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北豹：1862-2020_風聞

頑強生存的華北豹，是華北山地最後的大型食肉動物，也是華北荒野最後一抹餘暉。

“一般公認華北的豹與華南的豹不同，但明確定義此類差異卻殊為不易。顯然，華北的個體冬毛更長，體色略淡。”

歷經長期的史海鈎沉，幾經增刪，1.6萬字長文中，是“中國豹”與中國近現代史的交相呼應。

歷史仍在徐徐向前，無數次回望，都有一個共同的夢想：

“一百多年來，我們戰勝了內部的動亂，戰勝了外來的侵略，我們大幅度提高森林覆蓋率，建立廣闊的保護地。那麼，或許我們可以恢復華北豹。”

帝國的年代：1862-1911

“日本豹”

1862年，《倫敦動物學會學報》上刊出兩段豆腐塊。

“皮貨商凱里施先生（Mr. Keilish）自日本購得豹皮一張，惠贈大英博物館，以供檢驗。……其頸部斑點呈線狀，背部斑點亦與其它豹不同。我提議將之命名為：Leopardus japonensis.  (Pl. XXXIII.)。”

拉丁學名字面含義是”日本豹”。

括號裏的圖版編號，指向一張彩色圖畫：一隻豹子趴在樹上，捲曲着“末端帶有四個黑環”的尾巴，微微扭頭回望。

文章倒數第二句很簡短：“Hab. Japan.” 棲息地，日本。

然而日本並不產豹，豹皮很可能出自中國華北。

短文作者名為約翰･艾德伍德･格雷（John Edward Gray，1800-1875）。格雷來自博物學世家，父親和叔叔均是著名博物學者。

約翰･艾德伍德･格雷（John Edward Gray）/Wiki media

1840年，格雷執掌大英博物館的動物學部，直至1875年辭世。三十五年間，格雷端坐倫敦一隅，發表新種無數，見證十九世紀博物學與大英帝國的輝煌。

1867年，格雷在《倫敦動物學會學報》上又描述一個亞種：Leopardus chinensis，意為”中國豹”。

依據是洛克哈特醫生（Dr. Lockhart）送回英國的頭骨。

頭骨採集地非常明確：北京西部山地林區。

亨利·米爾恩-愛德華（Henri Milne-Edwards) /圖源網絡

同年稍晚，亨利·米爾恩-愛德華（Henri Milne-Edwards，1800-1885）在法國的科學雜誌上命名新物種：Felis fontanierii。字面意思是“豐大業豹”。

豐大業（M. Fontanier），法國人，時任法國駐天津領事，他在北京周邊收集到一張帶頭骨的豹皮，寄回巴黎自然歷史博物館。

動物學者米爾恩-愛德華當時供職該博物館。他碰巧與格雷同齡，乃是法國動物學巨擘居維葉（Georges Cuvier，1769-1832）的接班人。

自1840年英國炮艦逼近虎門，1860年英法火燒圓明園後，大清帝國國門洞開。西方傳教士、探險家、博物學者湧入中國的港口以及內陸。

到1867年，中國豺狼虎豹之末，在西方世界的物種命名體系裏，有了三個名字：Leopardus japonensis，Leopardus chinensis，Felis fontanierii。

三年後（1870年），豐大業持槍逞兇，被天津民眾當場擊斃，是為“天津教案”。

同年，英國外交官和博物學者郇和（Robert Swinhoe，1836-1877）在《倫敦動物學會學報》上，彙總了中國的獸類物種。郇和又譯“斯文豪”，他曾在華南和台灣大範圍旅行，命名過許多鳥獸。

Robert Swinhoe（郇和、斯文豪），偉大的博物學家 /圖源網絡

斯文豪沒有理會豐大業豹，將格雷命名的兩種合併為Leopardus japonensis，是 “華北和滿洲的代表形式”。

到2017年，還會有學者基於新證據，將這兩個區域的豹視為同一個亞種。

陝甘之亂

在格雷命名“日本豹”的同年，新帝同治登基。

其時大清帝國內憂外患。清廷一面籌建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與列強周旋；一面在長江流域調兵遣將，鎮壓太平天國。

在華北的兩個角落，發生了兩件事，對豹的生存產生了深遠影響：

同治元年（1862年），西北迴民起義爆發；同治二年（1863年），塞罕壩開圍放墾。

1842年《南京條約》簽署後，不出十年，太平軍金田起義，同年捻軍（活躍在長江以北皖、蘇、魯、豫四省部分地區的反清農民武裝勢力）起義。此後十餘年間，太平軍席捲東南，捻軍縱橫江北，以致大清帝國的“西北”防務鬆弛。

1862年6月，陝西回民武裝圍攻西安府。同年，馬佔鰲、馬化龍等人各自在甘肅、寧夏多地起兵。1866年，西捻軍進入陝西，與回民起義遙相呼應。

1866年9月，清政府諭令左宗棠（1812-1885）前赴陝甘。這是陝甘之亂的轉折點。

左宗棠制定戰略：“進兵陝西，必先清關外之賊；進兵甘肅，必先清陝西之賊；駐兵蘭州，必先清各路之賊”。

直到1873年，陝甘之亂才終告平息。

左宗棠 /圖源網絡

十一年間，戰火燒遍今日之陝西北部、甘肅東部及寧夏。

陝北子午嶺周邊的慶陽、榆林、延安，甘寧六盤山周邊的平涼、固原，乃至蘭州、西寧，皆兵連禍結。保守估計，陝甘損失人口兩千萬。

征戰西北，左宗棠見“土地荒廢”，處處“黃沙白骨”，所到之處，便號召湘軍沿途植樹。“自涇州至玉門，連綿數千裏，綠如帷幄”。楊昌浚詩云：“大將籌邊尚未還，湖湘子弟滿天山。新載楊柳三千里，引得春風渡玉關。”

與左宗棠類似的愁思和號召，將在一百年後激發起一道綠色長城：三北防護林。

李希霍芬

陝甘動亂末期，德國地理學者李希霍芬（Ferdinand Richthofen，1933-1905）踏上華北考察之旅。

從1871年9月至1872年5月，李希霍芬從北京向西，穿過西山、齋堂，經雞鳴山、宣化到張家口，轉至大同、五台山，到太原後沿汾河南下至潼關，入陝西經西安到寶雞。他本想向西到蘭州，然而局勢不允許，於是向南進入四川，經廣元、綿陽抵達成都。

