例地與中華傳統文化之間形成碰撞，但多數中國人骨子裏依然保留着集體主義的道德觀，如忠、孝等。

正如文化之間沒有優劣一樣，東西方的道德觀也本無優劣之分，每種道德觀都有其好與壞。正如美國學者海特在其著作《正義之心》所説，他作為一個自由主義者，第一次在印度感受到了集體倫理，“我能看出一個強調責任、尊重長輩、服務於羣體並否定個人慾望的道德模式的美好之處。我仍能看到它醜惡的一面：我能看到權力有時會導致傲慢與虐待，我還能看到，處於從屬地位的人（特別是女人）經常因其長者（男性或女性）的古怪想法而被禁止做想做的事情。但這是在我的一生中我第一次走出了本土的道德觀念，即自主倫理。我獲得了一個新的立足點，將集體倫理的優點作為出發點來看，自主倫理現在就顯得太過於個人主義和以自我為中心了。”我很佩服海特，作為一個土生土長的美國人，從小受個人主義文化薰陶，習慣於“躺在地上”，卻能夠打開自己的心靈，尊重認可集體主義文化，並理性客觀地分析兩種文化各自的優缺點。

儘管印度與中國國情不同，文化也有差異，但總體上都屬於集體主義文化，深受這種文化影響的人也大都將忠誠、責任、尊重長輩與傳統等集體倫理看的比自由、民主、權利等個人倫理更加重要。但一個深受西方個人主義文化影響的人則往往相信“天賦人權”，任何東西都不能凌駕於個人權利之上，包括集體的利益。這種道德觀念的不同導致了東西方長久以來的偏見與歧視，競爭與衝突，也導致了國內的政治觀念的衝突。不僅是在中國，美國國內同樣存在着自由派與保守派的分歧，而且這種分歧有不斷加劇之勢。冷戰結束以來，一場新的社會思想衝突開始席捲美國，並被形象地稱為“文化戰爭”。在這場“文化戰爭”中，新保守主義者不僅在一系列美國社會的重要議題，如國家、社會、經濟、憲政、對外政策等領域提出具有煽動性的觀點，而且在美國人的價值觀、道德規範和生活方式上向自由派發起全面挑戰，造成美國政治和公共領域出現分裂乃至對峙局面，撕裂了公眾原有的價值共識。儘管美國各領域的學者從不同的角度解釋“文化戰爭”的成因，並提出凝聚雙方的途徑。但目前，美國的觀念衝突並無好轉之勢。究其原因，在於美國的經濟發展進入“平台期”，儘管從綜合國力上依然穩居世界第一，但在很多方面受到了新興經濟體（主要是中國）的挑戰。在這種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美國人的文化自信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打擊，意識形態上的衝突就在所難免。

中國面臨的狀況則顯然不同。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高速發展，國際影響力日益提高，普通中國民眾實實在在感受到了國家快速發展所帶來的個人利益，集體主義道德觀以及由此所生髮出的獨特政治體制迸發出了極強的生命力，進一步強化了民眾對於集體主義道德觀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認同。因此，整個社會上觀念分歧與衝突一直較為隱晦，並未成為主流的觀念衝突。即便如此，觀念的衝突依然具有一定的破壞作用，如何消弱衝突，形成共識，不僅是黨政領導的工作任務，也是眾多社科學者的研究任務。那麼，這種分歧與衝突有可能弱化甚至消除嗎？我個人感覺弱化易而消除難。3月10日的《方方日記》中寫道：“你會憤怒那些極左為什麼要這麼做，而不理解那些人何故有這麼多的仇恨。我與他們中任何一個人都完全不識，從無有過任何交集，他們對我的仇恨，彷彿我上輩子與他們所有人都有殺父之仇似的，完全無法理解。”何止方方不理解反方，反方的很多人也很難理解方方及其支持者。雙方各自站在不同的位置上，具有不同的道德觀基礎，形成不同的政治傾向，對於各種具體社會議題自然形成截然不同的看法。若要消除衝突，就需要雙方形成共同的道德觀，這顯然是不現實的。一個企業，若能激發功能正常的衝突，企業會更加有活力與創造力。沒有衝突，一定是家長作風，是一言堂，人人緘默不言；衝突過甚，則容易出現派系之爭，陷入無窮盡的爭鬥與內耗。國家亦如此，一個社會絕不可能只有一種觀念，一個文明的社會也絕不可能只有一種聲音。因此，重點不在於消除衝突，而是把衝突控制在合適的度上，讓觀念衝突發揮其積極的功能。從這個角度來看，方方日記自有其積極的社會意義。至於如何把這種意識形態觀念衝突控制在功能正常的度上，廣大社會科學領域的學者或許可以從自己的專業角度提出一些建議，為社會的和諧發展盡一份力。

我很認可《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先生對於“方方日記”事件的評論，就用他的一句話作為結尾吧：宏大敍事、愛國主義與個人悲苦、愁悶的述説處在這個社會的不同頻道上，它們不可能相互佔領和覆蓋。我們的社會一定要建立起讓上述不同頻道協調相處的格局與秩序，讓它們共同構成時代總體上的建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