李希霍芬山西考察路線示意圖

這是李希霍芬第7次在中國長距離旅行。後世稱他為絲綢之路的首倡者。甚至有學者認為，李希霍芬是第一個命名“黃土（loses）”並提出黃土風成説的科學家。

李希霍芬一路所見，皆是濯濯童山（體貼備註：濯讀啄，該成語指光禿禿無樹木的山）。生火取暖是重要原因。

清代中國交通非常原始，運輸奇貴無比。“在山西，煤在礦區賣50芬尼，6英里外漲到25馬克，12英里外就已經賣到42馬克了”。礦區外居民買不起煤，要做飯和取暖，只能上山砍柴，於是森林破壞殆盡。

水土流失隨之而來。河水攜帶的石塊和泥沙，使原本肥沃的土地變得沙化。如果不是因為有黃土，山西大部早就成了沙漠，間或有可耕種的山谷而已。

山西的黃土山

與自然資源被消耗殆盡相對應的，是人口過剩。

世界上再無其他地方像中國的某些城市或村莊那樣，滿眼都是孩子。

“有時候從一間小小的房子裏會湧出一堆孩子，他們都跑出來圍觀我們。” 

而李希霍芬在沿途各個大城鎮，都見到西方傳教士的身影。

貝德福德公爵探險

在19世紀後四十年，大清帝國試圖以洋務運動自強。甲午戰敗，洋務運動的成果風吹雨打去。

1899年，義和團興起。在山西巡撫的慫恿下，義和團屠殺了太原的傳教士。英國傳教士索爾比一家碰巧回英國度假，倖免於難。

數年後，躲過一劫的索爾比之子蘇柯仁（Arthur de Carle Sowerby，1885-1954）將在華北大範圍旅行，採集野生動物，記錄陝甘之亂的環境影響。

1900年夏天，義和團湧入北京。在進攻京城的八國聯軍中，有一位二十出頭的美國富二代羅伯特·斯德林·克拉克（Robert Sterling Clark，1877-1956）。

英國傳教士之子蘇柯仁，美國富二代克拉克。在20世紀的頭十年，大清帝國的末期，他倆將陸續穿越陝甘。

在義和團的浪潮中，北京最後的麋鹿滅絕。幸好此前有一些流出海外，收入貝德福德公爵十一（11th Duke of Bedford，1858-1940）的莊園中。

Herbrand Arthur Russell，第11任貝德福德公爵（ Duke of Bedford）

離羣索居、性格孤僻的公爵酷愛動物，尤其是鹿科動物。他還長期擔任倫敦動物學會（Zoology Society of London）的主席。該學會成立於1826年，其學報成為博物學的重鎮。

Zoology Society of London的信件收藏 /圖源網絡

1904年，公爵出資贊助倫敦動物學會，到亞洲為大英博物館採集動物標本。這項探險包括多次旅行，後世稱之為貝德福德公爵動物探險（Duke of Bedford’s Zoological Expedition）。

領導探險的，是美國動物學者馬爾科姆·普萊費爾·安德森（Malcolm Playfair Anderson，1879-1919）。

1906年，貝德福德伯爵探險隊前往山西、陝西。蘇柯仁時年21歲，通曉漢語，並具備標本採集經驗，受邀加入探險隊。

蘇柯仁與野豬 /圖源網絡

1909年，安德森在山西東南部的陝州（Shong Chou，今屬河南三門峽）獲得兩張豹皮。不過此時蘇柯仁已經離開貝德福德探險隊，加入克拉克探險隊。

克拉克探險

1908年，時年31歲的克拉克個人出資組建探險隊，“探索中國西北省份掩蓋在表面之下，較以往行記所記更為豐富的多學科內容”。

克拉克考察隊員在榆林府（今榆林市）合影，從左至右為：索爾比、克拉克、科布、格蘭特、道格拉斯。/圖源網絡

23歲的蘇柯仁剛從陝北迴來，馬上應邀加入克拉克的探險隊，擔任博物學者兼翻譯。

1908年5月，克拉克探險隊在太原會合。

當年7月，探險隊從太原出發，向西北越黃河，到達榆林府；然後往南經綏德到延安府；再往南到鄜州後，探險隊分為兩組，一組經慶陽府、固原州，抵蘭州府；另一組從鄜州南下，過渭河，抵西安，再向西前往蘭州與另一組會合。

在蘭州以南的山區，探險隊與當地人發生衝突，測量員被殺，於是結束行程，原路返回，於1909年9月回到太原。

克拉克探險考察路線示意圖

在慶陽府以東，探險隊看到“長期荒廢的黃土山丘重新長滿了茂盛植被, 就如同熱帶地區一般，而在河谷中才會看到農作物”。

“由於長期無人攪擾，每一種野生動物都極為豐富。河谷和溪流沿途都會看到宜於狩獵的鳥類，包括野雞、鵪鶉、鷸和多種野鴨；山上鹿只出沒，野豬蹤跡到處可見，有時亦可見到狼和豹子。”

環頸雉 ©武閲

陝甘動亂期間人口劇減，墾荒減少乃至停滯。陝北、隴東的林草得以恢復。

1876-1879 年，晉、陝發生特大旱災，史稱“丁戊奇荒”。村鎮成墟，餓殍無數，黃土高原地區人口急劇減少，大量鄉野就再未耕作。

“山地、丘陵和河谷的很多地方都有灌木覆蓋，甚至林木茂盛，為各種野生動物隱匿其間提供了極佳遮蔽。當前華北很多物種能夠留存下來，也許應歸功於這些週期性饑饉。正是饑饉抑制了曾經不斷增長的人口。”

明清兩代是前所未有的開發高潮時期。在美洲高產作物的推動下，人口快速膨脹，大量無地少地的農民向山區進軍。

這段時期也是中國空前絕後的虎患時代，特別是在康熙和乾隆年間。

到同治和光緒兩朝，華北地區的老虎在各種地方誌書中幾乎銷聲匿跡——然而並沒有徹底滅絕。

華北豹頑強地存活下來。

在山西，光緒朝地方誌書中有關豹的記載，甚至有增加之勢。反覆的戰亂和饑饉，可能在某種程度上幫助了豹。

1908年11月，當克拉克考察隊在榆林府停駐時，光緒皇帝與慈禧太后先後駕崩。三年後，辛亥革命爆發，大清帝國壽終正寢。

進入民國時代，華北地區陷入閥割據，直到一支紅色軍隊進入陝北。

革命的年代：1912-1949

“豹屬”與“華北豹”

自斯文豪1870年的總結後，分類學者將格雷和米爾恩-愛德華命名的亞種推來挪去，冠以不同標籤，了無新意。

幾十年間，西方博物學者遍訪全球，描述並命名了許多種豹。

1930年，英國動物學者雷金納德·英尼斯·波科克（Reginald Innes Pocock，1863-1947）在《孟買自然歷史學會學報》上發表文章：《亞洲的豹和雪豹》。

金納德·英尼斯·波科克 Reginald Innes Pocock /圖源網絡

波科克將虎、豹、獅、美洲豹跟貓科其它物種分開，單獨組成豹屬，Panthera。這個屬名沿用至今。

另外，波科克根據形態學測量數據，識別出全球27個豹亞種。

其中，涉及中國華北地區的有兩個亞種：Panthera pardus japonensis和Panthera pardus bedfordi。

在斯文豪的基礎上，波科克合併了格雷和米爾恩-愛德華的三個學名，統一稱為Panthera pardus japonensis。

但Panthera pardus bedfordi怎麼回事？

原來，根據安德森1909年在陝州獲得的豹皮，以及北京和河北購買的另外兩張，波科克命名了新亞種：Panthera pardus bedfordi。

顯然，這有待商榷。

1930年，美國探險家安得思（Roy Chapman Andrews，1884-1960）結束十餘年的亞洲探險，着手撰寫探索發現。

從1917年開始，安得思陸續在中國西南、華北和蒙古大範圍旅行。他的探險得到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的支持，以在蒙古發現恐龍蛋聞名後世。

為總結探險隊的動物學發現，安得思請美國動物學家格洛弗·莫里爾·艾倫（Glover Morrill Allen，1879-1942）出馬。

1938年，艾倫完成《中國和蒙古的獸類（Mammals of China and Mongolia）》。

《中國和蒙古的獸類（Mammals of China and Mongolia）》

艾倫將華北地區的豹統稱為Felis pardus fontanierii Milne-Edwards。顯然，艾倫沒有接受波科克的豹屬。

艾倫還給出了英文名稱 North China Leopard，華北豹。

“一般公認華北的豹與華南的豹不同，但明確定義此類差異卻殊為不易。顯然，華北的個體冬毛更長，體色略淡。”艾倫寫道。

艾倫甚至彙總了這種豹在華北的分佈情況。

“1923年，蘇柯仁認為滿洲西南的豹，跟華北的外觀相似。“——斯文豪之後，再次有人提到兩地的豹相似。

“在豐大業（收集標本）的時期（1860年代），北京西部山區顯然也有豹。華北其它大部分地區似乎都有豹，但數量不多。……它們明顯避開沙漠和黃土地帶，因此陝西大部和山西北部沒有記錄，不過太原府周邊有豹。”

當然，這不過是零星的記錄彙總。

對該物種分佈和數量情況的調查，多年後才會出現。

1930-40年代，中國正為獨立和解放而奮鬥。

西行漫記

1935年10月，紅軍翻越六盤山，抵達陝甘蘇區的吳起鎮。一年後，紅軍三大主力會師，長征勝利結束，中國革命中心轉移至到陝北。

1936年6月，31歲的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Edgar Snow，1905-1972）從西安向北，秘密進入陝北。

紅軍長征路線

斯諾在紅軍中呆了將近四個月。1936年10月中，他動身離開陝甘蘇區。他從保安縣（今志丹縣）騎馬向南，“五天後，我們到了南部邊界，我在那裏等了三天，住在一個小村子裏，吃黑豆和野豬肉”。

“這個地方風景很美，樹木成林，野味很多，我在這幾天裏就同一些農民和紅軍戰士打野豬和鹿。“

斯諾在《紅星照耀中國》中寫道。

埃德加•斯諾（Edgar Snow）/圖源網絡

《西行漫記》，原名《紅星照耀中國》/圖源網絡

“樹叢中間盡是大野雞，有一天，我們看到兩隻老虎在秋天一片紫金色的山谷中竄過一片空地，可惜是在射程以外。前線一片寧靜，紅軍在這裏只駐了一營兵力。”

斯諾看到老虎的地方，應該是在子午嶺的東麓。他沒有提過豹子。

斯諾離開陝北不到兩個月，西安事變爆發。國共兩黨“停止內戰，聯共抗日”。

1937年9月，根據國共合作的協議，陝甘蘇區改名為陝甘寧邊區，併成立邊區政府。

邊區東靠黃河，北起長城，西接六盤山脈，南臨涇水，南北長近500公里，東西寬約400公里，面積近13萬平方公里。

轄有延安、綏德、三邊、關中和隴東5個分區23縣，約150-200萬人。相當於今日的陝西北部、甘肅東部和寧夏的部分區域。

邊區森林考察

邊區政府建立不久，農林生物學者樂天宇（1901-1984）來到陝北，任職邊區政府建設廳。他是湖南寧遠人，毛澤東的中學同學，1925年畢業於北京農業大學。

1940年，樂天宇向財政經濟部長李富春提議考察邊區森林。當年6月，樂天宇率考察團從延安出發，順橋山山脈和橫山山脈前進，途經甘泉、志丹等15縣，於7月30日返回延安。

樂天宇很快完成《陝甘寧邊區森林考察報告》。除了總結邊區1萬平方公里森林（森林覆蓋率不足10%）的現狀，他還回顧了70年來（1870-1940）的五輪森林變化。

《陝甘寧邊區森林考察報告》2011年整理版

每一輪變化，大體分三個時期：

“第一段時期，天然森林極優美，氣候調和，人口繁多，墾地擴大——開始（高）強度的濫伐森林。第二段時期，因事業的需要，森林大破壞（兵災是例外），氣候惡劣尖鋭化，旱澇為災，瘟疫流行。第三段時期，逃亡後的荒棄→自然力的恢復，人民又入山，有富餘的生活→森林又開始破壞。”

第一輪是1870年-1875年。

“在今天的70年前，左宗棠打不過回子，大放其火，連燒幾年，將比現在廣大些的森林大部燒盡。”

“在山林中，腐殖土甚為肥厚，一遇大火延燒不斷，當時焦土暴露容易沖刷。同時氣候有大大的劇變，雷雨一來，當然是大的水災，同時旱災也就跟着來了。“

“在這種兵刃、大水、旱瘟之中，人民逃亡一空（同治末年、光緒初年）。”

第二輪是1875年至1902年。

“山中寂靜無人，除了樹木草根的生長恢復外，並沒人力破壞土壤，因此大水漸漸減少，森林漸漸恢復，其中經過10年後，氣候又改善，此時樹木生態甚好，又開始有人入山居住，同時也就是第二期森林破壞的開始。”

“又經過數年，人口大增，在光緒二十二年左右，又有建築廟宇等事，大伐森林，同時清朝因為義和團等起來反抗外交政策，加上庚子之役，已是大不景氣，此時山中秩序也有些混亂，放火之事也有些發生，如是第二期森林又近全毀。“

“到了光緒二十七年，澇旱又大起，接着又是瘟疫，人民又逃亡一空。”

第三輪是1902年至1919年。

“在光緒二十七年以後……又經過10年，森林又相當的復元，又開始有人入山（宣統三年左右）。到民國四五年人口又大增，又有復廟宇等事，又開始破壞森林。”

“最大的破壞原因是河東先幾年旱災，如是山中人口大增（逃荒來的漸多），燒山開地到處都是，東部的摧殘特甚，第三期森林又大受摧殘。”

“到民國七八年又是大旱，接連又是大水、瘟疫，人民又逃亡一空，又開始恢復第四期森林。”

第四輪是1919年至1935年。

“五六年氣候又略改善，如是人民又入山，多集居於汾川及梁山脈中，又開始破壞第四期森林。“

“梁山脈中因開荒燒燬之面積甚大，又引起氣候上的惡化。在民國17年（1929年），又發生旱災，接連又是凍災，凍死樹木不少……接連來了些水災，不過因為上游第四期樹木尚未毀壞，因此水災並不厲害。”

“在這7 年之中（民國17 至23 年），人民繼續逃亡，減少人口30 餘萬（單就陝北而言），山中渺無人煙，森林又有機會開始恢復為第五期的產物。”

1936年紅軍進入陝北時，當地森林正在第五輪恢復的過程中。

“森林漸次恢復，人口又漸次增加，特別是在邊區政治之下，一些空閒的古窯洞中又重新燒起快樂的火來了。可是，與人口增加率成正比例的森林破壞率也就同時增加了……”

樂天宇印證了克拉克探險的記錄。森林與人類有着複雜的互動。

邊區當時野生動物的情況如何呢？樂天宇沒有記錄，不過他的一項建議，導致部隊與虎豹的接觸。

在報告中，樂天宇建議：屯墾南泥灣。

屯墾南泥灣

1941年3月，八路軍奉命屯田開荒，三五九旅開進南泥灣，三八五旅進入子午嶺西麓。

開墾南泥灣 /圖源網絡

“我們三八五旅去的地方叫大鳳川、小鳳川、東華池，在慶陽東北的子午嶺大山裏，那裏有大片荒蕪的土地。“多年後，耿飆（1909-2000）在回憶錄中寫道。

“最棘手的是深山叢林裏，野獸特別多，尤其是猛獸。它們不但糟蹋莊稼，還咬傷人畜，成了我們開荒種地的大敵。……我便組織了打獵活動，把戰士們每三人分成一組，背上用紅紙做個標記，以免誤傷，到樹林中去打活靶。”

“一個月下來，我們打到四隻老虎，七八隻豹子，上百條狼、狐狸，上千只野兔。“

耿飆的回憶證實，斯諾看到老虎並非虛言。

在陝北子午嶺大山裏，當時生活着不少虎豹。豹子顯然比老虎更為隱秘。

“比較難打的是豹子。這種動物動作敏捷，一有動靜就往樹上爬，甚至會跳上樹去，所以不易打準。”

在山西和順，貓盟記錄到華北豹把獵物掛樹上的場景

在南泥灣，“1941年春天，八路軍留守兵團騎兵旅教導隊……專門組織了一個打獵隊，結果還真打了不少野豬、狼，還有幾隻金錢豹。”

教導隊還想把豹子皮送給朱德（1886-1976）。朱德總司令並沒有收下。當時八路軍正在華北苦戰。

敵後根據地

南泥灣墾荒，原因是抗日戰爭全面爆發，邊區必須生產自足。

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紅軍整編為八路軍，東渡黃河抗戰。當年11月，日本侵略者發起太原會戰，國民黨軍全線敗退至黃河以南。

八路軍轉入建立華北敵後根據地。在山西的太行、太嶽、呂梁等山脈中，八路軍各部建立起多片根據地，佈置佈置游擊戰。

八路軍華北抗日根據地

1940年8月-12月，八路軍對華北日軍發起百團大戰。在彭德懷和左權的指揮下，八路軍在山西、河北的廣闊區域中，破壞交通線，對侵略者發起攻擊。

在百團大戰的地圖中，有一個小小的地名，遭受五路日軍的攻擊：馬坊。

多年之後，馬坊鄉成為山西重要的華北豹分佈區，也是貓盟在山西的工作基地。

百團大戰五年後，日軍投降。此時，八路軍的根據地已經遍佈華北。

翻看八路軍的戰史，並沒有找到有關野生動物的記載。彼時的中國山河破碎，一代中華兒女浴血奮戰。人且如此，何況禽獸？

回望歷史，我們發現，八路軍戰鬥過的地方，大多是華北豹的殘存分佈區。

山地，既是人的根據地，也是野生動物的避難所。

玫瑰色的馬坊 ©武閲

邊區森林管理

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期間，陝甘寧邊區政府在墾荒的同時，出台了森林保護和植樹造林的政策。

1938 年3月，邊區建設廳發出《關於發動黨政軍民植樹造林的通知》，號召“有組織有計劃地、廣泛地開展大規模的植樹運動”。

1938 年8 月，建設廳頒發《為保護森林嚴禁濫伐事》通令，規定：“凡公有森林……對其轄區森林有計劃地進行輪封輪伐，私人的森林不得本人同意亦不得隨意砍伐。”

1940年，樂天宇在考察報告中寫道，邊區的經濟建設，必須改善氣候、保安農地、涵養水源、增進農作、增殖牧草，而這“幾個工作，不是從土木工程或是機械工程上可奏效的……唯一的辦法是森林的保蓄”。

因此，邊區的森林政策具有雙重目的。“首先是以森林的作用爭取氣候的好轉……其次是開發可能的目前需要的原料同財富”。

在報告中，樂天宇提出森林政策實施方案綱要，以及包括林務機關設計在內的林務計劃。實際上，1941—1946年，他在延安自然科學院任生物系主任，兼陝甘寧邊區林務局局長。

1941年1月，邊區政府頒佈重新修訂的《陝甘寧邊區森林保護條例》和《陝甘寧邊區植樹造林條例》以及《陝甘寧邊區砍伐樹木暫行規則》。

1944 年7 月，《解放日報》發表社論《軍民一起動員造林護林》，總結邊區自1938 年以來的造林護林舉措，強調造林護林、羣眾路線和技術指導的重要性。

1949 年11 月，邊區政府和西北軍區司令部聯合發佈《陝甘寧邊區政府、西北軍區司令部關於保護森林佈告》: “查森林對調和氣候、保護水土作用至大，西北地處高原，水、旱、風、沙災害甚烈，極需植樹造林以防範，對原有森林，更應加以保護。”

解放後，樂天宇出任母校北京農業大學校務委員會主任。

新政權在邊區形成的林業經驗和舉措，即將在全國範圍內展開。

建設的年代：1950-2020

“綠化祖國”

1950年代，毛主席發出”綠化祖國“的號召。

但建國頭十年，平叛剿匪、土地改革、大躍進，尚未顧得上造林。相反，為解決糧食問題，掀起過多次毀林開荒的熱潮。

很有可能，許多地方殘存的虎豹，在這一期間被捕殺殆盡。

從1960開始，政府在華北挑選部分區域，開始造林。

少數地方是從退化嚴重的沙地開始造林，比如塞罕壩。

多數是在殘存的林地中造林，比如六盤山——殘存的豹種羣，可能因此受到保護。

六盤山的人造松林 ©巧巧

塞罕壩位於河北承德，六盤山位於寧夏固原。二者分據華北兩端。

塞罕壩一度“山川秀美，林壑幽深”，清朝此設立木蘭圍場，康熙曾多次捕獵虎豹。到道光十一年（1831年）《承德府志》尚記錄有豹。

同治二年（1863年），塞罕壩開圍放墾。後來又遭日本侵略者掠奪採伐和連年山火。到解放初期，原始森林已蕩然無存，“飛鳥無棲樹，黃沙遮天日”。

六盤山的原生針葉林，在明代中葉受到嚴重破壞，但在高山地帶還有所保存，“萬樹蒼松，蔚然深秀”。清代人口壓力顯著，“借地養民”、“移民實邊”，大規模開荒。

建國前，六盤山林區森林面積不足52.4萬畝，基本是疏林、採伐跡地和灌叢。據固原的州志、縣誌，至少到1940年，固原還是有豹的。

塞罕壩造林始於1962年。國家林業部決定在河北北部建立大型機械林場，實地踏察後選中塞罕壩。

建立之初，塞罕壩林場的任務是：建成大片用材林基地；改變當地自然面貌，保持水土，為改變京津地帶風沙危害創造條件。

1958年，六盤山林區劃歸寧夏固原行政公署，成立關山森林管理所，陸續管轄14個林場。1966年，六盤山林業局劃歸林建三師，開展大規模的植樹造林活動。1975年至1980年，六盤山再次開展大規模的植樹造林和次生林改造。

生態工程

1980年前後，華北地區逐步啓動大規模的生態工程。

1978年，啓動三北（東北、華北、西北）防護林。黃土高原區綠化，是三北防護林工程的重要部分。1986年，啓動太行山綠化工程。1998年，天然林停伐。2002年，啓動京津風沙源治理工程。

在塞罕壩和六盤山，造林也得到新政策的支持。

1993年，塞罕壩在機械林場的基礎上，建立塞罕壩國家森林公園。2002年，建立塞罕壩省級自然保護區。2007年，晉升為國家級自然保護區。

塞罕壩國家森林公園 / 圖源網絡

幾十年間，塞罕壩兩代知青營造了112萬畝（747平方公里）人工林。

1980年，六盤山晉升為黃土高原水源涵養林區。1982年，建立六盤山省級自然保護區。1988年，晉升為國家級自然保護區。2000年，成立六盤山國家級森林公園。同年，國家天然林資源保護工程啓動實施，六盤山全面禁伐封育。

如今，六盤山林區森林面積達135萬畝（900平方公里）。

目前，華北地區一半左右屬於國家重點生態功能區。主要涵蓋6個生態功能區，分別是：

遼河源水源涵養重要區，京津冀北部水源涵養重要區，太行山區水源涵養與土壤保持重要區，黃土高原土壤保持重要區，鄂爾多斯高原防風固沙重要區。

生態功能區內重疊保護地核密度分佈。

地圖來自馬童慧（2019）。生態功能區：3-遼河源水源涵養重要區；4-京津冀北部水源涵養重要區；5-太行山區水源涵養與土壤保持重要區；46-黃土高原土壤保持重要區；55-鄂爾多斯高原防風固沙重要區。

2007年，中科院地理所研究員何凡能發表《近300年來中國森林的變遷》。

論文發現，從1700（康熙三十八年）年到1998年，中國現境內森林覆蓋率減少9.2%，變化曲線呈先抑後仰。

以1960年為界，此前260年間加速遞減，森林覆蓋率下降17%；1960年以後逐步增長，後40 年間森林覆蓋率提高了8%。

如果把華北地區涉及的省區單獨挑出來，前260年覆蓋率下降約13%，後40年提高約8%。

而從1998年到2018年，20年間華北地區的森林覆蓋率又提高了10%，而且均超過了1700年的水平。

1700-2018華北森林覆蓋率。

森林覆蓋率來源：（1）1700-1949年的數據來自：何凡能, 葛全勝, 戴君虎, 林珊珊. (2007). 近300年來中國森林的變遷. 地理學報, 62(1), 30-40. （2）1998年和2018年的數據來自：國家森林資源清查http://www.forestry.gov.cn/gjslzyqc.html

換言之，當前是華北地區近320年來植被覆蓋率最高的年代。

然而，急於求成的造林方式也帶來一些隱患。

經過幾十年的努力，塞罕壩和六盤山都營造了大面積的落葉松林。六盤山還擁有一些原始林，而塞罕壩幾乎是落葉松純林。

塞罕壩國家森林公園 /圖源網絡

在生物多樣性方面，六盤山生活有頂級食肉動物華北豹，而塞罕壩的動物多樣性堪憂。

“天然林化”的人工林，可以成為豹的優質棲息地。

在太行山中部的山西晉中和順縣，華北豹及其伴生物種就生活在這樣的人工油松林。造林幾十年後，油松林中生長出蒙古櫟、山楊、白樺等物種。

自然保護區

同樣從1980年開始，華北地區逐步建立多個自然保護區。

粗略統計，華北地區約有200個森林生態和野生動物保護類的自然保護區，超過一半保護區建立於1998-2004年間。保護區總面積超過4.2萬平方公里，大約佔華北地區的二十分之一。

華北地區自然保護區建立的時間 /貓盟根據公開數據製作

除了自然保護區，華北地區還建立有多個自然公園。將近100個國家森林公園，30個國家級風景名勝區，還有非國家級的森林公園和風景名勝區，以及各種地質公園、水利風景區、濕地公園、水源保護區、沙漠公園等。

在全國範圍內橫向比較，燕山-太行山以及津冀豫三省交界處，已經建立了相當多的自然保護區和自然公園。但各類保護地之間的空間重疊情況也較為嚴重。

相比帝國和革命的年代，我們目前擁有了更多的森林，建立了更多的保護區。與此同時，我們也有了更多的人口，更多的道路，更為富足穩定的社會。

那麼，華北豹也更多了嗎？建國70年來，華北豹的分佈和數量是如何變化的？

針對遠東豹的分析，或許可以給我們啓示。

遠東豹的變遷

2016年，北京林業大學教授欒曉峯發表了一項研究，《Reconstructing the historical distribution of the Amur Leopard in Northeast China based on historical records（基於歷史記錄重構中國東北遠東豹的歷史分佈）》。

研究區域是黑龍江、吉林以及內蒙古東北部，總面積93.8萬平方公里——與華北地區相當——森林面積40.2萬平方公里。考察時段是1950-2014年。

遠東豹歷史分佈研究範圍。地圖來自Yang, et al., 2016

研究人員從新地方誌、動物標本、保護區科考報告、研究論文以及新聞報道中獲取遠東豹的信息。

工作量非常驚人。研究人員一共檢查了2235份地方誌，從84份中獲得294條遠東豹的記錄；從另外4個來源，又獲得169條記錄。排除彼此距離太近的記錄，最終獲得341條有效記錄。

當他們把記錄分年代放到1：100萬的地圖上，結果發現：

1970年之前，遠東豹記錄的空間分佈沒有明顯變化；進入70年代，分佈狀況持續惡化；到80年代，遠東豹的分佈侷限於完達山和長白山的核心區域；90年代，分佈範圍進一步縮小；此後，遠東豹僅分佈於琿春和汪清保護區。

遠東豹1950-2014年的分佈變遷. Yang, et al., 2016

這樣的歷史重構，會在多大程度上接近歷史真實？

1980年之前的記錄大多是捕獵。而東北從1980年開始禁止捕獵遠東豹，這也可能是導致八九十年代記錄減少的原因。

雖然存在這樣的疑問，近十年大規模的紅外相機調查，也確認遠東豹分佈區的劇烈萎縮，從平原退向山地，退縮至中俄邊境。

華北豹也會是這樣的格局嗎？

可能是，也可能不是。

前文提到，建國頭十年可能是虎豹消失的關鍵時期。不過影響最大的土地改革，東北地區在建國前的解放戰爭時期就完成了。

2001年，河南林業勘察設計院的王春平發表《河南省金錢豹野外資源現狀及保護研究》。河南省北部的太行山，也在華北地區範圍內。

論文寫道，“20世紀60年代以前，金錢豹曾廣泛分佈於省內各大山系及丘陵地帶，數量較多；60-70年代，其分佈區逐步退至淺山區，數量鋭減；80年代初，其分佈區已完全退縮至深山區，資源總量仍呈縮減趨勢。”

王春平繼續寫道，“這種下降趨勢在有關單位的收購統計數據中有所體現。據統計，50-80年代初河南省有關部門共收購豹皮3250餘張。其中1951-1969年、1970-1974年、1975-1979年、1980年-1982年，年均收購皮張分別為121張、94張、65張、53張，資源數量在急劇減少。”

“1983年至本次調查前，由於法律規定禁止買賣金錢豹及其產品，皮毛交易轉入地下，缺乏收購統計資料，同時又未進行野外調查，較詳細的分階段變化趨勢無法瞭解。”

這可能是1950-2000年間華北豹的縮影：華北豹已經岌岌可危，而我們所知不多。

不過對於華北豹的亞種問題，自艾倫1938年的總結後，在二十世紀最後十幾年，有了新的認識。

“系統發育分析”

1987年，科學出版社推出《中國動物志獸綱（第八卷）：食肉目》，主編是中國動物學者高耀亭先生。

動物志是新中國動物學者多年調查的成果，“反映我國動物分類區系研究工作成果的系列專著”之一。

這一卷將中國的金錢豹劃分為3個亞種：東北豹，也稱遠東豹，分佈於黑龍江、吉林和內蒙古；華南豹，廣泛分佈於西南、華中和華南；華北豹，分佈於河北、山西和陝北，“現已瀕臨滅絕”。

至於華北豹的學名，《中國動物志》採用的是：Panthera pardus fontanierii。豐大業豹。

進入1990年代，遺傳技術即將突飛猛進，衝入金錢豹亞種分析領域。

1991年，美國保護遺傳學家斯蒂芬･奧布萊恩（Stephen J. O’Brien）主張：亞種應“共享獨特的地理區域，一套一致的系統發育表徵，以及不同於其它亞種的獨特自然史。”“亞種雖然沒有生殖隔離，但不同亞種通常是異域的，並且表現出可識別的系統發育區別”。

1996年，奧布萊恩的斯里蘭卡學生米斯塔帕拉（S. Miththapala）使用分子數據，重新定義種間識別，將全球27個豹亞種壓縮到8個。

2001年，奧布萊恩的俄羅斯學生奧爾佳･烏菲爾基娜（Olga Uphyrkina）增加新的數據，確認全球有9個豹亞種。

豹的九個亞種 /圖源網絡

烏菲爾基娜的論文後來被廣為引用。她給華北豹的學名是：Panthera pardus japonensis。一百多年前格雷的誤解，依然保留。

除了華北豹，烏菲爾基娜認為中國還有3個亞種，分別是東北豹、印支豹、印度豹。

其中華北豹和東北豹的親緣關係最近。

與1987年的《中國動物志》比對，東北豹兩相一致，沒有分歧。動物志中的“華南豹”，基本上一分為三：藏東南的豹劃為印度豹；雲南邊境的劃為印支豹；中國西南、華中、華南的劃為華北豹。

如今，華中、華南的金錢豹已經蹤跡難尋，暫且不論。中國西南的金錢豹，到底屬於哪個亞種呢？華北豹還是印支豹或印度豹？

烏菲爾基娜也承認缺乏中國西南的樣品，無法回答這個問題。近十多年來也沒有新的證據。

另一種觀點是：對於金錢豹這種分佈廣泛的物種，沒有必要區分亞種。

在1999年張榮祖先生出版的《中國哺乳動物分佈》，2015年蔣志剛先生牽頭的《中國哺乳動物多樣性及地理分佈》，以及2019年劉少英先生主編的《中國獸類圖鑑》，均未區分亞種。

不管學者如何分類，華北地區的豹，亟需調查和保護。

華北豹保護：2000-2020

王春平與王卜平

2000年前後，關於華北地區的豹，你可能會注意到兩個人：河南林業勘察設計院的工程師王春平；山西省晉中市的警察王卜平。

王春平2001年的論文，是第一次全國重點陸生野生動物調查（簡稱一調）的成果。1995年，國家林業局啓動一調，希望摸清全國重點陸生野生動物的情況。調查包括多個物種，並非金錢豹的專項調查。

王春平等人主要採用訪談的方法，調查了河南的太行山、伏牛山、桐柏山和大別山等地的金錢豹。他估計河南省的太行山有12-24只華北豹。

一調結束後，2003-2004年，國家林業局劃撥經費，支持全國金錢豹的調查。國家林業局調查規劃設計院的郜二虎牽頭，胡德夫、劉偉石、蘇化龍等專家分頭開展調查。

2003年7月，郜二虎在六盤山通過訪談，“獲得金錢豹信息33條，經甄別篩選……獲得可靠信息25條”。據此，推測六盤山有金錢豹20-30只，有效棲息地面積346平方公里。

2003年12月至2004年3月，劉偉石帶隊調查甘肅的平涼、天水和隴南地區。調查同樣採取訪談方法，獲得信息78條，近5年的僅26條。

調查“沒有得到豹種羣的準確數量，但可以看出豹在甘肅省已經相當稀少，僅殘存於甘肅與陝西、甘肅與四川交界的一些生境保存完好的地區”。

2009年，國家林業局結集出版一調的成果，《中國重點陸生野生動物資源調查》。書中總結了豹專項調查的結果，一部分是郜二虎等人開展的訪談調查，另一部分是各省區上報的數字。

關於華北亞種，書中寫道：“本次調查，山西、內蒙古、河南、河北、寧夏、甘肅等地尚有豹分佈，山西數量最多，其他地區數量稀少。由****於20世紀50-60年代‘打虎除害’同時也除‘豹害’，加之棲息地環境的改變，以致近30多年來許多地區的華北豹數量急劇減少或絕跡。”

至於種羣數量，書中給出的數字是：山西400只，北京10只，河北70只，內蒙古10只，陝西250只，甘肅400只，寧夏20只。

其中山西、北京、河北、寧夏，全部位於本文討論的華北地區範圍內，而陝西、甘肅、內蒙只有部分區域。

根據2000年前後的訪談調查，華北地區估計有600-700只華北豹。

在上世紀90年代末，晉中警察王卜平從可可西里歸來，開始在晉中尋找華北豹。老王找了幾位同伴，扛着照相機、攝像機在山上長期蹲守。

2006年，老王註冊三北貓科動物研究所。2008年，宋大昭和蔣進原到山西給王卜平當志願者；2010年，北京師範大學的馮利民博士參與進來；2012年，萬紹平也參與其中。2013年，這些人創辦民間保護機構：貓盟。

王卜平的出現，奇異地關聯起革命時代與保護時代。

老王的父親和爺爺，曾經是戰鬥在太行山上的八路軍戰士。在父輩戰鬥過的土地上，他用另一種武器，蹲守另一種來客。

王春平和王卜平。他們的名字碰巧有同樣的開頭和結尾。這似乎是二十年來華北豹保護的象徵：華北豹同時需要政府力量和民間力量。

這兩股力量懷抱同樣的初衷，使用不同的方法，期望實現同樣的目標。

2007年，郜二虎發表了六盤山的訪談調查結果。在論文最後，他説：“我國對金錢豹等大型食肉動物的調查較少……方法也比較落後。在國際上，衞星定位遙測技術、自動照像技術等先進技術不斷應用在大型食肉動物調查中並取得良好成效。”

他建議，“我國在以後調查中，引入這些先進方法，進行金錢豹種羣數量調查及監測。”

“自動照相技術”，即將改變華北豹調查的面貌。

山西華北豹的紅外相機調查。貓盟隊員：李玉東，周華榮 ©大牛

紅外相機調查

從2007年開始，華北地區陸續開始利用紅外相機，監測華北豹的蹤跡。

山西，華北豹最大的分佈區。

山西省林草局、北京師範大學和貓盟、北京林業大學、沃成環境研究所以及東北林業大學，曾在山西多地開展過調查。

從2007年起，三北貓科動物研究所和貓盟在山西晉中的和順縣和和順縣持續監測華北豹種羣。

2017年，東北林業大學在和順縣建立院士工作站。

2013-2014年，北京林業大學博士生拉瓜迪亞（Alice Laguardia）在歷山開展調查。

在河北，貓盟與駝梁和小五台山保護區合作，監測太行山北段的華北豹。

小五台山的華北豹

在內蒙東南角，貓盟與赤峯市黑裏河保護區合作，監測燕山山脈的華北豹。

在河南，中科院動物所與濟源太行山獼猴保護區合作，監測南太行的華北豹種羣。

在陝西北部，2016-2017年，馮利民與子午嶺林場合作開展調查，識別出28只華北豹成年個體，“最大的華北豹種羣”。

在甘肅東部，隴東學院的韓亞鵬在子午嶺西麓的秦直道上拍攝到華北豹。隴東學院的調查，與北師大的調查一起，證實子午嶺中生活有健康的華北豹種羣。

經過一百多年的戰爭、墾荒與造林，子午嶺依然是豹的家園。

出現在陝西子午嶺監控畫面中的豹，圖片來自網絡

在甘肅中部，蘭州大學的張立勳在蘭州附近的榆中貢井林場拍攝到華北豹。

貢井林場位於華北山地的最西端。這個林場的經歷類似塞罕壩，在荒漠中人工造出森林。

在寧夏，六盤山林業局力推華北豹紅外相機調查。早在2012年，保護區啓動了紅外相機監測。2015-2016年，借第二次全國野生動物資源調查的東風，林業局邀請東北林業大學調查華北豹。2017-2018年，林業局邀請陝西動物研究所，再次開展紅外相機調查。

2020年初，六盤山林業局邀請貓盟和復旦大學，啓動新的監測。

燕山，太行山，呂梁山，子午嶺，六盤山。

殘存的華北豹便生活於這些山地的林區中。

當然，華北豹並不一定需要森林，獵物對它們的意義甚於樹木。然而森林往往代表着更多的獵物。

荒野餘暉

2010年，在IUCN貓科動物專家組的《Cat News》中國特刊中，伊娃･朱策勒（Eva Jutzeler）、馮利民和劉偉石執筆總結中國豹的狀況。

朱策勒女士等人總結了兩部分數據。

第一部分是中科院動物研究所解焱研究員以及貓科動物專家組分別彙集的記錄。

結果顯示，豹廣泛分佈於華北地區。然而，許多記錄已經年代久遠。

來自Jutzeler et. al, 2010.

第二部分是國家林業局一調的結果。數據顯示，華北地區的豹，在開展調查的2000年前後，其分佈區已經高度破碎。

來自Jutzeler et. al, 2010.

“沒有可能估計豹的種羣數量，當地種羣的變化趨勢也屬未知。”朱策勒等人寫道。

他們進一步指出：在中國中部和南部，豹的存活取決於保護區內的有效保護。這些保護區將保存豹的源種羣。考慮到棲息地高度破碎化，必須確保源種羣之間的連通。

要有效保護豹，首要任務是在一些重要的保護區，開展保護和監測項目。

2015年，在北京林業大學攻讀博士的意大利姑娘艾麗斯･拉瓜迪亞（Alice Laguardia）發表論文，彙總截止2015年的信息，估計華北豹不過174-348只，而且分散在各個保護區中，多則30只，少則4-5只。

2016年，在安德魯･保羅･約克布森（Andrew Paul Jacoboson）牽頭的全球豹種羣評估中，關於中國豹的信息，便來自拉瓜迪亞的總結。

這份評估指出，曾經在中國廣泛分佈的華北豹，至少喪失了98%的歷史分區。

華北豹的分佈。來源：Jacoboson, et al. 2016。

約克布森的評估，又成為目前IUCN對華北豹的最新評估。

在IUCN2019年的評估報告中，華北地區確認的豹分佈區只有8片：

（1） 寧夏的六盤山；

（2） 陝西的隴縣-鳳翔；

（3） 陝西-甘肅交界的子午嶺；

（4） 山西呂梁山的龐泉溝；

（5） 山西呂梁山的五鹿山；

（6） 山西太行山中部；

（7） 山西-河南交界的太行山南端；

（8） 河北-北京的小五台-百花山。

另外，可能有豹的區域有兩片：

（1） 內蒙-河北交界的黑裏河一帶；

（2）甘肅天水和隴南東部。

華北地區已知的華北豹 /繪圖 貓盟

華北地區生態功能區：3-遼河源水源涵養重要區；4-京津冀北部水源涵養重要區；5-太行山區水源涵養與土壤保持重要區；46-黃土高原土壤保持重要區；55-鄂爾多斯高原防風固沙重要區

不過，這已經是五年前的狀況了。

結合近五年的調查，我們知道情況已經有了變化。

在蘭州東南的榆中和石家莊西部的駝梁，以及內蒙-河北交界，已經發現了豹的蹤跡。而小五台-百花山，已經有8年沒有發現豹了。

在華北地區，我們粗略估計有兩三百隻華北豹。當然，具體的數量還需要各研究團隊的協力合作。

即便如此，依然很少。

帶豹回家

經過近十年的調查，事實可能是：在華北地區，在十分之一的國土面積上，分佈有數個華北豹的小種羣，每個種羣多則30只、少則4-5只，而且彼此遠離。

如今，在中國東北，我們能在中俄邊境發現東北豹，與之同域分佈的還有東北虎。

生活在東北虎豹國家公園的東北豹 /圖源見水印

在中國西南的不同區域，豹喜憂參半。

在大熊貓分佈區，已經瀕臨滅絕的豹似乎在緩慢恢復。

在廣闊的青藏高原東部，依然生活有不錯的豹種羣，與雪豹共處一地。

而在西南邊境，豹已經岌岌可危，不過沿着邊境線也零星發現雲豹。

四川新龍拍攝到的豹

在華北地區，豹沿着胡煥庸線散佈於彼此隔離的山林裏。在格雷給予學名的1862年，豺狼虎豹並行於華北的山林。如今豺狼已去，虎嘯亦遠。

頑強生存的華北豹，是華北地區最後的大型食肉動物，也是華北荒